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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一封致总理的公开信吴海成为第一个“点菜”的“人民” 忆及人生中的第一趟中南海之行，吴海的声音仍有些兴奋
5月21日，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桔子水晶酒店CEO吴海迎来了一批特殊的访客——公安部的“回访团”。他们此行的目的是听取他对公安部门简政放权的意见和建议。这让吴海有些惊诧一一这都是以前自己登门求访的人，现在居然放下架子上门听取他的意见。
因一封致总理的公开信，吴海最近成了公众人物——敢向总理吐槽，他摊上大事了。不过，他的“憋屈”最终传到中央高层并得到总理的关注。5月12日，李克强在国务院召开的简政放权电视电话会议上直言：“人民群众对审批之弊感触最深，对改什么、如何改最有发言权。要搞开门改革，从政府部门‘端菜’变为人民群众‘点菜’。”5月14日，吴海被邀请进中南海参加有关政府简政放权的研讨会。有评论称，在从政府部门“端菜”到人民群众“点菜”的过程中，吴海的公开信使他成为第一个“点菜”的“人民”。
忆及人生中的第一趟中南海之行，吴海的声音仍有些兴奋。“这事儿，先让我抽根烟。”他对记者说。不难感受到电话那头，他正叼了一根烟，点火，吞云吐雾，整理思绪。
我说的事中央正在做
记者：写这封5000多字的信花了多长时间？
吴海：我是从凌晨1点多开始写，我写东西特别快，一个多小时就写好了，检查了一下错别字就发出去了。我是北京市东城区政协委员，去年1月8日，我在东城区政协全体大会上有个发言，讲的就是简政放权和政府职能转变。所以写信前，我对这个话题，整个逻辑是比较清晰的。
记者：信的言辞很辛辣，提到的问题也很尖锐，写的时寸候没有顾虑吗？
吴海：当时没想那么多，一气儿写完，趁着没后悔就发出来了。后来还是有点担心，因为现在国家在监督管理、行政审批这方面，许多规定的解释不是特别清楚，特别是行政处罚方面弹性比较大，我在信中提到了一些基层政府职能部门，如果他们觉得受到冒犯，他们可以拿合法的手段找我们麻烦，我是做开门生意的，怕被整。
记者：信里说担心这封信会给企业带来灭顶之灾，为什么会有这种担忧？
吴海：某些地方经商环境可能差一点，担心遭到某些部门的报复吧。
记者：现在还会有这种担忧吗？
吴海：说实话，发出去看见网上吵得那么凶，还是很担心。过了几天北京市政府工作人员找我，我才知道北京市委书记作了批示，让相关部门核查情况。再过了几天，中央某部门找我了解情况，去了以后，工作人员看我紧张，跟我开玩笑，说我们去找你没准以为我们是骗子呢，而且公开信不够正式，去找你没准算不上公事，用公车呢像是公车私用。其实我本来就有正式信件，只是不知道寄给谁，这次通过他们我知道了，于是我就寄出去了，信封上写的是xxx司长收，结果他们给我来电话说，我应该把收信人改成“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这个时候我才知道原来真是写给总理看了。我说的事情就是中央正在做的事，作为直接接触市场的企业，我们对基层更了解，向政府部门提意见和建议，这对国家有好处，言论环境也允许，所以越到后来就越不怕。
企业家们想讲不敢讲的
记者：公开信发表以后，除了李克强总理批示以外，各方反应如何，特别是文中提到的“那个城市”。
吴海：身边许多企业家觉得我讲出了他们想讲而不敢讲的话。政府部门的反应分两种，一种是像北京市东城区政府那样予以支持，他们平时对企业的管理就很规范，比如一直强调企业检查不要分成好几批，能联合大检查的就联合大检查，信誉好的企业就可以抽查，不要打扰企业正常营业。东城区的领导说得很直接，认为找企业麻烦就是吃饱了撑的。另外就是我提到的向企业征收“特种税”的“个别城市”，公开信出来以后就去问我们的城市经理，“你们吴总信里写的不是我们吧？我们做得不是太过分吧？”
记者：公开信里面有很多穿人看来尺度很大的说法，比如“企业是奴才，公仆是爷”，将政府法令比作“家规”，看见穿官衣的人就战战兢兢，这是你做酒店过程中的真实“憋屈”，还是一时冲动、略有夸张？
吴海：这是真实的感受。你要是开过酒店、餐馆，就会知道这种“憋屈”真实存在。企业是人开的，哪能保证不出问题呢？即便照规矩做事，也会有出错的地方，出了错认罚这没问题，就怕监督管理尤其是处罚没有量化。比如对一包过期的薯片怎么罚，裁量权掌握在执法人员手里，能多罚也能少罚；“二节”期间公开向企业要钱，利用管理权任意打扰企业正常营业-这不仅仅是意识问题，更是一种腐败。
记者：这种情况很普遍？
吴海：不仅仅是酒店行业，其他行业也会有这样的情况。我不是为自己的企业说话，而是反映这种现象并提出建议，希望国家解决。很多比我们企业规模小的中小企业，面对这些问题不敢说出来，因为说了可能会被“报复”。我之所以敢讲出来，一是因为作为政协委员，我的性格就是敢说；二是自己的企业规模也不小，说出来的风险还算扛得起。
记者：你在公开信里提到规则不明、相关部门滥用“家规”，这也是很多企业不敢说的原因？
吴海：是的，政策法规不清楚，弹性空间太大，就会形成寻租空间。另外就是监管是否到位的问题，就像八项规定一样，出台之前没有几个不敢吃喝的，出台以后有几个敢吃喝的？很多企业家不敢说，就是因为法规不清，监管不力，讲出真相以后，某些部门可以“合理合规”地制裁你。
期待的政企关系
记者：你比较期待的政企关系是什么样的？
吴海：企业运营，必然涉及行政审批、监督管理，说远离政府纯属扯淡。最好的关系就是良性互动。企业老实经营，政府予以信任，相互沟通就顺畅多了。出现问题依法解决，企业就愿听这话。
记者：企业家和老百姓说自已“憋屈”，很多公职人员同样在“诉苦”，你怎么看？
吴海：记得以前在南京秦淮区开店的时候，许多小商贩挡在酒店门口摆摊子，我们向城管反映问题以后，城管就在门口执法，可是到了晚上小商贩又把酒店大门挡住了，城管说“我们不能给你站岗吧”，这话说得对。后来我知道有商贩跟着女城管队员回家，还有人把城管队长的车给刮花了。最后没办法了，我决定亲自动手，刚把手搭在商贩的架子上，他们就喊“打人了”，幸亏周围还有网友作证。在这样一个非法治的情形下，谁都会觉得“憋屈”。如果是在一个公平法治的环境下，企业如果做得不好那就是没本事，就不会觉得“憋屈”。 政府端菜，群众点菜
记者：5周14日你被邀请去中南海参加座谈会，这也是政府与企业的良性互动？
吴海：对。我接到邀请是在座谈会前的周二，国办工作人员告诉我，着便装即可，有啥讲啥，不用紧张。比较让我意外的是，参加座谈会的有很多领导，他们却安排我与中国政法大学的副教授翟继光坐在正中间，旁边就是主持座谈会的国办领导。虽然是很小的细节，但是可以看出中央对基层企业的重视。
记者：座谈会上主要讲了什么内容？
吴海：我在会上有10分钟的发言时间。为了保证简政放权落实到“最后一公里”，中央应该把政府职能转变的观念灌输到地方和基层政府。另外，对于涉及某个行业的通用性政策，中央要有统一并且明确的规定，避免出现各地解读不一致的情况。
记者：中央层面的统一规定能否压缩地方部门权力寻租空间？
吴海：开一家酒店涉及许多管理部门，如果规则模糊不清、无法统一，每一个地方、每一个部门的审批标准都不同，比如明明属于工商部门的事情，其他部门也要掺和进来，这对企业而言就是巨大的麻烦。一位做药企的朋友告诉我，他宁愿经过中央审批，因为这样起码还有统一的标准，而各个地方的标准不一样，搞得他不知如何应对。中国百分之九十九的企业行政审批都在基层，基层政府是政策落实的“最后一公里”，这是最重要的问题。
记者：应该怎么解决“最后一公里”的难题？
吴海：李克强总理提到简政放权要由政府部门“端菜”变成人民群众“点菜”，我的理解是“菜”好不好吃，取决于掌勺的师傅和吃菜的顾客，待在办公室做“菜谱”的人不一定清楚，也就是说，简政放权需要政策执行者和相关企业、百姓一起来做。
记者：公安部在5周2I固去桔子水晶与你开座谈会，主要讲了什么？
吴海：我主要反映了两点，一是之前提到的更为合理的行政审批流程、量化监督管理机制；二是一些地方公安部门和政法部门存在干涉企业经营，在民事纠纷中拉偏架的情况。这些都是很多网友反映的意见。
记者：你觉得公开信的目的达到了吗？
吴海：简政放权、完善监管这些事情中央本来一直都在做，但是制定政策的人不一定比处于市场一线的企业家了解情况，所以这封公开信能够让相关部门更有紧迫感吧。
记者：许多人在你微信上留言，说你是第一个敢向总理“吐槽”的企业家，政改会留下你的名字。
吴海：改革肯定不是一帆风顺，政府总是往好的地方在走，我就是做了一件我认为应该做的事情，至于留名什么的说法过于夸张，我也没想过。相对于许多中小企业而言，桔子水晶规模稍大一些，本来能更有竞争优势，经营环境之类的问题也更有资源来解决，如果出现一个更为公平合理的市场环境，对我来说可能就是更为激烈的竞争环境。但我仍然愿意讲出那些“憋屈”。这是大话，但是真实。
5月21日，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桔子水晶酒店CEO吴海迎来了一批特殊的访客——公安部的“回访团”。他们此行的目的是听取他对公安部门简政放权的意见和建议。这让吴海有些惊诧一一这都是以前自己登门求访的人，现在居然放下架子上门听取他的意见。
因一封致总理的公开信，吴海最近成了公众人物——敢向总理吐槽，他摊上大事了。不过，他的“憋屈”最终传到中央高层并得到总理的关注。5月12日，李克强在国务院召开的简政放权电视电话会议上直言：“人民群众对审批之弊感触最深，对改什么、如何改最有发言权。要搞开门改革，从政府部门‘端菜’变为人民群众‘点菜’。”5月14日，吴海被邀请进中南海参加有关政府简政放权的研讨会。有评论称，在从政府部门“端菜”到人民群众“点菜”的过程中，吴海的公开信使他成为第一个“点菜”的“人民”。
忆及人生中的第一趟中南海之行，吴海的声音仍有些兴奋。“这事儿，先让我抽根烟。”他对记者说。不难感受到电话那头，他正叼了一根烟，点火，吞云吐雾，整理思绪。
我说的事中央正在做
记者：写这封5000多字的信花了多长时间？
吴海：我是从凌晨1点多开始写，我写东西特别快，一个多小时就写好了，检查了一下错别字就发出去了。我是北京市东城区政协委员，去年1月8日，我在东城区政协全体大会上有个发言，讲的就是简政放权和政府职能转变。所以写信前，我对这个话题，整个逻辑是比较清晰的。
记者：信的言辞很辛辣，提到的问题也很尖锐，写的时寸候没有顾虑吗？
吴海：当时没想那么多，一气儿写完，趁着没后悔就发出来了。后来还是有点担心，因为现在国家在监督管理、行政审批这方面，许多规定的解释不是特别清楚，特别是行政处罚方面弹性比较大，我在信中提到了一些基层政府职能部门，如果他们觉得受到冒犯，他们可以拿合法的手段找我们麻烦，我是做开门生意的，怕被整。
记者：信里说担心这封信会给企业带来灭顶之灾，为什么会有这种担忧？
吴海：某些地方经商环境可能差一点，担心遭到某些部门的报复吧。
记者：现在还会有这种担忧吗？
吴海：说实话，发出去看见网上吵得那么凶，还是很担心。过了几天北京市政府工作人员找我，我才知道北京市委书记作了批示，让相关部门核查情况。再过了几天，中央某部门找我了解情况，去了以后，工作人员看我紧张，跟我开玩笑，说我们去找你没准以为我们是骗子呢，而且公开信不够正式，去找你没准算不上公事，用公车呢像是公车私用。其实我本来就有正式信件，只是不知道寄给谁，这次通过他们我知道了，于是我就寄出去了，信封上写的是xxx司长收，结果他们给我来电话说，我应该把收信人改成“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这个时候我才知道原来真是写给总理看了。我说的事情就是中央正在做的事，作为直接接触市场的企业，我们对基层更了解，向政府部门提意见和建议，这对国家有好处，言论环境也允许，所以越到后来就越不怕。
企业家们想讲不敢讲的
记者：公开信发表以后，除了李克强总理批示以外，各方反应如何，特别是文中提到的“那个城市”。
吴海：身边许多企业家觉得我讲出了他们想讲而不敢讲的话。政府部门的反应分两种，一种是像北京市东城区政府那样予以支持，他们平时对企业的管理就很规范，比如一直强调企业检查不要分成好几批，能联合大检查的就联合大检查，信誉好的企业就可以抽查，不要打扰企业正常营业。东城区的领导说得很直接，认为找企业麻烦就是吃饱了撑的。另外就是我提到的向企业征收“特种税”的“个别城市”，公开信出来以后就去问我们的城市经理，“你们吴总信里写的不是我们吧？我们做得不是太过分吧？”
记者：公开信里面有很多穿人看来尺度很大的说法，比如“企业是奴才，公仆是爷”，将政府法令比作“家规”，看见穿官衣的人就战战兢兢，这是你做酒店过程中的真实“憋屈”，还是一时冲动、略有夸张？
吴海：这是真实的感受。你要是开过酒店、餐馆，就会知道这种“憋屈”真实存在。企业是人开的，哪能保证不出问题呢？即便照规矩做事，也会有出错的地方，出了错认罚这没问题，就怕监督管理尤其是处罚没有量化。比如对一包过期的薯片怎么罚，裁量权掌握在执法人员手里，能多罚也能少罚；“二节”期间公开向企业要钱，利用管理权任意打扰企业正常营业-这不仅仅是意识问题，更是一种腐败。
记者：这种情况很普遍？
吴海：不仅仅是酒店行业，其他行业也会有这样的情况。我不是为自己的企业说话，而是反映这种现象并提出建议，希望国家解决。很多比我们企业规模小的中小企业，面对这些问题不敢说出来，因为说了可能会被“报复”。我之所以敢讲出来，一是因为作为政协委员，我的性格就是敢说；二是自己的企业规模也不小，说出来的风险还算扛得起。
记者：你在公开信里提到规则不明、相关部门滥用“家规”，这也是很多企业不敢说的原因？
吴海：是的，政策法规不清楚，弹性空间太大，就会形成寻租空间。另外就是监管是否到位的问题，就像八项规定一样，出台之前没有几个不敢吃喝的，出台以后有几个敢吃喝的？很多企业家不敢说，就是因为法规不清，监管不力，讲出真相以后，某些部门可以“合理合规”地制裁你。
期待的政企关系
记者：你比较期待的政企关系是什么样的？
吴海：企业运营，必然涉及行政审批、监督管理，说远离政府纯属扯淡。最好的关系就是良性互动。企业老实经营，政府予以信任，相互沟通就顺畅多了。出现问题依法解决，企业就愿听这话。
记者：企业家和老百姓说自已“憋屈”，很多公职人员同样在“诉苦”，你怎么看？
吴海：记得以前在南京秦淮区开店的时候，许多小商贩挡在酒店门口摆摊子，我们向城管反映问题以后，城管就在门口执法，可是到了晚上小商贩又把酒店大门挡住了，城管说“我们不能给你站岗吧”，这话说得对。后来我知道有商贩跟着女城管队员回家，还有人把城管队长的车给刮花了。最后没办法了，我决定亲自动手，刚把手搭在商贩的架子上，他们就喊“打人了”，幸亏周围还有网友作证。在这样一个非法治的情形下，谁都会觉得“憋屈”。如果是在一个公平法治的环境下，企业如果做得不好那就是没本事，就不会觉得“憋屈”。 政府端菜，群众点菜
记者：5周14日你被邀请去中南海参加座谈会，这也是政府与企业的良性互动？
吴海：对。我接到邀请是在座谈会前的周二，国办工作人员告诉我，着便装即可，有啥讲啥，不用紧张。比较让我意外的是，参加座谈会的有很多领导，他们却安排我与中国政法大学的副教授翟继光坐在正中间，旁边就是主持座谈会的国办领导。虽然是很小的细节，但是可以看出中央对基层企业的重视。
记者：座谈会上主要讲了什么内容？
吴海：我在会上有10分钟的发言时间。为了保证简政放权落实到“最后一公里”，中央应该把政府职能转变的观念灌输到地方和基层政府。另外，对于涉及某个行业的通用性政策，中央要有统一并且明确的规定，避免出现各地解读不一致的情况。
记者：中央层面的统一规定能否压缩地方部门权力寻租空间？
吴海：开一家酒店涉及许多管理部门，如果规则模糊不清、无法统一，每一个地方、每一个部门的审批标准都不同，比如明明属于工商部门的事情，其他部门也要掺和进来，这对企业而言就是巨大的麻烦。一位做药企的朋友告诉我，他宁愿经过中央审批，因为这样起码还有统一的标准，而各个地方的标准不一样，搞得他不知如何应对。中国百分之九十九的企业行政审批都在基层，基层政府是政策落实的“最后一公里”，这是最重要的问题。
记者：应该怎么解决“最后一公里”的难题？
吴海：李克强总理提到简政放权要由政府部门“端菜”变成人民群众“点菜”，我的理解是“菜”好不好吃，取决于掌勺的师傅和吃菜的顾客，待在办公室做“菜谱”的人不一定清楚，也就是说，简政放权需要政策执行者和相关企业、百姓一起来做。
记者：公安部在5周2I固去桔子水晶与你开座谈会，主要讲了什么？
吴海：我主要反映了两点，一是之前提到的更为合理的行政审批流程、量化监督管理机制；二是一些地方公安部门和政法部门存在干涉企业经营，在民事纠纷中拉偏架的情况。这些都是很多网友反映的意见。
记者：你觉得公开信的目的达到了吗？
吴海：简政放权、完善监管这些事情中央本来一直都在做，但是制定政策的人不一定比处于市场一线的企业家了解情况，所以这封公开信能够让相关部门更有紧迫感吧。
记者：许多人在你微信上留言，说你是第一个敢向总理“吐槽”的企业家，政改会留下你的名字。
吴海：改革肯定不是一帆风顺，政府总是往好的地方在走，我就是做了一件我认为应该做的事情，至于留名什么的说法过于夸张，我也没想过。相对于许多中小企业而言，桔子水晶规模稍大一些，本来能更有竞争优势，经营环境之类的问题也更有资源来解决，如果出现一个更为公平合理的市场环境，对我来说可能就是更为激烈的竞争环境。但我仍然愿意讲出那些“憋屈”。这是大话，但是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