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福建省晋江地区的农村工业化推动了当地经济的快速发展，也塑造了高密度的半城市化建成环境。本文以其典型代表晋江市陈埭镇为例，从产业、村社、空间三者互动关系的视角，阐释了“晋江模式”下小城镇建成环境的成因机制。改革开放之初，陈埭镇本土的社会资本促成了自下而上的作坊工业兴起，奠定了以村民为主体的产业发展模式，形成了村企合一、家户开发的空间格局；1990年代至2010年，村社基层治理克服外部管制压力，确保了村庄继续作为工业发展的平台，低成本空间得以存续，产业集群由此形成并不断自我强化；2010年至今，陈埭镇步入了产业转型期，在规划缺位与土地产权缺陷的共同作用下，分散的自治开发方式致使人居环境品质下降且再开发难以推进，产业结构由此被锁定，空间对村社和产业构成了负向反馈。本文最后探讨了发达地区小城镇在产业发展过程中如何通过精明的规划干预来实现包容性的增长。
关键词：“晋江模式”；农村工业化；小城镇；成因机制；规划启示；陈埭镇
doi：10.3969/j.issn.1009-1483.2020.08.006 中图分类号：TU982.29
文章编号：1009-1483（2020）08-0035-08 文献标识码：A
The Development of Small Towns’ Built Environment Under the ’Jinjiang Model’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dustry-Village Collective-Space Interaction and Its Planning Implications
ZHU Muwen， CHEN Chen
[Abstract] The rural industrialization in Jinjiang region， Fujian Province has promoted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local economy， which has also shaped the high-density， peri-urban built environment. This article takes the typical representative Chendai Town as an example to explain the development of small towns’ built environment under the ’Jinjiang Model’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dustry-village collective-space interaction.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 local social capital of Chendai Town promoted the bottom-up workshop industry， laid the development model with villagers and formed the spatial pattern of the integration of village-enterprise and household development model. From1990 to 2010， under the pressure of external governmental control， the grassroots governance of the village community ensured that the village continued to serve as a platform for industrial development. The low-cost production space survived and the industrial clusters formed and continued to strengthen itself. From 2010 to the present， Chendai Town has entered the stage of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Decentralized autonomous development under the absence of planning and property rights has led to a decline in the quality of human settlements and the difficulty of redevelopment. As a result，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is locked-up. The space has negative feedback to the village community and industry. This article also discusses how to achieve inclusive development through smart planning interventions in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industries.
[Keywords] ’Jinjiang model’； rural industrialization； small town； driving force； planning implication； Chendai Town
引言
福建省晉江市是农村工业化高度发达的地区，在我国经济转轨的历史环境下通过自下而上发展轻工业主导的外向经济而迅速崛起，形成了“一镇一品，一乡一业”的产业集群，这种成功经验被称为县域经济发展的“晋江模式”。然而，“晋江模式”的另一面则是小城镇在建成环境上往往表现为蔓延全镇域的产业与村居高度混杂的半城市化空间景观，这种产业与空间互为因果的胶着的发展状态难以通过自发调节进入健康发展轨道。 晋江市下辖的陈埭镇是“晋江模式”的典型代表，具有以侨资为依托、以外向型轻工业为主体、以产业集群为组织形式等特征。本文以陈埭镇为例，研究“晋江模式”下小城镇的建成环境特征及其成因机制，将为东部沿海地区的工业型乡镇的空间治理与规划建设提供经验借鉴。
1研究对象与分析框架
1.1陈埭镇半城市化的建成环境
陈埭镇地处晋江市东部，镇域面积38.4km2，常住人口近50万，其中外来人口占比在80%以上（见图1）。经过40多年的农村工业化发展，陈埭镇从人多地少的“高产穷乡”蜕变为全国最大的休闲运动鞋制造基地，经济总量已连续40年稳居福建第一镇，是“晋江模式”的杰出代表。但陈埭镇在建成环境上却呈现出城乡职能交错与城乡景观混杂的半城市化特征，具体表现为：
其一，空间品质不佳。陈埭镇的人居环境缺乏自上而下的理性规划引导，存在土地使用失调（工业、仓储与住宿混合）、环境容量失衡（过高开发强度与人口密度致使设施负荷过重）、建筑建造失序（违章建设泛滥，通风日照严重不足，建筑的形式缺乏统筹）等问题（见图2）。
其二，开发单元细碎。绝大多数开发单元基于村民宅基地，一家一户的分散建设行为导致乡镇空間极度细碎。以鞋都片区某地块为例，平均的建筑基底面积仅172.37m2，平均的建筑间距在南北方向仅5.8m，在东西方向仅2.2m，这显然难以满足规模化生产的需要（见图3）。
其三，肌理二元化。陈埭镇的西部是承载作坊工业的非正规空间，地块细碎且多属集体用地；东部是承载大型企业与商务功能的正规空间，建筑尺度较大、用地更规整且国有用地比重较高。总体上看，陈埭的空间结构模糊，没有形成现代城市的功能分区与路网骨架（见图4）。
其四，圈层式蔓延。从历史影像上看，陈埭镇的建设用地自西向东不断地圈层式蔓延（见图5）。早期的开发沿路扩展，建设用地和农用地交错，空间增长呈现斑块化特征。1990年代中期以来，土地农转非的速度加快，建设用地逐渐密实化与连绵化，农用地被大量侵蚀。2014年，全镇建设用地占比已高达66.72%。
1.2产业—村社—空间互动发展的分析框架
从相关研究来看，有关半城市化空间成因的研究成果颇丰，主要包含三种视角：
其一，半城市化空间的经济动因。高密度的半城市化空间是在外向型农村工业化、非正规住宅开发和都市区扩张的共同作用下形成的[1-2]，流动人口的低成本居住空间需求是城中村得以发展的主要源泉[3]。
其二，半城市化空间的社会成因。重商传统构成了半城市化空间的内部推动力[2]，宗族小共同体这一治理因素是触发农村工业化与城中村等“集体违规行为”的重要条件[4]，城市化农民的生存理性和经济理性影响着城中村这类半城市化空间的生产与再生产[5]。
其三，半城市化空间的制度基础。城乡二元管理体制导致的监管缺失、规划供给的时滞和措施不当、地方政府趋利性的低成本城市化策略、集体土地产权的缺陷等因素是城中村空间产生的重要基础[1-3，5-8]。
本文试图回答“晋江模式”下的小城镇的半城市化空间是怎样形成的 与地方产业之间是何关系 其社会基础是什么 综合既有研究成果，笔者提出产业—村社—空间三者互动发展的分析框架，基于陈埭镇的个案研究，考察村庄社会资源如何促进地方产业的发生与发展、产业如何形塑空间、空间又如何对村社和产业进行反馈，在不同阶段三者间的关系如何演进，规划如何促进三者之间的良性互动。
2陈埭镇产业、村社与空间的互动发展解析
2.1作坊工业阶段（1978—1992年①）
计划经济时期我国轻工业发展严重滞后，日用消费品奇缺，随着改革开放解除了体制束缚，巨大的需求势能被迅速释放。陈埭镇村民抓住了这一历史机遇，通过“三来一补”②的作坊式工业在短时间内完成了原始积累。这一阶段，村社内生的经济资源与社会资本促进了作坊工业的萌芽并形塑了村企合一、家户开发的空间格局，村社、产业与空间良性互促。
2.1.1内生于村社的作坊工业
由于地处海防前线，改革开放前陈埭镇接受到的国家投资极少，几乎没有工业底子。其工业化起步的动力不是外源的，而是根植于本地的农村社区，具体表现如下：
首先，内生于侨乡传统。陈埭自古就有拓外的传统，祖籍在此的“三胞”目前已逾10万人[9]。1978至1984年，大量华侨回乡创办来料加工企业，侨汇成为许多陈埭人创办家庭作坊的原始资本。1985年左右，陈埭镇所有的集资资金中，华侨及港澳台同胞眷属的资金占55%[10]。
其次，扎根于亲缘网络。早期的陈埭企业多数是联户经营的形式。据1985年的统计，陈埭所处晋江地区的乡镇企业中联户集资企业数量占比达71.6%[9]，在各类所有制企业中占绝对优势。联户企业凭借成员间的血缘关系能有效降低交易费用和监督成本。此外，村社内的互助还表现为活跃的民间金融。起步阶段的家庭作坊短期内需要大量的流动资金，民间合会这类非正规金融的程序简单，时间灵活，不需要担保抵押，因为合会成员以亲友为主，有效解决了借贷双方信息不对称的问题。
最后，契合于农村生产条件。陈埭镇村民选择的鞋服产业进入门槛低，具有“五小”的特点：小目标（创办企业只为了糊口）、小资本（因前期投入少故在市场变动中便于转产）、小规模（生产规模小）、小商品（产品技术含量低）、小利润（薄利多销）。
2.1.2作坊工业形塑的空间格局
家庭作坊的产业形态决定了陈埭镇在工业化起步时期的空间格局。 一是村企合一。村民通过把居家房屋兼作厂房来降低固定资产投资，有限的资金得以投入到产品开发和市场开拓上。此外，在家门口办企业，可以兼顾农业生产，形成“工农相辅”的生计模式。不容忽视的是，在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实行严格分离的城乡企业管理制度，农民不能进入城市投资建厂，故村企合一也是体制约束的结果[11]。
二是家户开发。陈埭镇远离大都市，极少接受到外商投资，要实现工业化基本只能采取自营土地（自用土地，自己办厂）的开发模式，而且在产业发展初期农户没有整合土地以连片开发的资金实力，故分散的、以一家一户宅基地为单位的开发方式极为普遍。
村企合一与家户开发的空间格局确保了陈埭产品的价格优势。随着作坊工业发展，不断有新企业产生，非农用地随之蔓延。由于这一阶段的流动人口不多，故农民自建房并未大发展。
2.2产业集群阶段（1992—2010 年③）
1992至2010年，陈埭镇的制鞋产业进入了以品牌化与上市潮为引领的快速扩张期。村企合一的建成环境在企业集聚与人口涌入的共同作用下不断加高增密，形成了“握手楼”林立的城中村景观。这一阶段，村社的治理因素维系了低成本的生产空间，由此促进了陈埭制鞋业从作坊工业向产业集群迈进。虽然空间结构的不适宜性已初步顯现，但尚未构成主要矛盾，产业、村社与空间仍呈现出较好的互动关系。
2.2.1基层治理维系低成本空间
1990年代，各地乡镇企业所依托的低成本空间面临着严峻的外部压力。首先，农村工业化的无序蔓延与耕地保护国策相左。其次，当时不少乡镇企业转制为民营，继续使用集体土地与法律不符。最后，乡镇企业布局分散，不利于污染治理。在此背景下，沪苏浙等地采取了“三集中”政策④，把工业发展权从村庄上移到镇级或县级工业园。晋江于1996年也曾提出“四个集中”⑤，但直至2010年左右，陈埭镇的农村自治开发才真正开始被冻结，个中原因可能要从基层治理加以解释。
陈埭所处的闽南地区宗族传统深厚，强大的侨眷势力和地方家族势力，或多或少会阻挡国家力量的向下延伸。随着产业发展，附着在城中村空间上的利益越来越厚重，自治开发除了给村民带来办厂利好外也给村集体带来可观的租金收益，在这种情形下，市县政府的“工业进园区”与“退二进三”等抑制自治开发的政策在村庄难以施行。基层自组织力量使村社能够克服并消解政府管制，维护村民自治开发的权利。
2.2.2低成本空间培育产业集群
1992年以来，制造业产能过剩与国企改革加剧了市场竞争，多数地区的乡镇企业因“低小散”难与城市工业相抗衡⑥。陈埭镇的民营企业能够长存不衰得益于低成本空间载体，以及由此孕育的集群化产业组织形式。
低成本空间体现在要素价格上。陈埭镇的产业主体是低附加值生产制造，多数企业对成本极为敏感，而城中村的集体土地则相对廉价。城中村还凭借低租金满足了外来人口的居住需求，降低了企业的用工成本。低成本空间还体现在交易费用上。在血缘地缘高度重合的农村社区里，村民间的信任和约束替代了一般的厂商垂直一体化组织内的权力和服从，以此节约了协商成本。低成本空间吸引了同类企业和相关行业不断在陈埭集聚，产业集群由此形成。集群内的大型企业在产能不足时可以将订单外派给中小企业，以减少厂房、设备等投资。企业的空间临近也更易形成从研发、生产到营销的纵向分工链条，降低采购商的搜寻成本。产业集群也有利于企业共享劳动力、市场信息和基础设施。
这一阶段，在基层治理的维系下，低成本空间使产业集群得以充分发育，经济的繁荣催生出更大的开发需求，城中村被源源不断地再生产出来，以圈层蔓延的方式侵蚀着生态空间。不容忽视的是，陈埭的产业集群建立在传统的村落格局之上，道路、基础设施、建筑布局都基本延续了小农经济时期的模式。这种路径依赖在作坊工业时期问题尚不严重，但到了产业集群阶段便会出现传统与现代的冲突，表现为环境污染、功能干扰与交通压力等矛盾。由于此时经济高速发展加之镇域内还有充裕的增量拓展空间，粗放式开发还可以持续，这些问题被暂时性地掩盖了。
2.3产业转型阶段（2010年至今）
2010年以来，陈埭镇的产业发展面临着内外两方面的困境。从外部看，人民币升值、原材料价格上涨与劳动力成本提高导致传统制造业的行业利润被压低，产业转型迫在眉睫。从内部看，陈埭镇现代服务业和高技术产业发展相当滞后，而全镇已无太多增量空间可供开发，存量的城中村空间品质却日益恶化。这一阶段，空间制约了产业提升，也影响了村社的人居环境，空间对产业和村社开始起负向作用。
2.3.1空间对村社的负向反馈
在陈埭镇的城中村建成环境里，一方面，集体土地产权模糊，在级差地租日益显化的情况下极易造成“利相争，责相推”的问题；另一方面，在城中村开发过程中，村民不侵害相邻业主的责任没被规定，不受负外部性干扰的权利也没有被保证，结果是良好的人居环境作为公共资源被无序掠夺，空间品质日益衰退。这种现象正是“公地悲剧”理论所阐释的：产权在没有排他性的明确规定之下，资源会被过度使用[8]。进一步地，笔者发现“公地悲剧”在陈埭有以下具体后果：
一是居住环境恶化。在没有规划约束下，村民为实现租金收益最大化，自建房被不断加高与外拓，终于形成“握手楼”与“一线天”，采光与通风条件恶化，公共空间萎缩。开发的短期性使得自建房存在质量隐患，且外立面裸露，影响城镇风貌。
二是设施供给不足。人口大量涌入所导致的外来人口与户籍人口倒挂给本地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带来不小的压力。虽然村委会负责治安、环卫、教育、市政等在内的公共支出[12]，但集体经济组织难免实力有限，设施供应难以保质保量。由于无法杜绝“搭便车”行为，私人也并无提供公共品的激励。
三是治理成本高。（1）鞋业原材料的生产会产生大量污染，企业排污以邻为壑，工业的分散又使治污成本上升。（2）宿舍、车间、仓储往往是“三合一”式布局，产生出严重的火灾隐患。（3）面对巨额收益与极低的占用成本，土地农转非的冲动难以遏制，侵占耕地及一户多宅问题频发。 2.3.2空间对产业的锁定效应
陈埭镇的城中村由于土地产权分散细碎（产权设置以户为边界）使得交易成本极高，再开发需要征得众多业主的同意，少数个体阻挠就能使改造计划搁浅，存量空间的固化导致产业结构的锁定。这种现象正是“反公地悲剧”理论所讨论的：资源被多个业主共同拥有，因为无法达成共识而不能共同开发，结果是资源仍保持原来的低效利用状态[8]。进一步地，笔者发现反公地悲剧在陈埭镇有如下具体表现：
一是企业难提升。一方面，传统制造类企业难发展。由于小幅地块整合的代价过高，企业规模扩大时难以在原址周边进行立体或连片的再开发以提高土地使用强度，只能在城中村外围寻求增量扩张，进一步侵蚀了农业用地，加剧了土地紧张。拓展空间的受限迫使企业外迁，据统计，2003至2011年陈埭镇的外迁企业达100家以上，其中又以规模企业居多。另一方面，新兴业态难导入。城中村空间适合于低小散的粗放型加工业，却不能承载高端生产要素。陈埭由此长期停留在低层次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产业结构难以优化。
二是政府难作为。陈埭政府为促进本地产业“优二进三”，势必要通过投资基建来改善营商环境，但再开发会触动现状土地利益结构，不得不面对两项巨额的成本。首先是经济成本，陈埭的工业化与出租屋经济共同推高了土地价值。以2013年当地修建的主干道双龙路为例，其中有2km路段选线位于城中村密集区，该路段拆迁补偿花费市政府30多亿，而工程造价仅2亿（见图6）。其次是社会成本，中小企业往往依赖于地方性的熟人网络与廉价土地，搬迁则会使之失去这些优势，而且拆迁处置不当也极易引发干群矛盾。
3面向发达地区小城镇转型发展的空间规划干预
陈埭镇的农村工业化是产业、村社与空间的互动过程，充分展现了市场的能量与活力，也暴露出规划缺位之下的“市场失灵”问题，空间的负向反馈最终制约了陈埭镇产业集群的进一步提升。陈埭镇案例表明，面向发达地区小城镇转型发展，需要有适时适度的精明规划干预，以此保障经济、社会、空间的良性互动。
3.1空间规划干预的必要性
土地资源的市场化配置存在以下局限性：一方面，市场难以克服空间结构的惯性。由于路径依赖的存在，空间结构的调整一般不会主动发生。另一方面，市场不能解决负外部性问题。无数分散的微观主体（企业和个人）在决策时容易忽视公共利益，也难以保障公共品的供给。这两个方面都是市场失灵的领域，也是规划的意义所在。我国的农村城镇化脱胎于传统的小农村落格局，传统的空间契合于农业生产特性，道路宽度窄、建筑密度低，由于开发强度不大，废弃物可以自我消纳，在农业生产方式下村规民约可以作为开发的指引[5]。当乡村地区进入快速工业化阶段，空间在水平和垂直两个方向同时迅速拓展，在强大的经济激励面前，村规民约迅速瓦解，空间矛盾集中爆发。一方面，小农时期的生产生活合一的布局方式极易造成功能干扰，需要从微观层面解决负外部性问题；另一方面，分散的一家一户极难协调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建设，需要从宏观层面统筹空间结构。
农村城镇化与工业化过程中存在的聚集效应主要来源于同一产业在地域上的集中所带来的地方化经济， 而地方化经济并不必然向城市化经济（多种产业的集聚）迈进[13]，也就是说农村城镇化的高级化不是自发的过程[14]。在城镇建设和产业发展的进程中没有长期适用的空间载体，空间结构的滞后会对经济和社会发展起到负向作用。规划通过公共行动和集体决策，增强空间供给的正向反馈机制，以紧凑高效、布局合理为目标来调整存量空间形态与土地利用结构，更好地满足新业态、新要素、新人群的空间需求，使空间结构与产业结构及城镇化水平同步协调。
3.2空間规划干预的时机把握
首先，产业起步阶段应给与产业和村社充分的发展空间。陈埭村民以集体用地启动工业化，通过自营土地，将级差收益内化为企业利润，由此减少了中小企业办厂成本，降低了农民参与工业化的门槛。相较之下，工业园区因通过征地途径而建设，导致企业用地成本较高（征地开发模式中大部分利益被中间环节的政府和土地经营者所占有，导致用地成本高），且园区对于地均产出、投资规模与产业门类等都有较高准入规定，将小微企业排斥在外（见图7）。由此看来，在产业发展初期，选择农村还是城市作为空间平台的背后暗含了选择草根民企还是外来资本作为发展主体这一事实[4]。陈埭镇在产业起步阶段如果采取“工业进园区”的政策无异于将中小企业从原生社区中连根拔起，从熟人网络中“脱嵌”而“再嵌入”到陌生的市场环境，从“人格化交易”走向“非人格化交易”[15]，不确定性随之大幅增加，也就很可能不会有今天的本土品牌林立的非凡成就。
其次，产业提升阶段的公共干预应及时有力。在产业起步阶段由于乡镇的经济密度和人口密度不高，集聚的正外部效应远大于负外部效应，在此阶段更注重发展的公平导向，对大小市场主体均给与充分的参与机会可以促进经济效率的提高。在产业提升阶段，集聚所带来的负外部性逐渐暴露，空间惯性开始制约产业结构的转型，过度的公平主义会损害效率，导致集体福利的受损。这一阶段，地方政府经过多年的发展，逐渐积累了相当的财政实力，具备了宏观调控的可能，在兼顾公平与效率的前提下，通过及时的规划干预弥补开发行为中的市场失灵。陈埭镇的自治开发在村社基层治理的维系下得以存续，也使之错过了空间优化的最佳时机，到了产业发展后期，初始空间结构难以适应“新旧动能转换”的现实需求，即便花费极高代价进行规划介入也会由于现状利益结构过于牢固而难以调整，产权分散阻挠了再开发的推进，由此对产业结构产生了锁定效应。
3.3空间规划干预的方式选择
一方面，宏观层面的规划干预十分重要。总体规划在宏观上体现未来的公共利益，可以协调城市的空间结构，使之促进产业结构的演进。本文认为，“开发权转移”是宏观层面值得借鉴的政策工具，可以达到政府与村民的共赢，其原则如下：其一，保证农民的权益不受损。土地农转非过程中应使产权清晰化，把集体土地从实物形态变为价值形态，通过使用权的合作、入股、联营、转换等方式进行流转，各成员平等分享资本收益[17]。其二，保证土地规模经营和统一规划。允许村集体土地以多种方式参与城镇开发与工业化，收益权由村民共享但土地支配权要上移到镇级或县级平台，以此降低在土地使用中政府与分散农户谈判时的交易成本。 另一方面，要加强微观层面的规划干预。控制性详细规划在微观上通过限制土地使用权与开发权以控制土地使用性质与开发强度，从而消解空间使用中的负外部性，并保障公共物品的供给，以此杜绝“公地悲剧”。政府还可以通过限定最小的地块出让面积以保证土地开发不至于太过细碎，达到整合土地、高效开发的目标，也有利于未来的存量空间调整，以此避免“反公地悲剧”。
4结语
陈埭镇的农村工业化随经济体制转轨而兴起，借侨乡传统与社会网络而成长，凭集聚效应和基层治理而得以存续。工业化在农村的留存一方面确保了村民长期作为开发的主体，使之直接分享到经济发展的果实；另一方面维持了分散的自治开发模式，造成了高密度的半城市化空间环境，引发了“公地悲剧”与“反公地悲剧”。陈埭镇的发展历程充分展现了“晋江模式”中产业、村社与空间的互动关系：村社为产业提供了启动资本，产业形塑了空间环境，空间结构调整的滞后又制约着产业的进一步提升，并恶化了村社的人居环境。内生的地方产业给了民间以充分的发展动能，是包容性增长的应有之义，但还权赋能需要在制度框架下方可良性运行。精明的规划干预能促进产业、社会、人居空间三者之间协调发展，值得学界借助更多的案例展开深入研究。
注：
①1978-1992年属于陈埭镇的一次创业，乡镇企业在短缺经济背景下快速扩张。1992年晋江撤县设市，国内经济也逐步转向了买方市场，陈埭镇开始了二次创业。
②即“来料加工、来件装配、来样加工和补偿贸易”。
③据笔者对当地政府的访谈，陈埭镇在2010年左右开始冻结农村的自治开发。
④即“农户向社区集中、承包耕地向规模经营集中、工业企业向园区集中”。
⑤即“耕地向规模经营集中、企业向工业园区集中、人口向城市和集镇集中、住宅向现代社区集中”。
⑥南海与顺德的村民在1980年代都曾自办工厂，后因企业的产权、技术、管理等问题，在1990年代改为租赁土地招商引资。
参考文献：
[1]田莉，戈壁青.转型经济中的半城市化地区土地利用特征和形成机制研究[J].城市规划学刊，2011（3）：66-73.
[2]魏成，赖寿华.珠江三角洲大都市地区高密集城中村的形成——一个分析框架[J].现代城市研究，2006（7）：25-32.
[3]魏立华，闫小培.“城中村”：存续前提下的转型——兼论“城中村”改造的可行性模式[J].城市规划，2005，29（7）：9-13.
[4]林永新.鄉村治理视角下半城镇化地区的农村工业化——基于珠三角、苏南、温州的比较研究[J].城市规划学刊，2015（3）： 101-110.
[5]蓝宇蕴.城中村空间结构的社会因素分析[J].学术研究， 2008（3）：90-95.
[6]高学武，魏国学.城镇化视野下城中村治理困局的破解之策[J].宏观经济研究，2014（3）：24-29.
[7]张京祥，赵伟.二元规制环境中城中村发展及其意义的分析[J].城市规划，2007，31（1）：63-67.
[8]朱介鸣，罗赤.可持续发展：遏制城市建设中的“公地”和“反公地”现象[J].城市规划学刊，2008（1）：30-36.
[9]黄世界.乡镇民营企业的崛起与乡镇治理的转型[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13.
[10]晋江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晋江市志[M].上海：三联书店， 1994.
[11]刘世定.乡镇企业的区位选择和区位有效性[J].改革， 1997（2）：49-55.
[12]李培林.巨变：村落的终结——都市里的村庄研究[J].中国社会科学，2002（1）：168-179.
[13]冯云廷. 从城镇化到城市化：农村城镇化模式的转换[J].中国农村经济，2006（4）：71-74.
[14]杜宁，赵民.发达地区乡镇产业集群与小城镇互动发展研究[J].国际城市规划，2011，26（1）：28-36.
[15]史晋川.温州模式的历史制度分析——从人格化交易与非人格化交易视角的观察[J].浙江社会科学，2004（2）：14-18.
[16]原英，孔祥智.农村工业化过程中土地非农化模式研究[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6（1）：53-58.
[17]温铁军，温厉.中国的“城镇化”与发展中国家城市化的教训[J].中国软科学，2007（7）：23-29.
关键词：“晋江模式”；农村工业化；小城镇；成因机制；规划启示；陈埭镇
doi：10.3969/j.issn.1009-1483.2020.08.006 中图分类号：TU982.29
文章编号：1009-1483（2020）08-0035-08 文献标识码：A
The Development of Small Towns’ Built Environment Under the ’Jinjiang Model’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dustry-Village Collective-Space Interaction and Its Planning Implications
ZHU Muwen， CHEN Chen
[Abstract] The rural industrialization in Jinjiang region， Fujian Province has promoted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local economy， which has also shaped the high-density， peri-urban built environment. This article takes the typical representative Chendai Town as an example to explain the development of small towns’ built environment under the ’Jinjiang Model’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dustry-village collective-space interaction.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 local social capital of Chendai Town promoted the bottom-up workshop industry， laid the development model with villagers and formed the spatial pattern of the integration of village-enterprise and household development model. From1990 to 2010， under the pressure of external governmental control， the grassroots governance of the village community ensured that the village continued to serve as a platform for industrial development. The low-cost production space survived and the industrial clusters formed and continued to strengthen itself. From 2010 to the present， Chendai Town has entered the stage of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Decentralized autonomous development under the absence of planning and property rights has led to a decline in the quality of human settlements and the difficulty of redevelopment. As a result，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is locked-up. The space has negative feedback to the village community and industry. This article also discusses how to achieve inclusive development through smart planning interventions in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industries.
[Keywords] ’Jinjiang model’； rural industrialization； small town； driving force； planning implication； Chendai Town
引言
福建省晉江市是农村工业化高度发达的地区，在我国经济转轨的历史环境下通过自下而上发展轻工业主导的外向经济而迅速崛起，形成了“一镇一品，一乡一业”的产业集群，这种成功经验被称为县域经济发展的“晋江模式”。然而，“晋江模式”的另一面则是小城镇在建成环境上往往表现为蔓延全镇域的产业与村居高度混杂的半城市化空间景观，这种产业与空间互为因果的胶着的发展状态难以通过自发调节进入健康发展轨道。 晋江市下辖的陈埭镇是“晋江模式”的典型代表，具有以侨资为依托、以外向型轻工业为主体、以产业集群为组织形式等特征。本文以陈埭镇为例，研究“晋江模式”下小城镇的建成环境特征及其成因机制，将为东部沿海地区的工业型乡镇的空间治理与规划建设提供经验借鉴。
1研究对象与分析框架
1.1陈埭镇半城市化的建成环境
陈埭镇地处晋江市东部，镇域面积38.4km2，常住人口近50万，其中外来人口占比在80%以上（见图1）。经过40多年的农村工业化发展，陈埭镇从人多地少的“高产穷乡”蜕变为全国最大的休闲运动鞋制造基地，经济总量已连续40年稳居福建第一镇，是“晋江模式”的杰出代表。但陈埭镇在建成环境上却呈现出城乡职能交错与城乡景观混杂的半城市化特征，具体表现为：
其一，空间品质不佳。陈埭镇的人居环境缺乏自上而下的理性规划引导，存在土地使用失调（工业、仓储与住宿混合）、环境容量失衡（过高开发强度与人口密度致使设施负荷过重）、建筑建造失序（违章建设泛滥，通风日照严重不足，建筑的形式缺乏统筹）等问题（见图2）。
其二，开发单元细碎。绝大多数开发单元基于村民宅基地，一家一户的分散建设行为导致乡镇空間极度细碎。以鞋都片区某地块为例，平均的建筑基底面积仅172.37m2，平均的建筑间距在南北方向仅5.8m，在东西方向仅2.2m，这显然难以满足规模化生产的需要（见图3）。
其三，肌理二元化。陈埭镇的西部是承载作坊工业的非正规空间，地块细碎且多属集体用地；东部是承载大型企业与商务功能的正规空间，建筑尺度较大、用地更规整且国有用地比重较高。总体上看，陈埭的空间结构模糊，没有形成现代城市的功能分区与路网骨架（见图4）。
其四，圈层式蔓延。从历史影像上看，陈埭镇的建设用地自西向东不断地圈层式蔓延（见图5）。早期的开发沿路扩展，建设用地和农用地交错，空间增长呈现斑块化特征。1990年代中期以来，土地农转非的速度加快，建设用地逐渐密实化与连绵化，农用地被大量侵蚀。2014年，全镇建设用地占比已高达66.72%。
1.2产业—村社—空间互动发展的分析框架
从相关研究来看，有关半城市化空间成因的研究成果颇丰，主要包含三种视角：
其一，半城市化空间的经济动因。高密度的半城市化空间是在外向型农村工业化、非正规住宅开发和都市区扩张的共同作用下形成的[1-2]，流动人口的低成本居住空间需求是城中村得以发展的主要源泉[3]。
其二，半城市化空间的社会成因。重商传统构成了半城市化空间的内部推动力[2]，宗族小共同体这一治理因素是触发农村工业化与城中村等“集体违规行为”的重要条件[4]，城市化农民的生存理性和经济理性影响着城中村这类半城市化空间的生产与再生产[5]。
其三，半城市化空间的制度基础。城乡二元管理体制导致的监管缺失、规划供给的时滞和措施不当、地方政府趋利性的低成本城市化策略、集体土地产权的缺陷等因素是城中村空间产生的重要基础[1-3，5-8]。
本文试图回答“晋江模式”下的小城镇的半城市化空间是怎样形成的 与地方产业之间是何关系 其社会基础是什么 综合既有研究成果，笔者提出产业—村社—空间三者互动发展的分析框架，基于陈埭镇的个案研究，考察村庄社会资源如何促进地方产业的发生与发展、产业如何形塑空间、空间又如何对村社和产业进行反馈，在不同阶段三者间的关系如何演进，规划如何促进三者之间的良性互动。
2陈埭镇产业、村社与空间的互动发展解析
2.1作坊工业阶段（1978—1992年①）
计划经济时期我国轻工业发展严重滞后，日用消费品奇缺，随着改革开放解除了体制束缚，巨大的需求势能被迅速释放。陈埭镇村民抓住了这一历史机遇，通过“三来一补”②的作坊式工业在短时间内完成了原始积累。这一阶段，村社内生的经济资源与社会资本促进了作坊工业的萌芽并形塑了村企合一、家户开发的空间格局，村社、产业与空间良性互促。
2.1.1内生于村社的作坊工业
由于地处海防前线，改革开放前陈埭镇接受到的国家投资极少，几乎没有工业底子。其工业化起步的动力不是外源的，而是根植于本地的农村社区，具体表现如下：
首先，内生于侨乡传统。陈埭自古就有拓外的传统，祖籍在此的“三胞”目前已逾10万人[9]。1978至1984年，大量华侨回乡创办来料加工企业，侨汇成为许多陈埭人创办家庭作坊的原始资本。1985年左右，陈埭镇所有的集资资金中，华侨及港澳台同胞眷属的资金占55%[10]。
其次，扎根于亲缘网络。早期的陈埭企业多数是联户经营的形式。据1985年的统计，陈埭所处晋江地区的乡镇企业中联户集资企业数量占比达71.6%[9]，在各类所有制企业中占绝对优势。联户企业凭借成员间的血缘关系能有效降低交易费用和监督成本。此外，村社内的互助还表现为活跃的民间金融。起步阶段的家庭作坊短期内需要大量的流动资金，民间合会这类非正规金融的程序简单，时间灵活，不需要担保抵押，因为合会成员以亲友为主，有效解决了借贷双方信息不对称的问题。
最后，契合于农村生产条件。陈埭镇村民选择的鞋服产业进入门槛低，具有“五小”的特点：小目标（创办企业只为了糊口）、小资本（因前期投入少故在市场变动中便于转产）、小规模（生产规模小）、小商品（产品技术含量低）、小利润（薄利多销）。
2.1.2作坊工业形塑的空间格局
家庭作坊的产业形态决定了陈埭镇在工业化起步时期的空间格局。 一是村企合一。村民通过把居家房屋兼作厂房来降低固定资产投资，有限的资金得以投入到产品开发和市场开拓上。此外，在家门口办企业，可以兼顾农业生产，形成“工农相辅”的生计模式。不容忽视的是，在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实行严格分离的城乡企业管理制度，农民不能进入城市投资建厂，故村企合一也是体制约束的结果[11]。
二是家户开发。陈埭镇远离大都市，极少接受到外商投资，要实现工业化基本只能采取自营土地（自用土地，自己办厂）的开发模式，而且在产业发展初期农户没有整合土地以连片开发的资金实力，故分散的、以一家一户宅基地为单位的开发方式极为普遍。
村企合一与家户开发的空间格局确保了陈埭产品的价格优势。随着作坊工业发展，不断有新企业产生，非农用地随之蔓延。由于这一阶段的流动人口不多，故农民自建房并未大发展。
2.2产业集群阶段（1992—2010 年③）
1992至2010年，陈埭镇的制鞋产业进入了以品牌化与上市潮为引领的快速扩张期。村企合一的建成环境在企业集聚与人口涌入的共同作用下不断加高增密，形成了“握手楼”林立的城中村景观。这一阶段，村社的治理因素维系了低成本的生产空间，由此促进了陈埭制鞋业从作坊工业向产业集群迈进。虽然空间结构的不适宜性已初步顯现，但尚未构成主要矛盾，产业、村社与空间仍呈现出较好的互动关系。
2.2.1基层治理维系低成本空间
1990年代，各地乡镇企业所依托的低成本空间面临着严峻的外部压力。首先，农村工业化的无序蔓延与耕地保护国策相左。其次，当时不少乡镇企业转制为民营，继续使用集体土地与法律不符。最后，乡镇企业布局分散，不利于污染治理。在此背景下，沪苏浙等地采取了“三集中”政策④，把工业发展权从村庄上移到镇级或县级工业园。晋江于1996年也曾提出“四个集中”⑤，但直至2010年左右，陈埭镇的农村自治开发才真正开始被冻结，个中原因可能要从基层治理加以解释。
陈埭所处的闽南地区宗族传统深厚，强大的侨眷势力和地方家族势力，或多或少会阻挡国家力量的向下延伸。随着产业发展，附着在城中村空间上的利益越来越厚重，自治开发除了给村民带来办厂利好外也给村集体带来可观的租金收益，在这种情形下，市县政府的“工业进园区”与“退二进三”等抑制自治开发的政策在村庄难以施行。基层自组织力量使村社能够克服并消解政府管制，维护村民自治开发的权利。
2.2.2低成本空间培育产业集群
1992年以来，制造业产能过剩与国企改革加剧了市场竞争，多数地区的乡镇企业因“低小散”难与城市工业相抗衡⑥。陈埭镇的民营企业能够长存不衰得益于低成本空间载体，以及由此孕育的集群化产业组织形式。
低成本空间体现在要素价格上。陈埭镇的产业主体是低附加值生产制造，多数企业对成本极为敏感，而城中村的集体土地则相对廉价。城中村还凭借低租金满足了外来人口的居住需求，降低了企业的用工成本。低成本空间还体现在交易费用上。在血缘地缘高度重合的农村社区里，村民间的信任和约束替代了一般的厂商垂直一体化组织内的权力和服从，以此节约了协商成本。低成本空间吸引了同类企业和相关行业不断在陈埭集聚，产业集群由此形成。集群内的大型企业在产能不足时可以将订单外派给中小企业，以减少厂房、设备等投资。企业的空间临近也更易形成从研发、生产到营销的纵向分工链条，降低采购商的搜寻成本。产业集群也有利于企业共享劳动力、市场信息和基础设施。
这一阶段，在基层治理的维系下，低成本空间使产业集群得以充分发育，经济的繁荣催生出更大的开发需求，城中村被源源不断地再生产出来，以圈层蔓延的方式侵蚀着生态空间。不容忽视的是，陈埭的产业集群建立在传统的村落格局之上，道路、基础设施、建筑布局都基本延续了小农经济时期的模式。这种路径依赖在作坊工业时期问题尚不严重，但到了产业集群阶段便会出现传统与现代的冲突，表现为环境污染、功能干扰与交通压力等矛盾。由于此时经济高速发展加之镇域内还有充裕的增量拓展空间，粗放式开发还可以持续，这些问题被暂时性地掩盖了。
2.3产业转型阶段（2010年至今）
2010年以来，陈埭镇的产业发展面临着内外两方面的困境。从外部看，人民币升值、原材料价格上涨与劳动力成本提高导致传统制造业的行业利润被压低，产业转型迫在眉睫。从内部看，陈埭镇现代服务业和高技术产业发展相当滞后，而全镇已无太多增量空间可供开发，存量的城中村空间品质却日益恶化。这一阶段，空间制约了产业提升，也影响了村社的人居环境，空间对产业和村社开始起负向作用。
2.3.1空间对村社的负向反馈
在陈埭镇的城中村建成环境里，一方面，集体土地产权模糊，在级差地租日益显化的情况下极易造成“利相争，责相推”的问题；另一方面，在城中村开发过程中，村民不侵害相邻业主的责任没被规定，不受负外部性干扰的权利也没有被保证，结果是良好的人居环境作为公共资源被无序掠夺，空间品质日益衰退。这种现象正是“公地悲剧”理论所阐释的：产权在没有排他性的明确规定之下，资源会被过度使用[8]。进一步地，笔者发现“公地悲剧”在陈埭有以下具体后果：
一是居住环境恶化。在没有规划约束下，村民为实现租金收益最大化，自建房被不断加高与外拓，终于形成“握手楼”与“一线天”，采光与通风条件恶化，公共空间萎缩。开发的短期性使得自建房存在质量隐患，且外立面裸露，影响城镇风貌。
二是设施供给不足。人口大量涌入所导致的外来人口与户籍人口倒挂给本地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带来不小的压力。虽然村委会负责治安、环卫、教育、市政等在内的公共支出[12]，但集体经济组织难免实力有限，设施供应难以保质保量。由于无法杜绝“搭便车”行为，私人也并无提供公共品的激励。
三是治理成本高。（1）鞋业原材料的生产会产生大量污染，企业排污以邻为壑，工业的分散又使治污成本上升。（2）宿舍、车间、仓储往往是“三合一”式布局，产生出严重的火灾隐患。（3）面对巨额收益与极低的占用成本，土地农转非的冲动难以遏制，侵占耕地及一户多宅问题频发。 2.3.2空间对产业的锁定效应
陈埭镇的城中村由于土地产权分散细碎（产权设置以户为边界）使得交易成本极高，再开发需要征得众多业主的同意，少数个体阻挠就能使改造计划搁浅，存量空间的固化导致产业结构的锁定。这种现象正是“反公地悲剧”理论所讨论的：资源被多个业主共同拥有，因为无法达成共识而不能共同开发，结果是资源仍保持原来的低效利用状态[8]。进一步地，笔者发现反公地悲剧在陈埭镇有如下具体表现：
一是企业难提升。一方面，传统制造类企业难发展。由于小幅地块整合的代价过高，企业规模扩大时难以在原址周边进行立体或连片的再开发以提高土地使用强度，只能在城中村外围寻求增量扩张，进一步侵蚀了农业用地，加剧了土地紧张。拓展空间的受限迫使企业外迁，据统计，2003至2011年陈埭镇的外迁企业达100家以上，其中又以规模企业居多。另一方面，新兴业态难导入。城中村空间适合于低小散的粗放型加工业，却不能承载高端生产要素。陈埭由此长期停留在低层次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产业结构难以优化。
二是政府难作为。陈埭政府为促进本地产业“优二进三”，势必要通过投资基建来改善营商环境，但再开发会触动现状土地利益结构，不得不面对两项巨额的成本。首先是经济成本，陈埭的工业化与出租屋经济共同推高了土地价值。以2013年当地修建的主干道双龙路为例，其中有2km路段选线位于城中村密集区，该路段拆迁补偿花费市政府30多亿，而工程造价仅2亿（见图6）。其次是社会成本，中小企业往往依赖于地方性的熟人网络与廉价土地，搬迁则会使之失去这些优势，而且拆迁处置不当也极易引发干群矛盾。
3面向发达地区小城镇转型发展的空间规划干预
陈埭镇的农村工业化是产业、村社与空间的互动过程，充分展现了市场的能量与活力，也暴露出规划缺位之下的“市场失灵”问题，空间的负向反馈最终制约了陈埭镇产业集群的进一步提升。陈埭镇案例表明，面向发达地区小城镇转型发展，需要有适时适度的精明规划干预，以此保障经济、社会、空间的良性互动。
3.1空间规划干预的必要性
土地资源的市场化配置存在以下局限性：一方面，市场难以克服空间结构的惯性。由于路径依赖的存在，空间结构的调整一般不会主动发生。另一方面，市场不能解决负外部性问题。无数分散的微观主体（企业和个人）在决策时容易忽视公共利益，也难以保障公共品的供给。这两个方面都是市场失灵的领域，也是规划的意义所在。我国的农村城镇化脱胎于传统的小农村落格局，传统的空间契合于农业生产特性，道路宽度窄、建筑密度低，由于开发强度不大，废弃物可以自我消纳，在农业生产方式下村规民约可以作为开发的指引[5]。当乡村地区进入快速工业化阶段，空间在水平和垂直两个方向同时迅速拓展，在强大的经济激励面前，村规民约迅速瓦解，空间矛盾集中爆发。一方面，小农时期的生产生活合一的布局方式极易造成功能干扰，需要从微观层面解决负外部性问题；另一方面，分散的一家一户极难协调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建设，需要从宏观层面统筹空间结构。
农村城镇化与工业化过程中存在的聚集效应主要来源于同一产业在地域上的集中所带来的地方化经济， 而地方化经济并不必然向城市化经济（多种产业的集聚）迈进[13]，也就是说农村城镇化的高级化不是自发的过程[14]。在城镇建设和产业发展的进程中没有长期适用的空间载体，空间结构的滞后会对经济和社会发展起到负向作用。规划通过公共行动和集体决策，增强空间供给的正向反馈机制，以紧凑高效、布局合理为目标来调整存量空间形态与土地利用结构，更好地满足新业态、新要素、新人群的空间需求，使空间结构与产业结构及城镇化水平同步协调。
3.2空間规划干预的时机把握
首先，产业起步阶段应给与产业和村社充分的发展空间。陈埭村民以集体用地启动工业化，通过自营土地，将级差收益内化为企业利润，由此减少了中小企业办厂成本，降低了农民参与工业化的门槛。相较之下，工业园区因通过征地途径而建设，导致企业用地成本较高（征地开发模式中大部分利益被中间环节的政府和土地经营者所占有，导致用地成本高），且园区对于地均产出、投资规模与产业门类等都有较高准入规定，将小微企业排斥在外（见图7）。由此看来，在产业发展初期，选择农村还是城市作为空间平台的背后暗含了选择草根民企还是外来资本作为发展主体这一事实[4]。陈埭镇在产业起步阶段如果采取“工业进园区”的政策无异于将中小企业从原生社区中连根拔起，从熟人网络中“脱嵌”而“再嵌入”到陌生的市场环境，从“人格化交易”走向“非人格化交易”[15]，不确定性随之大幅增加，也就很可能不会有今天的本土品牌林立的非凡成就。
其次，产业提升阶段的公共干预应及时有力。在产业起步阶段由于乡镇的经济密度和人口密度不高，集聚的正外部效应远大于负外部效应，在此阶段更注重发展的公平导向，对大小市场主体均给与充分的参与机会可以促进经济效率的提高。在产业提升阶段，集聚所带来的负外部性逐渐暴露，空间惯性开始制约产业结构的转型，过度的公平主义会损害效率，导致集体福利的受损。这一阶段，地方政府经过多年的发展，逐渐积累了相当的财政实力，具备了宏观调控的可能，在兼顾公平与效率的前提下，通过及时的规划干预弥补开发行为中的市场失灵。陈埭镇的自治开发在村社基层治理的维系下得以存续，也使之错过了空间优化的最佳时机，到了产业发展后期，初始空间结构难以适应“新旧动能转换”的现实需求，即便花费极高代价进行规划介入也会由于现状利益结构过于牢固而难以调整，产权分散阻挠了再开发的推进，由此对产业结构产生了锁定效应。
3.3空间规划干预的方式选择
一方面，宏观层面的规划干预十分重要。总体规划在宏观上体现未来的公共利益，可以协调城市的空间结构，使之促进产业结构的演进。本文认为，“开发权转移”是宏观层面值得借鉴的政策工具，可以达到政府与村民的共赢，其原则如下：其一，保证农民的权益不受损。土地农转非过程中应使产权清晰化，把集体土地从实物形态变为价值形态，通过使用权的合作、入股、联营、转换等方式进行流转，各成员平等分享资本收益[17]。其二，保证土地规模经营和统一规划。允许村集体土地以多种方式参与城镇开发与工业化，收益权由村民共享但土地支配权要上移到镇级或县级平台，以此降低在土地使用中政府与分散农户谈判时的交易成本。 另一方面，要加强微观层面的规划干预。控制性详细规划在微观上通过限制土地使用权与开发权以控制土地使用性质与开发强度，从而消解空间使用中的负外部性，并保障公共物品的供给，以此杜绝“公地悲剧”。政府还可以通过限定最小的地块出让面积以保证土地开发不至于太过细碎，达到整合土地、高效开发的目标，也有利于未来的存量空间调整，以此避免“反公地悲剧”。
4结语
陈埭镇的农村工业化随经济体制转轨而兴起，借侨乡传统与社会网络而成长，凭集聚效应和基层治理而得以存续。工业化在农村的留存一方面确保了村民长期作为开发的主体，使之直接分享到经济发展的果实；另一方面维持了分散的自治开发模式，造成了高密度的半城市化空间环境，引发了“公地悲剧”与“反公地悲剧”。陈埭镇的发展历程充分展现了“晋江模式”中产业、村社与空间的互动关系：村社为产业提供了启动资本，产业形塑了空间环境，空间结构调整的滞后又制约着产业的进一步提升，并恶化了村社的人居环境。内生的地方产业给了民间以充分的发展动能，是包容性增长的应有之义，但还权赋能需要在制度框架下方可良性运行。精明的规划干预能促进产业、社会、人居空间三者之间协调发展，值得学界借助更多的案例展开深入研究。
注：
①1978-1992年属于陈埭镇的一次创业，乡镇企业在短缺经济背景下快速扩张。1992年晋江撤县设市，国内经济也逐步转向了买方市场，陈埭镇开始了二次创业。
②即“来料加工、来件装配、来样加工和补偿贸易”。
③据笔者对当地政府的访谈，陈埭镇在2010年左右开始冻结农村的自治开发。
④即“农户向社区集中、承包耕地向规模经营集中、工业企业向园区集中”。
⑤即“耕地向规模经营集中、企业向工业园区集中、人口向城市和集镇集中、住宅向现代社区集中”。
⑥南海与顺德的村民在1980年代都曾自办工厂，后因企业的产权、技术、管理等问题，在1990年代改为租赁土地招商引资。
参考文献：
[1]田莉，戈壁青.转型经济中的半城市化地区土地利用特征和形成机制研究[J].城市规划学刊，2011（3）：66-73.
[2]魏成，赖寿华.珠江三角洲大都市地区高密集城中村的形成——一个分析框架[J].现代城市研究，2006（7）：25-32.
[3]魏立华，闫小培.“城中村”：存续前提下的转型——兼论“城中村”改造的可行性模式[J].城市规划，2005，29（7）：9-13.
[4]林永新.鄉村治理视角下半城镇化地区的农村工业化——基于珠三角、苏南、温州的比较研究[J].城市规划学刊，2015（3）： 101-110.
[5]蓝宇蕴.城中村空间结构的社会因素分析[J].学术研究， 2008（3）：90-95.
[6]高学武，魏国学.城镇化视野下城中村治理困局的破解之策[J].宏观经济研究，2014（3）：24-29.
[7]张京祥，赵伟.二元规制环境中城中村发展及其意义的分析[J].城市规划，2007，31（1）：63-67.
[8]朱介鸣，罗赤.可持续发展：遏制城市建设中的“公地”和“反公地”现象[J].城市规划学刊，2008（1）：30-36.
[9]黄世界.乡镇民营企业的崛起与乡镇治理的转型[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13.
[10]晋江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晋江市志[M].上海：三联书店， 1994.
[11]刘世定.乡镇企业的区位选择和区位有效性[J].改革， 1997（2）：49-55.
[12]李培林.巨变：村落的终结——都市里的村庄研究[J].中国社会科学，2002（1）：168-179.
[13]冯云廷. 从城镇化到城市化：农村城镇化模式的转换[J].中国农村经济，2006（4）：71-74.
[14]杜宁，赵民.发达地区乡镇产业集群与小城镇互动发展研究[J].国际城市规划，2011，26（1）：28-36.
[15]史晋川.温州模式的历史制度分析——从人格化交易与非人格化交易视角的观察[J].浙江社会科学，2004（2）：14-18.
[16]原英，孔祥智.农村工业化过程中土地非农化模式研究[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6（1）：53-58.
[17]温铁军，温厉.中国的“城镇化”与发展中国家城市化的教训[J].中国软科学，2007（7）：23-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