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开始任职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的余永定，1979年进入该所学习，1988年赴英国牛津大学留学，1994年获经济学博士学位后回国。2004年到2006年，他担任了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专家委员。
　　熟悉余永定的人说，他身上带着浓厚的书生气。“有时候出去谈研究项目，因为他觉得项目对这个国家的改革很重要，和对方讨论得很投入，自己就会忘了讲价钱。”在公共领域，余永定过去长期习惯保持沉默，包括他在担任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期间。
　　
　　然而，当时间走到2007年，国内各个流派为中国是否存在通胀、中国通胀和中国的汇率制度关系问题争论不停时，惯于缄默的余永定从主流经济学界里站出来，为普通民众就他们可能看不大懂的经济和金融现状做出了真诚的解释。2007年一年，他连续在国内外不同的财经媒体以及综合媒体发出声音：由于目前中国经济的主要问题是资产泡沫和通货膨胀，注意力的中心应放在如何抑制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上，汇率政策应服从抑制通货膨胀这个中心目标；为了抑制通货膨胀，可以在一程度上牺牲汇率稳定。
　　余永定说，“人民币升值其实是一石三鸟的手段。因为升值—方面可以抑制通货膨胀，另一方面可以促使中国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汇率升值引起的相对价格变化，将会促使资源从出口部门向服务业转移。第三，要遏制当前中国的资产价格泡沫，加息是不可或缺的政策。如果汇率缺乏弹性，那么人民币加息将导致中美息差进一步缩小，引致更多的资本流入，从而加剧中国国内流动性过剩的状况。因此人民币加速升值是加息政策变得有效的前提条件。”
　　面对国内反对人民币升值的声浪，余永定毫无保留的表达，对于一个习惯于沉默的学者，显得十分不平常。而他所发出的开始听起来似乎有些“异样”、随后才逐渐被人们理解并接受的声音，在这个国家的公共讨论里，弥足珍贵。
　　私下的场合，余永定偶然和朋友提起，“我已经是过来人，曾经以为将会不久于人世。”不过，目前还没有人能够清晰地把他的“曾经以为”，与他从惯于沉默到勇于发言的转变联系起来。熟悉他的人仍然看得出，他很不喜欢媒体的炒作行为。在公共领域为学与为人，是一个学者的两面；有时，从一面，人们也可以窥见另一面。在当今中国，随着知识尤其是经济领域知识的专业化趋势，大众如何正确理解、参与相关的公共政策制订并客观预判其实施后果，理性维护自身的利益，客观上需要跨越很高的“门槛”。然而，只要经济学人们能够从知识分子的良心出发就公共问题发言，认识到“学界精英”在民主社会中的应有位置和作用，大众就更有理由对未来保持一份乐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