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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劳资博弈中，劳动者的维权意识无疑对劳动者的现在和未来都具有重大影响。在以江西易富服饰有限公司（宁都海澜之家生产基地）为中心展开的对两代农民工维权意识的对比研究表明：两代农民工的维权意识存在明显差异，第二代农民工的维权意识比第一代农民工明显强烈。由此可知，就劳动者的解放而言，第二代农民工是更有希望的一代农民工。
关键词：第一代农民工；第二代农民工；维权意识
中图分类号：C91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3）02-0029-03
在当今中国劳资博弈的关系中，劳动者无疑处于弱势地位，而劳动者要改变这种“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劳资关系，只能靠自己去争取，企图靠资本家的发善心，劳动者的地位就永远不可能得到根本改变。因此，在劳资博弈中，劳动者的维权意识无疑对劳动者的现在和未来都具有重大影响。
近年来，人们逐渐把关注的重点转移到一个正崭露头角的阶层——新生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占外出农民工的六成以上，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日益发挥主力军的作用。对于两代农民工的维权意识，各种研究给出了一些对比数据，例如，全国总工会2010年《关于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研究报告》指出，“据一项调查，当权益受到侵害时，新生代农民工中因为怕被报复而不向有关部门投诉的只有6.5%，仅是传统农民工的一半；采取投诉行为时，以集体投诉方式进行的（几个人一起去投诉），新生代农民工为45.5%，高出传统农民工17.6个百分点。”然而，我们并不能因为这高出的几个百分点或十几个百分点就直接判断第二代农民工的维权意识与第一代农民工存在明显差异，从而判断第二代农民工的维权意识明显比第一代农民工强烈。这是因为，一次问卷调查会受到各种偶然性因素的干扰，即使两代农民工的维权意识是一样的，他们的回答也会有所差别。这一点可以从同一代农民工有的选择了“向有关部门投诉”（或“集体投诉”）而有的则没有选择“向有关部门投诉”（或“集体投诉”）的差别上体现出来。因此，对于两代农民工维权意识的研究，如果只是给出简单的百分比对比而不作更进一步的定量分析，就稍显肤浅，甚至难以服众。
那么，第二代农民工的维权意识是否明显强于第一代农民工？对此，笔者选择了江西易富服饰有限公司（宁都海澜之家生产基地）的农民工作为调查对象对两代农民工的维权意识进行定量研究。
江西易富服饰有限公司坐落于宁都县工业园，是宁都县工业园中一家规模较大，运营较成熟的私企服装加工公司。公司现有员工521名，共有五个生产车间。笔者采用的是问卷调查（问卷调查附后文），第一代农民工和第二代农民工的调查数量都是30人，两代农民工的调查对象的结构是一样的，调查对象的选择取决于性别和工种两个因素，男女比例一样，分别为15人。其中，男车工7人，女车工8人；男手工8人，女手工7人。因为车工和手工的数量占全厂员工的80%左右，所以本问卷只选择了车工和手工作为调查对象。问卷的设计立足于把农民工的维权意识具体化为如下六个问题：
1. 您对自己的工资满意吗？
2. 您对自己的上班时长满意吗？
3. 您对自己的放假天数满意吗？
4. 您了解劳动合同法吗？
5. 当您的权益受到侵害时，您会选择怎么办？
6. 您对自己的工作满意吗？
以上六个问题，每一个问题都设置了四个选项，其中两个肯定选项（如“满意”和“非常满意”）和两个否定选项（如“不满意”和“非常不满意”）。第1～5个问题是分问题，第6个问题是关于农民工对自己工作满意与否的总问题。所以，在分析第1～5个问题之后，第六个问题的结果会更具说明性。
该公司车工的工资是2 000～2 500元每月，手工是1 500～2 000元每月，工资由工种和工作量决定，和性别、年龄等因素都没有关系。该公司常年业务量都较大，所以员工经常处于加班中，一般情况下最少每天工作十个小时，十一二个小时的上班时间是常态。他们一个月放2天假，具体放假日期并不固定，由公司临时决定，节假日不增加放假时间。
针对第一个问题“你对自己的工资满意吗”，第二代农民工回答“不满意”和“非常不满意”（以下把“不满意”和“非常不满意”合并为“不满意”，把“满意”和“非常满意”合并为“满意”）的为19人，比第一代农民工高了73个百分点。同样，我们并不能因为这高出的73个百分点就轻易判断两代农民工对待工资的态度存在明显差异（尽管个体存在差异）。除了前面说到调查问卷会受各种偶然性因素的干扰外，还有本次调查问卷样本数量过小的缘故。
要判断两代农民工对待工资的满意度有无明显差别，必须尽量排除偶然性的判断波动。在数学上，我们要进行的是这样一个假设检验。原假设是两代农民工对待工资的满意度是无差异的，即他们选择“不满意”的理论比例是相同的，尽管实际上个体是存在差异的。对立假设就是两代农民工对待工资的满意度是有差异的。检验的方法是，考察在原假设成立的情况下，即在两代农民工选择“不满意”的理论比例是相同的情况下，其实际比例为调查统计结果中的数据的可能性有多大。如果这个可能性很小，通常定为0.05，称为显著性水平。我们就拒绝原假设，认为对立假设是成立的，即两代农民工对待工作的满意度存在差异。如果这个可能性超过了显著性水平，我们就不拒绝原假设。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认为两代农民工对待工作的满意度是无差异的。其结论只是目前的数据尚不足以支持对立假设而已。也就是说，我们采用的是一种否定之否定的办法，通过否定原假设来肯定对立假设。而如果我们不能否定原假设，则我们虽然不能肯定对立假设，但也不能肯定原假设，除非我们能够否定对立假设。
于是，这个现实问题可以转化为检验两代农民工选择“不满意”的比率是否相等的数学问题。在数学中，这是两个总体比率是否相等的假设检验问题。由于Excel功能的局限，为了避免套用复杂的公式来计算，我们需要将这个现实问题转化成另一个数学问题。 如果我们把选择“满意”或“不满意”作为一个变量，称为选择变量，把所属两代农民工作为另一个变量，称为所属变量，则两代农民工选择“不满意”的比例是相等的，就意味着选择变量与所属变量是相互独立的，即一个农民工在某个变量上的不同取值，并不能决定他在另一个变量上的取值会存在着某些不同。例如，一个农民工是第一代农民工，还是属于第二代农民工，并不会使得他在选择“不满意”与否的可能性（等于比例）上有所不同。
因此，这里的现实问题转换成检验选择变量与所属变量的独立性检验问题。检验选择变量与所属变量的独立性，是通过比较在独立性成立的前提下的理论频数与实际频数的差别来完成的。而比较理论频数与实际频数差别的工具在Excel中是CHITEST函数。
整理调查问卷，两代农民工对于“您对自己的工资满意吗”这个问题的实际频数如下：
接下来我们计算理论频数，即两代农民工选择“满意”和“不满意”的理论频数。其计算方法是，用某个选择变量的相应合计乘以某个所属变量的相应合计再除以总合计数，即得该选择变量与所属变量所对应的理论频数。例如，第一代农民工选择“满意”者的理论频数，等于第一代农民工的合计（30）乘以“满意”的合计（30）再除以总合计数（60），即15。再如，第二代农民工选择“不满意”者的理论频数，等于第二代农民工的合计（30）乘以“不满意”的合计（30）再除以总合计数（60），即15。以此类推，得到理论频数如下：
最后，在Excel中调用CHITEST函数，在空白单元格处输入
=CHITEST（B2：C3，B7：C8）
即得p-值为0.039。其中，在B2：C3单元格中存放的是实际频数（不含合计）；而在B7：C8单元格中存放的是相对应的理论频数（也不含合计）。
由于CHITEST函数计算出来的p-值小于0.05，因此，我们可以判断第二代农民工的维权意识与第一代农民工的维权意识存在明显差异，即第二代农民工的维权意识比第一代农民工的维权意识明显强烈。
类似地，针对第二个问题“您对自己的上班时长满意吗”，现将其实际频数和理论频数整理如下：
计算其p-值为0.004，p-值小于0.05，因此，两代农民工对待上班时长的满意度存在明显差异。据此，我们可以判断，在对待上班时长上，第二代农民工的维权意识比第一代农民工明显强烈。
用同样方法，第三个问题“您对自己的放假天数满意吗”的实际频数与理论频数如下：
计算其p-值为0.196，p-值大于0.05，因此，我们不能判断两代农民工对待自己的放假天数满意度上存在明显差异，尽管在这个问题上，第二代农民工回答“不满意”的比例比第一代农民工高出了近42个百分点。
第四个问题“您了解劳动合同法吗”（把“听说过，但不了解”和“没听说过”合并为“妥协”，把“非常了解和了解，但对具体内容不清楚”合并为“反抗”）的实际频数与理论频数如下：
计算其p-值为0.0003，p-值小于0.05，因此，两代农民工在对劳动合同法的了解上存在明显差异。据此，我们可以判断，在对劳动合同法的了解上，第二代农民工的维权意识比第一代农民工明显强烈。
第五个问题“当您的权益受到侵害时，您会选择怎么办”（把“基于岗位压力暂时忍让”和“跟老板协商”合并为“妥协”，把“采取法律手段”和“采取极端手段”合并为“反抗”）的实际频数与理论频数如下：
计算其p-值为0.035，p-值小于0.05，因此，两代农民工在权益受到侵害时的选择存在明显差异。据此，我们可以判断，在权益受到侵害时，第二代农民工的维权意识比第一代农民工明显强烈。
第六个问题“您对自己的工作满意吗”的实际频数与理论频数如下：
计算其p-值为0.038，p-值小于0.05，因此，两代农民工在对工作的满意度上存在明显差异。据此，我们可以判断，在对工作是否满意这个问题上，第二代农民工的维权意识比第一代农民工明显强烈。这一总问题的结论也吻合前面分问题（除第三个问题不吻合外）的结论。
在该问卷设计的六个问题中，五个问题的结果都表明第二代农民工的维权意识比第一代农民工明显强烈，因此，我们就有较充足的理由认为，与第一代农民工在权益受到侵犯时普遍选择沉默相比，新生代农民工更多地选择发出自己的声音，这让我们看到了未来中国劳动者的希望。相对于第一代农民工来说，第二代农民工正在逐渐地实现无产阶级化，这伴随而来的将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形成，而工人阶级将由他们自己的斗争实现自身使命，而这也符合世界劳工史的经验。世界劳工史告诉我们，工人阶级的形成和成熟往往发生在进城务工农民工的第二代和第三代，第一代农民工后代的反抗和斗争意识将要远远超过第一代农民工。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对于劳动者的解放而言，新生代农民工是更有希望的一代农民工。
责任编辑、校对：华 兴
关键词：第一代农民工；第二代农民工；维权意识
中图分类号：C91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3）02-0029-03
在当今中国劳资博弈的关系中，劳动者无疑处于弱势地位，而劳动者要改变这种“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劳资关系，只能靠自己去争取，企图靠资本家的发善心，劳动者的地位就永远不可能得到根本改变。因此，在劳资博弈中，劳动者的维权意识无疑对劳动者的现在和未来都具有重大影响。
近年来，人们逐渐把关注的重点转移到一个正崭露头角的阶层——新生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占外出农民工的六成以上，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日益发挥主力军的作用。对于两代农民工的维权意识，各种研究给出了一些对比数据，例如，全国总工会2010年《关于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研究报告》指出，“据一项调查，当权益受到侵害时，新生代农民工中因为怕被报复而不向有关部门投诉的只有6.5%，仅是传统农民工的一半；采取投诉行为时，以集体投诉方式进行的（几个人一起去投诉），新生代农民工为45.5%，高出传统农民工17.6个百分点。”然而，我们并不能因为这高出的几个百分点或十几个百分点就直接判断第二代农民工的维权意识与第一代农民工存在明显差异，从而判断第二代农民工的维权意识明显比第一代农民工强烈。这是因为，一次问卷调查会受到各种偶然性因素的干扰，即使两代农民工的维权意识是一样的，他们的回答也会有所差别。这一点可以从同一代农民工有的选择了“向有关部门投诉”（或“集体投诉”）而有的则没有选择“向有关部门投诉”（或“集体投诉”）的差别上体现出来。因此，对于两代农民工维权意识的研究，如果只是给出简单的百分比对比而不作更进一步的定量分析，就稍显肤浅，甚至难以服众。
那么，第二代农民工的维权意识是否明显强于第一代农民工？对此，笔者选择了江西易富服饰有限公司（宁都海澜之家生产基地）的农民工作为调查对象对两代农民工的维权意识进行定量研究。
江西易富服饰有限公司坐落于宁都县工业园，是宁都县工业园中一家规模较大，运营较成熟的私企服装加工公司。公司现有员工521名，共有五个生产车间。笔者采用的是问卷调查（问卷调查附后文），第一代农民工和第二代农民工的调查数量都是30人，两代农民工的调查对象的结构是一样的，调查对象的选择取决于性别和工种两个因素，男女比例一样，分别为15人。其中，男车工7人，女车工8人；男手工8人，女手工7人。因为车工和手工的数量占全厂员工的80%左右，所以本问卷只选择了车工和手工作为调查对象。问卷的设计立足于把农民工的维权意识具体化为如下六个问题：
1. 您对自己的工资满意吗？
2. 您对自己的上班时长满意吗？
3. 您对自己的放假天数满意吗？
4. 您了解劳动合同法吗？
5. 当您的权益受到侵害时，您会选择怎么办？
6. 您对自己的工作满意吗？
以上六个问题，每一个问题都设置了四个选项，其中两个肯定选项（如“满意”和“非常满意”）和两个否定选项（如“不满意”和“非常不满意”）。第1～5个问题是分问题，第6个问题是关于农民工对自己工作满意与否的总问题。所以，在分析第1～5个问题之后，第六个问题的结果会更具说明性。
该公司车工的工资是2 000～2 500元每月，手工是1 500～2 000元每月，工资由工种和工作量决定，和性别、年龄等因素都没有关系。该公司常年业务量都较大，所以员工经常处于加班中，一般情况下最少每天工作十个小时，十一二个小时的上班时间是常态。他们一个月放2天假，具体放假日期并不固定，由公司临时决定，节假日不增加放假时间。
针对第一个问题“你对自己的工资满意吗”，第二代农民工回答“不满意”和“非常不满意”（以下把“不满意”和“非常不满意”合并为“不满意”，把“满意”和“非常满意”合并为“满意”）的为19人，比第一代农民工高了73个百分点。同样，我们并不能因为这高出的73个百分点就轻易判断两代农民工对待工资的态度存在明显差异（尽管个体存在差异）。除了前面说到调查问卷会受各种偶然性因素的干扰外，还有本次调查问卷样本数量过小的缘故。
要判断两代农民工对待工资的满意度有无明显差别，必须尽量排除偶然性的判断波动。在数学上，我们要进行的是这样一个假设检验。原假设是两代农民工对待工资的满意度是无差异的，即他们选择“不满意”的理论比例是相同的，尽管实际上个体是存在差异的。对立假设就是两代农民工对待工资的满意度是有差异的。检验的方法是，考察在原假设成立的情况下，即在两代农民工选择“不满意”的理论比例是相同的情况下，其实际比例为调查统计结果中的数据的可能性有多大。如果这个可能性很小，通常定为0.05，称为显著性水平。我们就拒绝原假设，认为对立假设是成立的，即两代农民工对待工作的满意度存在差异。如果这个可能性超过了显著性水平，我们就不拒绝原假设。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认为两代农民工对待工作的满意度是无差异的。其结论只是目前的数据尚不足以支持对立假设而已。也就是说，我们采用的是一种否定之否定的办法，通过否定原假设来肯定对立假设。而如果我们不能否定原假设，则我们虽然不能肯定对立假设，但也不能肯定原假设，除非我们能够否定对立假设。
于是，这个现实问题可以转化为检验两代农民工选择“不满意”的比率是否相等的数学问题。在数学中，这是两个总体比率是否相等的假设检验问题。由于Excel功能的局限，为了避免套用复杂的公式来计算，我们需要将这个现实问题转化成另一个数学问题。 如果我们把选择“满意”或“不满意”作为一个变量，称为选择变量，把所属两代农民工作为另一个变量，称为所属变量，则两代农民工选择“不满意”的比例是相等的，就意味着选择变量与所属变量是相互独立的，即一个农民工在某个变量上的不同取值，并不能决定他在另一个变量上的取值会存在着某些不同。例如，一个农民工是第一代农民工，还是属于第二代农民工，并不会使得他在选择“不满意”与否的可能性（等于比例）上有所不同。
因此，这里的现实问题转换成检验选择变量与所属变量的独立性检验问题。检验选择变量与所属变量的独立性，是通过比较在独立性成立的前提下的理论频数与实际频数的差别来完成的。而比较理论频数与实际频数差别的工具在Excel中是CHITEST函数。
整理调查问卷，两代农民工对于“您对自己的工资满意吗”这个问题的实际频数如下：
接下来我们计算理论频数，即两代农民工选择“满意”和“不满意”的理论频数。其计算方法是，用某个选择变量的相应合计乘以某个所属变量的相应合计再除以总合计数，即得该选择变量与所属变量所对应的理论频数。例如，第一代农民工选择“满意”者的理论频数，等于第一代农民工的合计（30）乘以“满意”的合计（30）再除以总合计数（60），即15。再如，第二代农民工选择“不满意”者的理论频数，等于第二代农民工的合计（30）乘以“不满意”的合计（30）再除以总合计数（60），即15。以此类推，得到理论频数如下：
最后，在Excel中调用CHITEST函数，在空白单元格处输入
=CHITEST（B2：C3，B7：C8）
即得p-值为0.039。其中，在B2：C3单元格中存放的是实际频数（不含合计）；而在B7：C8单元格中存放的是相对应的理论频数（也不含合计）。
由于CHITEST函数计算出来的p-值小于0.05，因此，我们可以判断第二代农民工的维权意识与第一代农民工的维权意识存在明显差异，即第二代农民工的维权意识比第一代农民工的维权意识明显强烈。
类似地，针对第二个问题“您对自己的上班时长满意吗”，现将其实际频数和理论频数整理如下：
计算其p-值为0.004，p-值小于0.05，因此，两代农民工对待上班时长的满意度存在明显差异。据此，我们可以判断，在对待上班时长上，第二代农民工的维权意识比第一代农民工明显强烈。
用同样方法，第三个问题“您对自己的放假天数满意吗”的实际频数与理论频数如下：
计算其p-值为0.196，p-值大于0.05，因此，我们不能判断两代农民工对待自己的放假天数满意度上存在明显差异，尽管在这个问题上，第二代农民工回答“不满意”的比例比第一代农民工高出了近42个百分点。
第四个问题“您了解劳动合同法吗”（把“听说过，但不了解”和“没听说过”合并为“妥协”，把“非常了解和了解，但对具体内容不清楚”合并为“反抗”）的实际频数与理论频数如下：
计算其p-值为0.0003，p-值小于0.05，因此，两代农民工在对劳动合同法的了解上存在明显差异。据此，我们可以判断，在对劳动合同法的了解上，第二代农民工的维权意识比第一代农民工明显强烈。
第五个问题“当您的权益受到侵害时，您会选择怎么办”（把“基于岗位压力暂时忍让”和“跟老板协商”合并为“妥协”，把“采取法律手段”和“采取极端手段”合并为“反抗”）的实际频数与理论频数如下：
计算其p-值为0.035，p-值小于0.05，因此，两代农民工在权益受到侵害时的选择存在明显差异。据此，我们可以判断，在权益受到侵害时，第二代农民工的维权意识比第一代农民工明显强烈。
第六个问题“您对自己的工作满意吗”的实际频数与理论频数如下：
计算其p-值为0.038，p-值小于0.05，因此，两代农民工在对工作的满意度上存在明显差异。据此，我们可以判断，在对工作是否满意这个问题上，第二代农民工的维权意识比第一代农民工明显强烈。这一总问题的结论也吻合前面分问题（除第三个问题不吻合外）的结论。
在该问卷设计的六个问题中，五个问题的结果都表明第二代农民工的维权意识比第一代农民工明显强烈，因此，我们就有较充足的理由认为，与第一代农民工在权益受到侵犯时普遍选择沉默相比，新生代农民工更多地选择发出自己的声音，这让我们看到了未来中国劳动者的希望。相对于第一代农民工来说，第二代农民工正在逐渐地实现无产阶级化，这伴随而来的将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形成，而工人阶级将由他们自己的斗争实现自身使命，而这也符合世界劳工史的经验。世界劳工史告诉我们，工人阶级的形成和成熟往往发生在进城务工农民工的第二代和第三代，第一代农民工后代的反抗和斗争意识将要远远超过第一代农民工。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对于劳动者的解放而言，新生代农民工是更有希望的一代农民工。
责任编辑、校对：华 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