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吉夫先生是与中国新时期文学共生的作家,三十年来一直笔耕不辍。出版了《汤吉夫短篇小说集》《汤吉夫中篇小说选》《汤吉夫小说选》《朝云暮雨》（长篇小说），报告文学《郭书俭印象》，以及随笔集《津门乱弹》《湖边记忆》等。近期出版了中篇小说《遥远的祖父》、长篇小说《大学纪事》以及随笔集《书斋内外》。应该说汤吉夫先生是以写小说见长的学者型作家，但他的杂文、随笔因其学养的深厚，同样精彩。这里编发的是《书斋内外》的部分篇章，以飨读者。
　　
　　长记性，说得文气一点，就是“吃一堑，长一智”，或者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也。一个人、一个单位、一个政党，不可能一点错误不犯，要紧的是犯了错误，要记取教训，以避免今后再犯同样的错误。聪明的人，并不是永远正确的人，而是那些能长记性的人。犯了错误能切实记住，同样的错误绝不犯第二次，这大抵就是所谓的聪明人了。
　　道理上这样讲，很轻松，实际上不重复犯同样的错误，也是很不容易的事。错误有轻有重，有些人稍有闪失就能记住，可谓是顶级的聪明人；有些人，则必须错得很重，伤得很深，才能记住，虽非圣贤，也算不错了。很可惜，还有一些人，永无记性，一而再，再而三地犯同样的错误，近乎无可救药，确是非常愚蠢的了。
　　遥想当年，我们曾经何等的牛气，“人定胜天”啊。“亩产过百万斤”啊，“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啊，闹得真跟“老子天下第一”似的，结果栽得很重，也很痛苦。后来就长了教训，到了如今，就比较能摆正位置，比较能尊重客观规律，很少再发当年那种不可一世的吼叫，也算是“吃一堑，长一智”了吧。
　　若干年前，我们是崇尚斗争哲学的。今天是这拨人斗争那拨人，明天是那拨人斗争这拨人，斗得天昏地暗，“洪洞县里没好人”。结果呢，人人自危，民不聊生不说，国民经济也到了崩溃的边缘。这个教训够惨痛了，所以从“文革”结束，直到今天的20余年的时间里，我们不再搞斗争哲学，人的精神轻松了，日子好像也一天天好起来。
　　这就是长记性，是很聪明的行为。在我看来生活的进步，世界的进步，大抵就是从长记性开始的。
　　文艺界有个叫周扬的人，许多年青的朋友不知道他。但当年他可是文艺界的大总管啊。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也算是一方诸侯了。从建国初到“文革”前的历次运动中，他都是文艺界掌舵的人物。在那些年里，被他点名、批判、整肃过的人，是无法计数的。后来，“文革”来了，他身陷囹圄，备受摧残，在漫长的被诬、被审、被整的过程中，终于深悟到那些被他整肃过的人们的痛苦。“文革”结束，周扬复出工作，除去屡屡地、一而再再而三地向曾被他斗争过的人们道歉以外，决心不再整人，一直到他离开尘世，也没听说他再整肃什么人。
　　周扬算是诚实的人。虽然他的悔悟是付出了惨重代价的，却毕竟长了记性，即使活着，也不会再犯先前的错误。周扬长记性，不等于所有的人都长记性。在周扬晚年，就有人对他的悔悟很不满，又罗织罪名，企图整肃他，只是那时，他已经不肯退让了，所以这个在文艺界中整人很多的人，竟奇妙地获得了一个好名声。
　　总而言之，长记性是好事，生活要前进，人不长记性是不行的。很可惜，我们的同胞的记性总是不那么好。比如说，建国初，我们就毙过刘青山、张子善，这些年又杀过成克杰、胡长清，总该让人记住点什么了吧?谁知却不然，一个个贪官居然前仆后继地跟上来。没吃过猪肉，总看过猪走啊，毙了杀了那么多贪官，怎么还会有人接着贪呢?这当然是没记性的表现，但若说他们不知道贪污是犯法的事是不对的，他们统统知道。他们之所以要铤而走险，是因为他们禁不住一个巨大的诱惑，而心怀侥幸地走下去就是了。他们是故意不长记性，也可以叫明知故犯。
　　对于普通百姓来说，不长记性的事儿也是所在多多。比如，十多年前我们还是发放粮票、布票、油票、烟票、日用品票什么的。也就是说，我们离开不挨饿、不缺衣、不缺火柴的日子没有多久，但是人们似乎早已把那个年月忘记了。到宾馆、饭店、酒楼看看去，奢靡浪费之风简直能把人吓死，节俭不再是美德，而成了寒酸和老土帽，真不知道今宵何夕何年了。
　　再如非典，不也把人吓了一跳吗?但是当非典刚刚过去，人们在非典期间养成的好习惯，也正在随之远去。人们憋足了劲似的要把“损失”找回来，劲歌狂舞，争奇猎异，胡吃海塞，如同狂欢，难道非典真的从此永不再来了?
　　人类总是在教训中成长起来的。长记性就是吸取教训。凡是不尊重教训的早晚要遭到生活的报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