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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京20多年了，从平房到楼房，我家几经搬迁，但住所从没离开过丰台火车站半径5公里的范围。他总是唠叨：“总觉得有一天，我们会坐火车回去的。”
很久以前在书中看到一句话：“可能中国人是不配有乡愁的，为了活得更好离开故乡，仿佛离开故乡才能活得更好。没成功永远漂泊，成功了在别处扎根。”
我的家庭为这句话做了很好的诠释。我的爷爷共有三个子女，在物资匮乏的年代，他们无一例外地离开了那个以制造砖窑为生的村庄——浙江温岭瓦窑头村。
“把拉绳往肩膀上一套，拖着装满砖头的板车，人活得像个牲口。”父亲的回忆，在我脑海中勾勒出的画面只是一种落魄。
闷热的土砖窑无处透风，烟尘弥漫。劳作没有男女、老幼之分，全凭一身力气。人们日复一日地运粘土、扣砖坯、烧窑、装车。每每汗流浃背，如同水洗，黏在脸上的头发引来阵阵瘙痒，用手一挠，就是个花脸。
“你在木盆里哭，我在砖窑洞里哭。”由于实在无人照看，母亲只能把婴儿时期的我放在洗澡的木盆里，搁置在窑洞外。只有她拉着板车经过时，才有时间探身看看盆里的小人儿……
最终，父母离开了故乡，来到千里之外的北京。那年，我两岁。自此，我们与故土的关系是：一个家庭、两座城、一列火车。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隔山隔水的北京与浙江之间，只能先乘坐绿皮火车到上海，再由上海转乘汽车回乡。对于晕车的我来说，两天三夜的旅途是极想躲避的。
曾经，由于舍不得花钱，父母返乡的次数少得可怜，而每次返乡必定是为了“过年”。当然，即使花钱了，也只能买到站票。
“让开了，让开了。”在无处插针的车厢内，火车售货员的叫嚷声可以抽走最后一丝氧气，人们烦躁不安，使得拥挤着的身体更加扭曲。
父母往往会挤出个容身之所，让我时而扒着椅背站在过道上，时而坐在厕所旁的行李上，时而缩在别人的座位下，也有好心的陌生人会抱着我在他们的腿上坐一会儿。
如果说绿皮火车上的白天还可以忍受，那黑咕隆咚的夜晚就变得异常漫长了。
在大家睡得东倒西歪的呼噜声中，我总是最清醒的一个。在车窗关闭的空间中，总有一种混合气体钻入我的鼻孔。有时我会用力嗅嗅，也实在辨别不出到底是袜子的味道，还是汗味、烟味，亦或是车厢里随处可见的垃圾味道。
这种混合气味使我难以入睡。那年，我六岁。
有了经历，人就有了辨识能力。长大后，偶尔看到一些文学作品用“奔驰”、“寻梦”等词汇去装饰绿皮火车这个“闷罐”时，总会猜想作者必然没有在“春运”时坐过绿皮车，要不何来这些不负责任的描述。
故乡的贫穷，返乡的奔波，并没有留给我多少痛苦，毕竟那是父辈经历的艰辛。但那些模糊而短暂的记忆，让年少的我始终与故乡无法亲近，仿佛先天缺失了某些基因。
相较我的“冷谈”，父亲则完全不同。他喜欢给我讲瓦窑头村，讲自己年轻时烫过头发，是村里少有的时髦小伙子。他喜欢揭短，讲母亲经常回娘家偷咸菜给婆家人吃。父亲还喜欢给爷爷写信，且爱以“我在北京，生活很好”结尾。
当然，这都是报喜不报忧的“鬼话”。事实上，初到北京直至此后的十余年，时光并非“挣钱”两字就能概括。作为北漂的第一代，父母没有更多的选择，任何活计都如救命稻草般牢牢抓住。
在爷爷的老宅，墙上挂着一把未开刃的蒙古腰刀，刀鞘上面镶着蒙古玛瑙珠子，整个刀身煞是好看。
说到腰刀的来历，源于一次有惊无险的意外。在我上小学时，父母还是贩卖冰鲜鸡的个体户。每天凌晨三点，父亲都会蹬着三轮车前往丰台区岳各庄批发市场拉货。
在那个年代，北京的夜晚没有现在这般热闹，父亲的行车路线总是空旷、寂静无比。
有一次，两名男子从漆黑的夜里冲出，拦住了他的去路，迫使他下车，并用一把蒙古腰刀相威胁。
为了护住随身携带的钱物，父亲咬牙与他们搏斗，双手死死地抓住腰刀两端，不让刀刃近身。在父亲快要坚持不住的时候，同样前往批发市场进货的老乡终于赶来，吓跑了这两名男子。
“幸好刀没有开刃。”父亲庆幸道。
那年，父亲把腰刀当做一件年货送给爷爷，说可以挂在家里当装饰品。爷爷问到腰刀的由来，父亲踌躇了半天。最终，他借用别人的名字，复述自己的故事。
我依稀记得，听完故事后，爷爷背过身去，长久没有说话。那年，我十二岁。
“你爸啊，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离乡背井怎么不难？那是讨生活啊。”很久以后，爷爷告诉我，他想父亲时，总会摸摸这把腰刀，希望远方的孩子一切平安。
一晃，来京20多年了，从平房到楼房，我家几经搬迁，但住所从没离开过丰台火车站半径5公里的范围。不知道这个“惯性”是否源于父亲，他总是唠叨：“总觉得有一天，我们会坐火车回去的。”
丰台火车站，是当年父母第一次抵达北京时踏上的火车站。之后，我们在丰台火车站乘坐绿皮火车往返北京与浙江，直至丰台站停运，被西站、南站取代。
如今，我有了自己的家庭，开始离开父母前往一个陌生的城市“过年”，开始背负大大小小的行囊游走在两座城之间。
现在，每每乘坐地铁路过火车站，看到背着大小编织袋的务工者，我会不禁留住脚步。如果碰到分不清路线的返乡者，也会忍不住问一句：“你是去火车站吗？”
透过他们长满老茧的双手、浑浊的双眼、无法掩饰的疲惫神态，可以想象他们一定有着超乎常人的勤奋和坚韧，如同我的父母一样。看着他们匆匆的脚步，我想故乡也有一双期待着的眼睛吧，如同我的爷爷一般。
说来惭愧，到了成家立业的年纪，我才真正体会父母的乡愁，去回忆过往的点滴，去品尝乡愁的味道。
乡愁的味道是复杂的，是家的味道。离家远行，才有“乡愁”，就像爷爷是父亲的牵挂，而父母是我的牵挂。它依附在我的亲情、血脉、成长轨迹中。它不完全是思念，时而透着离乡的无奈、异乡的心酸。它不会随时间淡去，只会愈加浓重。
很久以前在书中看到一句话：“可能中国人是不配有乡愁的，为了活得更好离开故乡，仿佛离开故乡才能活得更好。没成功永远漂泊，成功了在别处扎根。”
我的家庭为这句话做了很好的诠释。我的爷爷共有三个子女，在物资匮乏的年代，他们无一例外地离开了那个以制造砖窑为生的村庄——浙江温岭瓦窑头村。
“把拉绳往肩膀上一套，拖着装满砖头的板车，人活得像个牲口。”父亲的回忆，在我脑海中勾勒出的画面只是一种落魄。
闷热的土砖窑无处透风，烟尘弥漫。劳作没有男女、老幼之分，全凭一身力气。人们日复一日地运粘土、扣砖坯、烧窑、装车。每每汗流浃背，如同水洗，黏在脸上的头发引来阵阵瘙痒，用手一挠，就是个花脸。
“你在木盆里哭，我在砖窑洞里哭。”由于实在无人照看，母亲只能把婴儿时期的我放在洗澡的木盆里，搁置在窑洞外。只有她拉着板车经过时，才有时间探身看看盆里的小人儿……
最终，父母离开了故乡，来到千里之外的北京。那年，我两岁。自此，我们与故土的关系是：一个家庭、两座城、一列火车。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隔山隔水的北京与浙江之间，只能先乘坐绿皮火车到上海，再由上海转乘汽车回乡。对于晕车的我来说，两天三夜的旅途是极想躲避的。
曾经，由于舍不得花钱，父母返乡的次数少得可怜，而每次返乡必定是为了“过年”。当然，即使花钱了，也只能买到站票。
“让开了，让开了。”在无处插针的车厢内，火车售货员的叫嚷声可以抽走最后一丝氧气，人们烦躁不安，使得拥挤着的身体更加扭曲。
父母往往会挤出个容身之所，让我时而扒着椅背站在过道上，时而坐在厕所旁的行李上，时而缩在别人的座位下，也有好心的陌生人会抱着我在他们的腿上坐一会儿。
如果说绿皮火车上的白天还可以忍受，那黑咕隆咚的夜晚就变得异常漫长了。
在大家睡得东倒西歪的呼噜声中，我总是最清醒的一个。在车窗关闭的空间中，总有一种混合气体钻入我的鼻孔。有时我会用力嗅嗅，也实在辨别不出到底是袜子的味道，还是汗味、烟味，亦或是车厢里随处可见的垃圾味道。
这种混合气味使我难以入睡。那年，我六岁。
有了经历，人就有了辨识能力。长大后，偶尔看到一些文学作品用“奔驰”、“寻梦”等词汇去装饰绿皮火车这个“闷罐”时，总会猜想作者必然没有在“春运”时坐过绿皮车，要不何来这些不负责任的描述。
故乡的贫穷，返乡的奔波，并没有留给我多少痛苦，毕竟那是父辈经历的艰辛。但那些模糊而短暂的记忆，让年少的我始终与故乡无法亲近，仿佛先天缺失了某些基因。
相较我的“冷谈”，父亲则完全不同。他喜欢给我讲瓦窑头村，讲自己年轻时烫过头发，是村里少有的时髦小伙子。他喜欢揭短，讲母亲经常回娘家偷咸菜给婆家人吃。父亲还喜欢给爷爷写信，且爱以“我在北京，生活很好”结尾。
当然，这都是报喜不报忧的“鬼话”。事实上，初到北京直至此后的十余年，时光并非“挣钱”两字就能概括。作为北漂的第一代，父母没有更多的选择，任何活计都如救命稻草般牢牢抓住。
在爷爷的老宅，墙上挂着一把未开刃的蒙古腰刀，刀鞘上面镶着蒙古玛瑙珠子，整个刀身煞是好看。
说到腰刀的来历，源于一次有惊无险的意外。在我上小学时，父母还是贩卖冰鲜鸡的个体户。每天凌晨三点，父亲都会蹬着三轮车前往丰台区岳各庄批发市场拉货。
在那个年代，北京的夜晚没有现在这般热闹，父亲的行车路线总是空旷、寂静无比。
有一次，两名男子从漆黑的夜里冲出，拦住了他的去路，迫使他下车，并用一把蒙古腰刀相威胁。
为了护住随身携带的钱物，父亲咬牙与他们搏斗，双手死死地抓住腰刀两端，不让刀刃近身。在父亲快要坚持不住的时候，同样前往批发市场进货的老乡终于赶来，吓跑了这两名男子。
“幸好刀没有开刃。”父亲庆幸道。
那年，父亲把腰刀当做一件年货送给爷爷，说可以挂在家里当装饰品。爷爷问到腰刀的由来，父亲踌躇了半天。最终，他借用别人的名字，复述自己的故事。
我依稀记得，听完故事后，爷爷背过身去，长久没有说话。那年，我十二岁。
“你爸啊，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离乡背井怎么不难？那是讨生活啊。”很久以后，爷爷告诉我，他想父亲时，总会摸摸这把腰刀，希望远方的孩子一切平安。
一晃，来京20多年了，从平房到楼房，我家几经搬迁，但住所从没离开过丰台火车站半径5公里的范围。不知道这个“惯性”是否源于父亲，他总是唠叨：“总觉得有一天，我们会坐火车回去的。”
丰台火车站，是当年父母第一次抵达北京时踏上的火车站。之后，我们在丰台火车站乘坐绿皮火车往返北京与浙江，直至丰台站停运，被西站、南站取代。
如今，我有了自己的家庭，开始离开父母前往一个陌生的城市“过年”，开始背负大大小小的行囊游走在两座城之间。
现在，每每乘坐地铁路过火车站，看到背着大小编织袋的务工者，我会不禁留住脚步。如果碰到分不清路线的返乡者，也会忍不住问一句：“你是去火车站吗？”
透过他们长满老茧的双手、浑浊的双眼、无法掩饰的疲惫神态，可以想象他们一定有着超乎常人的勤奋和坚韧，如同我的父母一样。看着他们匆匆的脚步，我想故乡也有一双期待着的眼睛吧，如同我的爷爷一般。
说来惭愧，到了成家立业的年纪，我才真正体会父母的乡愁，去回忆过往的点滴，去品尝乡愁的味道。
乡愁的味道是复杂的，是家的味道。离家远行，才有“乡愁”，就像爷爷是父亲的牵挂，而父母是我的牵挂。它依附在我的亲情、血脉、成长轨迹中。它不完全是思念，时而透着离乡的无奈、异乡的心酸。它不会随时间淡去，只会愈加浓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