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是甘肃大山深处的小女孩儿，喂猪、做饭、背谷子，笑嘻嘻地走十几里盘山路，去读只有5个学生的小学：
　　一个是湖北的高三复读生，天不亮就从出租屋起床，在被书本、试卷围起的课桌上，紧绷着脸备战第三次高考：
　　一个是向往自由的北京女孩，高中退学后，画画、写诗，一边准备申请留学，一边自己做家具开咖啡厅。6年里，他们长大成人.寻找各自的出路。“他们不仅仅要找到各自的出路，包括这些不同社会阶层之间毫无交流交集的隔离，也需要找到沟通的途径和可能。”
　　“我精神上的追求很少很少”
　　不管怎样，徐佳肯定地说，自己的梦想已经全都实现了。他告诉郑琼，自己上大学以后一直在想怎么赚钱，付生活费，把欠的学费交清。“实际上我精神上的追求很少很少。”
　　从踏入校门那天起，徐佳就明确了自己的位置。学校宿舍分500元和1200元两种，他毫不犹豫地选了500元的。每天下课，两种宿舍的人天然分开，一帮往左走，一帮往右走。
　　每个假期都是在打工中度过的，在校期间，他唯一参加的课外活动是在学生科值班，每月有120元的收入，徐佳笑说自己当时“掉到钱眼儿里去了”。
　　为了找工作，这个10岁就开始挑水的小伙子下狠心花300元买了身正装。穿着不太合身的衣服在招聘会间奔走，校园墙上考研、考公务员的小广告与他没有关系，大厦上“没有不可能”的大灯箱更像句讽刺。
　　有时候，他躺在宿舍的平板床上发愁，简历投了无数份，没有通知面试的短信，会失落、失眠，接到了短信，又会为接下来的面试紧张不安。
　　剪片子的时候，配上《航行》的音乐，看到徐佳穿着正装等公交的一幕，郑琼自己的眼泪就往下掉，她受不了那一张脸上的迷茫和焦灼。
　　而徐佳和室友们从不讨论心情，他们关心的是，“出差一天给80元补助，用40元，还能留下40元”。
　　郑琼觉得，徐佳“切断了自己所有的感受”。连拍结婚照时也看不出一点点喜悦。唯一一次表露自己，是在终于签下了现在这份工作之后。
　　徐佳表情松弛地说：“心里感到有些忐忑，就一下子落空的感觉。把自己卖出去的感觉。”他坦承，如果真有一天让他卸下了外在压力，按自己的意愿做事，他很可能就不知道怎么办了。
　　而今，镜头之外的徐佳放松了很多。“人人都想自由啊。”徐佳笑了，“我觉得今天就挺自由的，我很久没说过这么多话了。”他前一天刚从山沟沟里出差回来，转天又要赶去另一个山沟沟。
　　说起如果中了彩票怎么用，徐佳有些疲惫的眼睛顿时亮了起来，很快给出了答案。
　　“第一件事是给领导发一个邮件，说现在工作太累经常要出差，看他怎么回。”徐佳第一次咧嘴笑着，“然后去把驾照考了，再带上我妈和我老婆出去转转。再出钱给大伯母做个身体检查，动动手术。”徐佳表情认真起来：“最后和我弟弟、堂哥们聚在一起商量这个钱怎么用，因为这可能是会改变我们整个家族命运的一个事情。”“如果我的孩子也在一个二级城市的话，我要让她死也要死在学校里。”
　　与徐佳的拘谨相反，在和袁晗寒的交流中，郑琼“强烈感受到她与众不同的思辨能力。”
　　帮郑琼给纪录片配音以后，袁晗寒迷上了声音艺术。
　　2015年，袁晗寒回国注册了自己的艺术投资公司，内容是帮买主找到想要的艺术品。
　　曾经有一次，袁晗寒要去谈一笔“巨大的生意”，她搞房地产的老爸穿上笔挺的西装，准备给女儿当司机，郑琼也闻讯赶去拍摄。
　　结果那天早上，因为空腹喝了太多咖啡，袁晗寒直接被送去了医院。到目前为止，还一单生意都没有做成。
　　在袁晗寒看来，自由就是做想做的事，然后承担后果。她嘿嘿一笑，“还真没后悔过，如果代价能处理好，傻冒儿—下又不会怎样。”她常把自己想象成5岁以下的小朋友，做事只凭直觉选择是或否。“如果选否，这事一定不好，选是，就去做。”
　　而郑琼认为，自由不是随心所欲，而是“说‘不’的能力”。她不买LV，不参加同学聚会，不学开车，甚至不愿被鼓励。
　　1999年，在拍这部纪录片的6年间，郑琼辞去了在光线传媒娱乐集团的光鲜工作，后来又关闭了自己创办的纪录片发行公司，一边拍片，
　　边创办并独立操持iDOCS国际纪录片论坛。
　　每次做完iDOCS电影节，有人鼓励她坚持下去，她都有些哭笑不得：“我真的不是为了别人做这个。为什么很多人不愿意相信，人做事是出于事情本身带来的乐趣呢？”有时候，郑琼甚至有些庆幸，当年高考落榜迫使她寻找、追逐自己的兴趣。
　　对于这部名为《出路》的纪录片，徐佳的感情则有些复杂。如果能回到十年前，他想对当时的自己说：“别学了，出去玩吧。”
　　有人问他，如果将来儿子说不想读书了怎么办？“那我先抽他，然后再商量怎么办。”徐佳笑道。
　　最斩钉截铁的回答来自袁晗寒的妈妈：“如果我的孩子也在一个二级城市的话，我要让她死也要死在学校里。”“要摆脱贫穷，就得上大学，要读书”
　　第一次拍摄之后，剪辑出的短片在英国广播公司播出，有加拿大人联系郑琼，表示想要资助马百娟读书。但捐款还没到，马百娟就退学了。
　　马百娟家所在的甘肃省会宁县，是有名的“状元县”，自恢复高考以来出过五六万个大学生，“这是生活给逼出来的，是穷的原因。他们认为要摆脱贫穷，就得上大学，要读书。”马百娟的老师告诉郑琼。
　　郑琼再见到马百娟时，她已经长成了14岁的大姑娘，曾经天真的笑脸被戒备替代，她端着胳膊背对镜头，不再和郑琼说一句话。她爹说，不读就不读了，命运好找个好人家嫁了。
　　彼时21岁的大哥带马百娟办了退学。这个小学毕业就开始打工的年轻人跟老师解释，妹妹脑子不好，实在学不进去了。小学生们兴奋地对着镜头扮鬼脸时，马百娟倚在校门口别过了脸。
　　“我在学校什么朋友都没有，我变得越来越不爱讲话。”马百娟在作文里写道。退学前，她在镇上的小学读三年级，比班上其他同学足足高出一个头。 　　马百娟的父亲对着镜头赶郑琼：“给上两万元，你就拍，给不了两万元，你就不要纠缠！”郑琼用300元租车拉机器拍摄，老爷子气得不得了：“你们租车的钱够我们家吃一个月了！
　　全家搬到宁夏中卫以后，马百娟大哥每月一千多元的收入成了全家的经济支柱。这个经常腿疼的年轻人小学毕业就开始打工，在陶瓷厂装瓷砖，有时一连三个月不发工资，只能朝工友借钱，给家里买点菜和油。
　　这个“90后”像小老头似的蹲在地上，低着头，顺手拣根麦秆抠着，有些口齿不清地念叨：“已经拍了3年了，怎么经济上还没有给一点。”
　　马百娟也失去了像唱歌一样朗读的能力。举着稿纸挡住脸，她很快很不清楚地念着：“我想外出打工挣钱，去帮助家里，为哥哥减轻负担。”
　　2012年的一个下午，这个壮实的女孩儿走进一家又一家餐馆、酒店，也没能得到一份扫地的工作。
　　有那么一瞬间，她以为儿时的梦想就要实现了。一家酒店的前台告诉她，薪资水平是一千多元。“一千多！”她条件反射般重复着对方报出的薪水，又惊又喜地笑着，眼里放出光来。光芒被冷水浇灭。询问她的基本情况后，经理不客气地告诉这个什么农活都会做的姑娘，“你目前的状况，可能洗碗都没人会要你。”
　　马百娟回到家，坐在附近干涸的河坝上，揪着枯黄的草叶，愣神，摇头。两年后，16岁的马百娟终于找到了出路一一嫁给了亲戚家的哥哥。在一个只论输赢的社会里，其实每个入都是受害者
　　在试图向郑琼借钱遭到拒绝后，马家与郑琼断了联系。后来听说，马百娟也去了哥哥那家陶瓷厂打工，不远处就是她没读完的小学。
　　受郑琼所托，曾包车的师傅找到马百娟家，马百娟躲在屋里不肯见人，婆婆严厉地说，你们再也不要来了。马百娟的大哥在电话里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妹妹现在过着自己的生活，和他“没有联系了”。
　　早在上学的时候，徐佳就已接受了命运的不公平。他说从不想和别人比较，自己活得踏实就行了。徐佳在朋友圈上说，“生活没有眼前的苟且，也没有诗和远方的田野。”大学毕业前，他想去西藏骑行，但拿不出往返4000多元的路费，到现在也没走成。
　　“他可以先工作，再旅行，然后边旅行边工作。”袁晗寒不明白是什么阻挡了徐佳的脚步。2015年暑假，她回国到上海的美术馆实习，因为“想看看国内都是怎么玩的，还缺少一些什么东西。”
　　与她经历相似的朋友对郑琼说，如果所有人的追求都是固定的收入，安定的家，人都变成样的，“是一件多可怕的事”。
　　跟拍6年之后，郑琼认为，在个只论输赢的社会里，其实每个人都是受害者。“真正的出路不在于要离开哪里，而是在于我们的内心是否对自身所处的这个文化有觉察和反省，并做出不一样的选择。”
　　“这3个人物面对的问题，其实也是中国各种群体面对的问题，不仅仅是他们要找到各自的出路，包括这些不同社会阶层之间毫无交流交集的隔离，也需要找到沟通的途径。“郑琼认为，这正是这部纪录片《出路》的意义。
　　徐佳上大学之前，郑琼送了一本《乌合之众》给他，书中指出，个人一旦融入群体，他的个性便会被湮没，群体的思想便会占据绝对的统治地位。
　　忙着打工赚学费的徐佳很快把这本书抛在了脑后。如今，他忙着好好工作，再借点钱凑个首付，争取买套学区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