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内容摘要：天水师范学院已故张鸿勋教授是著名的敦煌文学研究专家，尤其在敦煌俗文学研究方面成绩卓著，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是他那个时代敦煌文学研究的代表人物。他的学术研究起步早、起点高，运用“跨文化”的研究方法，将文学和民俗学、人类学等相关的学问联系起来考察，将俗文学和雅文学、敦煌文学和外国文学结合起来进行比较，从而能够站在学术前沿，并得到学术界的广泛认可和好评。
关键词：张鸿勋;敦煌俗文学;跨文化;学术史
中图分类号：K87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19）06-0119-10
Abstract： The late professor Zhang Hongxun who taught at Tianshui Normal University was a famous expert on Dunhuang literary research and exemplary among the scholars of his age. His academic research career set the bar high right from the beginning with several early outstanding achievements， especially in the research of Dunhuang folk literature. Using a cross-cultural approach， he conducted research by combining knowledge of literature， folklore studies， and anthropology to analyze ancient texts， though he was no less proficient in comparative practices， whether it was in comparing folk literature and the literature of the literati or Dunhuang literature and foreign literature. By virtue of such academic excellence， professor Zhang always stood at the forefront of his field and obtained extensive recognition and favorable praise from the academic world.
Keywords： Zhang Hongxun; Dunhuang folk literature; cross-culture; academic history
（Translated by WANG Pingxian）
著名敦煌文學研究专家、天水师范学院张鸿勋教授于2016年9月15日（中秋节）00：17分在天水逝世，享年82岁。
中秋节的前一天晚上，朋友们在微信和短信上互发祝贺节日的信息，我曾想给张鸿勋先生打电话祝贺节日并问安，但想到张先生年龄大了，身体又不好，休息得比较早，就没有打扰，想中秋节的早上再打电话。
中秋节早上起来打开手机，收到的第一条信息就是张先生逝世的噩耗，我实在不敢相信，心情也无法平静，一直呆坐着，与张先生交往的情景一幕幕在脑海中涌现。10点钟，给张师母打电话，张师母告诉了具体情况和安排，并一再叮嘱不要声张，也不让我去天水，因张先生有遗嘱：丧事从简，尽量不要打扰别人，就是在西安的亲戚也不通知。
张先生去世后，我就想提笔写点什么，但不知道从哪里着笔。之后也有过几次写作的冲动，都由于思绪不清楚也未能下笔。现将我所了解的张先生写出来，以纪念他逝世三周年。
一
张先生是著名的敦煌学家，他在敦煌文学尤其是敦煌俗文学研究方面成绩卓著，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是他那个时代敦煌文学研究的代表人物。
我和张先生第一次见面，是在1983年的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大会和学术讨论会上，但那次会议期间，基本上没有单独接触过，后来由于我参加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语言文学分会的相关活动，并参与了《敦煌文学》和《敦煌文学概论》的编写，就与张先生慢慢熟悉了。
由于当时张先生是天水师专的副校长，又是甘肃省著名的社科专家，特别是在甘肃省教委（教育厅）系统享有很高的地位，甘肃省教委系统的许多评审如社科奖、教学奖、教材和职称评审等，大多数情况下张先生都会参加并多次出任组长。当然，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为了兰州大学和西北师范大学的平衡，只好找一位非兰大和师大教师，既有学术地位，又为人正派、公正的学者担任组长。由于张先生担任组长，就常常来兰州参加会议，而省教委的评审会一般都安排在西北师范大学。
当张先生来兰州入住西北师范大学专家楼后，在开会的前后或间隙，一般都会来我家坐坐，我们聊学术，互通信息。有时还会借我的书刊去复印（当然，一般我都是按张先生的需要复印好）。张先生毕业于兰州大学中文系，在兰州有好多同学，在西北师范大学中文系担任教师的就有两位，可能是为了避免人事方面的纠葛，他一般不去打扰，而我是晚辈，又非同一专业，就没有这些顾虑。当时大家的生活条件比较差，家里都无法洗澡，而学校的集体澡堂都是定期定时开放，时间有限人又很多。正因为如此，如果没有特殊的情况，张先生都会请我们一家晚上去他的房间洗澡。
张先生虽然是著名的专家，又是副局（地）级的学校领导，但他确实没有官员的派头和架子。他到兰州参加省教委的会议时，从来不坐小车来，都是从天水坐火车来;从火车站到师大和从师大到火车站也都是坐公交车，他经常提前两个多小时就从师大出发去车站。 张先生是全国知名的敦煌俗文学研究专家，但其所在单位既非重要的科研院所，也不是著名的高校，又不在省会，再加之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科研经费比较紧张等各方面的原因，在学术交流和联系方面还是受到了很多局限，外出参加学术会议的机会较少，与学术界的联系也不是很多，而他又不愿意给别人添麻烦，所以他的学术论文绝大部分都发表在甘肃的刊物上，除了在台湾林聪明主编的《敦煌学导论丛刊》出版《敦煌话本、词文、俗赋导论》、在《敦煌丛刊二集》中出版《敦煌讲唱文学概论》两本书外，他的《敦煌讲唱文学作品选注》《说唱艺术的奇葩——敦煌变文选评》《敦煌俗文学研究》都是在甘肃的出版社出版的。而张先生又是一位在国内敦煌学界有影响的专家，他也特别希望自己的论文能在甘肃以外的刊物发表。当我在南京师范大学主持《南京师大学报·敦煌学研究》专栏时，就发表了两篇张先生的论文，而且我还请时任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的孙继民先生推荐，在《河北学刊》上发表了一篇张先生的论文。
2012年前后，张先生想将他《敦煌俗文学研究》以外从跨文化角度研究敦煌俗文学的论文结集，特别希望在全国有影响的出版社出版，哪怕自己开口向学校申请出版补助也行。张先生给我谈了想法后，我就与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吕瑞锋君联系，得到瑞锋君的初步同意后，请张先生整理了文集拟收篇目和内容提要。随后，张先生寄来了《长安与敦煌：跨文化视野下的俗文学论丛》的大纲，共收论文17篇，20余万字，出版社审阅后同意出版。为了全面反映张先生从跨文化角度研究敦煌俗文学的成绩，我与张先生商量，又从《敦煌俗文学研究》中选了4篇，并加了在《甘肃文史》上发表的一篇，编为《跨文化视野下的敦煌俗文学》。张先生交稿后，我们就谈到了出版经费问题，我也知道张先生的性格，他当了多年的副校长，从来没有以副校长的身份为自己办过任何事情。当时他已年近八十，退休多年，校领导都是晚辈，大多数也是从兰州调来的，以前并不认识，所以不到万不得已他是不愿意向校领导张嘴的。我将此情况给吕瑞锋说后，瑞锋君也充分理解，经他联系协调，将此书纳入了兰州大学的“当代敦煌学者自选集”。这样，张先生就不用向学校领导申请出版经费了，也了却了他的一个心愿。这就是上海古籍出版社于2014年出版的《张鸿勋跨文化视野下的敦煌俗文学》一书。
2015年，我在参与主编《浙江学者丝路敦煌学术书系》时，要求每位作者写一篇学术史的研究历程置于书前，并想以后单独成书。为了尝试此项工作，为敦煌学学术史积累更多的资料，我想个人的学术史可以突破“浙江学者”的范围，就请张先生将自己的研究历程写出来，这就有了《社会科学战线》2016年第3期上的一组学术史文章：张涌泉《走近敦煌》、齐陈骏《回望丝绸之路与敦煌学研究》、张鸿勋《敦煌俗文学研究之路》。这应该是张先生生前公開发表的最后一篇学术文章。
张先生去世时，恰值中秋假期，而张先生退休多年，两个孩子又在西安，单位的年轻人对他不熟悉。我设法与天水师范学院联系，公布了单位的邮箱和电话，以便接收唁电、唁函和电话询问。同时第一时间将此信息告知了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敦煌研究院、甘肃省敦煌学学会等单位同仁，也以我个人的名义并代表浙江省敦煌学与丝绸之路研究会发了唁电。中华书局程毅中先生写了《悼念张鸿勋先生》的挽诗：“敦煌学界最知音，相应同声论变文。千里婵娟今夜月，无从共照念斯人。”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前副会长兼秘书长柴剑虹先生写了《悼鸿勋》的挽诗：“丙申中秋晨，传来张鸿勋教授在天水逝世噩耗，不胜悲悼之际，谨以此小诗奉献于鸿勋灵前。鸿勋吾挚友，仙逝在中秋。天水川呜咽，麦积山垂首。治学最勤勉，朴实无他求。研治俗文学，堪与大师俦。晚年病体弱，笔耕犹未休。而今骑鹤去，遗著世长留！”
二
张鸿勋先生出生于1935年，1955年考入兰州大学中文系，1959年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刚成立不久的天水师范专科学校（今天水师范学院），2005年退休。
张先生接触敦煌学是比较早的。他在西安上中学时，就对《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章回小说感兴趣，还在旧书店里买了早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万有文库》中的小册子，其中就有王国维的《敦煌发见唐朝之通俗诗与通俗小说》，这是启蒙张先生“认识敦煌俗文学的第一课。”
读大学后，张先生的兴趣是宋元话本，他“曾用很多精力搜集材料，准备编写一部《宋元话本小说叙录》之类的东西，拟将现存的几部话本和拟话本集，如《清平山堂话本》《京本通俗小说》《三言》《二拍》等，逐篇考索诸家之著录、版本之异同、编写之时代、体制之特点、故事之演变、于后世小说戏曲之影响等等。”[1]后来看了敦煌文献中的《秦妇吟》《季布歌》《唐太宗入冥事》等，“为我探讨话本小说的源头找到了答案”，更明白了“敦煌俗文学在我国小说发展史中，就具有了特殊地位和价值，于是我的注意力，也就从宋元以来的话本小说，转移到了敦煌俗文学上。”[2]
大学三年级时，张鸿勋就在《文学遗产增刊》第六辑[3]上发表了学术论文《试论〈金瓶梅〉的作者、时代、取材》。一个在读的大学本科生能在国家最高水平的刊物上发表论文，一方面说明当时社会的风尚比较纯正，另方面说明张鸿勋的论文确实有新的见解。因为在1924—1978年间，关于《金瓶梅》作者的研究只有9篇文章，其中就包括张鸿勋的这篇论文。张鸿勋指出：“《金瓶梅》的作者是笑笑生，而不是王世贞。”张鸿勋对《金瓶梅》作者兰陵笑笑生的追问，“自此成为很长一段时间内研究作者的学人们努力的方向。”[4]
张鸿勋到天水师专工作后，经过几年认真的读书、思考、写作，正该多出成果时，“文革”爆发了，一切都被打乱了，学术研究当然也就停止了。当“科学的春天”到来时，张鸿勋的学术积累一下就迸发了出来，在甘肃省社会科学院主办的《社会科学》{1}1980年第1期上发表了《简论敦煌民间词文和故事赋》，在该刊1980年第4期上又发表了《敦煌发现的话本一瞥》。在《飞天》1981年第1、2期上连载了《瑰丽新颖 多彩多姿——敦煌民间文学漫谈》。同时还在《关陇文学论丛》上发表了《〈游仙窟〉与敦煌民间文学》《敦煌讲唱文学作品故事流变考略》，在《敦煌学辑刊》上发表了《敦煌讲唱技艺搬演考略》，尤其是在《文学遗产》1982年第2期上发表了《敦煌讲唱文学的体制及类型初探——兼谈几部文学史的有关提法》，在《学林漫录》第11辑发表了《谈敦煌本〈启颜录〉》，从而奠定了他在敦煌文学界的学术地位，尤其是在敦煌俗文学研究方面站在了学术的制高点上。 虽然张先生的学术积累比较深厚，但他深知自己所处的地理和学术环境，“由于我偏处西北一隅，远离学术资料中心，看卷子、查资料都很困难，要直接阅读遗书（那怕是缩微胶片），极为不易。”[1]当国家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后，为了有更好的环境专心研究敦煌文学，张先生想离开生活条件比较舒适的天水，拟调到生活条件比较艰苦、但科研条件较好的敦煌文物研究所，就向段文杰所长写信谈了自己的想法。段文杰先生于1979年4月27日给张鸿勋回信说：“你的信收到很久了，由于工作较忙没有及时复信，我曾托李永宁同志向你致意。你是有志于敦煌文学研究的人，这样的人我们非常欢迎，所以我们很想你到所里来工作，把敦煌遗书的研究工作搞起来。……我们最近正在编《敦煌研究》第一期，准备在明年三四月见刊，第二期预计在明年国庆节见刊。明年先出两期作为试刊，以后可能改为定期刊。希望你给我们撰稿。……日本搞了个‘敦煌’讲座，共出十三卷，已出三卷，都是一寸厚的精装本，其中第十一卷就是敦煌文学。日本人在向我们示威，我们应该给他们以响亮的回答。所以希望你多写一点文章，我们的刊物可以发表。”虽然由于属不同的系统管理，张先生的这次调动未能成功，但与敦煌文物研究所有了更多的接触和了解，并应段文杰先生之邀，在《敦煌研究》试刊第二期上发表了《敦煌讲唱文学韵例初探》。
1982年七八月间，敦煌文学研究座谈会在兰州、敦煌召开，这是新时期敦煌学界的第一次学术会议，张鸿勋先生应邀与会，提交了《敦煌话本〈叶净能诗〉考辩》的论文，更重要的是与段文杰、关德栋、刘铭恕、程毅中、项楚、张锡厚、柴剑虹、李永宁、颜廷亮等学者建立了联系。1983年8月，又应邀参加了在兰州举行的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大会和1983年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提交了《敦煌写本〈下女夫词〉新探》的论文，与学术界的联系更为广泛。据张先生自述，这两次重要的学术会议，“面聆了许多前辈学者的风范和教诲，结识了包括台湾及海外专家学者在内的一些新朋友，在交往切磋中获得不少教益，也更激发了我从事敦煌俗文学研究的热情。”[2]
1983年8月，张鸿勋先生48岁时被任命为天水师范专科学校的副校长，是当时干部知识化、年轻化的体现，任命前他并不知道，任命后他感觉自己不合适，也曾向上级机关和领导提出辞职，但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后，全国掀起了敦煌学的热潮，甘肃省委也筹划将敦煌文物研究所升格为敦煌研究院，并在兰州建立科研、生活基地。张先生得知这一信息后，认为有了辞去职务的理由和调往敦煌的机会，就于1984年1月10日给段文杰所长写信谈了自己的想法和研究计划。
段先生鉴：
您好。
兰州之会，匆匆未及向先生详谈，深以为憾。但先生对我的嘉掖厚爱，我是时时铭刻在心的。回校后，为日常琐务缠身，更不愿以区区小事干扰先生，所以没有给您去信，尚祈先生鉴谅。
阅报，知敦煌研究院即将成立，这确是我国敦煌学研究事业中一件划时代之大事，亦为先生孜矻献身数十年理想之实现，令人感奋。同时报载先生为院筹建负责人之一——今后诸事多需先生经之营之，当更忙了。此院成立，除党政人员外，研究人员自以贵所诸贤为基础了，但或亦需增加些新人，我虽能薪材谫，昧厥所由，但亦有志于敦煌文学之研究，愿借建设之机，追附骥尾，以献槔薪之力，不知得蒙先生俯允否？
当然，我也知道现在我的工作使我调动一下困难很多，但研究敦煌文学为我之夙愿，且已在这方面起步，而副校长者并非我之长，适宜于此职者大有人在，何况党内还有这样的精神：选拔知识分子做领导工作应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要用其所长。有行政能力又有实际工作经验的，可选拔到各级领导岗位上来，那些在某一技术業务上有专长，而缺少领导工作经验的，就不要勉强他们当行政领导。我虽无专长，但不宜于当行政领导则无疑。我也给省教育厅管干部的陶君廉副厅长、省委宣传部原吴坚、于忠正部长、现任王殿华副部长去信或面谈过此事，他们都答应在适当时候考虑我的要求。研究院的成立，应是我再次提出请求的机会，我除向他们再去信外，不揣冒昧也向先生一陈此意，愿借先生鼎力，在研究调配人员时，玉成此事，则不胜感激之至。我想，天水师专教工二百多人，可任校长者多多，而研究敦煌文学者，却非一蹴可就;我若能到院专心一意搞此项研究，期以一年，即可将已成之拙稿《敦煌讲唱文学研究》四十余万字，《敦煌讲唱文学作品选注》约三十万字拿出，于国、于省、于院总不是坏事，主事者当可体察此愿，且我之调动，不出省，仍为甘肃工作，不违背省人事调动规定之原则，应该能考虑考虑吧。
我虽与先生见面通信多次，但我的详情从未向先生谈过，为供先生了解，另纸附上简历一份，余不尽陈，即请
著安
张鸿勋上
从此信可知，张先生想调到敦煌研究院专心从事研究工作的心情是多么的迫切，为此，他拟辞去副局（地）级的天水师范专科学校副校长，专心从事敦煌文学研究。
段文杰所长于3月28日给张鸿勋的回信说：
张鸿勋同志：
你的信收到已久，我曾托李永宁同志给你写信，想已收到。
你来敦所事。我们当然欢迎。最近刘冰书记来所视察工作，我当面向他提出调你来所问题，刘书记当面答应，并说现在就可以调，本省的尽快调。昨天，刘冰书记的秘书电话告知，他已将报教育厅的函交给教育厅，要教育厅给天水师专发出，准予调动。我想问题不大。我准备过几天去兰州，再找一下教育厅，促其早日发函。
现在先到敦煌，兰州基建完成后再迁兰州。
今年准备再进十几个专业人员。再谈。
即颂
教安！
段文杰 匆草
虽然段先生希望调张鸿勋先生来敦煌从事专业研究，也做了种种努力，但由于各种原因，当然主要是张鸿勋先生是天水师专的副校长，是省管干部，他的调动任何个人可能都无法决定，要经过省委常委会，所以未能成功。 后来，张先生又提出了辞去副校长的职务，此信息传到敦煌后，李永宁先生于1986年3月1日给张先生写信说：“听说兄致力于挂冠，不知结果如何？若挂冠，是否可来院工作。若兄愿来，我想给段提出，先不转户口，只转党政关系。兄来敦煌，嫂侄等留天水，待搬兰州后，再调嫂侄。如何？当然，乌纱撂不掉，都是空话了。”在此信的后面，李永宁先生又单独写了几句：“来院搞研究问题，望兄一定考虑。若可能，迫望兄来。”
虽然李永宁也希望张鸿勋辞去副校长的职务到敦煌研究院专门从事学术研究，但这不是个人可以决定的，所以这次的调动仍然没有成功。
1991年5月，张先生干完两届副校长后退下来了。张先生虽然不当副校长了，但由于在敦煌俗文学研究方面成就卓著，也曾有过调到西北师范大学的机会。1994年前后，当时西北师范大学的党委书记兼校长王福成教授因对张先生比较了解，也是爱才心切，想将张先生调来师大，并给了张先生干部调动申请表。张先生拿到表格后，专门找我谈了此事，我当然积极赞同也鼓动他调过来。但他考虑了各种因素后，还是谢绝了王福成校长的好意，没有填写调动表。
三
张先生的敦煌文学研究起步早，起点高，早在中学、大学时代就打下了比较坚实的基础。大学三年级时，就在《文学遗产增刊》发表了学术论文，八十年代初又在《文学遗产》《学林漫录》上发表了论文。后来还参与了周绍良先生主编的《敦煌文学作品选》{1}，跻身于一流敦煌文学研究者的行列。
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张先生就完成了40余万字的《敦煌讲唱文学研究》。现将张先生1983年5月18日所列章节目录转录如下：
第一章：唐代社会与文化
——敦煌讲唱文学发展的土壤
第一节：经济的高涨与都市的繁荣
第二节：市民阶层的兴起
第三节：佛教的兴盛
第四节：绚丽多彩的文学艺术
第二章：敦煌讲唱文学的类型与渊源
第一节：敦煌讲唱文学的类型
第二节：敦煌讲唱文学的渊流
第三章：敦煌讲唱文学的体制
——散韵组合，说唱兼行
第一节：散韵组合的方式
第二节：散说的特点
第三节：唱词的特点
第四节：唱词的韵部
第四章：敦煌讲唱伎艺的搬演
第一节：演出场所
第二节：演出艺人
第三节：演出底本
第四节：转变配合画图
第五节：俗演仪式及节次
第五章：广阔的历史生活画卷
——敦煌讲唱文学的思想内容
第一节：人民的历史教科书
第二节：反映社会生活的民间传说故事
第三节：歌颂抵抗侵略的民族英雄
第四节：“为人间存在弊端进行辩护”的宗教故事和讲经文
第五节：现存敦煌讲唱作品叙录
第六章：独特的民族风格
——敦煌讲唱文学的艺术成果
第一节：瑰奇谲丽的想象
第二节：曲折引人的故事情节
第三节：丰富生动的人物形象
第四节：新鲜活泼的口头语言
第七章：敦煌讲唱文学的深远影响
第一节：敦煌讲唱文学在我国文学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
第二节：敦煌讲唱文学与传奇小说
第三节：敦煌讲唱文学与话本小说
第四节：敦煌讲唱文学与后世讲唱文学
第五节：敦煌讲唱文学与戏剧
张先生说：“以上仅是拙稿梗概。目前已抄出的五章，数字已达三十余万，估计全稿总有四十多万字吧。该稿虽已初具规模，但肯定还会存在不少问题，仍需进行深入细致的再修改。”{2}由此可知，早在1983年8月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前，在敦煌学研究还没有成为热潮前夕，张先生就站在了学科的前沿，完成了体系完备的《敦煌讲唱文学研究》。到1984年初，40余万字的《敦煌讲唱文学研究》已经全部完成。
虽然张先生的书稿早就完成了，但在当时出版难的背景下，《敦煌讲唱文学研究》的出版却遇到了困难。张先生也曾努力过，希望调到敦煌研究院，由研究院资助出版。据研究院科研处处长李永宁先生1986年3月1日给张鸿勋的信说：“出书资助问题，目前尚未解决。……段先生曾同出版社粗谈了一下，我们争取此书作为院里出，不应该要钱，但还未商妥。我想，兄一面各处‘化缘’，我这里一面催促，找出变通办法。”后来，由于特殊的机缘，张先和将其修订为《敦煌讲唱文学概论》，由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于1993年出版。
张先生的学术探索，有着非常广阔的视野。如在研究敦煌本《孔子项托相问书》时，不仅与藏文本、吐鲁番文书相结合，而且还与河北省的民间故事《拜师》、台湾歌仔唱本《孔子项橐论歌》《孔子小儿答歌》及传统相声《蛤蟆鼓儿》等联系起来，认为“其反复诘答的手法和部分内容，也能看出《孔子项托相问书》的影子。”另如在研究敦煌本《茶酒论》时，能够与贵州布依族的寓言《茶和酒》、藏族寓言《茶酒夸功》等联系考察，发现“汉族的《茶酒论》、藏族的《茶酒夸功》、布依族的《茶和酒》时代虽有早晚，地域有南有北，但主要情节、思想寓意，甚至散韵组合的文体等，会有那么多共同处。”通过对这些文本的综合、联系考索，张先生体悟到：“研究敦煌文学除了从古文书角度进行考校外，还应该把视野再扩大一些。不能仅仅盯着卷子和作品本身，还要注意掌握一些少数民族的历史和文学情况，尽可能地搜集尚流布人口的活资料，加以比较，这样才能较全面地认识敦煌文学的意义和价值。当然，研究敦煌文学也还需要一定的文献目录学、文字学、训诂学、考古学、民俗学等等方面的知识。”[1]
从张先生的敦煌俗文学论著可知，他的研究方法，就是把文学和民俗学、人类学等相关的其它学问联系起來考察，将俗文学和雅文学、敦煌文学和外国文学结合起来进行比较，即“跨文化”的研究方法。 张先生晚年的敦煌俗文学研究，更是注重多学科、跨地域的结合，从世界文学的角度研究敦煌俗文学，如《〈天地阴阳交欢大乐赋〉与日本平安时代汉文学——以大江朝纲〈男女婚姻赋〉为中心》《移植与变异：日本〈酒茶论〉与敦煌〈茶酒论〉的比较研究》《敦煌遗书中的中印、中日文学因缘》《从唐代俗讲转变到宋元说经——以〈佛说目连救母经〉为中心》《从印度到中国——丝绸之路上的睒子故事与艺术》《汉译〈百喻经〉与印度古代民间故事》《敦煌学视野下的明代俗赋——以〈绣谷春容〉〈国色天香〉为中心》等，都是跨文化的研究论文。他去世前在总结自己的研究历程时说：“在敦煌俗文学的探讨中，我还尝试以己力所能及的材料，运用比较故事学的方法，追索其中某些作品的母题类型，做跨地域、跨民族、跨文化等方面的异同研究，期望以此挖掘它的流传演变轨迹，分布情况，不同面貌，以及互相间可能存在的交流与影响，共同繁荣与发展。在这方面，前辈学者陈寅恪、郑振铎诸人，已做出了很好的成绩，足以证明，敦煌文学不仅是中国的，而且也是世界的。”[2]
正因为张先生有着扎实的学术基础和宽广的学术视野，他的论著能够站在学术前沿，并得到了社会和学术界的广泛认可，如1982年4月15日，教育部高教一司给教育部党组的报告——《关于发展敦煌学的建议》中说：“厦门大学的韩国磐教授，山东大学的王仲荦教授，西北师院的金宝祥教授，北京师范的宁可教授，天水师专的张鸿勋副教授等，都对敦煌学有所研究。”{1}报告将一个偏远地区师专的副教授与重点高校的著名专家相提并论，就是对张先生学术水平和学术贡献最好的认可和肯定。
另如上世纪80年代在学界有广泛影响的《文史知识》开辟有“治学之道”栏目，基本上每期的第一篇就是著名专家学者的治学经验，能在这个栏目上发表自己治学的经验及其得失，既反映了这些专家在全国有很高的知名度，也会在学界有较大的影响，要知道80年代的《文史知识》每期的发行量都在10—20万份之间，一些大专家也以在《文史知识》上发表文章为荣。如南京大学的卞孝萱先生曾说：“我同一时期，曾经在几个刊物上发表了文章，只有《文史知识》上登的那一篇，朋友们见面都说读过了，其它几篇无人提起。今后有文章还是要在《文史知识》上发。”[5]张鸿勋先生的《在探索的路上》，就是在1988年第12期的“治学之道”栏目发表的。文中讲述了他研究敦煌俗文学的起步及甘苦得失。《文史知识》从1981年创刊，当年出版了6期，从1982年起改为月刊，1988年第12期是总第90期，在90期的杂志上，张先生是甘肃文史学界第一个在此栏目发表文章的学者，也是敦煌学界第三人{1}。
再如2012年前后，南京师范大学的董志翘先生正在笺注《启颜录》，他知道我和张鸿勋先生有联系和交往，有一天找到我说，张鸿勋先生关于敦煌本《启颜录》的研究最有学术价值，请我帮忙与张先生联系，希望张先生同意将他的一篇论文作为附录收入《启颜录笺注》中。我电话与张先生联系，张先生完全同意。2014年6月《启颜录笺注》由中华书局出版时，我已经调到了浙江大学，董志翘给我寄了两本书，并请将另一本转给张先生。董志翘在《启颜录笺注》的前言中说：“本来，我们应该对敦煌写本《启颜录》及传世本《启颜录》的关系及特色作进一步的比较论述，但是早在1985年，张鸿勋先生对此就作了精深的研究，撰有《谈敦煌本〈启颜录〉》一文，1996年又撰《敦煌本〈启颜录〉的发现及其文献价值》一文，对前文作了进一步的补充。张先生的文章不仅对敦煌写本《启颜录》的内容及其文献价值作了详细介绍，而且对敦煌写本《启颜录》与传世本《启颜录》的关系、对《启颜录》的性质及与侯白的关系都作了深入的考证。本人读后深受启发和教益，故不敢亦不必赘言。此次蒙张先生慷慨授权，准许我将《敦煌本〈启颜录〉的发现及其文献价值》一文作为附录收入书中，有关问题，大家可以从中得到解答。”{2}
《张鸿勋跨文化视野下的敦煌俗文学》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前夕，张先生认为我对他最了解，提出由我给他的这本书写篇序言。我是敦煌文学的外行，又是晚辈，显然是不能承受的，就婉言谢绝了。当时张先生就说，你不写序言，那等书出版后你写篇书评。我知道这是张先生的客气话，但也是真心话，我当然是没有能力来为张先生的大作写书评。现在只能将我了解或我心目中的张先生写出来，作为纪念。
附：
张鸿勋先生论著目录
一、专著
1. 《敦煌讲唱文学作品选注》，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年。
2. 《敦煌话本词文俗赋导论》，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3年。
3. 《敦煌讲唱文学概论》，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3年。
4. 《讲唱艺术奇葩——敦煌变文选评》，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0年。
5. 《敦煌俗文学研究》，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02年。
6. 《张鸿勋跨文化视野下的敦煌俗文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
7. 《陇上学人文存·张鸿勋卷》，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15年。
二、论文
1. 《试论〈金瓶梅〉的作者、时代、取材》，《文学遗产增刊》第6辑，北京：作家出版社，1958年。
2.《简论敦煌民间词文和故事赋》，《社会科学》1980年第1期。
3. 《敦煌发现的话本一瞥》，《社会科学》1980年第4期
4. 《瑰丽新颖 多彩多姿——敦煌民间文学漫谈》（上），《飞天》1981年第1期。
5. 《瑰丽新颖 多彩多姿——敦煌民间文学漫谈》（下），《飞天》1981年第2期。
6. 《敦煌讲唱文学的体制及其类型初探》，《敦煌学辑刊》第2辑（1981年）。
7. 《〈游仙窟〉與敦煌民间文学》，《关陇文学论丛》第一集，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年。 8. 《简论〈刘知远诸宫调〉》，《教学研究》1982年第1期。
9. 《敦煌讲唱文学的体制及类型初探——兼谈几部文学史的有关提法》，《文学遗产》1982年第2期。
10. 《敦煌讲唱文学韵例初探》，《敦煌研究》试刊第2期，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年。
11. 《〈金瓶梅〉与宋元话本》，《天水师专学报》1983年第2期。
12. 《试论敦煌文学的范围、性质及特点》，《社会科学》1983年第2期。
13. 《敦煌讲唱伎艺搬演考略》，《敦煌学辑刊》第3期（1983年）。
14. 《敦煌讲唱文学作品故事流变考略》，《关陇文学论丛》（敦煌文学专集），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3年。
15. 《〈唐写本孔子与子羽对语杂抄〉考略》，《敦煌学辑刊》1984年第1期。
16. 《敦煌话本〈叶净能诗〉考辨》，《敦煌学论集》，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
17. 《敦煌本〈孔子项讬相问书〉研究》，《敦煌研究》第2期（总第4期），1985。
18. 《敦煌讲唱作品三种》，《兰州学刊》1985年第4期。
19. 《谈敦煌本〈启颜录〉》，《学林漫录》第11集，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
20. 《〈孔子项讬相问书〉故事传承研究》，《敦煌学辑刊》1986年第1期。
21. 《〈孔子项讬相问书〉传承研究》，《民间文学论坛》1986年第6期。
22. 《敦煌写本〈下女夫词〉新探》，敦煌文物研究所编《1983年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文集》（文史·遗书编下），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年。
23. 《敦煌〈燕子赋〉（甲本）研究》，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语言文学分会编《敦煌语言文学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
24. 《从〈孔子项讬相问书〉談敦煌文学研究》，杭州大学古籍研究所等编《敦煌语言文学论文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
25. 《在探索的路上》，《文史知识》1988年第12期。
26. 《敦煌故事赋〈茶酒论〉与争奇型小说》，《敦煌研究》1989年第1期。
27. 《敦煌唱本〈百鸟名〉的文化意蕴及其流变影响》，《敦煌研究》1992年第1期。
28. 《敦煌话本〈叶净能诗〉再探》，《第二届国际唐代学术会议论文集》（上册），台北：文津出版社，1993年。
29. 《敦煌本〈启颜录〉发现的意义及其文学价值》，段文杰等编《敦煌学国际研讨会文集：史地、语文编》，沈阳：辽宁美术出版社，1995年;又收入枊存仁等编《庆祝潘石禅先生九秩华诞敦煌学特刊》，台北：文津出版社，1996年。
30. 《俄藏“汉王与张良故事”残卷悬解》，《敦煌研究》1996年第1期。
31. 《探讨残卷佚 篇荟萃沧海遗珠——读〈敦煌本唐集研究〉》，《敦煌学辑刊》1996年第1期。
32. 《智勇英雄的赞歌——敦煌词文〈捉季布传文〉简论》，北京图书馆敦煌吐鲁番学资料中心等编《敦煌吐鲁番学研究论集》，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6年。
33. 《新获英藏〈下女夫词〉残卷校释》，敦煌研究院编《段文杰敦煌研究五十年纪念文集》，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1996年。
34. 《敦煌遗书中的“说唱因缘”》，《曲艺讲坛》创刊号（1996年）。
35. 《俄藏〈汉王与张良故事〉残卷考索——兼论〈西汉演义〉中楚汉相争故事的形成》，白化文等编《周绍良先生欣开九秩庆寿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
36. 《唐代说唱文艺的形成》，《曲艺讲坛》第2期（1997年）。
37. 《敦煌写本〈清明日登张女郎神[庙]〉诗释证》，《敦煌吐鲁番研究》第二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
38. 《张女郎神考索——读敦煌诗劄记》，项楚主编《敦煌文学论集》，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
39. 《敦煌遗书中的中印、中日文学因缘——读敦煌遗书札记》，《敦煌学辑刊》1998年第1期。
40. 《新发现的英藏“孟姜女变文”之意义》，《北京图书馆馆刊》1998年第6期。
41. 《从唐代俗讲转变到宋元说经——以〈佛说目连救母经〉为中心》，《曲艺讲坛》1998年第5期。
42. 《“争奇”型民间故事的历史追踪考察》，《天水行政学院学报》2000年第2期。
43. 《变文研究述评二题——敦煌变文研究回顾与思考之一》，《敦煌研究》2000年第2期。
44. 《敦煌本〈观音证验赋〉与敦煌观音信仰》，郝春文主编《敦煌文献论集：纪念敦煌藏经洞发现一百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1年。
45. 《敦煌文学杂考三则》，《敦煌学与中国史研究论集——纪念孙修身先生逝世一周年》，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1年。
46. 《亦幻亦奇 扑朔迷离——唐传奇〈板桥三娘子〉与阿拉伯民间故事》，《天水行政学院学报》2001年第6期。
47. 《从印度到中国——丝绸路上的睒子故事与艺术》，《天水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6期。
48. 《圣坛光环下的神女情结——以女郎神传说为中心》，《唐代文学与宗教》，香港：中华书局，2004年5月。
49. 《神圣与世俗：〈舜子变〉的叙事学解读——兼论敦煌变文与口承故事的关系》，《敦煌学》第25辑（2004年）。
50. 《拈花微笑：古代印度〈百喻经〉与民间故事的比较阅读》，《天水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6期。 51.《〈天地阴阳交欢大乐赋〉与日本平安时代汉文学——以大江朝纲〈男女婚姻赋〉为中心》，《敦煌吐鲁番研究》第9卷，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
52. 《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悼念周绍良先生》，白化文主编《周绍良先生纪念文集》，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
53. 《阿凡提故事与汉族笑话》，《中国俗文化研究》第4辑（2007年）。
54. 《〈姑妄言〉与明清笑话——〈姑妄言〉素材探源之一》，《天水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3期。
55. 《移植与变异：日本〈酒茶论〉与敦煌〈茶酒论〉的比较研究》，刘进宝、高田时雄主编《转型期的敦煌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
56. 《抽刀刺石壁 志感飞泉涌——唐代敦煌贰师泉传说寻水故事的考察》，《天水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3期。
57. 《敦煌本〈祭驴文〉发微》，《敦煌研究》2008年第4期。
58. 《从他山攻错看变文研究的新拓展》，《南京师大学报》2008年第5期;又见颜廷亮主编《转型期的敦煌语言文学》，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10年。
59. 《评王晓平著〈唐土的种粒——日本传衍的敦煌故事〉〈远传的衣钵——日本传衍的敦煌佛教文学〉》，《敦煌吐鲁番研究》第11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
60. 《探寻俗赋的流变遗踪——简论敦煌俗赋与后世文学》，《南京师大学报》2010年第2期。
61. 《中国、印度、阿拉伯民间故事比较论——以〈一千零一夜〉、〈故事海〉为例》，《河北学刊》2010年第5期。
62. 《敦煌学视野下的明代俗赋——以〈绣谷春容〉、〈国色天香〉为中心》，中央文史研究馆等编《庆贺饶宗颐先生九十五华诞敦煌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
63. 《敦煌俗文学研究之路》，《社会科学战线》2016年第3期。
三、参著
1. 《敦煌文学作品选》（周绍良、高国藩、项楚、张锡厚、张鸿勋、颜廷亮选注），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
2. 《敦煌文学》，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9年。
3. 《敦煌文学概论》，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年。
4. 《中国文学史》（袁行霈主编第二卷），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
5. 《中国曲艺通史》（姜昆主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
四、参撰词条
1. 《文献学辞典》，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1年。
2. 《中国古代小说百科全书》，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
3. 《敦煌学大辞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年。
参考文献：
[1]张鸿勋.在探索的路上[J].文史知识，1988（12）：3-8.
[2]张鸿勋.敦煌俗文学研究之路[J].社会科学战线，2016（3）：134-139.
[3]文学遗产编辑部.文学遗产增刊：六辑[J].北京：作家出版社，1958.
[4]许建平.《金瓶梅》作者研究八十年[J].河北学刊，2004（1）.
[5]杨牧之.“专门家”与“无名作者”[J].文史知识，1989（10）：7-11.
{1} 甘肃省社会科学院主办的院刊《社会科学》创刊于1979年，创刊初期是季刊，后改为双月刊。由于上海市的《社会科学》申请了专有商标，甘肃的《社会科学》不得已于1991年改名为《甘肃社会科学》。同样的情况，甘肃的《读者文摘》创刊于1981年，后由于美国的《读者文摘》申请了专有商标，《读者文摘》不得已于1993年7月改为《读者》。1993年7月号，由《读者文摘》改名而来的《读者》，刊发了一则特别的卷首语：“从本期开始，《读者文摘》正式更名为《读者》。《读者文摘》的事业，在出刊143期后，将由《读者》来继续。……《读者文摘》开始进入《读者》时代。”
关键词：张鸿勋;敦煌俗文学;跨文化;学术史
中图分类号：K87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19）06-0119-10
Abstract： The late professor Zhang Hongxun who taught at Tianshui Normal University was a famous expert on Dunhuang literary research and exemplary among the scholars of his age. His academic research career set the bar high right from the beginning with several early outstanding achievements， especially in the research of Dunhuang folk literature. Using a cross-cultural approach， he conducted research by combining knowledge of literature， folklore studies， and anthropology to analyze ancient texts， though he was no less proficient in comparative practices， whether it was in comparing folk literature and the literature of the literati or Dunhuang literature and foreign literature. By virtue of such academic excellence， professor Zhang always stood at the forefront of his field and obtained extensive recognition and favorable praise from the academic world.
Keywords： Zhang Hongxun; Dunhuang folk literature; cross-culture; academic history
（Translated by WANG Pingxian）
著名敦煌文學研究专家、天水师范学院张鸿勋教授于2016年9月15日（中秋节）00：17分在天水逝世，享年82岁。
中秋节的前一天晚上，朋友们在微信和短信上互发祝贺节日的信息，我曾想给张鸿勋先生打电话祝贺节日并问安，但想到张先生年龄大了，身体又不好，休息得比较早，就没有打扰，想中秋节的早上再打电话。
中秋节早上起来打开手机，收到的第一条信息就是张先生逝世的噩耗，我实在不敢相信，心情也无法平静，一直呆坐着，与张先生交往的情景一幕幕在脑海中涌现。10点钟，给张师母打电话，张师母告诉了具体情况和安排，并一再叮嘱不要声张，也不让我去天水，因张先生有遗嘱：丧事从简，尽量不要打扰别人，就是在西安的亲戚也不通知。
张先生去世后，我就想提笔写点什么，但不知道从哪里着笔。之后也有过几次写作的冲动，都由于思绪不清楚也未能下笔。现将我所了解的张先生写出来，以纪念他逝世三周年。
一
张先生是著名的敦煌学家，他在敦煌文学尤其是敦煌俗文学研究方面成绩卓著，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是他那个时代敦煌文学研究的代表人物。
我和张先生第一次见面，是在1983年的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大会和学术讨论会上，但那次会议期间，基本上没有单独接触过，后来由于我参加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语言文学分会的相关活动，并参与了《敦煌文学》和《敦煌文学概论》的编写，就与张先生慢慢熟悉了。
由于当时张先生是天水师专的副校长，又是甘肃省著名的社科专家，特别是在甘肃省教委（教育厅）系统享有很高的地位，甘肃省教委系统的许多评审如社科奖、教学奖、教材和职称评审等，大多数情况下张先生都会参加并多次出任组长。当然，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为了兰州大学和西北师范大学的平衡，只好找一位非兰大和师大教师，既有学术地位，又为人正派、公正的学者担任组长。由于张先生担任组长，就常常来兰州参加会议，而省教委的评审会一般都安排在西北师范大学。
当张先生来兰州入住西北师范大学专家楼后，在开会的前后或间隙，一般都会来我家坐坐，我们聊学术，互通信息。有时还会借我的书刊去复印（当然，一般我都是按张先生的需要复印好）。张先生毕业于兰州大学中文系，在兰州有好多同学，在西北师范大学中文系担任教师的就有两位，可能是为了避免人事方面的纠葛，他一般不去打扰，而我是晚辈，又非同一专业，就没有这些顾虑。当时大家的生活条件比较差，家里都无法洗澡，而学校的集体澡堂都是定期定时开放，时间有限人又很多。正因为如此，如果没有特殊的情况，张先生都会请我们一家晚上去他的房间洗澡。
张先生虽然是著名的专家，又是副局（地）级的学校领导，但他确实没有官员的派头和架子。他到兰州参加省教委的会议时，从来不坐小车来，都是从天水坐火车来;从火车站到师大和从师大到火车站也都是坐公交车，他经常提前两个多小时就从师大出发去车站。 张先生是全国知名的敦煌俗文学研究专家，但其所在单位既非重要的科研院所，也不是著名的高校，又不在省会，再加之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科研经费比较紧张等各方面的原因，在学术交流和联系方面还是受到了很多局限，外出参加学术会议的机会较少，与学术界的联系也不是很多，而他又不愿意给别人添麻烦，所以他的学术论文绝大部分都发表在甘肃的刊物上，除了在台湾林聪明主编的《敦煌学导论丛刊》出版《敦煌话本、词文、俗赋导论》、在《敦煌丛刊二集》中出版《敦煌讲唱文学概论》两本书外，他的《敦煌讲唱文学作品选注》《说唱艺术的奇葩——敦煌变文选评》《敦煌俗文学研究》都是在甘肃的出版社出版的。而张先生又是一位在国内敦煌学界有影响的专家，他也特别希望自己的论文能在甘肃以外的刊物发表。当我在南京师范大学主持《南京师大学报·敦煌学研究》专栏时，就发表了两篇张先生的论文，而且我还请时任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的孙继民先生推荐，在《河北学刊》上发表了一篇张先生的论文。
2012年前后，张先生想将他《敦煌俗文学研究》以外从跨文化角度研究敦煌俗文学的论文结集，特别希望在全国有影响的出版社出版，哪怕自己开口向学校申请出版补助也行。张先生给我谈了想法后，我就与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吕瑞锋君联系，得到瑞锋君的初步同意后，请张先生整理了文集拟收篇目和内容提要。随后，张先生寄来了《长安与敦煌：跨文化视野下的俗文学论丛》的大纲，共收论文17篇，20余万字，出版社审阅后同意出版。为了全面反映张先生从跨文化角度研究敦煌俗文学的成绩，我与张先生商量，又从《敦煌俗文学研究》中选了4篇，并加了在《甘肃文史》上发表的一篇，编为《跨文化视野下的敦煌俗文学》。张先生交稿后，我们就谈到了出版经费问题，我也知道张先生的性格，他当了多年的副校长，从来没有以副校长的身份为自己办过任何事情。当时他已年近八十，退休多年，校领导都是晚辈，大多数也是从兰州调来的，以前并不认识，所以不到万不得已他是不愿意向校领导张嘴的。我将此情况给吕瑞锋说后，瑞锋君也充分理解，经他联系协调，将此书纳入了兰州大学的“当代敦煌学者自选集”。这样，张先生就不用向学校领导申请出版经费了，也了却了他的一个心愿。这就是上海古籍出版社于2014年出版的《张鸿勋跨文化视野下的敦煌俗文学》一书。
2015年，我在参与主编《浙江学者丝路敦煌学术书系》时，要求每位作者写一篇学术史的研究历程置于书前，并想以后单独成书。为了尝试此项工作，为敦煌学学术史积累更多的资料，我想个人的学术史可以突破“浙江学者”的范围，就请张先生将自己的研究历程写出来，这就有了《社会科学战线》2016年第3期上的一组学术史文章：张涌泉《走近敦煌》、齐陈骏《回望丝绸之路与敦煌学研究》、张鸿勋《敦煌俗文学研究之路》。这应该是张先生生前公開发表的最后一篇学术文章。
张先生去世时，恰值中秋假期，而张先生退休多年，两个孩子又在西安，单位的年轻人对他不熟悉。我设法与天水师范学院联系，公布了单位的邮箱和电话，以便接收唁电、唁函和电话询问。同时第一时间将此信息告知了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敦煌研究院、甘肃省敦煌学学会等单位同仁，也以我个人的名义并代表浙江省敦煌学与丝绸之路研究会发了唁电。中华书局程毅中先生写了《悼念张鸿勋先生》的挽诗：“敦煌学界最知音，相应同声论变文。千里婵娟今夜月，无从共照念斯人。”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前副会长兼秘书长柴剑虹先生写了《悼鸿勋》的挽诗：“丙申中秋晨，传来张鸿勋教授在天水逝世噩耗，不胜悲悼之际，谨以此小诗奉献于鸿勋灵前。鸿勋吾挚友，仙逝在中秋。天水川呜咽，麦积山垂首。治学最勤勉，朴实无他求。研治俗文学，堪与大师俦。晚年病体弱，笔耕犹未休。而今骑鹤去，遗著世长留！”
二
张鸿勋先生出生于1935年，1955年考入兰州大学中文系，1959年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刚成立不久的天水师范专科学校（今天水师范学院），2005年退休。
张先生接触敦煌学是比较早的。他在西安上中学时，就对《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章回小说感兴趣，还在旧书店里买了早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万有文库》中的小册子，其中就有王国维的《敦煌发见唐朝之通俗诗与通俗小说》，这是启蒙张先生“认识敦煌俗文学的第一课。”
读大学后，张先生的兴趣是宋元话本，他“曾用很多精力搜集材料，准备编写一部《宋元话本小说叙录》之类的东西，拟将现存的几部话本和拟话本集，如《清平山堂话本》《京本通俗小说》《三言》《二拍》等，逐篇考索诸家之著录、版本之异同、编写之时代、体制之特点、故事之演变、于后世小说戏曲之影响等等。”[1]后来看了敦煌文献中的《秦妇吟》《季布歌》《唐太宗入冥事》等，“为我探讨话本小说的源头找到了答案”，更明白了“敦煌俗文学在我国小说发展史中，就具有了特殊地位和价值，于是我的注意力，也就从宋元以来的话本小说，转移到了敦煌俗文学上。”[2]
大学三年级时，张鸿勋就在《文学遗产增刊》第六辑[3]上发表了学术论文《试论〈金瓶梅〉的作者、时代、取材》。一个在读的大学本科生能在国家最高水平的刊物上发表论文，一方面说明当时社会的风尚比较纯正，另方面说明张鸿勋的论文确实有新的见解。因为在1924—1978年间，关于《金瓶梅》作者的研究只有9篇文章，其中就包括张鸿勋的这篇论文。张鸿勋指出：“《金瓶梅》的作者是笑笑生，而不是王世贞。”张鸿勋对《金瓶梅》作者兰陵笑笑生的追问，“自此成为很长一段时间内研究作者的学人们努力的方向。”[4]
张鸿勋到天水师专工作后，经过几年认真的读书、思考、写作，正该多出成果时，“文革”爆发了，一切都被打乱了，学术研究当然也就停止了。当“科学的春天”到来时，张鸿勋的学术积累一下就迸发了出来，在甘肃省社会科学院主办的《社会科学》{1}1980年第1期上发表了《简论敦煌民间词文和故事赋》，在该刊1980年第4期上又发表了《敦煌发现的话本一瞥》。在《飞天》1981年第1、2期上连载了《瑰丽新颖 多彩多姿——敦煌民间文学漫谈》。同时还在《关陇文学论丛》上发表了《〈游仙窟〉与敦煌民间文学》《敦煌讲唱文学作品故事流变考略》，在《敦煌学辑刊》上发表了《敦煌讲唱技艺搬演考略》，尤其是在《文学遗产》1982年第2期上发表了《敦煌讲唱文学的体制及类型初探——兼谈几部文学史的有关提法》，在《学林漫录》第11辑发表了《谈敦煌本〈启颜录〉》，从而奠定了他在敦煌文学界的学术地位，尤其是在敦煌俗文学研究方面站在了学术的制高点上。 虽然张先生的学术积累比较深厚，但他深知自己所处的地理和学术环境，“由于我偏处西北一隅，远离学术资料中心，看卷子、查资料都很困难，要直接阅读遗书（那怕是缩微胶片），极为不易。”[1]当国家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后，为了有更好的环境专心研究敦煌文学，张先生想离开生活条件比较舒适的天水，拟调到生活条件比较艰苦、但科研条件较好的敦煌文物研究所，就向段文杰所长写信谈了自己的想法。段文杰先生于1979年4月27日给张鸿勋回信说：“你的信收到很久了，由于工作较忙没有及时复信，我曾托李永宁同志向你致意。你是有志于敦煌文学研究的人，这样的人我们非常欢迎，所以我们很想你到所里来工作，把敦煌遗书的研究工作搞起来。……我们最近正在编《敦煌研究》第一期，准备在明年三四月见刊，第二期预计在明年国庆节见刊。明年先出两期作为试刊，以后可能改为定期刊。希望你给我们撰稿。……日本搞了个‘敦煌’讲座，共出十三卷，已出三卷，都是一寸厚的精装本，其中第十一卷就是敦煌文学。日本人在向我们示威，我们应该给他们以响亮的回答。所以希望你多写一点文章，我们的刊物可以发表。”虽然由于属不同的系统管理，张先生的这次调动未能成功，但与敦煌文物研究所有了更多的接触和了解，并应段文杰先生之邀，在《敦煌研究》试刊第二期上发表了《敦煌讲唱文学韵例初探》。
1982年七八月间，敦煌文学研究座谈会在兰州、敦煌召开，这是新时期敦煌学界的第一次学术会议，张鸿勋先生应邀与会，提交了《敦煌话本〈叶净能诗〉考辩》的论文，更重要的是与段文杰、关德栋、刘铭恕、程毅中、项楚、张锡厚、柴剑虹、李永宁、颜廷亮等学者建立了联系。1983年8月，又应邀参加了在兰州举行的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大会和1983年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提交了《敦煌写本〈下女夫词〉新探》的论文，与学术界的联系更为广泛。据张先生自述，这两次重要的学术会议，“面聆了许多前辈学者的风范和教诲，结识了包括台湾及海外专家学者在内的一些新朋友，在交往切磋中获得不少教益，也更激发了我从事敦煌俗文学研究的热情。”[2]
1983年8月，张鸿勋先生48岁时被任命为天水师范专科学校的副校长，是当时干部知识化、年轻化的体现，任命前他并不知道，任命后他感觉自己不合适，也曾向上级机关和领导提出辞职，但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后，全国掀起了敦煌学的热潮，甘肃省委也筹划将敦煌文物研究所升格为敦煌研究院，并在兰州建立科研、生活基地。张先生得知这一信息后，认为有了辞去职务的理由和调往敦煌的机会，就于1984年1月10日给段文杰所长写信谈了自己的想法和研究计划。
段先生鉴：
您好。
兰州之会，匆匆未及向先生详谈，深以为憾。但先生对我的嘉掖厚爱，我是时时铭刻在心的。回校后，为日常琐务缠身，更不愿以区区小事干扰先生，所以没有给您去信，尚祈先生鉴谅。
阅报，知敦煌研究院即将成立，这确是我国敦煌学研究事业中一件划时代之大事，亦为先生孜矻献身数十年理想之实现，令人感奋。同时报载先生为院筹建负责人之一——今后诸事多需先生经之营之，当更忙了。此院成立，除党政人员外，研究人员自以贵所诸贤为基础了，但或亦需增加些新人，我虽能薪材谫，昧厥所由，但亦有志于敦煌文学之研究，愿借建设之机，追附骥尾，以献槔薪之力，不知得蒙先生俯允否？
当然，我也知道现在我的工作使我调动一下困难很多，但研究敦煌文学为我之夙愿，且已在这方面起步，而副校长者并非我之长，适宜于此职者大有人在，何况党内还有这样的精神：选拔知识分子做领导工作应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要用其所长。有行政能力又有实际工作经验的，可选拔到各级领导岗位上来，那些在某一技术業务上有专长，而缺少领导工作经验的，就不要勉强他们当行政领导。我虽无专长，但不宜于当行政领导则无疑。我也给省教育厅管干部的陶君廉副厅长、省委宣传部原吴坚、于忠正部长、现任王殿华副部长去信或面谈过此事，他们都答应在适当时候考虑我的要求。研究院的成立，应是我再次提出请求的机会，我除向他们再去信外，不揣冒昧也向先生一陈此意，愿借先生鼎力，在研究调配人员时，玉成此事，则不胜感激之至。我想，天水师专教工二百多人，可任校长者多多，而研究敦煌文学者，却非一蹴可就;我若能到院专心一意搞此项研究，期以一年，即可将已成之拙稿《敦煌讲唱文学研究》四十余万字，《敦煌讲唱文学作品选注》约三十万字拿出，于国、于省、于院总不是坏事，主事者当可体察此愿，且我之调动，不出省，仍为甘肃工作，不违背省人事调动规定之原则，应该能考虑考虑吧。
我虽与先生见面通信多次，但我的详情从未向先生谈过，为供先生了解，另纸附上简历一份，余不尽陈，即请
著安
张鸿勋上
从此信可知，张先生想调到敦煌研究院专心从事研究工作的心情是多么的迫切，为此，他拟辞去副局（地）级的天水师范专科学校副校长，专心从事敦煌文学研究。
段文杰所长于3月28日给张鸿勋的回信说：
张鸿勋同志：
你的信收到已久，我曾托李永宁同志给你写信，想已收到。
你来敦所事。我们当然欢迎。最近刘冰书记来所视察工作，我当面向他提出调你来所问题，刘书记当面答应，并说现在就可以调，本省的尽快调。昨天，刘冰书记的秘书电话告知，他已将报教育厅的函交给教育厅，要教育厅给天水师专发出，准予调动。我想问题不大。我准备过几天去兰州，再找一下教育厅，促其早日发函。
现在先到敦煌，兰州基建完成后再迁兰州。
今年准备再进十几个专业人员。再谈。
即颂
教安！
段文杰 匆草
虽然段先生希望调张鸿勋先生来敦煌从事专业研究，也做了种种努力，但由于各种原因，当然主要是张鸿勋先生是天水师专的副校长，是省管干部，他的调动任何个人可能都无法决定，要经过省委常委会，所以未能成功。 后来，张先生又提出了辞去副校长的职务，此信息传到敦煌后，李永宁先生于1986年3月1日给张先生写信说：“听说兄致力于挂冠，不知结果如何？若挂冠，是否可来院工作。若兄愿来，我想给段提出，先不转户口，只转党政关系。兄来敦煌，嫂侄等留天水，待搬兰州后，再调嫂侄。如何？当然，乌纱撂不掉，都是空话了。”在此信的后面，李永宁先生又单独写了几句：“来院搞研究问题，望兄一定考虑。若可能，迫望兄来。”
虽然李永宁也希望张鸿勋辞去副校长的职务到敦煌研究院专门从事学术研究，但这不是个人可以决定的，所以这次的调动仍然没有成功。
1991年5月，张先生干完两届副校长后退下来了。张先生虽然不当副校长了，但由于在敦煌俗文学研究方面成就卓著，也曾有过调到西北师范大学的机会。1994年前后，当时西北师范大学的党委书记兼校长王福成教授因对张先生比较了解，也是爱才心切，想将张先生调来师大，并给了张先生干部调动申请表。张先生拿到表格后，专门找我谈了此事，我当然积极赞同也鼓动他调过来。但他考虑了各种因素后，还是谢绝了王福成校长的好意，没有填写调动表。
三
张先生的敦煌文学研究起步早，起点高，早在中学、大学时代就打下了比较坚实的基础。大学三年级时，就在《文学遗产增刊》发表了学术论文，八十年代初又在《文学遗产》《学林漫录》上发表了论文。后来还参与了周绍良先生主编的《敦煌文学作品选》{1}，跻身于一流敦煌文学研究者的行列。
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张先生就完成了40余万字的《敦煌讲唱文学研究》。现将张先生1983年5月18日所列章节目录转录如下：
第一章：唐代社会与文化
——敦煌讲唱文学发展的土壤
第一节：经济的高涨与都市的繁荣
第二节：市民阶层的兴起
第三节：佛教的兴盛
第四节：绚丽多彩的文学艺术
第二章：敦煌讲唱文学的类型与渊源
第一节：敦煌讲唱文学的类型
第二节：敦煌讲唱文学的渊流
第三章：敦煌讲唱文学的体制
——散韵组合，说唱兼行
第一节：散韵组合的方式
第二节：散说的特点
第三节：唱词的特点
第四节：唱词的韵部
第四章：敦煌讲唱伎艺的搬演
第一节：演出场所
第二节：演出艺人
第三节：演出底本
第四节：转变配合画图
第五节：俗演仪式及节次
第五章：广阔的历史生活画卷
——敦煌讲唱文学的思想内容
第一节：人民的历史教科书
第二节：反映社会生活的民间传说故事
第三节：歌颂抵抗侵略的民族英雄
第四节：“为人间存在弊端进行辩护”的宗教故事和讲经文
第五节：现存敦煌讲唱作品叙录
第六章：独特的民族风格
——敦煌讲唱文学的艺术成果
第一节：瑰奇谲丽的想象
第二节：曲折引人的故事情节
第三节：丰富生动的人物形象
第四节：新鲜活泼的口头语言
第七章：敦煌讲唱文学的深远影响
第一节：敦煌讲唱文学在我国文学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
第二节：敦煌讲唱文学与传奇小说
第三节：敦煌讲唱文学与话本小说
第四节：敦煌讲唱文学与后世讲唱文学
第五节：敦煌讲唱文学与戏剧
张先生说：“以上仅是拙稿梗概。目前已抄出的五章，数字已达三十余万，估计全稿总有四十多万字吧。该稿虽已初具规模，但肯定还会存在不少问题，仍需进行深入细致的再修改。”{2}由此可知，早在1983年8月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前，在敦煌学研究还没有成为热潮前夕，张先生就站在了学科的前沿，完成了体系完备的《敦煌讲唱文学研究》。到1984年初，40余万字的《敦煌讲唱文学研究》已经全部完成。
虽然张先生的书稿早就完成了，但在当时出版难的背景下，《敦煌讲唱文学研究》的出版却遇到了困难。张先生也曾努力过，希望调到敦煌研究院，由研究院资助出版。据研究院科研处处长李永宁先生1986年3月1日给张鸿勋的信说：“出书资助问题，目前尚未解决。……段先生曾同出版社粗谈了一下，我们争取此书作为院里出，不应该要钱，但还未商妥。我想，兄一面各处‘化缘’，我这里一面催促，找出变通办法。”后来，由于特殊的机缘，张先和将其修订为《敦煌讲唱文学概论》，由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于1993年出版。
张先生的学术探索，有着非常广阔的视野。如在研究敦煌本《孔子项托相问书》时，不仅与藏文本、吐鲁番文书相结合，而且还与河北省的民间故事《拜师》、台湾歌仔唱本《孔子项橐论歌》《孔子小儿答歌》及传统相声《蛤蟆鼓儿》等联系起来，认为“其反复诘答的手法和部分内容，也能看出《孔子项托相问书》的影子。”另如在研究敦煌本《茶酒论》时，能够与贵州布依族的寓言《茶和酒》、藏族寓言《茶酒夸功》等联系考察，发现“汉族的《茶酒论》、藏族的《茶酒夸功》、布依族的《茶和酒》时代虽有早晚，地域有南有北，但主要情节、思想寓意，甚至散韵组合的文体等，会有那么多共同处。”通过对这些文本的综合、联系考索，张先生体悟到：“研究敦煌文学除了从古文书角度进行考校外，还应该把视野再扩大一些。不能仅仅盯着卷子和作品本身，还要注意掌握一些少数民族的历史和文学情况，尽可能地搜集尚流布人口的活资料，加以比较，这样才能较全面地认识敦煌文学的意义和价值。当然，研究敦煌文学也还需要一定的文献目录学、文字学、训诂学、考古学、民俗学等等方面的知识。”[1]
从张先生的敦煌俗文学论著可知，他的研究方法，就是把文学和民俗学、人类学等相关的其它学问联系起來考察，将俗文学和雅文学、敦煌文学和外国文学结合起来进行比较，即“跨文化”的研究方法。 张先生晚年的敦煌俗文学研究，更是注重多学科、跨地域的结合，从世界文学的角度研究敦煌俗文学，如《〈天地阴阳交欢大乐赋〉与日本平安时代汉文学——以大江朝纲〈男女婚姻赋〉为中心》《移植与变异：日本〈酒茶论〉与敦煌〈茶酒论〉的比较研究》《敦煌遗书中的中印、中日文学因缘》《从唐代俗讲转变到宋元说经——以〈佛说目连救母经〉为中心》《从印度到中国——丝绸之路上的睒子故事与艺术》《汉译〈百喻经〉与印度古代民间故事》《敦煌学视野下的明代俗赋——以〈绣谷春容〉〈国色天香〉为中心》等，都是跨文化的研究论文。他去世前在总结自己的研究历程时说：“在敦煌俗文学的探讨中，我还尝试以己力所能及的材料，运用比较故事学的方法，追索其中某些作品的母题类型，做跨地域、跨民族、跨文化等方面的异同研究，期望以此挖掘它的流传演变轨迹，分布情况，不同面貌，以及互相间可能存在的交流与影响，共同繁荣与发展。在这方面，前辈学者陈寅恪、郑振铎诸人，已做出了很好的成绩，足以证明，敦煌文学不仅是中国的，而且也是世界的。”[2]
正因为张先生有着扎实的学术基础和宽广的学术视野，他的论著能够站在学术前沿，并得到了社会和学术界的广泛认可，如1982年4月15日，教育部高教一司给教育部党组的报告——《关于发展敦煌学的建议》中说：“厦门大学的韩国磐教授，山东大学的王仲荦教授，西北师院的金宝祥教授，北京师范的宁可教授，天水师专的张鸿勋副教授等，都对敦煌学有所研究。”{1}报告将一个偏远地区师专的副教授与重点高校的著名专家相提并论，就是对张先生学术水平和学术贡献最好的认可和肯定。
另如上世纪80年代在学界有广泛影响的《文史知识》开辟有“治学之道”栏目，基本上每期的第一篇就是著名专家学者的治学经验，能在这个栏目上发表自己治学的经验及其得失，既反映了这些专家在全国有很高的知名度，也会在学界有较大的影响，要知道80年代的《文史知识》每期的发行量都在10—20万份之间，一些大专家也以在《文史知识》上发表文章为荣。如南京大学的卞孝萱先生曾说：“我同一时期，曾经在几个刊物上发表了文章，只有《文史知识》上登的那一篇，朋友们见面都说读过了，其它几篇无人提起。今后有文章还是要在《文史知识》上发。”[5]张鸿勋先生的《在探索的路上》，就是在1988年第12期的“治学之道”栏目发表的。文中讲述了他研究敦煌俗文学的起步及甘苦得失。《文史知识》从1981年创刊，当年出版了6期，从1982年起改为月刊，1988年第12期是总第90期，在90期的杂志上，张先生是甘肃文史学界第一个在此栏目发表文章的学者，也是敦煌学界第三人{1}。
再如2012年前后，南京师范大学的董志翘先生正在笺注《启颜录》，他知道我和张鸿勋先生有联系和交往，有一天找到我说，张鸿勋先生关于敦煌本《启颜录》的研究最有学术价值，请我帮忙与张先生联系，希望张先生同意将他的一篇论文作为附录收入《启颜录笺注》中。我电话与张先生联系，张先生完全同意。2014年6月《启颜录笺注》由中华书局出版时，我已经调到了浙江大学，董志翘给我寄了两本书，并请将另一本转给张先生。董志翘在《启颜录笺注》的前言中说：“本来，我们应该对敦煌写本《启颜录》及传世本《启颜录》的关系及特色作进一步的比较论述，但是早在1985年，张鸿勋先生对此就作了精深的研究，撰有《谈敦煌本〈启颜录〉》一文，1996年又撰《敦煌本〈启颜录〉的发现及其文献价值》一文，对前文作了进一步的补充。张先生的文章不仅对敦煌写本《启颜录》的内容及其文献价值作了详细介绍，而且对敦煌写本《启颜录》与传世本《启颜录》的关系、对《启颜录》的性质及与侯白的关系都作了深入的考证。本人读后深受启发和教益，故不敢亦不必赘言。此次蒙张先生慷慨授权，准许我将《敦煌本〈启颜录〉的发现及其文献价值》一文作为附录收入书中，有关问题，大家可以从中得到解答。”{2}
《张鸿勋跨文化视野下的敦煌俗文学》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前夕，张先生认为我对他最了解，提出由我给他的这本书写篇序言。我是敦煌文学的外行，又是晚辈，显然是不能承受的，就婉言谢绝了。当时张先生就说，你不写序言，那等书出版后你写篇书评。我知道这是张先生的客气话，但也是真心话，我当然是没有能力来为张先生的大作写书评。现在只能将我了解或我心目中的张先生写出来，作为纪念。
附：
张鸿勋先生论著目录
一、专著
1. 《敦煌讲唱文学作品选注》，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年。
2. 《敦煌话本词文俗赋导论》，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3年。
3. 《敦煌讲唱文学概论》，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3年。
4. 《讲唱艺术奇葩——敦煌变文选评》，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0年。
5. 《敦煌俗文学研究》，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02年。
6. 《张鸿勋跨文化视野下的敦煌俗文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
7. 《陇上学人文存·张鸿勋卷》，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15年。
二、论文
1. 《试论〈金瓶梅〉的作者、时代、取材》，《文学遗产增刊》第6辑，北京：作家出版社，1958年。
2.《简论敦煌民间词文和故事赋》，《社会科学》1980年第1期。
3. 《敦煌发现的话本一瞥》，《社会科学》1980年第4期
4. 《瑰丽新颖 多彩多姿——敦煌民间文学漫谈》（上），《飞天》1981年第1期。
5. 《瑰丽新颖 多彩多姿——敦煌民间文学漫谈》（下），《飞天》1981年第2期。
6. 《敦煌讲唱文学的体制及其类型初探》，《敦煌学辑刊》第2辑（1981年）。
7. 《〈游仙窟〉與敦煌民间文学》，《关陇文学论丛》第一集，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年。 8. 《简论〈刘知远诸宫调〉》，《教学研究》1982年第1期。
9. 《敦煌讲唱文学的体制及类型初探——兼谈几部文学史的有关提法》，《文学遗产》1982年第2期。
10. 《敦煌讲唱文学韵例初探》，《敦煌研究》试刊第2期，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年。
11. 《〈金瓶梅〉与宋元话本》，《天水师专学报》1983年第2期。
12. 《试论敦煌文学的范围、性质及特点》，《社会科学》1983年第2期。
13. 《敦煌讲唱伎艺搬演考略》，《敦煌学辑刊》第3期（1983年）。
14. 《敦煌讲唱文学作品故事流变考略》，《关陇文学论丛》（敦煌文学专集），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3年。
15. 《〈唐写本孔子与子羽对语杂抄〉考略》，《敦煌学辑刊》1984年第1期。
16. 《敦煌话本〈叶净能诗〉考辨》，《敦煌学论集》，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
17. 《敦煌本〈孔子项讬相问书〉研究》，《敦煌研究》第2期（总第4期），1985。
18. 《敦煌讲唱作品三种》，《兰州学刊》1985年第4期。
19. 《谈敦煌本〈启颜录〉》，《学林漫录》第11集，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
20. 《〈孔子项讬相问书〉故事传承研究》，《敦煌学辑刊》1986年第1期。
21. 《〈孔子项讬相问书〉传承研究》，《民间文学论坛》1986年第6期。
22. 《敦煌写本〈下女夫词〉新探》，敦煌文物研究所编《1983年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文集》（文史·遗书编下），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年。
23. 《敦煌〈燕子赋〉（甲本）研究》，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语言文学分会编《敦煌语言文学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
24. 《从〈孔子项讬相问书〉談敦煌文学研究》，杭州大学古籍研究所等编《敦煌语言文学论文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
25. 《在探索的路上》，《文史知识》1988年第12期。
26. 《敦煌故事赋〈茶酒论〉与争奇型小说》，《敦煌研究》1989年第1期。
27. 《敦煌唱本〈百鸟名〉的文化意蕴及其流变影响》，《敦煌研究》1992年第1期。
28. 《敦煌话本〈叶净能诗〉再探》，《第二届国际唐代学术会议论文集》（上册），台北：文津出版社，1993年。
29. 《敦煌本〈启颜录〉发现的意义及其文学价值》，段文杰等编《敦煌学国际研讨会文集：史地、语文编》，沈阳：辽宁美术出版社，1995年;又收入枊存仁等编《庆祝潘石禅先生九秩华诞敦煌学特刊》，台北：文津出版社，1996年。
30. 《俄藏“汉王与张良故事”残卷悬解》，《敦煌研究》1996年第1期。
31. 《探讨残卷佚 篇荟萃沧海遗珠——读〈敦煌本唐集研究〉》，《敦煌学辑刊》1996年第1期。
32. 《智勇英雄的赞歌——敦煌词文〈捉季布传文〉简论》，北京图书馆敦煌吐鲁番学资料中心等编《敦煌吐鲁番学研究论集》，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6年。
33. 《新获英藏〈下女夫词〉残卷校释》，敦煌研究院编《段文杰敦煌研究五十年纪念文集》，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1996年。
34. 《敦煌遗书中的“说唱因缘”》，《曲艺讲坛》创刊号（1996年）。
35. 《俄藏〈汉王与张良故事〉残卷考索——兼论〈西汉演义〉中楚汉相争故事的形成》，白化文等编《周绍良先生欣开九秩庆寿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
36. 《唐代说唱文艺的形成》，《曲艺讲坛》第2期（1997年）。
37. 《敦煌写本〈清明日登张女郎神[庙]〉诗释证》，《敦煌吐鲁番研究》第二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
38. 《张女郎神考索——读敦煌诗劄记》，项楚主编《敦煌文学论集》，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
39. 《敦煌遗书中的中印、中日文学因缘——读敦煌遗书札记》，《敦煌学辑刊》1998年第1期。
40. 《新发现的英藏“孟姜女变文”之意义》，《北京图书馆馆刊》1998年第6期。
41. 《从唐代俗讲转变到宋元说经——以〈佛说目连救母经〉为中心》，《曲艺讲坛》1998年第5期。
42. 《“争奇”型民间故事的历史追踪考察》，《天水行政学院学报》2000年第2期。
43. 《变文研究述评二题——敦煌变文研究回顾与思考之一》，《敦煌研究》2000年第2期。
44. 《敦煌本〈观音证验赋〉与敦煌观音信仰》，郝春文主编《敦煌文献论集：纪念敦煌藏经洞发现一百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1年。
45. 《敦煌文学杂考三则》，《敦煌学与中国史研究论集——纪念孙修身先生逝世一周年》，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1年。
46. 《亦幻亦奇 扑朔迷离——唐传奇〈板桥三娘子〉与阿拉伯民间故事》，《天水行政学院学报》2001年第6期。
47. 《从印度到中国——丝绸路上的睒子故事与艺术》，《天水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6期。
48. 《圣坛光环下的神女情结——以女郎神传说为中心》，《唐代文学与宗教》，香港：中华书局，2004年5月。
49. 《神圣与世俗：〈舜子变〉的叙事学解读——兼论敦煌变文与口承故事的关系》，《敦煌学》第25辑（2004年）。
50. 《拈花微笑：古代印度〈百喻经〉与民间故事的比较阅读》，《天水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6期。 51.《〈天地阴阳交欢大乐赋〉与日本平安时代汉文学——以大江朝纲〈男女婚姻赋〉为中心》，《敦煌吐鲁番研究》第9卷，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
52. 《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悼念周绍良先生》，白化文主编《周绍良先生纪念文集》，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
53. 《阿凡提故事与汉族笑话》，《中国俗文化研究》第4辑（2007年）。
54. 《〈姑妄言〉与明清笑话——〈姑妄言〉素材探源之一》，《天水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3期。
55. 《移植与变异：日本〈酒茶论〉与敦煌〈茶酒论〉的比较研究》，刘进宝、高田时雄主编《转型期的敦煌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
56. 《抽刀刺石壁 志感飞泉涌——唐代敦煌贰师泉传说寻水故事的考察》，《天水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3期。
57. 《敦煌本〈祭驴文〉发微》，《敦煌研究》2008年第4期。
58. 《从他山攻错看变文研究的新拓展》，《南京师大学报》2008年第5期;又见颜廷亮主编《转型期的敦煌语言文学》，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10年。
59. 《评王晓平著〈唐土的种粒——日本传衍的敦煌故事〉〈远传的衣钵——日本传衍的敦煌佛教文学〉》，《敦煌吐鲁番研究》第11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
60. 《探寻俗赋的流变遗踪——简论敦煌俗赋与后世文学》，《南京师大学报》2010年第2期。
61. 《中国、印度、阿拉伯民间故事比较论——以〈一千零一夜〉、〈故事海〉为例》，《河北学刊》2010年第5期。
62. 《敦煌学视野下的明代俗赋——以〈绣谷春容〉、〈国色天香〉为中心》，中央文史研究馆等编《庆贺饶宗颐先生九十五华诞敦煌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
63. 《敦煌俗文学研究之路》，《社会科学战线》2016年第3期。
三、参著
1. 《敦煌文学作品选》（周绍良、高国藩、项楚、张锡厚、张鸿勋、颜廷亮选注），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
2. 《敦煌文学》，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9年。
3. 《敦煌文学概论》，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年。
4. 《中国文学史》（袁行霈主编第二卷），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
5. 《中国曲艺通史》（姜昆主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
四、参撰词条
1. 《文献学辞典》，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1年。
2. 《中国古代小说百科全书》，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
3. 《敦煌学大辞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年。
参考文献：
[1]张鸿勋.在探索的路上[J].文史知识，1988（12）：3-8.
[2]张鸿勋.敦煌俗文学研究之路[J].社会科学战线，2016（3）：134-139.
[3]文学遗产编辑部.文学遗产增刊：六辑[J].北京：作家出版社，1958.
[4]许建平.《金瓶梅》作者研究八十年[J].河北学刊，2004（1）.
[5]杨牧之.“专门家”与“无名作者”[J].文史知识，1989（10）：7-11.
{1} 甘肃省社会科学院主办的院刊《社会科学》创刊于1979年，创刊初期是季刊，后改为双月刊。由于上海市的《社会科学》申请了专有商标，甘肃的《社会科学》不得已于1991年改名为《甘肃社会科学》。同样的情况，甘肃的《读者文摘》创刊于1981年，后由于美国的《读者文摘》申请了专有商标，《读者文摘》不得已于1993年7月改为《读者》。1993年7月号，由《读者文摘》改名而来的《读者》，刊发了一则特别的卷首语：“从本期开始，《读者文摘》正式更名为《读者》。《读者文摘》的事业，在出刊143期后，将由《读者》来继续。……《读者文摘》开始进入《读者》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