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20年代初,作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陈独秀曾三次南下广州,他指导、建立了广州早期党组织,并任书记(后由谭平山接任),开展了一系列的革命活动,包括1922年在广州出席中国第一次全国劳动代表大会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1923年主持中共中央机关从上海迁驻广州,召开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在会上作了主题报告。这是陈独秀一生中十分重要的阶段。尽管他接受马克思主义时间不长,具有的共产主义理论水平还是初步的,但是,他善于独立思考,开始探索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中国革命的道路应该怎么走的问题,并提出了一些重要的宝贵的理论思想。笔者现围绕陈独秀在广州革命活动和有关的历史事件作一考察。
　　1920年,由于新文化的宣传、五四运动的开展以及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在陈独秀、李大钊周围团结了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他们深入工人群众中宣传,促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他们开始酝酿成立中国共产党。1920年8月,陈独秀在上海成立共产党组织,并任书记。该组织通过写信联系、派人指导或具体组织方式,积极推动各地党组织的建立,实际上起到了发起组的作用。接着(10月),李大钊在北京成立共产党组织。此后,陈独秀把目光投向了广东。
　　广东,地处祖国南端,濒临南海,毗邻港澳,是我国近代史上最早进行中西文化交流和接受西方各种思潮的地方,是革命的策源地。上海党组织成立后,陈独秀致函他在北大时的学生(已毕业回到广州)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商约在广州建党,并得到他们赞同。他们在广州筹办出版《广东群报》,宣传新文化。陈独秀很高兴,写信热情鼓励:“广州是我国重要的省城,在历史上是革命策源地,曾多次起过先驱作用,做出过重要贡献,而今更应顺应历史潮流,发挥更大作用。”同年10月20日,《广东群报》出版。陈独秀致书祝贺,希望他们继承历史传统,急流勇进,以为民先驱的精神,肩负开启民智的重任。他还在《广东群报》创刊号上发表10月2日写的《敬告广东青年》一文,向广大青年朋友致以殷殷寄语。
　　无独有偶,历史的机遇出现了。同年底,粤军总司令陈炯明领军赶走统治广东的桂系军阀莫荣新,收复广州,主政广东。12月5日,他致电邀请陈独秀南来广州执掌教育工作。陈独秀去函征询李大钊和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意见。李大钊表示赞同,认为那样既可以将新文化和社会主义思潮带到广东,又可以在广东发动共产主义者组织。于是,陈独秀就有了第一次广州之行。
　　
　　一
　　
　　1920年12月17日,陈独秀怀抱着“改造广州社会”的“无穷希望”乘船赴广州,同去的有上海党组织成员袁振英、李季。他们经香港,于12月26日抵达广州,先入住大东酒店,不久搬至泰康路太平沙附近的回龙里九曲巷11号二楼,并为寓所起名叫“看云楼”。陈独秀在广州生活、工作至1921年9月离穗返沪,共9个多月时间。
　　陈独秀到广州后,受到社会各界人士欢迎。时任《新民国报》记者的陈伯衡当时就参加了欢迎陈独秀来粤的活动,《新民国报》发表文章表示欢迎,还登载了陈独秀关于教育方面的计划。陈独秀利用陈炯明委任的广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职务,主要做了3项工作:
　　一、创新教育,开启民智
　　1920年11月初,陈独秀接陈炯明电,请去粤主持教育,提倡新思想,发展新文化。陈独秀提出办教育的3个条件:即教育独立,不受行政干涉;以广东全省收入十分之一做教育经费;行政措施保证教育工作。陈炯明“保证决以全省岁入十分之一以上为教育经费,无论如何,决不短发”。
　　在得到陈炯明的保证后,陈独秀抵达广州,随即开始宣传新教育思想,他指出:“新教育是注重在改良社会,不专在造成个人的伟大。”就是着眼于整个社会,而不是造就少数几个人。他提出改革教育计划的三大纲,即未成年教育、成年教育、专门教育,要建立全面的教育系统,对人才从小到大进行培养。强调“刷新教育,必先收罗人才。大学所在即人才所在,故须先行建设大学”。1921年1月初,陈独秀再向陈炯明提出刷新教育、加强管理的3个方案:《广东全省教育委员会组织法》、《全省学校系统图》、《每年教育经费概算表》,均得到孙中山、陈炯明的支持。1921年1月,他派袁振英任广东省立一中校长,并支持袁首创中学男女同校,却受到广东省教育会会长汪精卫等守旧派人士的强烈反对。经过辩论,袁振英派取得胜利。于是省立一中带头实行男女同校,招收女生插班生,为全国之冠。接着,广州执信女中也实行男女同校,招收男生插班生。从此,陈独秀在广州支持首创的中学男女生同校,逐步影响全国。陈独秀还主张先办广东大学,培养人才,并注重知识的普及。他深入到理发工人中去,参加他们成立的工会大会,并发表讲话,说:“工人的知识比较缺乏,故求知识,是今日工人一件很重大的事情。我现在想在广州设立许多劳动补习学校,令工人有求知识的地方,我希望诸君将来肯匀出一点时间入劳动学校学习。”不久,理发工会补习学校开学,陈独秀亲到学校做指导。
　　二、广泛宣传新文化和马克思主义,唤起民众
　　陈独秀到广州后,各界人士慕名而来,纷纷请他撰稿和演讲。陈独秀的日程“逐日排满”。据记载,单是1921年1月间,陈独秀不到广州各类学校发表了7次大型演说。他运用马克思主义和唯物主义的理论,分析和阐明了有关社会主义、教育、劳动运动、人生观、妇女解放等问题。还撰写了大量的政论文章,在《广东群报》、《新青年》、《民国日报》、《曙光》、《劳动与妇女》等报刊上发表。据不完全统计,他在广州这段时间共发表40多篇文章,这些文章大多是短小精干的短文,其主要观点是:
　　第一,宣传劳动神圣,劳动创造世界。“天地乃劳动者开辟出来的”,大凡以体力脑力做工的,一概都是劳力的运动。脑力和体力是同一个阶级。知识分子要与体力劳动者结合,“共同进行,把资本家推倒,打破雇主与被雇主,不生分别,没有阶级,便可做成社会上种种改造的事业”。因此,他希望广州青年要做贫苦劳动者的朋友,不要做官僚资本家的佣奴。
　　第二,认为军人有新旧之别。新军人与旧军人根本不同的是有两大信条:“一是要做社会公有的军人,不做个人私有的军人”;“二是要做生产力的军人,不做单纯浪费的军人”。这是针对当时旧军人拥兵自重,割据一方而提出的,他认为中国祸乱的根源在于军阀割据,“武人割据是中国唯一的乱源”,故他反对所谓“联省自治”。
　　第三,宣传妇女解放与劳动者解放一致的观点。指出,只有实行社会主义,劳动者与妇女才能获得真正解放。
　　第四,宣传社会主义。陈独秀指出“社会主义”有5派: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工团主义、行会社会主义。“只有俄国的共产主义在名义上、在实质上,都真是马克思主义。”认为中国不但有讲社会主义的可能,而且有急于讲社会主义的必要。中国应该采用共产主义的主张。他还指出社会主义在中国应该如何进行,系统地论述了人类社会进化的历史“证明社会主义是今后必走的路”,而在各种社会主义中,“马克思派的科学社会主义为最好”;社会主义如何在中国开始进行,强调“首先要做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的国民革命”。
　　第五,主张无产阶级专政,批判无政府主义。无政府主义在广东传播较早,尤其在工人中较有影响。陈独秀对社会主义的宣传,强调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必然性,批判无政府主义者宣扬绝对自由的虚无主义。
　　第六,主张中国革命靠自己的力量来搞。他第一次提出要摸索中国的革命道路。主张革命要靠自己的力量尽力而为,不要用第三国际的钱。拿人家的钱,就要跟人家走。并指出,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还早得很,可能要一百年上下。
　　三、建立广州党组织,使广州成为继上海、北京之后建立地方党组织的重要地方
　　陈独秀到广州后,以他为中心,汇聚了一批志同道合的人物,如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和省立甲工学生阮啸仙、周其鉴、刘尔嵩、张善铭以及杨匏安等,他们一起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商议建立党的组织。谭平山曾说,陈独秀一到广州,不久就找到我,叫我任广东教育行政委员会的副委员长,委托我组织共产党在广州的组织。谭平山等人按陈独秀的函约,第一步先组织了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1920年下半年),有杨匏安、阮啸仙、刘尔嵩等数十人参加。该团因宗旨不够明确,后解体。
　　1921年1月, 陈独秀把他起草的党纲交给区声白、梁冰弦等人讨论,无政府主义者反对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等条文。经过几次激烈的争论,意见未能统一,无政府主义者便退出党组织。而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等则赞成陈独秀的主张。于是,众人着手建立新的共产党组织。陈独秀说:“现在孙中山、陈炯明在广州已建立了政府,正是开展民众运动的最好机会。但是,领导民众运动,个人的领导是比不上组织的领导的,就是一个小团体,也担负不起领导民众运动的历史重任,为使广东民众运动获得更大的发展,必须建立一个领导组织。北京、上海各地已有共产主义集团的组织,名称就叫共产党。我的意见,广东也应该建立一个共产党的组织,去担负起领导民众运动的任务。”广东共产党组织就此成立(党的一大后称广东支部)。书记初由陈独秀任,后由谭平山继任,谭植棠任宣传委员,陈公博任组织委员。党员有陈独秀、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以及原上海党组织成员沈玄庐、袁振英、李季、米诺尔、别斯林等9人。受上海党组织派遣,到广州见陈独秀的包惠僧也参加广州党组织活动。
　　陈独秀在广州继续指导上海发起组的工作。1921年3月,他草拟了一个党章草案,寄给上海主持工作的李汉俊(上海党组织代理书记)。关于党组织,建议采取中央集权制。李汉俊也草拟了一个草案,寄给陈独秀,他主张地方分权制,与陈发生了争执。李汉俊愤而辞去代理书记职务,改由李达接任。
　　旅法党小组也是在陈独秀的关心、帮助下成立的。北京早期党员张申府于1977年回忆:“周恩来和刘清扬(时在法国)都是我介绍入党的,时间约在1921年1月或2月,先介绍刘清扬,然后由我和刘清扬介绍周恩来。当时入党手续是和周恩来谈话后,写信向陈独秀(时在广州)报告。”该书还提到,1921年2月,赵世炎通过陈独秀的介绍,同张申府接上党组织关系。1921年4月,陈公培接到陈独秀的信去见张申府,也接上了党组织关系。 张申府说:于是我和周恩来、刘清扬、赵世炎、陈公培成立了小组。没有正式名称。成立后报告了陈独秀(时在广州)。
　　陈独秀在广州还指导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上海、北京、广州、武汉、长沙、济南和旅法、旅日共产主义小组先后建立后,召开全国统一的代表大会就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1921年6月3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马林来华,到达上海,催促召开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为此,李汉俊等函电交驰,屡催陈独秀及广东代表赴沪参加一大。陈独秀在谭植棠家召集广东党员开会,表示自己因兼广东大学预科校长,正争取一笔款子修建校舍,不能去沪,遂指派陈公博和包惠僧出席一大。陈独秀为大会起草了一份党纲,写了一封致各代表的信及向大会提出关于组织与工作的4点意见,要求大会在讨论党纲党章时予以注意:一、党员的发展与教育;二、党的组织原则;三、党的纪律;四、群众工作。
　　1921年7月23日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会议在陈独秀缺席的情况下,推选陈独秀为中央局书记,并讨论了陈独秀所拟的党纲。广东支部代表陈公博、陈独秀指派的代表包惠僧出席了一大。
　　党的一大后,广东支部决定发展党员,扩大党组织,先后吸收阮啸仙、刘尔菘、杨匏安、冯菊坡、王寒烬、罗绮园、杨章浦、黄裕谦、郭植生、梁复然、陈适曦、张善铭、谭天度等入党。
　　与此同时,党组织大力开展宣传工作,积极培养革命骨干。一是以《广东群报》为机关报,大量转载上海《共产党》月刊文章和刊登陈独秀、李大钊、李达、谭平山、陈望道、沈雁冰、李季、瞿秋白等理论先驱的文章。上海《新青年》杂志社也迁到广州昌兴路26号出版。二是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除党小组成员外,吸收了一批高、中等学校学生参加,有会员80多人。三是陈独秀利用教育委员会委员长的职权,创办了“宣传员养成所”。办校的目的是为了宣传和普及马克思主义,造就未来开展群众工作的干部。陈独秀有时也到该校讲课。四是举办注音字母教导团,指定张毅汉为主任。由陈独秀、谭平山、谭植棠等授课,学员多是广州中、小学教师。五是举办广州机器工人补习学校,旨在提高工人的文化水平和思想觉悟,由谭天度和黄裕谦任班主任。六是办“俄语学校”,由米诺尔及其夫人任教,引导学生研究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所有这些,都为广东宣传马克思主义,为创建和发展广东党团组织培养干部,起了重大作用。
　　1921年8月前几天(另称9月),陈独秀在包惠僧陪同下回到上海,主持中央局工作,成为职业革命家。10月,他正式辞去广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的职务,全力领导党组织,将工作重心放在工人运动上,同时促使党团组织的发展。
　　
　　二
　　
　　1922年4月4日,中共中央在杭州召开全会(即第一次西湖会议),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建议共产党人直接加入国民党,以便于在国民党内开展政治活动。这个意见没有被全会接受。
　　为了讨论国共合作问题,1922年4月底,陈独秀与张国焘一起赴粤。在广州,连续召开了3个会议。至5月12日,离穗返沪。
　　在穗期间,首先召开了中共党团领导干部会议。参加者有张国焘、张太雷、林伯渠、蔡和森、邓中夏、谭平山、俞秀松、刘尔嵩等20多人,青年国际代表、俄国人达林,以苏俄全权代表身份出席了会议。会议首先传达了同年1月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精神。那次大会以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理论为指导,分析了当时的国际形势,讨论了共产党同民族革命政党合作等问题,指出了中国和远东各被压迫民族当前的革命任务是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这对中国革命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可是,与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的问题却引起了激烈的争论,而且争论持续了好几天。陈独秀动摇不定,但在长时间的讨论以后,他认识到了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大多数与会者同意了(附有很多保留意见)统一战线的策略,但没有通过一定的决议,会议决定继续讨论。应该说,在国共合作的重大问题上,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是慎重的,是认真思考的。当时,党内主导意见反对加入国民党,实行国共合作,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国民党作为资产阶级政党,在历史上虽然有其进步作用,但要共产党人加入,与之合作,大家一时难以接受,毕竟两个党代表着两个不同的阶级。况且,共产党尚处幼年阶段,对马克思主义缺乏深入的了解,对许多随之而来的革命问题还缺乏认识和思想准备,故会议没有通过决议。但是,他们能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精神,在共产国际代表的帮助下,结合国际国内激烈动荡、复杂多变的形势,经过数天激烈的争论,对中国国情有了新的认识,在思想上,开始了从社会主义革命到国民革命的转变、从排斥国民党到联合国民党的转变。
　　5月初,陈独秀出席在广州召开的全国第一次劳动大会与青年团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他在会上宣传了反帝反封建的政治主张,大会接受了党提出的“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政治口号。这是这两次大会所取得的重要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