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麻栗坡县原县委书记、文山州民政局原局长赵仕永贪污受贿近500万落马,被称为全国最贪县委书记。据了解,大到万元以上的彩电、冰箱、皮包、手表,小到几元的洗漱品、袜子等,赵仕永都公然以公款报销,创下贪官中的报销之最,是名副其实的“报销王”。(4月19日《昆明日报》)
　　何为报销?就是自己花了钱,得用公家的财政来补偿,可是,这里得有一个前提,即这份钱得是为公家而花或是为公共利益服务的才行。然而,在赵县长的财政世界里,报销却完全是另外的概念,无论什么方面的花销,都可以拿去单位报销,大到家电,小到袜子。这样的财政运行现状,不可谓不雷人。然而,笔者想来,这何尝不是时下政府单位财政体制中的正常现象呢?
　　坊间有这样的评判标准,看一家工作单位好坏,单看报销的内容就知晓了。福利好、奖金周转快的单位,报销的范围自然很广大;福利差的穷单位,就不只是报销范围小的问题了,有时候为公家做了事还得白搭上自家的私房钱。
　　可是,无论是好单位还是坏单位,有一个共识就是私人用品是不可以报销的——这一点,相信三岁大的孩子都会明白,更不用说县长大人及他手下的一班财政干将了。于是,从县长“袜子公款报销”的故事里,我们不只能阅读到单位的财政运转情况,更主要的一点,没有人敢对县长的这种行为做出质疑,即便这是个社会常识,即便这只涉及两三块钱……
　　显然,没有人质疑县长“公款报销袜子”是时下“一把手”们的真实生存寓言。在笔者看来,这便是官本位的可怕之处,这也不是简单的财政监督问题了,此外还包括上级对下级的绝对领导权力与下级对上级的绝对服从权力。
　　在这种体制下,即便再正义的人也只能选择“犬儒”地生活,看似每个人都不拘小节、大行不顾细谨、大礼不辞小让,实则是一种体制逼压下的懦弱表现。这种体制之下,出现贪污受污500多万的“最贪县委书记”,也便是平常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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