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消失了的精髓有很多，除了北京的四合院，还有一类人物，叫做侠客。
　　“侠客”本来分两家：“游侠”与“刺客”，司马迁写《史记》，没有把两者合并，证明在先秦的时候，游侠与刺客有分别。
　　游侠不受所在地域的规限，游剑江湖，由于古人首重土地分封，宗土所在，离开自己的地域，是对世俗的一个突破，可见“侠”先要享有不受束缚的自由。刺客就两样了，奉命暗杀，身份潜藏，亦多属Part-time的兼差，不像游侠全职之曝光。后世最接近游侠与刺客之风格的，应该是日本武士。
　　游侠与刺客，干犯社会规范，像脱疆野马，不能说完全无害，法家很讨厌这种不受管束的野人：“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统治者视如仇寇，但是司马迁很欣赏，认为他们“其言必行，其行必果”，值得敬佩。
　　“言必行，行必果”，提倡克己复礼的孔子当然也不喜欢，认为只是一小撮莽撞小人，缺乏成熟的思考。但司马迁的时代，经过战国与暴秦的冲击，文化发生了质变，奸小当道，以暴易暴成为不得已唯一的选择，侠客冒起，正如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圣人绝迹，只有侠客称豪，因为这是一个乱世。
　　中国的千古第一侠客，当然是荆轲。荆轲本来只算刺客，但士为知己者死，为了拯救燕国，刺杀暴秦，甘愿舍身。可惜事与愿违，否则荆轲拯救的，就不止是小小燕国，而是整个中华文化，中国国运受诅咒，由此开始。荆轲虽然失败，但侠客自此成为正义、勇气的象征。
　　但毕竟风险太大，现实中负担不起。当刺客比较容易，三国时的达官豢养门客，暗杀政敌，譬如孙权的长兄孙策，即死于刺客之手；游侠的事业比较难当，因为必须有经济基础，否则如何仗义解困？因为侠士，既不吝千金，又有一身好功夫，抱打不平，扶贫济弱，替天行道，只能是富有中国特色的幻想。
　　果然，后世的侠客多为传奇，第一是唐朝的“虬髯客”。虬髯客来历不明，与红拂女称兄妹，但应该是个胡人，衣食无忧——拥有当侠客的本钱，才得以千里追凶，据他自己说，杀掉了一个恶贯满盈的家伙，后来为了匡扶李靖，兵法、资金，都倾囊相授，符合行义的资格。虬髯客最后平定叛乱，飘然海外。
　　“虬髯客传”开武侠小说的先河，但民间最熟知的侠客是“七侠五义”。《七侠五义》是清朝人所作的评书，以北宋为背景，侠客各有花名，可能是受《水浒》的影响，人人身怀绝技，性格独特，成为后来武侠小说的样板，譬如《儿女英雄传》、《卧虎藏龙》、《蜀山剑侠传》等。
　　武侠小说的巅峰，当然是金庸作品，侠客的形象与涵义，在金庸笔下臻于丰富浩大：郭靖、杨过、乔峰、令狐冲、东邪西毒，南帝北丐，不像传统武侠之“武斗狂”，只知打打杀杀的简单刻化，而富于人性与心理的表现，深入之处，与莎剧异曲同工。但金庸以《鹿鼎记》封笔，不仅一反自己所创造的武侠世界，也是对整个中国武侠幻想的嘲讽。
　　因为侠客缺乏真实的社会基础，行侠仗义，只靠个别侠客，代价太过高昂了，效果也极其有限。中国国土广博，人口众多，法治建立不起来，人权更从何说起？皇帝专制严密，尚且管理得一塌糊涂，只靠几个义胆忠肝的侠客，“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青刃过处，决眦长啸，毕竟是一侠之力的小恩小惠，一士之微的小修小补，对于整个社会缺乏公平正义的现实，岂有回天之力？一剑出鞘，就算能杀光恶棍歹徒，但对于腐朽败坏的灵魂，又能拯救多少？嘴上讲讲，过把瘾就算了，千万别当真。
　　西方的侠客，与中国的武侠，区别很大。古代欧洲有骑士制度，骑士受农民供养，富有经济基础，平时练剑，受征入伍，或骑马浪游，都比较接近现实。骑士的精神，不在于为民除害，而是保家卫国，这是欧洲封建与中国帝制有别的结果。“侠盗”罗宾汉之类的故事，也并无代代相传的可能，因为从王权受限，手工业兴起，到议政确立，财产私有，人权平等，节节改善，文明的过程有所渐进，罗宾汉一去不须返。
　　至于美国漫画里的“英雄”，鼓吹的是“超人精神”，这与美国在现代社会的国力与地位相符合。漫画英雄拥有非凡神力，不受现实之束缚，除了有固定的敌人或挑战者，最大的敌人是自己内心的虚伪、怯弱、邪恶；蝙蝠侠、蜘蛛侠的英文名字，其实只是 Man，与人文精神一脉相承，表现人的自强，超越凡俗，与中国侠客的现实性，更加不可同日而语。
　　这个社会还在呼唤侠客吗？可真是一大不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