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面临刑事指控时，可以仰仗的是他的辩护律师。可是，如果连律师也不说实话，甚至误导客户，使其陷入更为不利的境地时，当事人该怎么办呢？
　　洪都拉斯移民帕蒂利亚是一名司机，已在美国合法居住40多年。2001年，肯塔基州警方在帕蒂利亚的汽车拖车内发现了1000磅大麻，遂以涉嫌贩卖毒品罪为由逮捕了他。
　　此案庭审之前，检察官提出进行辩诉交易，即帕蒂利亚主动认罪，检察官向法官求情，请求从轻处罚。辩诉交易一旦达成，可由法官直接量刑，免去陪审团审判环节。帕蒂利亚向律师咨询，问认罪会不会影响到自己的移民身份。他的律师说：“不必担心这个，因为你在美国已居留了足够长的时间。”
　　在律师的指引下，帕蒂利亚选择了认罪。法官判他入狱5年。宣判后，帕蒂利亚才知道自己被律师忽悠了。原来，美国联邦法律有一条刚性条款，规定任何触犯“加重重罪”的移民，无论在美国居住多久，服刑之后，都将被驱逐出境。而贩毒等非暴力犯罪，也属于“加重重罪”。这就意味着，帕蒂利亚一旦认罪，必然面临被驱逐出境的遭遇。
　　帕蒂利亚认为，如果律师事先申明不利后果，他会坚持要求接受审判，哪怕最后被陪审团定了罪，自己也认了。于是，帕蒂利亚提起上诉，认为自己在诉讼过程中没有得到律师的“有效帮助”，诉讼程序因违反宪法第六修正案而无效。
　　肯塔基州最高法院驳回了帕蒂利亚的诉讼请求。法官认为，宪法第六修正案保证刑事被告得到“称职律师的有效协助”，但律师只管就量刑问题提供建议，不负责“驱逐出境”之类的“间接后果”，算不上未提供“有效协助”。帕蒂利亚无奈，只好请求联邦最高法院调卷复审此案。
　　最高法院以7∶2票裁定，撤销肯州最高法院的判决，将此案发回重审。
　　反对撤销原判决的斯卡利亚撰写的异议意见指出，只有在一个“堪称完美的世界”里，刑事律师才有能力告诉被告全部可能发生的间接后果，但是，宪法“并非全知全能的工具”，更不能保证一个完美世界的存在。帕蒂利亚固然倒霉，但类似情形应留给立法机关解决。法院无权决定律师该告诉客户什么，不该告诉客户什么。
　　斯卡利亚的意见并非没有道理，犯人被定罪后导致的间接不利后果形形色色，律师当然不可能事无巨细，一一向被告解释清楚。如果动辄以律师解释不全为上诉理由，估计所有以辩诉交易达成判决的案件都得翻案。但是，单纯就驱逐出境这一后果而言，显然不能与其他“间接后果”画上等号。因此，同意撤销的斯蒂文斯大法官代表多数方5位大法官撰写的法院意见指出，对这些移民，尤其是长期居住的移民来说，驱逐出境无异于终身放逐，与刑罚的效果相当，不是什么“间接后果”。律师有必要在辩诉交易前，告诉他们这一后果。“我们必须确保没有任何刑事被告人，受不胜任的律师摆布，无论他是不是美国公民，这是我们的宪法责任。”
　　司法的主要功能，未必是创制什么新规则，但是，伴随时代发展，不断界定公民权利保障的界限，却是大法官的职责所在。至少在什么是律师对被告人的“有效帮助”这一问题上，帕蒂利亚案的判决再次向前迈进了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