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李虹在她的个展上，用了一个充满悖论的标题《叛逆与共谋》，将两个不同主题的艺术作品放到了一起展出。叛逆部分的作品，表现的是与异性恋生活方式相悖的、具有同性性倾性的女女性爱生活。作品的环境放到了很私密的洗手间，表达了李虹底层人文的艺术立场。而共谋部分的作品，则表现了置身于现代工业文明环境中的女性的某种生活态度。作品中，无论有着男性阳具隐喻的管道密布的工业环境，还是代表着男权话语的汽车文化环境，置身其中的女性气质的女性身份与所处的环境关系所形成的暧昧关系，充满了李虹式的质疑态度。《叛逆与共谋》的政治想象与文化隐喻，是李虹社会视角中的艺术生产的动机。在李虹的作品中，把同志文化视为由男权话语形成的社会伦理道德秩序的反叛者，而反叛者的同志文化身份却来自社会生活的底层。作为底层人文的双重的政治隐喻，一是人物形象塑造的压抑感与苦难感，赋予了女同志的社会底层身份的某种象征；一是环境设计放到了肮脏的洗手间，暗示了女同志的社会底层身份的边缘化。如作品《出水芙蓉》，在同一件红色的大衣里，女女相拥的身体有着亲密的接触，只是画面的环境放到了洗手间里，颇有“出污泥而不染”的文化指向。女女同性之间的身体结实而又粗大，面部紧张而又恐惧的表情，似乎是来自社会底层的女同志的生活写照，同时也是社会底层人文状况的形象反映。李虹的作品《存在》、《世界》等艺术的环境置于洗手间的暧昧，女女同性之间的惊恐，似乎成为了尚未“出柜”的女同志生活的隐喻。如作者所说的，题材来自于特区打工妹的同志生活的真实写照。作为特区密集型的产业女工，大多是来自农村的农民工。相对窘迫的生活居住条件，使众多底层的女性聚集的地方，容易产生性社区，而这些地方的同志文化很难“出柜”。由于同吃、同住、同性女女生活的空间狭小，情欲与性欲的本能交叉重叠，容易产生同性的性行为。与男同志性行为的直截了当相比，女同志的性行为则显得的暧昧一些，本来就处在城市文化边缘的女同志，她们同性之间的性爱生活，也成为了性恐惧的某种象征。如作品《存在》，女女同性在环境的肮脏的洗手间相遇，各有心思而又不知所措，女女同性之间的身体接触表现出来的焦虑、焦灼、焦躁，成为了女女同性之间的思想的表情。与此同时，没有生活方向感的迷惑、迷惘、迷失的思想表情，成为了女女同性之间的精神的危机的象征。虽然，作品《世界》中的两个女性拥抱在一起，似乎有了一定的安全感，但是面部的憔悴与紧张，以及环境的肮脏，随时都有可能将短暂的幸福击碎，并重返恶梦般的现实生活中。此时，李虹的作品呈现出了女同志文化的苦难感与艰难感。作为一个非同志的艺术家，李虹把视野放到了生活在都市文化边缘的社会底层的女同志文化，并且通过底层社会的女同志文化的塑造，不仅反映底层人文的处境，同时也生产了底层社会的女同志的情欲政治。
　　被苦难绑架的同志文化，是李虹情欲政治中艺术的表达方式。基于记者职业的敏感和责任意识，同志文化作为社会亚文化的弱势群体，是李虹同志艺术创作的主体。李虹式的人文关注中的政治想象与艺术想象，同样会感动每个关注同志文化的观众。二是作为职业记者出身的艺术家的李虹，综合了社会实践中曾被采访的打工女、吸毒女、包月女等等底层女性的生活状态，塑造了李虹式的女同志的艺术形象，让我们认识了被苦难绑架的同志文化的残酷与冷峻。李虹同志文化的艺术想象，同样具有中国当代艺术的先锋意义。因为同属底层社会的同志文化，作为社会底层性社区的弱势群体打工妹，她们生活的艰难具有普遍性，并且始终被排斥在社会的主流文化之外，她们性取向情感的多样性与性选择权力的自由性，具有着社会学的意义。
　　李虹的情欲政治中的同志艺术，被有些批评家说是走进精神底层的艺术记录。相对于物质而言的精神，究竟有几个层面，也许是哲学家关注的问题。但是，针对李虹的情欲政治中的同志艺术是否可以看成是精神底层，这个精神底层似乎有社会底层的影射。如果说精神底层被指代为社会底层，包括了女同性恋在内的打工女、吸毒女、包月女的性身份，那么她们同时也是父权文化中性角色的认同与反抗的道德挣扎的载体。实际上包括女同性恋在内的打工女、吸毒女、包月女的确处在社会的底层，那么，社会底层是否能够等同于精神底层？把女同性恋与吸毒女、包月女一起纳入精神的底层有待商榷：
　　第一，精神的底层与社会底层不是一个层面的概念问题。与吸毒女、包月女不同，女同志的同性性爱恰恰是精神层面上的文化诉求。而这种文化的诉求，是和异性恋主义下的保守、僵化的性体制做斗争的结果。虽然女同性恋来自社会底层，但是她们永远不是精神底层的言说物，也不是精神底层的替代物。因为她们不同的文化背景带来的同性性爱生活，是精神最初的也是最后的原动力。不满足是一种情感生活方式、政治生活方式与文化生活方式的同志文化，精神的指向十分明确。精神层面生活的最高形式，就包括了性选择的自由，而不是性性行为方式的滥用。换句话说，同志文化来自于精神方面的人性的多样化的尊重。
　　第二，社会底层与精神底层的重叠，往往是贫困与堕落形成的同谋与共犯关系。社会底层的贫困有可能会产生同志文化，但那不是一种堕落的形式。正像有同志所说：同性恋是一种行为，而不是一种人格。人格作为人类文化最后的积淀，尊重他人也尊重自己的一种文化方式，就是人格最完美的体现。同志文化中的人格总是与精神联系在一起的。而同志文化作为一种行为，其成因的复杂，甚至不排除生理基础的性取性，当然更多的是社会心理的性取向。作为以个人性取向发展起来的同志文化，并不伤及他人的非公共行为，依然受到主流生活的排斥而成为亚文化弱势群体。
　　第三，视同志文化为精神的底层，是社会的恐同症的综合反应。作为亚文化弱势群体的同志文化，一直是社会政治的视觉盲点。恐同症是以政治歧视为基础的非人性的社会心理一种反应。正是因为如此，人性的多样性的性平等，是社会底层的同志文化最高的精神境界。当我们说性是被建构起来时，性平等就是一种政治权力的话语方式。异性恋的权力的话语方式，是它被法律化、制度化的社会形态的产物。同性恋的权利话语方式，是抵制任何法律化、制度化的两性关系中的强权政治。
　　同志文化虽然被边缘为社会形态的弱势群体，并被排斥在主流社会以外，但是作为人性平等的一种性选择方式，它的存在同样应该受到社会各阶层的尊重。作为非同志身份的李虹的情欲政治，通过自己的艺术创作，把自己的社会文化的关注点，始终投向被边缘化的社会形态的弱势群体——同志文化，而女同志文化是最有效的父权文化的抵抗者。李虹给同志文化以叛逆的主题，是想通过同志文化作为与异性恋霸权主义斗争的一种媒介方式，不仅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一改父权文化的审美机制，而且在艺术环境的选择上，一改主流话语的价值体系。李虹作品的艺术形象“丑陋”，艺术环境甚至有些“肮脏”，一种貌似审“丑”的李虹的同志文化，一开始的定位，就是社会底层文化的艺术表达形式，但不是精神底层的言说方式，并制造出来了作为抵制父权文化审美价值观的审“丑”的精神隐喻。李虹作品中的与叛逆主题相对应的是共谋主题，来自符合父权文化审美价值观的靓女，与父权文化达成了同谋共犯的关系，并且让自己成为父权文化审美机制的社会伦理道德的形象代言人。在同谋的主题下，象征男性文化的汽车文明，包含了被父权文化认可的女性身份，成为异性恋性主义文化表演剧场的重要角色。与父权话语环境共谋的华丽转身是叛逆。李虹的叛逆主题不仅是对父权文化审美机制的颠覆，同时也是她的女同志的底层形象设计与社会底层环境设计的隐喻。李虹的作品表明了自己鲜明的艺术立场：同志文化的生产本身就是一个精神高层的永恒的建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