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人知道将来是谁在这铁笼里生活；没有人知道在这惊人的大发展的终点会不会又有全新的先知出生；没人知道会不会有一个老观念和旧思想的伟大再生；甚至也没有人知道，会不会在某种骤发的妄自尊大情绪掩饰下产生一种机械的麻木僵化呢。”
　　——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现实中，每个人都在追求财富、权力和名望。那是生命的光环。有了那些耀眼的光环，生命看上去充满了色彩和美丽，生命力也似乎得到了张扬。可是，那毕竟只是光环，而不是生命本身。我们往往不会去区分什么是生命力，什么是生命的光环。发生在商界的一波一波并购，大多是为了公司规模（或光环）而发出的一次次冲击，有太多公司因为“黄袍加身”丧失了生命力，而最终归于失败。
　　
　　和骑士一样，我们何尝不是自觉不自觉地披挂了各种各样的盔甲！我们无法发现那个与生俱来的存在，而是借助一些社会评价获得身份认同。每个人都超出生命存在本身的需求，渴望并追寻更多的光环，如财富、权力和地位。这些光环也就是盔甲。每个人都有一副或几副看上去光鲜却在残害生命的盔甲！
　　刘翔是中国的体育明星，是阳光健康的代表。可也正是他，一直伤病不断。他到底是健康还是不健康？刘翔拿了雅典奥运会金牌，那是中国人的骄傲。当我们的期望在2008年奥运会上落空以后，人们又把目光转向了2012年伦敦奥运会。可怜的刘翔为了那么多人的期许，不得不再次征战在跑道上——尽管他的身体一再抗议。那是一种危害生命的选择，刘翔却不得不硬着头皮上。那是他的命！他要为那耀眼的光环付出代价！
　　一如刘翔，每个人都在追逐光环：财富、权力和名望，尤其是那些正在经受磨难的企业家！那些成功的企业家，曾经的荣誉、秘籍、成功、果断、进取等等光环加身，让他们有了一览众山小的豪迈，同时也不得不独自品味不足为外人道也的孤独与落寞。站在高处的企业家们，其高大、阳光、优雅的一面，受到媒体与公众的倾慕。可是谁又知道，企业家正忍受着怎样的孤寂与彷徨。
　　企业家们的双重人格究竟造就了怎样的一个傲慢者、一个抑郁者或一个破坏者？他们是否也像山上的树一样，愈求向上，向高处，向光明，它的根就愈挣扎向下，向地里，向黑暗？
　　我们这些山下人不得而知。他们不像常人，可以随意向人诉说苦闷，小心翼翼或大大咧咧地化解掉任何一点儿危险。企业家的定位与潜规则，使他们面对任何苦闷和无奈时，只有自己消化，很少有人可以为之分担。久而久之，一种巨大的不安全感袭来，形成他们怀疑一切人的心理机制。他们没有倾诉对象，所有的难题只能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里化解（有些危机自然无法在其中化解掉）。
　　于是，他们纷纷穿上已有的或现有的盔甲，或日夜由贴身的保镖护卫，或一味将繁杂的业务缠于一身，或进入不知为谁忙乱的债滚债的泥沼，或干脆患上抑郁症，陷入了深深的生存危机⋯⋯企业家自杀与非正常死亡的数目，很是惊人。
　　“天职精神”是马克斯·韦伯所概括的资本主义精神。在传世著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一书中，他没有明确界定资本主义精神，但是他的叙述表明，个人有增加自己资本的责任，而增加资本本身就是目的。精于职业、精于赚钱是一种美德。这种美德同时与这样一个词语相连：“天职”。韦伯说：“一个人对天职负有责任乃是资产阶级文化的社会伦理中最具代表性的东西，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是资产阶级文化的根本基础。”
　　韦伯为自己的逻辑深深担忧。他明白，当竭尽天职已不再与精神和文化的最高价值发生直接联系的时候，或者从另一方面来说，当天职观念已转化为经济冲动，“价值理性行动”也就转变成“工具理性行动”，那时就没有自由的人了。因此韦伯悲哀地说：“没有人知道将来是谁在这铁笼里生活；没有人知道在这惊人的大发展的终点会不会又有全新的先知出生；没人知道会不会有一个老观念和旧思想的伟大再生；如果不会，那么会不会在某种骤发的妄自尊大情绪掩饰下产生一种机械的麻木僵化呢，也没人知道。因为完全可以，而且是不无道理地，这样来评说这个文化的发展的最后阶段：专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肝；这个废物幻想着它自己已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文明程度。”
　　韦伯的预言不幸应验了。肆虐全球的金融危机，正是韦伯描述的“惊人大发展”的逻辑结点。就连交易所这样明明白白的公共机构，都可以被执掌者用来为自己巧取豪夺高达上千亿美元的财富，所有那些不可一世的投行，都大睁着眼指鹿为马、虚增市值。
　　全球都在反思。韦伯100多年前为资本主义寻找到的那束光，显然不够强烈，照不到那些阴暗的地方。一个人冥冥之中都有一盏灯，忽明忽暗，导引着你人生的旅程。要成为什么，要到哪里去，那是在你困顿时给你勇气和希望的东西。从那里开始，有一种深深的内在的自觉，那是你做人做事原初的动力。失去了那样一盏灯，无可避免会导致世间乱象、人间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