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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张照片：天空清澈，珠穆朗玛峰居高圣洁，山下一个精干汉子黝黑的面庞上，洋溢着发自本真的微笑。照片上人叫王亚蔺，他已经在在西藏的碧蓝的天空下生活了51年。
51年以来，从接连跳级的小学生，到拉琴唱歌喜爱组织舞会的少年，到日喀则第一个穿西装的时尚青年，到一个和单位怄气而出走的售货员，到27岁身肩重任的的副县长，再到如今的西藏自治区建设厅党组书记，副厅长，王亚蔺的社会角色如戏剧般不停转换。但永远不变的是和父辈一样，为西藏奉献终身的情怀。
第一代援藏建设者的后代
王亚蔺是第一代援藏建设者的后代。当年，他的父亲是十八军军部保卫部的干部，母亲于1958年进藏。西藏军区成立后，王亚蔺的父亲来到亚东县社会部，也就是今天的公安局，从事隐蔽战线的工作，期间曾赴沈阳学习印地语。
1960年，王亚蔺出生了。父亲给他起的名字很有深意：亚，是指出生的亚东县；蔺，指四川古蔺，也就是父母的家乡。亚蔺，就是在亚东出生的古蔺人。
1965年，父亲从亚东县调到日喀则公安局工作，5岁的王亚蔺也到了日喀则。6岁那年，王亚蔺进入日喀则的德萨曩嘎小学读书。因为文革开始，这个小学不久改名为东方红小学。
小学时代，王亚蔺的记忆无益是轻松的。1968年以后，武斗之风蔓延到了日喀则，小学学也开始停课闹革命，所以王亚蔺的小学生涯就在学学停停、停停学学中度过。停课的时候，小亚蔺的父母就在家里辅导他功课；等开课了，老师一考全部都会，就直接跳级。所以，王亚蔺没有读过小学二年级和四年级。
小学毕业后，王亚蔺到了日喀则一中继续学业。中学是艰苦的，不是因为功课，而是除了学习之外，每个学期要有一个月学军，一个月学工，一个月学农。学军，就是和解放军一起打上背包步行下乡参加军训；学农就是在学校农场，按照“农业八字宪法”种地；学工则是在日喀则机修厂，分到班组里当钳工。从初三开始，学习生活才正常一点。王亚蔺说，一直到高中结束，他在学校里并没有学到什么文化知识。
1975年，15岁的王亚蔺高中毕业。当时的高中生毕业后一般都是上山下乡，但王亚蔺由于年龄太小，就暂且闲在家里。不久，日喀则劳动部门招工，母亲便把王亚蔺的年龄多报了一岁，并且找来父亲的高腰皮鞋，给垫上很多东西凑足身高，竟然通过了。
不安分的售货员
王亚蔺被分配到了日喀则百货公司，当售货员。到了1977年，高考恢复，王亚蔺动了高考的念头。受家庭教育的影响，王亚蔺渴望知识，渴望成为一名大学生。工作之前，他把家长给的零花钱都用来买书；即便在工作的时候，他也和一位山东援藏的老师关系很好，没有中断学习。
第一次大学招生，王亚蔺就报名了。当时的百货公司同意他参加高考补习，但不同意参加高考，这样，1977年的高考就错过了。到了1978年，情况竟然和去年一样，王亚蔺还是没有拿到报考的介绍信。这时候，当年的不少同学已经走进了大学校门，王亚蔺真是“羡慕嫉妒恨”，陷入了消沉。1979年，王亚蔺想，不让高考就去参军，家长给武装部的领导都说好了，结果单位还是不开介绍信。
1980年，王亚蔺已经20岁了，当年的高考还是没能参加。绝望之中，，王亚蔺烧掉了全部的复习资料，工作也不干了，单身一人跑到成都，一呆就是三个月。
看到这种情况，百货公司也有所退让。领导找到王亚蔺，问他喜欢不喜欢干摄影，如果想干，就把他调到新成立的日喀则国营照相馆。
王亚蔺的确有摄影的爱好，由于父亲工作的原因，王亚蔺很小就有了自己的照相机和放大机，平时没事就背着相机出去拍照，回家自己关在个小黑屋冲洗放大照片。甚至他的理想，就是当个背着相机走天下的摄影家。
但是，王亚蔺不想每天在照相馆流水作业一样的拍人像。他拒绝了领导的建议，提出希望去刚成立的日喀则电视台工作。结果，领导不同意他调出，只能在百货公司内部的岗位挑选。最后，王亚蔺选择了百货公司修表部，从零开始学习修表。他说，学习修表先是大座钟开始，然后才是手表；那时修表没有配件换，零件坏了就拿用锉子加工。
由于性格开朗，喜欢热闹，王亚蔺从小就是个活跃分子。上个世纪80年代，王亚蔺的交谊舞已经跳得很好。晚上在家的时候，桌子一拉腾出个大厅，一家人打开录音机就开始跳舞，同学朋友来了，就拉着一起跳。有时候，王亚蔺还组织朋友们带着录音机，到郊外的树林，跳舞唱歌。除了唱歌跳舞等爱好，王亚蔺的衣着打扮也很“入时”，他是日喀则第一个穿西装、穿喇叭裤的人，西装还是他在成都定做的。
由于表现活跃，王亚蔺当选为百货公司的团支部书记。到了周末，他就组织团员把公司的货物装上汽车，拉到偏远的乡下销售，很受农牧民的欢迎。
年轻的副县级干部
1982年，王亚蔺被上级单位看中，调到了日喀则地区商业局工作。先是在保卫科，然后到了政工科、人事科，并任局团委书记。在商业局期间，王亚蔺入了党，结了婚。1984年，24岁的他被破格提拔为团地委副书记。
被任命为团地委副书记的一幕，王亚蔺至今记得。他说，当时单位上报他的职务是商业局人事科副科长，按说没有资格任团地委副书记。所以听到任命时，还以为是自己听错了，根本就不相信。结果会议结束后，团地委书记索朗同志径直走到他身边表示祝贺，他才相信自己没有听错。
24岁成为副县级干部，王亚蔺突然感受到了一种压力。他回忆说，任团地委副书记，和基层团的工作不一样，当时就觉得有千万双眼睛在盯着自己。为了一心扑在工作上，王亚蔺丢掉了摄影、拉小提琴、跳舞等所有爱好。1985年，王亚蔺来到四川团校，系统学习了中国青运史、团史、团与党的关系、共青团的理论等，为做好团的工作打好理论基础。几年里，由于思想压力太大，王亚蔺说，那时每作一个决策，都要反复思考，生怕出错误，出洋相，工作上缩手缩脚，生活也偏离了自己的想法，甚至一度心情压抑。
1987年5月份，西藏自治区机构改革，共青团、妇联、工会合并成为工青妇办公室，王亚蔺被派到了萨迦县任副县长。那年他27岁。到萨迦县任副县长，这对王亚蔺来说是一个全新的工作。在萨迦县，他分管过教育、卫生、计委、农牧业、民政等工作，一呆就是三年半。王亚蔺告诉记者，这是他人生中较大的一个转折。当时，王亚蔺是萨迦县最年轻的班子成员，也是下乡最多的县领导。
当时，我国正处在从计划经济向商品经济过渡的时期，但很多理论还处在模糊状态，萨迦全县农作物的种植仍然是下计划，播种比例要严格按照计划执行。由于县里班子成员分区包干农业丰产任务，王亚蔺在自己包干的区域里动起了脑筋。
王亚蔺说，当时萨迦县粮食生产不成问题，农牧民缺的是钱，而油菜是很好的经济作物。于是，王亚蔺组织农民悄悄把油菜的播种面积扩大了一点。为了掩人耳目，沿路多种粮食，沟里多种油菜。尽管如此，王亚蔺的做法还是被人告到了地委行署。在上级领导找他谈话的时候，他非常嘴硬，说现在农民温饱问题已经解决，但钱包还很瘪，所以应该引导农民适当增加收入，如果一味强调种粮食，就不是从实际出发。听王亚蔺讲完这番话，领导也赞同，但表示大的原则不能动。事后，王亚蔺写了份检查。
团的岗位培养了我
萨迦县距离日喀则200多公里，交通不便，王亚蔺远离父母妻子，逐渐感觉到了寂寞。王亚蔺就把年轻人弄在一起开始“土玩”：周末钓鱼、打猎、骑马，晚上还会去抓鸽子，完了一堆人热热闹闹聚餐。除了肉食，还有挖来的野韭菜，水泡子捞来的水木耳等等。年轻人谁出差，就带回一些蔬菜内部分一分，还形成了规矩。
王亚蔺初到萨迦县的时候，发现党政机关的年轻人尽管不多，但都缺乏朝气。他就不断给年轻人灌输一些理念：看你们穿的裤子补丁摞补丁，我们提倡艰苦奋斗，但不缺条裤子，国家干部应该注意形象，年轻人要活跃一点！为了带动年轻人的活力，王亚蔺开始组织舞会，下班或者周末就跳跳唱唱，不仅让年轻人下班后有事可做，而且精神状态大有改善。
1990年，王亚蔺从萨迦县调回日喀则，任团地委书记。有了在撒加的经历，王亚蔺在团地委的工作大不一样，他把青年工作与经济工作结合起来，把青年人的生活与事业和理想结合起来。
前者，他发起了一个“青年丰收计划”。日喀则地区的西部几个县主要是牧业县，但也有小气候适合农业生产，此前一直被浪费。王亚蔺提出要在西部县小气候适合的地区大面积提高单位产量，把良种向西部试种。结果，许多良种被青年试种成功，单位产量从原来的几十斤提高到了几百斤，老百姓都很高兴。
后者，他采取措施解决年轻干部的个人问题。在西藏，越是偏远、艰苦的地方，越是男同志多，越是难调动工作，越是难解决个人问题。王亚蔺就组织联谊活动牵线搭桥，并且提出在艰苦地方工作出色的，优先考虑调动问题。
1991年初，王亚蔺从日喀则团地委书记调任自治区团委副书记，一干就是八年。期间，他搞过团办实体，管过组织、宣传以及学少工作，还主抓过青年报社。王亚蔺说，团的岗位，对他是很关键的培养，这对以后走上自治区政府副秘书长、建设厅党组书记等岗位打下了基础，在团的岗位上，他不甘落后，不断提高分析能力、勇于创新、敢于解决现实问题，一旦有了新的舞台，就能马上抓起来。
情愿把一生奉献给高原
王亚蔺出自艺术氛围浓厚的家庭：父亲拉一手好二胡，母亲弹一手好扬琴，还写一手好书法。他说，自己少时的最大理想，就是背着相机走天下，成为一个优秀的摄影家，没有想过要从政。年轻时为摄影倾注了很大的精力，由于经济困难，每买一个胶卷都给自己规定了成功率：135相机30张胶片，要至少成功20幅；120相机12张胶片，要至少成功6幅。为了提高成功率，有时拍张照片要几次“踩点”，才肯按下快门。另外，他还规定了一个胶卷中艺术照片和新闻照片的比例，新闻照片是为了给报社投稿赚稿费，就可以再去买胶卷。
少时追求自由职业的梦想与后来从政的现实之间，尽管有所偏差，但王亚蔺还是投入了全部的精力和热情。这就像他年轻时曾有过的“好好工作几年争取内调”的想法一样，到了一个环境，就“既来之则安之”，一直到干出热情、干出感情，情愿把一生奉献给高原，舍之不得。
王亚蔺兄妹一共三人，全部在西藏工作，妹妹、弟弟的配偶都是藏族。他说，父辈一路步行来到西藏，一生艰辛献给西藏，并且是献完青春献子孙，没有任何索取。我们现在的工作条件、生活条件、各方面条件都比老一辈好，我们没有理由不把自己从事的事业干好。
谈到现在的年轻人，王亚蔺说，社会在不断发展变化，现在的80后、90后从小就被父母赋予了太大压力，既特别能吃苦，又特别会享福，他们没有面对过忧患，往往对自己定位太高，期望值太高。年轻人尤其是内地的年轻人，应该面对现实，不要空想太多，少些物质攀比，多些脚踏实地，“想当老板没有错，但可以先打工”。
51年以来，从接连跳级的小学生，到拉琴唱歌喜爱组织舞会的少年，到日喀则第一个穿西装的时尚青年，到一个和单位怄气而出走的售货员，到27岁身肩重任的的副县长，再到如今的西藏自治区建设厅党组书记，副厅长，王亚蔺的社会角色如戏剧般不停转换。但永远不变的是和父辈一样，为西藏奉献终身的情怀。
第一代援藏建设者的后代
王亚蔺是第一代援藏建设者的后代。当年，他的父亲是十八军军部保卫部的干部，母亲于1958年进藏。西藏军区成立后，王亚蔺的父亲来到亚东县社会部，也就是今天的公安局，从事隐蔽战线的工作，期间曾赴沈阳学习印地语。
1960年，王亚蔺出生了。父亲给他起的名字很有深意：亚，是指出生的亚东县；蔺，指四川古蔺，也就是父母的家乡。亚蔺，就是在亚东出生的古蔺人。
1965年，父亲从亚东县调到日喀则公安局工作，5岁的王亚蔺也到了日喀则。6岁那年，王亚蔺进入日喀则的德萨曩嘎小学读书。因为文革开始，这个小学不久改名为东方红小学。
小学时代，王亚蔺的记忆无益是轻松的。1968年以后，武斗之风蔓延到了日喀则，小学学也开始停课闹革命，所以王亚蔺的小学生涯就在学学停停、停停学学中度过。停课的时候，小亚蔺的父母就在家里辅导他功课；等开课了，老师一考全部都会，就直接跳级。所以，王亚蔺没有读过小学二年级和四年级。
小学毕业后，王亚蔺到了日喀则一中继续学业。中学是艰苦的，不是因为功课，而是除了学习之外，每个学期要有一个月学军，一个月学工，一个月学农。学军，就是和解放军一起打上背包步行下乡参加军训；学农就是在学校农场，按照“农业八字宪法”种地；学工则是在日喀则机修厂，分到班组里当钳工。从初三开始，学习生活才正常一点。王亚蔺说，一直到高中结束，他在学校里并没有学到什么文化知识。
1975年，15岁的王亚蔺高中毕业。当时的高中生毕业后一般都是上山下乡，但王亚蔺由于年龄太小，就暂且闲在家里。不久，日喀则劳动部门招工，母亲便把王亚蔺的年龄多报了一岁，并且找来父亲的高腰皮鞋，给垫上很多东西凑足身高，竟然通过了。
不安分的售货员
王亚蔺被分配到了日喀则百货公司，当售货员。到了1977年，高考恢复，王亚蔺动了高考的念头。受家庭教育的影响，王亚蔺渴望知识，渴望成为一名大学生。工作之前，他把家长给的零花钱都用来买书；即便在工作的时候，他也和一位山东援藏的老师关系很好，没有中断学习。
第一次大学招生，王亚蔺就报名了。当时的百货公司同意他参加高考补习，但不同意参加高考，这样，1977年的高考就错过了。到了1978年，情况竟然和去年一样，王亚蔺还是没有拿到报考的介绍信。这时候，当年的不少同学已经走进了大学校门，王亚蔺真是“羡慕嫉妒恨”，陷入了消沉。1979年，王亚蔺想，不让高考就去参军，家长给武装部的领导都说好了，结果单位还是不开介绍信。
1980年，王亚蔺已经20岁了，当年的高考还是没能参加。绝望之中，，王亚蔺烧掉了全部的复习资料，工作也不干了，单身一人跑到成都，一呆就是三个月。
看到这种情况，百货公司也有所退让。领导找到王亚蔺，问他喜欢不喜欢干摄影，如果想干，就把他调到新成立的日喀则国营照相馆。
王亚蔺的确有摄影的爱好，由于父亲工作的原因，王亚蔺很小就有了自己的照相机和放大机，平时没事就背着相机出去拍照，回家自己关在个小黑屋冲洗放大照片。甚至他的理想，就是当个背着相机走天下的摄影家。
但是，王亚蔺不想每天在照相馆流水作业一样的拍人像。他拒绝了领导的建议，提出希望去刚成立的日喀则电视台工作。结果，领导不同意他调出，只能在百货公司内部的岗位挑选。最后，王亚蔺选择了百货公司修表部，从零开始学习修表。他说，学习修表先是大座钟开始，然后才是手表；那时修表没有配件换，零件坏了就拿用锉子加工。
由于性格开朗，喜欢热闹，王亚蔺从小就是个活跃分子。上个世纪80年代，王亚蔺的交谊舞已经跳得很好。晚上在家的时候，桌子一拉腾出个大厅，一家人打开录音机就开始跳舞，同学朋友来了，就拉着一起跳。有时候，王亚蔺还组织朋友们带着录音机，到郊外的树林，跳舞唱歌。除了唱歌跳舞等爱好，王亚蔺的衣着打扮也很“入时”，他是日喀则第一个穿西装、穿喇叭裤的人，西装还是他在成都定做的。
由于表现活跃，王亚蔺当选为百货公司的团支部书记。到了周末，他就组织团员把公司的货物装上汽车，拉到偏远的乡下销售，很受农牧民的欢迎。
年轻的副县级干部
1982年，王亚蔺被上级单位看中，调到了日喀则地区商业局工作。先是在保卫科，然后到了政工科、人事科，并任局团委书记。在商业局期间，王亚蔺入了党，结了婚。1984年，24岁的他被破格提拔为团地委副书记。
被任命为团地委副书记的一幕，王亚蔺至今记得。他说，当时单位上报他的职务是商业局人事科副科长，按说没有资格任团地委副书记。所以听到任命时，还以为是自己听错了，根本就不相信。结果会议结束后，团地委书记索朗同志径直走到他身边表示祝贺，他才相信自己没有听错。
24岁成为副县级干部，王亚蔺突然感受到了一种压力。他回忆说，任团地委副书记，和基层团的工作不一样，当时就觉得有千万双眼睛在盯着自己。为了一心扑在工作上，王亚蔺丢掉了摄影、拉小提琴、跳舞等所有爱好。1985年，王亚蔺来到四川团校，系统学习了中国青运史、团史、团与党的关系、共青团的理论等，为做好团的工作打好理论基础。几年里，由于思想压力太大，王亚蔺说，那时每作一个决策，都要反复思考，生怕出错误，出洋相，工作上缩手缩脚，生活也偏离了自己的想法，甚至一度心情压抑。
1987年5月份，西藏自治区机构改革，共青团、妇联、工会合并成为工青妇办公室，王亚蔺被派到了萨迦县任副县长。那年他27岁。到萨迦县任副县长，这对王亚蔺来说是一个全新的工作。在萨迦县，他分管过教育、卫生、计委、农牧业、民政等工作，一呆就是三年半。王亚蔺告诉记者，这是他人生中较大的一个转折。当时，王亚蔺是萨迦县最年轻的班子成员，也是下乡最多的县领导。
当时，我国正处在从计划经济向商品经济过渡的时期，但很多理论还处在模糊状态，萨迦全县农作物的种植仍然是下计划，播种比例要严格按照计划执行。由于县里班子成员分区包干农业丰产任务，王亚蔺在自己包干的区域里动起了脑筋。
王亚蔺说，当时萨迦县粮食生产不成问题，农牧民缺的是钱，而油菜是很好的经济作物。于是，王亚蔺组织农民悄悄把油菜的播种面积扩大了一点。为了掩人耳目，沿路多种粮食，沟里多种油菜。尽管如此，王亚蔺的做法还是被人告到了地委行署。在上级领导找他谈话的时候，他非常嘴硬，说现在农民温饱问题已经解决，但钱包还很瘪，所以应该引导农民适当增加收入，如果一味强调种粮食，就不是从实际出发。听王亚蔺讲完这番话，领导也赞同，但表示大的原则不能动。事后，王亚蔺写了份检查。
团的岗位培养了我
萨迦县距离日喀则200多公里，交通不便，王亚蔺远离父母妻子，逐渐感觉到了寂寞。王亚蔺就把年轻人弄在一起开始“土玩”：周末钓鱼、打猎、骑马，晚上还会去抓鸽子，完了一堆人热热闹闹聚餐。除了肉食，还有挖来的野韭菜，水泡子捞来的水木耳等等。年轻人谁出差，就带回一些蔬菜内部分一分，还形成了规矩。
王亚蔺初到萨迦县的时候，发现党政机关的年轻人尽管不多，但都缺乏朝气。他就不断给年轻人灌输一些理念：看你们穿的裤子补丁摞补丁，我们提倡艰苦奋斗，但不缺条裤子，国家干部应该注意形象，年轻人要活跃一点！为了带动年轻人的活力，王亚蔺开始组织舞会，下班或者周末就跳跳唱唱，不仅让年轻人下班后有事可做，而且精神状态大有改善。
1990年，王亚蔺从萨迦县调回日喀则，任团地委书记。有了在撒加的经历，王亚蔺在团地委的工作大不一样，他把青年工作与经济工作结合起来，把青年人的生活与事业和理想结合起来。
前者，他发起了一个“青年丰收计划”。日喀则地区的西部几个县主要是牧业县，但也有小气候适合农业生产，此前一直被浪费。王亚蔺提出要在西部县小气候适合的地区大面积提高单位产量，把良种向西部试种。结果，许多良种被青年试种成功，单位产量从原来的几十斤提高到了几百斤，老百姓都很高兴。
后者，他采取措施解决年轻干部的个人问题。在西藏，越是偏远、艰苦的地方，越是男同志多，越是难调动工作，越是难解决个人问题。王亚蔺就组织联谊活动牵线搭桥，并且提出在艰苦地方工作出色的，优先考虑调动问题。
1991年初，王亚蔺从日喀则团地委书记调任自治区团委副书记，一干就是八年。期间，他搞过团办实体，管过组织、宣传以及学少工作，还主抓过青年报社。王亚蔺说，团的岗位，对他是很关键的培养，这对以后走上自治区政府副秘书长、建设厅党组书记等岗位打下了基础，在团的岗位上，他不甘落后，不断提高分析能力、勇于创新、敢于解决现实问题，一旦有了新的舞台，就能马上抓起来。
情愿把一生奉献给高原
王亚蔺出自艺术氛围浓厚的家庭：父亲拉一手好二胡，母亲弹一手好扬琴，还写一手好书法。他说，自己少时的最大理想，就是背着相机走天下，成为一个优秀的摄影家，没有想过要从政。年轻时为摄影倾注了很大的精力，由于经济困难，每买一个胶卷都给自己规定了成功率：135相机30张胶片，要至少成功20幅；120相机12张胶片，要至少成功6幅。为了提高成功率，有时拍张照片要几次“踩点”，才肯按下快门。另外，他还规定了一个胶卷中艺术照片和新闻照片的比例，新闻照片是为了给报社投稿赚稿费，就可以再去买胶卷。
少时追求自由职业的梦想与后来从政的现实之间，尽管有所偏差，但王亚蔺还是投入了全部的精力和热情。这就像他年轻时曾有过的“好好工作几年争取内调”的想法一样，到了一个环境，就“既来之则安之”，一直到干出热情、干出感情，情愿把一生奉献给高原，舍之不得。
王亚蔺兄妹一共三人，全部在西藏工作，妹妹、弟弟的配偶都是藏族。他说，父辈一路步行来到西藏，一生艰辛献给西藏，并且是献完青春献子孙，没有任何索取。我们现在的工作条件、生活条件、各方面条件都比老一辈好，我们没有理由不把自己从事的事业干好。
谈到现在的年轻人，王亚蔺说，社会在不断发展变化，现在的80后、90后从小就被父母赋予了太大压力，既特别能吃苦，又特别会享福，他们没有面对过忧患，往往对自己定位太高，期望值太高。年轻人尤其是内地的年轻人，应该面对现实，不要空想太多，少些物质攀比，多些脚踏实地，“想当老板没有错，但可以先打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