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是汉末建安时期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和卓有成就的文学家。在汉末动荡纷乱的局面中,他南征北战,逐鹿中原,崛起于群雄之间,先后消灭了吕布、袁术、袁绍和刘表等军阀割据势力,成为中国北方的实际统治者。同时,他也是建安文学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以其雄才大略和政治远见,写出了许多表达理想壮志的诗歌。如《短歌行》,就表明了曹操求贤若渴的心理和待贤以礼的态度,实际上就是一曲“求贤歌”,运用诗歌的形式,有力地宣传了他所坚持的主张,配合了他所颁发的政令。曹操的其它诗作如《蒿里行》、《对酒》、《苦寒行》等,也是政治性很强的诗作。人教版中学语文教材在初中选入了《蒿里行》,在高中教材中选入《短歌行》。
　　而他的散文,在思想内容和表现形式上也很有特色。但多年来,多数学者和教师往往都把曹操的诗歌作为曹操研究的重点和热点,而对其散文的研究相对冷清。
　　一.曹操散文的主要艺术风格——清峻、通脱
　　曹操尚刑名,厉法禁,反固执,尚通脱,破格用人,网罗文士,目的虽不在于改变文风,而文风却由此大变。鲁迅先生在论述曹操的散文时说:“总括起来,我们可以说汉末魏初的文章是清峻、通脱。在曹操本身,也是一个改造文章的祖师,可惜他的文章传的很少。他胆子很大,文章从通脱得力不少,做文章时又没有顾忌,想写的便写出来。”①这一风格与两汉以来的文风可谓大相径庭。汉代散文,由于受到辞赋的影响,趋向骈偶化,颇不利于思想情志的自由抒写,且散文往往形成某种固定的格式。曹操则用简洁朴素的文笔把自己要说的话写出来,可以说,“已经中断了几百年的战国诸子的放言无惮的文风在这里又露了头角”②。他的文章,一洗两汉引经说教的习气,放言无惮,质实明练,开创一代文风。
　　“清峻”(简约严明)、“通脱”(随便不拘)是曹操散文的主要艺术风格。
　　“清峻”即是指其散文篇幅短小,文意清楚,偏重于说理,不单纯追求靡丽,风格朴实,是对汉代铺叙繁缛的散文的革新与改造。如《论张辽功》仅用14字就突出表现了张辽与袁绍部将陈兰、梅成恶战所表现的机智、勇敢:“登天山,履峻险,以取兰成,荡寇功也。”语言准确、精炼,可见曹操在文字推敲上下了工夫,。在《封功臣令》中说:“吾起义兵,诛暴乱,于今十九年,所征必克,岂吾功哉? 乃贤士大夫之力也。天下虽未悉定,吾当要与贤士大夫共定之;而专飨其劳,吾何以安焉! 其促定功行封。”既充分肯定了贤士大夫的功劳,又以简朴无华的语言坦率披露自己的胸襟怀抱。像这样的文章,在曹操文集中比比皆是,如《军谯令》、《敕有司取士勿废偏短令》、《议复肉刑令》、《修学令》等。
　　曹操散文的另一特色是“通脱”。通脱即随便之意。曹操的散文信笔所挥,舒展自如,不事雕饰,不拘形式,富有真情实感。东汉散文的最大缺点是很少讲真话,而曹操却肯吐露自己在各方面的肺腑之言,这是对汉化散文的革新。曹操的一些自叙身世和自我表白的散文,大抵都是通脱之文。如《让县自明本志令》,是一篇自我表白的政治文告,直抒胸臆,极为雄豪洒脱,而又简约严明。当时北方大部分地区已统一,政权逐步稳定,汉献帝成了有名无实的傀儡,此时有人攻击曹操“托名汉相,实为汉贼”,“欲废汉自立”,甚至要曹操交出兵权。面对外敌未平,内部不稳的情况,曹操写此令以表明心迹。文章回顾了自己30多年的政治军事生涯,说明自己对已得到的名位已感到满足:“身为宰相,人臣之贵之极,意愿已过矣。”并充分宣扬自己的历史功绩:“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接着,以周公、齐桓自比,一再申明没有废汉自立的野心,也绝不让出兵权,其原因是:“诚恐己离兵为人所祸也,既为子孙计,又己败则国家倾危,是以不得慕虚名而处实祸。”最后郑重宣称:“江湖未静,不可让位。”全文洋洋洒洒,推心置腹,坦率实在。故张溥说:“《述志》一令,似乎欺人,未尝不抽序心腹,慨当以慷也。”③
　　二.曹操散文的阶段性特点
　　以上谈及曹操散文总的艺术风格,即清峻、通脱,是将曹操散文作为一个整体的静态文本加以关照。而作为政治家的曹操,由一个普通官吏至地方军阀,再到朝廷重臣,直至加封魏王,政治角色不断转换,权力逐步加强。与此同时,曹操的思想、心态也发生着一定的变化。而作为反映作家思想、心态的散文,也相应的产生变化,在不同的阶段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已有学者进行了统计。曹操现存散文154篇,多为表奏、令教及书信等实用文体。其中有时限可考的有131篇,以这些文本进行分析,可按照曹操政治生涯中的两大重要转折为界将其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81年-196年,曹操不断壮大其实力时期;
　　第二阶段:197年-212年,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逐步掌握政权时期;
　　第三阶段:213年-220年,曹操巩固政权,“以魏代汉”时期。
　　依据这种划分,可以对曹操散文进行列表分析,如下表:
　　从表一,可以看出,曹操散文创作从数量上,在第一阶段,曹操“名微众寡”,还不足以在政坛上发出很强有力的话语,故这一阶段的文章较少,仅占14.5%;而在第二阶段,随着曹操逐步掌握政治上的主动权,需要积极消除朝野内外的各种敌对因素,故政治活动频繁,散文创作数量也随之增多,占48.09%;到第三阶段,曹操成为事实上的权利核心,政治局势相对安定,散文创作数量也相对减少,占37.14%。另外,从上行表奏和下行令教的分布比例来看,上行表奏逐步减少,下行令教逐步增加,这也说明曹操权力的逐步扩张,逐步加强。最后,从书信往来看,在第二阶段书信最多,这和当时政治形势复杂,曹操求贤若渴,不得不加大各方面交往力度息息相关。可以说,曹操散文创作与其政治的发展确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在第一阶段,曹操散文以上行表奏为最多,当能表现其此时的文体特点。由于上行表奏作为上呈皇帝的书面文书,有一定的程式要求。当时“名微众寡”的曹操在写作“表奏”时还是符合传统表文的写作要求的。如《上书让封》、《上书让费亭侯》、《谢袭费亭侯表》等。当然,与以往其他作家的表文相比,曹操的表文还是有显著不同,其内容严整、雅洁,言辞平实而质朴。在这一阶段,曹操散文特点可归纳为清峻、严整、雅洁,而“通脱”之风还不明显。
　　在第二阶段,曹操散文以下行令教为最多,此期是其逐步掌握政权的时期。为了强化集权统治,他此时的“令教”之多是可想而知的;为了实现他统一天下的政治目标,他要积极网罗天下英才,故其交往力度增大,书信比例也有所增加;而为了合理运用自己的权利,他对汉室天子表面采取人臣态度,故也还有一些上行表奏。此时大权在握的曹操当然不会为表文琐碎的形式花费心思,而采取一种畅所欲言的态度,无任何规矩可言。其文完全是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语言自由洒脱。在这一阶段,曹操散文在形式上已突破了文体规范的限制,而力求用最简洁的形式和语言来直接表达自己的思想。如《让县自明本志令》,言辞恳切、质朴真诚。其特点可归纳为通脱、自在。
　　在第三阶段,曹操散文同样以下行令教为最多,比例远远高于其他文体。此时,为了加快其新的政治系统的建立,继续打击阻碍他建立新政权的反对者,“令教”成为他散文中最重要文体,于是书信数量随之减少。由于其政治地位的提高,曹操在写作时更是无所顾忌,任意而写。如《征吴教》:“今孤戒严,未知所之,有谏者死。”12字之间足见一位随心所欲、说一不二的霸主形象。在这一阶段,曹操散文特点可归纳为任气、通脱、随意。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曹操散文的创作和他政治地位、权利的密切关系,其风格在总的“清峻”、“通脱”的总的特点之下,在各个阶段又不尽相同。了解这些特点,对我们进行曹操诗歌的鉴赏学习,了解身兼政治家、军事家和诗人身份的曹操不无裨益。
　　
　　本文所列数据引自:
　　安徽毫县《曹操集》译注小组,《曹操集译注》,中华书局,1979年版。
　　①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鲁迅全集》第二卷,第844页,广西民族出版社,1996年版。
　　②郭预衡《中国散文史》,上册,第379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年版。
　　③《三曹资料汇编》转引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魏武帝集题辞》,第21页,中华书局,2005年版。
　　
　　王晓霞,教师,现居贵州安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