陶瓷是人类文化史上的重要发明,世界上不同地区的古代文明、不同文明传统内部之大小不等的地域性文化,都拥有差异程度不等的陶瓷文化,因此陶瓷史成为考古学上研究人类文化史、族群谱系关系史的最重要指示物,成为考古学上重建历史的最重要依据之一。陶瓷考古的研究内容是多方面的,民族考古向来是陶瓷史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中外考古学家、人类学家都予以重视。上世纪50年代以来,我国的考古学者主要在西南开展了一系列少数民族地区原始制陶的调查研究,著名的有李仰松先生关于云南佤族、傣族、彝族及海南黎族原始制陶工艺的调查,并结合仰韶文化的制陶工具发现,研究史前时代的制陶技术发展史的不同阶段,是制陶工艺之民族考古调查研究的奠基。此外,宋兆麟、黄展岳、杨原、张季、林声等人分别对贵州苗族、云南傣族、云南元谋汉族等原始制陶的调查研究,也都是这方面重要的成果。除了技术史的调研外,还有人作文化史的民族考古研究,我曾探讨过台湾高山族民族志中的原始陶器群与闽台史前文化间的源流关系。伴随着考古学的自身发展与完善,陶瓷史的民族考古学研究还可拓展更广阔的研究领域和空间。本期收入的三篇文章,在这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突破。从调研内容看,传统的调研几乎都集中于原始制陶,对陶瓷史上晚近历史时期的窑业技术史缺乏民族志的类比。东南地区是中国古代陶瓷发展的重镇、龙窑技术的中心之一,在世界陶瓷发展史上占据重要地位。东南龙窑技术源远流长,但龙窑技术史的复原研究主要是通过东南各省地下埋藏的唐、宋、元、明等历代窑址的考古发掘资料来展开,闽浙各省山地社会中若干年前仍旧青烟缭绕的龙窑工场,长期未能引起学者的注意。福建博物院羊泽林、栗建安、厦门市博物馆宋蓬勃、陈建国先生合作的《东南龙窑技术的历史记忆——厦门同安坑仔口现代陶窑调查》,独辟蹊径,首次披露了一处闽南现代龙窑的形态与结构,将一处近年刚刚停烧的现代龙窑的"准民族志"资料展现在研究者面前,必将引起窑业技术史学者、陶瓷史学者的一阵兴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