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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60年的风雨历程，也留下了建国后几代学校体育人青春的汗水、拼搏的激情、不懈的追求，这其中的苦乐酸甜细细回味，令人感慨、激人奋进。不论他们在学校体育领域中的身份是领导官员、专家学者，还是教研员、普通教师，他们都以对祖国未来高度的责任感、使命感，谱写出一篇篇人生最光辉的篇章。
正当全国欢庆新中国六十年华诞之时，我已步入欢度老年生涯之际，思旧怀故，时刻冲击着我的脑海，回忆起租国六十年的苦难与兴旺的历程。身临其境全过程并全身心投入学校体育事业的我，百感交集，万千感叹，不禁想起我所经历祖国学校体育事业的酸、辣、苦、甜。择其片断记忆，谈谈自己的拙见。
一、从“全盘苏化”到逐渐本土化
新中国成立之初，整个教育和体育界立即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并在短时间批判和改造旧社会教育和体育思想的同时，引进苏联学校体育教育的思想体系、制度和完整的体育教学的理论和实践。在这种背景下，我于1956年的中央体育学院(现北京体育大学)毕业后，留校任体育理论教研室助教。在这一时期给我留下深刻回忆的是三件事：一是组织全国体育教师学习《苏联中小学体育教学大纲》；二是引进苏联《准备劳动与卫国体育制度》，并在全国各级学校掀起了参加《劳卫制》锻炼的热潮；三是正值苏联体育理论专家凯里舍夫在北京体院研究生班讲授《身体教育和运动教育理论》(简称体育理论)，我不仅跟班听课，有时还为专家做些教辅工作。
当时在大一统的计划经济“以苏为师”的背景下，在我国学校体育界，初步形成苏联“凯氏体育理论”的思想理论体系，即以马列主义为思想理论基础，以巴甫洛夫学说为自然科学基础。在体育教学理论(含体育课程论)，重教轻学，重技能轻体能的一整套系统的理论体系。无疑，在当时构建我国学校体育目的、任务和指导思想，以及规范体育教学和运动训练的理论与实践起到积极作用。但同时也应看到“凯氏体育理论”从思想体系到内容结构，不仅提法不全面，欠科学，而且都要服从社会和阶级性的需要，其后果自然对建国前我国传统体育文化和资本主义国家学校体育思想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因而，“全盘苏化”导致我国学校体育的“唯苏莫它”的封闭状态。
到五十年代中后期，随着国际形势的骤变，苏联专家的撤离，我国学校体育逐渐摆脱“凯氏体育理论”的枷锁，开始结合本国实际，摸索一条本土化的路子。在当时，初步建立了我国学校体育组织机构和规章制度；颁布了《全国中小学体育教学大纲》；初步形成社会主义学校体育思想和教材教法体系，体育教学质量也不断提高。同时也必须指出，当时也受到了“左”倾路线的影响，“四红运动”、“以劳代体”的误导，使本土化的探索走了不少弯路。从六十年代在“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的指点下，吸取历史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重整学校体育的理论和实践，编写我国自己的《体育理论》。记得当时我参加了教育部组织，由王占春同志带领的编写我国“中小学体育教学大纲”和教材的任务；随后还参加了制定《青少年体育锻炼标准》制度，以取代《劳卫制》。这些改革都来自我国学校体育的实践，促使我国学校体育事业得到较快的发展。
在学校体育本土化的起始阶段，我国就涌现了一批优秀的中小学体育名师，全国各地都有优秀的代表，以京津两市为例：天津市河西区中心小学的杨馨老师，从1956年开始，就在研究实践苏联四段教学法的基础上，结合该校实际，设计并实践了形象化、故事化的教学，博得了正在该校实习的北京体院师生好评，连苏联专家凯里舍夫本人看了杨老师的课后，也给予高度的赞扬；北京市101中学的王寿生、王伯英两位老师坚持把苏联的体育教学原理结合中学生的身心特点，讲究技能教学的规范化，强化体能教学，促使学生体质水平明显提高。此外，北京女二中的曹天祥老师、女一中的哈庆慈老师、芬草地小学关愧秀老师和北大附小的韩化南老师等，在体育教学中都创造了各自特色的教学课，对全国中小学体育界都颇有影响。可以这么说，他(她)们体育课上的特色教学，对现今的新体育课程改革也都有参考价值。
二、扬州会议纪实——为“体质教育”定位
在“文革”后期，党中央提出“复课闹革命”期间，当时我陪同北京体院副院长徐英超教授，先后到河北、江苏和上海，对近50所学校的体育进行调研。徐老不顾年迈高龄，看操、看活动、看体育课、测定课上运动负荷，了解学生体质状况，并与当时主管领导，校长、体育教师座谈。在当时，被扭曲的学校体育，摧残学生体质的衰弱现状历历在目，尤其看到农村学校学生跑不动、举不重、跳不远，体能差，加上营养不良，身体虚脱的状况，老人家心痛之极，每每与我整理调研素材时，我俩多次伤感流泪，有时甚至彻夜难眠。在反复思考多次斟酌后，他老人家提出了“体质教育”一词。他的原意是把毛主席提出的增强体质列入教育层面，以引起全党、全社会的重视。他多次对我说要给政府打报告，向社会呼吁，把体质教育作为教育目标的一种理念，列入政府指导文件中，写进体育大纲教材中，徐老的“体质教育”这个夙愿，随后就写进了扬州会议的文件中。
我记得为准备扬州会议，教育部体育司司长柏坪，国家体委群体司司长董念黎，北京体院副院长徐英超和我，还有国家体科所熊斗寅，体育报记者平原，颜世雄等同志，多次到扬州地区，深入城乡中小学、幼儿园，边调查、边指导工作。当时，四部委很重视这次会议，有六位部级领导参加并讲话，他们是教育部部长蒋南翔、副部长刘雪初，国家体委常务副主任荣高棠和黄中，卫生部副部长崔月犁，团中央书记李海峰。
全国各体育院校、体科所，北京医学院等单位，派出体育理论、少儿卫生的学者、专家等30位参与会议，其中有徐英超、叶恭绍、陈安槐、王占春、熊斗寅、钱跃庭和我等，还包括各地代表共704人。会议期间，徐英超、叶恭绍和我作了学术报告。同时，有13个省、市、自治区18位代表作了大会发言。
扬州会议的重要意义不仅是拨乱反正，对恢复整顿学校体育正常教育、教学秩序起到决定作用。而且还通过了三个重要文件：《中小学体育工作暂行规定》、《高等学校体育工作暂行规定》和《中小学卫生保健工作暂行规定》。全会还达成了一项共识：“衡量学校体育教育工作的根本标准是学生体质的增强”，会议明确学校体育根本任务是“增强学生体质为主”，并写进了《三个暂行规定》中，成为我国学校体育工作的指导方针，直到如今。
扬州会议前后，体育理论学术界曾对学校体育以增强学生体质为主的指导思想有过一场辩论。以徐英超和林笑峰两位教授为代表的体育理论专家提出体育与竞技体育的 严格区别的问题，认为体育主要是对青少年的体质教育，而竞技是少数具有体育天赋的运动员以夺奖牌为目标的精英体育。同时还提出，运动技能的形成和体质增强是两个不同过程，不同意把体质增强作为学习体育技能的副产品的提法。这场学术辩论，影响全国，当时虽没一个定论，但对贯彻扬州会议精神，对我国城乡学生加强“体质教育”是有积极意义的。
扬州会议后，为落实扬州会议的精神，加强体质教育，重振教学秩序，各地学校在体育课上采用“循环练习法”，身体素质“课课练”等，重视对课上负荷和教学密度的测定，按照动作技能形成规律和身体机能变化规律，来安排课的结构，选用教材和应用教法，并将生理心理的合理负荷作为评定体育课质量的一项指标，这些认识和做法，至今我仍认为是对的。当然，当我们强调增强学生体质的同时，忽略技能教学和教育因素，甚至把体育课上成“达标课”，这种纯生物观的“唯体质论”也是不正确的。
学校体育以增强学生体质为根本任务的定位，实质上是对凯氏《体育理论》的批判。并在学校体育指导思想方面探索了一条新路，它已影响并仍在影响我国学校体育的改革与发展。
三、创办高水平运动员的路子坚持走下去
学校创办高水平运动队的初衷是弥补我国运动训练体制的不足，但优秀运动员的文化素养差，科学知识水平低，运动员退役后就业出路不好解决。
1986年国家体委和国家教委在山东召开了专门会议《全国学生业余体育训练工作座谈会》(即掖县会议)。首次提出由教育系统在学校试办高水平运动队，即由高校依靠自身的力量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具有较高竞技水平的优秀学生运动员，列为学校体育的一项重要任务，也是把我国建成体育强国的一项重要措施。
由于这是改革我国运动训练体制的新生事物，要先作试点。当时按照两委下发的《全国培养高水平运动员试点学校申报审批暂行办法》，最初办了59所试点高校、289所试点中学。在试点20年后，现已改为承办校，发展到高校235所、中学500多所。
在试办期间，学校体育内部有些学者认为高校试办高水平运动队的路子错了，试点失败了。其理由是教育系统培养的运动员，竞技水平仍很低下，参加国内外大赛的队员，绝大多数不是高校自身培养的学生运动员，而是借用体育系统的专业运动员。以致每次全国大、中学校运动会，涉及运动员资格问题时，冒名顶替不良作风问题层出不穷，不断干扰教育部门业余训练体制的发展。
这个难题经过多年努力，从2003年起才得以初步解决，特别是中国参加世界大运会(含单项体协)的国际联络以及参赛的组团任务，已全部移交给教育主管部门负责后。这一内部体制的改革，极大地促进我国高校高水平竞技运动的提高，从23届、24届和25届大学生运动员的成绩来看，说明中国学生运动员已通过短短的6年时间，积累了自身不断壮大的力量，就以2009年刚结束的25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上，取得了22枚金牌、21枚银牌、15枚铜牌，金牌总数名列第二位的成绩。其最大的亮点是夺牌运动员已开始改变了依靠挂高校名的职业运动员学生征战大运会的历史，全面见证并实现了大学生运动员争光的梦想。如取得半程马拉松冠军的北大学生赵冉，各门功课平均达80分，成都体院的本科生尹靖以13秒38分的成绩夺得110米栏金牌，在美国留学征战NCAA的张兆旭完全达到美国高校合格以上的学分制；再有奥运会体操冠军是人民大学一年级学生江钰源，她告诉记者，读大学不图“大学生”的虚名；已负盛名的清华大学的跳水队、北京理工大学的足球队、西安工业大学的女篮队等，都已显示教育系统从试办到完全接受了依靠自身力量办高水运动队的路子是正确的。
可见，从试办至承办的教训和经验的启示，我认为坚持“以育人为宗旨，体教结合，优势互补，亦读亦训，全面发展，办出特色”的培养高水平运动员的思路是正确的，应坚持走下去。在举国体制的保障下，完全可以按照教育规律和竞技规律办好这支队伍，把培养学校竞技人才纳入学校培养人才系列之中。在培养模式上，根据各校特点可多元化。如“北理工模式”、“清华一条龙模式”、“省市青年队挂靠高校模式”等。体育系统的专项教练可到高校挂职任教，可授予教练职称系列，还应把体育系统的科研人员聘请到高校任教等。
为把学校竞技体育改革进一步深化下去，建议中国大、中学生体协秘书处，要转变办协会的观念，不仅要办好每年的国内外两赛事，还应管好日常的运动训练工作，多举办高层教练员讲习班、培训班、研讨会，不断提高高校教练员的专业水平。依靠举国体制的优势，力争政府的大力支持，办好高水平运动队。
我祈望教体两家抓住北京奥运辉煌后，阳光体育普照全国学校的历史机遇，共商探索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校运动训练的新体制。
四、一副条幅对我事业的转向
我记得，在我调到国家教委体卫艺司任职第三年时，即1993年在随同原教育部李琦老部长，赴广西检查九年义务教育法。来到广西后，我分到白色和河池两个贫困地区检查义务教育法的实施情况。当我们来到巴马瑶族自治县东山镇一个山沟里的村小教育点(又称单人校)，看到该校只有一个民办教师带领13名学生，在恶劣的环境和艰苦条件下教书育人。他们坚持在一间破旧不堪的教室边的5m2山坡地做课间操，随后我又看了一堂体育课，内容就是原地队列练习，原地徒手操和欢快的活动性小游戏。深感该老师在这么差的条件下，在无法按体育大纲施教时，只能做原地操和各种身体练习，使孩子们得到体育教育。当我到了教室房后的一间校长办公室又是宿舍的破小屋时，看到土墙上一副对联，写的是“刀在石上磨，人在难中练”，横批一个“忍”字。我的心灵被震撼了，看到师生同吃的是黑豆糙米饭，烧的是孩子带来的一点柴火，教室没有像样的课桌椅，在这么难以想象的困难条件下，还坚持办校育人时，我油然生起对校长的敬意，拥抱了他，并与同来的另两位专家心酸不止多次流泪。
这个教学点对我心灵的震撼不仅仅是看到忠于教育事业的这位民办教师，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坚持教书育人，而且也顿然使我赋予自身一件重大使命——应把我的全部学识献给西部农村学校，尤以老少边穷山区的学校体育事业。为此在当时主管体育的邹时炎主任、宋尽贤司长的大力支持下，在制定每年工作要点时，把搞好农村学校体育列为重要议事日程，每年一小会，两年一大会，下达文件，狠抓落实，当年就在全国树立了山西临汾、广东湛江、甘肃临泽、四川岳池等15个全国农村学校体育先进县，还表彰了干名优秀农村体育教师。直到我从行政岗位退休前一年至退休后9年，把力量转到西部农村学校体育科学研究上。因为我深信“西部农村学校体育到位之时，即中国学校体育的目标达成之日”。这次调研工作从“九五”到“十五”花了六年时间，在十二个省、市、自治区，近二百多所农村学校的调研，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为教育主管部门决策起到咨询作用。但我感到内疚的是，对条件艰苦的村级小学和教学点的基本现状的信息收集得太少，“生生享有体育”目标是否落到贫困地区学生身上，也不清楚。感到十分愧疚的是，我已过古稀之年，精力体力已不从心，这项使命我没有完成。盼望广大中青年学校体育工作者和体育教师把这项神圣的事业进行下去。
现今，令我十分激动的是党中央、国务院在新时期把城乡学校体育，摆在前所未有的高度。国家主席胡锦涛专门召开会议，并下达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七号文件”，提出了一整套开展阳光体育的强有力的举措，使我看到了中国学校体育，尤其是农村学校体育的曙光。
正当全国欢庆新中国六十年华诞之时，我已步入欢度老年生涯之际，思旧怀故，时刻冲击着我的脑海，回忆起租国六十年的苦难与兴旺的历程。身临其境全过程并全身心投入学校体育事业的我，百感交集，万千感叹，不禁想起我所经历祖国学校体育事业的酸、辣、苦、甜。择其片断记忆，谈谈自己的拙见。
一、从“全盘苏化”到逐渐本土化
新中国成立之初，整个教育和体育界立即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并在短时间批判和改造旧社会教育和体育思想的同时，引进苏联学校体育教育的思想体系、制度和完整的体育教学的理论和实践。在这种背景下，我于1956年的中央体育学院(现北京体育大学)毕业后，留校任体育理论教研室助教。在这一时期给我留下深刻回忆的是三件事：一是组织全国体育教师学习《苏联中小学体育教学大纲》；二是引进苏联《准备劳动与卫国体育制度》，并在全国各级学校掀起了参加《劳卫制》锻炼的热潮；三是正值苏联体育理论专家凯里舍夫在北京体院研究生班讲授《身体教育和运动教育理论》(简称体育理论)，我不仅跟班听课，有时还为专家做些教辅工作。
当时在大一统的计划经济“以苏为师”的背景下，在我国学校体育界，初步形成苏联“凯氏体育理论”的思想理论体系，即以马列主义为思想理论基础，以巴甫洛夫学说为自然科学基础。在体育教学理论(含体育课程论)，重教轻学，重技能轻体能的一整套系统的理论体系。无疑，在当时构建我国学校体育目的、任务和指导思想，以及规范体育教学和运动训练的理论与实践起到积极作用。但同时也应看到“凯氏体育理论”从思想体系到内容结构，不仅提法不全面，欠科学，而且都要服从社会和阶级性的需要，其后果自然对建国前我国传统体育文化和资本主义国家学校体育思想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因而，“全盘苏化”导致我国学校体育的“唯苏莫它”的封闭状态。
到五十年代中后期，随着国际形势的骤变，苏联专家的撤离，我国学校体育逐渐摆脱“凯氏体育理论”的枷锁，开始结合本国实际，摸索一条本土化的路子。在当时，初步建立了我国学校体育组织机构和规章制度；颁布了《全国中小学体育教学大纲》；初步形成社会主义学校体育思想和教材教法体系，体育教学质量也不断提高。同时也必须指出，当时也受到了“左”倾路线的影响，“四红运动”、“以劳代体”的误导，使本土化的探索走了不少弯路。从六十年代在“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的指点下，吸取历史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重整学校体育的理论和实践，编写我国自己的《体育理论》。记得当时我参加了教育部组织，由王占春同志带领的编写我国“中小学体育教学大纲”和教材的任务；随后还参加了制定《青少年体育锻炼标准》制度，以取代《劳卫制》。这些改革都来自我国学校体育的实践，促使我国学校体育事业得到较快的发展。
在学校体育本土化的起始阶段，我国就涌现了一批优秀的中小学体育名师，全国各地都有优秀的代表，以京津两市为例：天津市河西区中心小学的杨馨老师，从1956年开始，就在研究实践苏联四段教学法的基础上，结合该校实际，设计并实践了形象化、故事化的教学，博得了正在该校实习的北京体院师生好评，连苏联专家凯里舍夫本人看了杨老师的课后，也给予高度的赞扬；北京市101中学的王寿生、王伯英两位老师坚持把苏联的体育教学原理结合中学生的身心特点，讲究技能教学的规范化，强化体能教学，促使学生体质水平明显提高。此外，北京女二中的曹天祥老师、女一中的哈庆慈老师、芬草地小学关愧秀老师和北大附小的韩化南老师等，在体育教学中都创造了各自特色的教学课，对全国中小学体育界都颇有影响。可以这么说，他(她)们体育课上的特色教学，对现今的新体育课程改革也都有参考价值。
二、扬州会议纪实——为“体质教育”定位
在“文革”后期，党中央提出“复课闹革命”期间，当时我陪同北京体院副院长徐英超教授，先后到河北、江苏和上海，对近50所学校的体育进行调研。徐老不顾年迈高龄，看操、看活动、看体育课、测定课上运动负荷，了解学生体质状况，并与当时主管领导，校长、体育教师座谈。在当时，被扭曲的学校体育，摧残学生体质的衰弱现状历历在目，尤其看到农村学校学生跑不动、举不重、跳不远，体能差，加上营养不良，身体虚脱的状况，老人家心痛之极，每每与我整理调研素材时，我俩多次伤感流泪，有时甚至彻夜难眠。在反复思考多次斟酌后，他老人家提出了“体质教育”一词。他的原意是把毛主席提出的增强体质列入教育层面，以引起全党、全社会的重视。他多次对我说要给政府打报告，向社会呼吁，把体质教育作为教育目标的一种理念，列入政府指导文件中，写进体育大纲教材中，徐老的“体质教育”这个夙愿，随后就写进了扬州会议的文件中。
我记得为准备扬州会议，教育部体育司司长柏坪，国家体委群体司司长董念黎，北京体院副院长徐英超和我，还有国家体科所熊斗寅，体育报记者平原，颜世雄等同志，多次到扬州地区，深入城乡中小学、幼儿园，边调查、边指导工作。当时，四部委很重视这次会议，有六位部级领导参加并讲话，他们是教育部部长蒋南翔、副部长刘雪初，国家体委常务副主任荣高棠和黄中，卫生部副部长崔月犁，团中央书记李海峰。
全国各体育院校、体科所，北京医学院等单位，派出体育理论、少儿卫生的学者、专家等30位参与会议，其中有徐英超、叶恭绍、陈安槐、王占春、熊斗寅、钱跃庭和我等，还包括各地代表共704人。会议期间，徐英超、叶恭绍和我作了学术报告。同时，有13个省、市、自治区18位代表作了大会发言。
扬州会议的重要意义不仅是拨乱反正，对恢复整顿学校体育正常教育、教学秩序起到决定作用。而且还通过了三个重要文件：《中小学体育工作暂行规定》、《高等学校体育工作暂行规定》和《中小学卫生保健工作暂行规定》。全会还达成了一项共识：“衡量学校体育教育工作的根本标准是学生体质的增强”，会议明确学校体育根本任务是“增强学生体质为主”，并写进了《三个暂行规定》中，成为我国学校体育工作的指导方针，直到如今。
扬州会议前后，体育理论学术界曾对学校体育以增强学生体质为主的指导思想有过一场辩论。以徐英超和林笑峰两位教授为代表的体育理论专家提出体育与竞技体育的 严格区别的问题，认为体育主要是对青少年的体质教育，而竞技是少数具有体育天赋的运动员以夺奖牌为目标的精英体育。同时还提出，运动技能的形成和体质增强是两个不同过程，不同意把体质增强作为学习体育技能的副产品的提法。这场学术辩论，影响全国，当时虽没一个定论，但对贯彻扬州会议精神，对我国城乡学生加强“体质教育”是有积极意义的。
扬州会议后，为落实扬州会议的精神，加强体质教育，重振教学秩序，各地学校在体育课上采用“循环练习法”，身体素质“课课练”等，重视对课上负荷和教学密度的测定，按照动作技能形成规律和身体机能变化规律，来安排课的结构，选用教材和应用教法，并将生理心理的合理负荷作为评定体育课质量的一项指标，这些认识和做法，至今我仍认为是对的。当然，当我们强调增强学生体质的同时，忽略技能教学和教育因素，甚至把体育课上成“达标课”，这种纯生物观的“唯体质论”也是不正确的。
学校体育以增强学生体质为根本任务的定位，实质上是对凯氏《体育理论》的批判。并在学校体育指导思想方面探索了一条新路，它已影响并仍在影响我国学校体育的改革与发展。
三、创办高水平运动员的路子坚持走下去
学校创办高水平运动队的初衷是弥补我国运动训练体制的不足，但优秀运动员的文化素养差，科学知识水平低，运动员退役后就业出路不好解决。
1986年国家体委和国家教委在山东召开了专门会议《全国学生业余体育训练工作座谈会》(即掖县会议)。首次提出由教育系统在学校试办高水平运动队，即由高校依靠自身的力量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具有较高竞技水平的优秀学生运动员，列为学校体育的一项重要任务，也是把我国建成体育强国的一项重要措施。
由于这是改革我国运动训练体制的新生事物，要先作试点。当时按照两委下发的《全国培养高水平运动员试点学校申报审批暂行办法》，最初办了59所试点高校、289所试点中学。在试点20年后，现已改为承办校，发展到高校235所、中学500多所。
在试办期间，学校体育内部有些学者认为高校试办高水平运动队的路子错了，试点失败了。其理由是教育系统培养的运动员，竞技水平仍很低下，参加国内外大赛的队员，绝大多数不是高校自身培养的学生运动员，而是借用体育系统的专业运动员。以致每次全国大、中学校运动会，涉及运动员资格问题时，冒名顶替不良作风问题层出不穷，不断干扰教育部门业余训练体制的发展。
这个难题经过多年努力，从2003年起才得以初步解决，特别是中国参加世界大运会(含单项体协)的国际联络以及参赛的组团任务，已全部移交给教育主管部门负责后。这一内部体制的改革，极大地促进我国高校高水平竞技运动的提高，从23届、24届和25届大学生运动员的成绩来看，说明中国学生运动员已通过短短的6年时间，积累了自身不断壮大的力量，就以2009年刚结束的25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上，取得了22枚金牌、21枚银牌、15枚铜牌，金牌总数名列第二位的成绩。其最大的亮点是夺牌运动员已开始改变了依靠挂高校名的职业运动员学生征战大运会的历史，全面见证并实现了大学生运动员争光的梦想。如取得半程马拉松冠军的北大学生赵冉，各门功课平均达80分，成都体院的本科生尹靖以13秒38分的成绩夺得110米栏金牌，在美国留学征战NCAA的张兆旭完全达到美国高校合格以上的学分制；再有奥运会体操冠军是人民大学一年级学生江钰源，她告诉记者，读大学不图“大学生”的虚名；已负盛名的清华大学的跳水队、北京理工大学的足球队、西安工业大学的女篮队等，都已显示教育系统从试办到完全接受了依靠自身力量办高水运动队的路子是正确的。
可见，从试办至承办的教训和经验的启示，我认为坚持“以育人为宗旨，体教结合，优势互补，亦读亦训，全面发展，办出特色”的培养高水平运动员的思路是正确的，应坚持走下去。在举国体制的保障下，完全可以按照教育规律和竞技规律办好这支队伍，把培养学校竞技人才纳入学校培养人才系列之中。在培养模式上，根据各校特点可多元化。如“北理工模式”、“清华一条龙模式”、“省市青年队挂靠高校模式”等。体育系统的专项教练可到高校挂职任教，可授予教练职称系列，还应把体育系统的科研人员聘请到高校任教等。
为把学校竞技体育改革进一步深化下去，建议中国大、中学生体协秘书处，要转变办协会的观念，不仅要办好每年的国内外两赛事，还应管好日常的运动训练工作，多举办高层教练员讲习班、培训班、研讨会，不断提高高校教练员的专业水平。依靠举国体制的优势，力争政府的大力支持，办好高水平运动队。
我祈望教体两家抓住北京奥运辉煌后，阳光体育普照全国学校的历史机遇，共商探索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校运动训练的新体制。
四、一副条幅对我事业的转向
我记得，在我调到国家教委体卫艺司任职第三年时，即1993年在随同原教育部李琦老部长，赴广西检查九年义务教育法。来到广西后，我分到白色和河池两个贫困地区检查义务教育法的实施情况。当我们来到巴马瑶族自治县东山镇一个山沟里的村小教育点(又称单人校)，看到该校只有一个民办教师带领13名学生，在恶劣的环境和艰苦条件下教书育人。他们坚持在一间破旧不堪的教室边的5m2山坡地做课间操，随后我又看了一堂体育课，内容就是原地队列练习，原地徒手操和欢快的活动性小游戏。深感该老师在这么差的条件下，在无法按体育大纲施教时，只能做原地操和各种身体练习，使孩子们得到体育教育。当我到了教室房后的一间校长办公室又是宿舍的破小屋时，看到土墙上一副对联，写的是“刀在石上磨，人在难中练”，横批一个“忍”字。我的心灵被震撼了，看到师生同吃的是黑豆糙米饭，烧的是孩子带来的一点柴火，教室没有像样的课桌椅，在这么难以想象的困难条件下，还坚持办校育人时，我油然生起对校长的敬意，拥抱了他，并与同来的另两位专家心酸不止多次流泪。
这个教学点对我心灵的震撼不仅仅是看到忠于教育事业的这位民办教师，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坚持教书育人，而且也顿然使我赋予自身一件重大使命——应把我的全部学识献给西部农村学校，尤以老少边穷山区的学校体育事业。为此在当时主管体育的邹时炎主任、宋尽贤司长的大力支持下，在制定每年工作要点时，把搞好农村学校体育列为重要议事日程，每年一小会，两年一大会，下达文件，狠抓落实，当年就在全国树立了山西临汾、广东湛江、甘肃临泽、四川岳池等15个全国农村学校体育先进县，还表彰了干名优秀农村体育教师。直到我从行政岗位退休前一年至退休后9年，把力量转到西部农村学校体育科学研究上。因为我深信“西部农村学校体育到位之时，即中国学校体育的目标达成之日”。这次调研工作从“九五”到“十五”花了六年时间，在十二个省、市、自治区，近二百多所农村学校的调研，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为教育主管部门决策起到咨询作用。但我感到内疚的是，对条件艰苦的村级小学和教学点的基本现状的信息收集得太少，“生生享有体育”目标是否落到贫困地区学生身上，也不清楚。感到十分愧疚的是，我已过古稀之年，精力体力已不从心，这项使命我没有完成。盼望广大中青年学校体育工作者和体育教师把这项神圣的事业进行下去。
现今，令我十分激动的是党中央、国务院在新时期把城乡学校体育，摆在前所未有的高度。国家主席胡锦涛专门召开会议，并下达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七号文件”，提出了一整套开展阳光体育的强有力的举措，使我看到了中国学校体育，尤其是农村学校体育的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