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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国的现代知识分子是现代中国革命的大脑。中国革命的成功从某种程度上取决于现代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知识在中国社会传播的深度与广度。由于知识分子尤其是那些有独立思想人格的知识领袖对于中国社会的不同认识，致使他们在革命大潮中不可避免地分化，无意中充当了某一阶级的代言人。但他们作为当时社会的牛虻与医生体现出来的精神却有着恒久的历史意义。
关键词： 知识分子 分化 现代中国革命
基于知识分子在现代中国革命进程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学界对两者关系的研究可谓深耕熟耘已久，在中国社会日益崇尚文化多元、逐渐走向文化复兴的大背景下，抛却历史的纠结，重新将那些现代史上的知识分子置于平等的“历史解剖台”上，研究其成功、失败的原因，不仅有利于还原历史原貌，而且对当今中国的发展不无裨益。
面对汹涌澎湃的现代中国革命，那些颇有“意识”的知识分子必定会以不同的言行来作出不同的反应。正是知识分子意识在个体上的差异，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中国革命的多样性与复杂性。本文试选取在这一个过程中产生影响的几个著名历史人物，运用对比的方法，对知识分子与现代中国革命之间的关系作一粗浅的评析。
一、“知识”分子的意义
民国36年合定本《辞海》有“知识阶级”一条，有广狭二义：广义指一般受教育者；狭义指受过高等教育，以知识为生活手段之人。即指劳心之劳动阶段，如教员、律师、医生等属之，为中间阶级或浮动阶级之一种，因其不能自存，须依资产阶级及劳动阶级为生，故为非基本阶级，亦为非支配阶级。这个定义很完善，不但外延、内涵一并指出，而且指明其在社会中的地位。不过两个定义相较，前者为上个世纪80年代，后者为上个世纪40年代。可见“知识分子”一词的出现距今天并不遥远。再则，从《辞海》的定义可以窥见，正处于现代中国革命中的知识分子，对于自身的认识还是很深刻的。“为中间阶级或浮动阶级之一种”，“中间”保持了独立的人格，“浮动”则使他们成为社会变革最激烈的因子。最后，从这个定义中我们也可更正今天很多人认识上的错误：在中国现代革命中叱咤风云的一些政治人物如蒋介石、毛泽东等似乎不是知识分子。毋庸讳言，两者最终都成为了政治领袖。但追根溯源，他们无一不是中国现代史上学有所成的知识分子。甚至于有些军阀也受过高等教育，吉鸿昌就曾以自己缺乏知识而自愧。由此可见，从某种意义上说，现代中国革命是一场知识分子大革命。
二、现代知识分子的背景分析
五四运动的爆发是中国现代史的开端。以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等为代表的中国现代思想启蒙者用蘸满了理性与激情的笔成就了一系列光辉的文字。他们崇尚民主与科学，凭借知识分子特有的敏锐与犀利使1919年成为一个与传统决裂的年份。自1915年始发的新文化运动早已把中国变成了各种思潮的论争地。1919年的五四运动从某种意义上说只是新文化的一种实践。最具突破意义的是，马克思主义借这一思潮被传到了中国。同年2月，李大钊在北方的《晨报》副刊上撰文说：“在这回世界大战的烈焰中间突然由俄国冲出一派滚滚的潮流……这种社会革命的潮流，虽然发轫于德俄，蔓延于中欧，将来必至弥漫于世界。”是年12月，杨匏安在南方《广东中华新报》上写文章介绍马克思主义，并说：“马氏之言验矣！今日欧美诸国已悟布尔什维克不能以武力扫除矣。”这些文化的领军者虽然在很大程度上不可能真正彻底改变中国现代革命的现状，但众多年辈稍轻的知识分子脱颖而出，沿着这一轨迹逐渐靠近马克思主义，他们是现代革命的主力军。新文化运动在颠峰之后出现了分化。1919年7月20日，胡适的那篇有代表意义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似乎成了社会主义派和资本主义派的分水岭。他从三个层面驳斥当时主义流行的状况：“第一，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第二，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是没有什么用处的……好比医生单记得汤头歌诀，不去研究病人的症候，如何能有用呢？第三，偏向纸上的‘主义’，是很危险的……一切好听的主义，都有……危险。”客观而言，胡适提出的问题皆是实际问题，但提倡社会主义的李大钊也不能拿出一个具体的革命方案，马克思的理论还正处于中国化的阶段，同样，胡适的实用主义也无法把当时的中国理顺。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双方的争论只能停留在意识范畴内，但分歧已然，大师讲坛下的众多青年学子，将去选择。当时的中国在外有帝国主义侵略，内有军阀专制的苦难中，必须催生一批有现代革命意识的知识分子。五四精神及社会主义影响了当时所有的青年知识分子，也注定会影响中国革命的进程。
三、知识分子与现代中国革命
1.现代中国革命的真正需要
1923年12月1日，陈独秀在《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中说：“农民占中国全人口之多数，自然是国民革命之伟大的势力。中国之国民革命若不得农民之加入，终不能成功一个大的民众革命。”这种观点是很正确的，但不够深入，并且他在后面马上说道：“所以中国农民运动，必须国民革命完全成功，然后国内产业勃兴，然后普遍的农业资本化，然后农业的无产阶级发达集中起来，然后才有共产的社会革命之需要与可能。”显然受了教条主义的影响。中国的农业是中国社会的基础，农村中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土地的所属权是整个社会制度的核心所在。1927年6月国民党农民部曾对全国土地占有作了一个估计：有土地的农民为150000000人，占农民总数的45%；无土地的农民有186000000人，占农民总数的55%。富农、小地主、大地主三项人数，占农民总数的32%，但却占土地全数的81%。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下的农村，日愈贫富分化，加之兵荒、天灾，人民生活贫困不堪，这一情形从根本上决定了农村是中国革命的关键，而“每一次农民革命都曾督促成过知识分子的分化”。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谁把这个问题能够认清、认准，并且身体力行，谁就有机会真正找到改变中国革命命运的钥匙。其次是工人阶级的革命，这是个颇有争议的问题，相对于三亿多农民而言，中国的工人至此时才有二百多万人，数量是较少的。且由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不成熟，工人运动水平较低。“中国最大多数工人，还没有自己阶级的政治斗争之需要与可能，而且连一般的政治斗争之需要甚至于连自己阶级的经济斗争之需要都不感兴趣的人”。陈独秀的观点虽然为其后来的右倾多少留下了伏笔，但在1927年井冈山会师以前，中共领导的工人暴动大都失败，铁证了俄式“城市中心论”的破产，这也证明了现代中国革命的最主要依靠不在城市，亦不在工人阶级，信仰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们必须在更深层次上得到最广大农民的回应，否则革命绝难成功。最后，就是民族资产阶级，这一阶级赖以生存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是一个颇为尴尬的问题，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军阀、政客也对他们时刻心存觊觎，社会主义革命派又将其打入另册，很长时间不给其信任票。事实上，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应是中国现代革命的题中之义，但其固有的脆弱又使其处于革命的非核心区。
2.知识分子的不同反应
经受过五四运动洗礼的青年知识分子，逐渐在中国的现代革命中凸显了他们的才智与激情，也促使他们在这一浪潮中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下面试从社会革命方面，以一对著名人物为典型例证，对此一问题作浅显的阐释。蒋介石与毛泽东，前面已经提到，两者都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无疑，两者从小都受过较为系统的传统儒学教育。但由于蒋家在浙江，毛家在湖南山中，毛泽东所读应该比蒋介石要少一些。当然毛泽东的读书态度与用功程度可能又比蒋介石强。进入青年时代，毛泽东与蒋介石都受到了民主思潮的影响与启迪。1903年蒋介石进入奉化凤麓学堂，这使他进一步接触了西方的自然科学和社会政治学说，更增长了他对民主的要求。他曾因批评旧制度而险些被校方开除。1906年，为求革命真理，他东渡日本，出国留学。同时代的毛泽东，则浸淫于各种宣传民主政治的图书和报章杂志中。最初，他还比较崇尚康有为和梁启超，为其主张的君主立宪叫好。随着其所读书数量的增多，他渐而成为一个强烈的民主主义者。不过，至1915年《新青年》创刊以后，他又渐渐服膺了马克思主义。在漫长又紧张的学习中，他非常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从很早的时候就养成了到基层调查的好习惯。从此处来看，他比同时代的蒋介石学得更扎实，看问题也因而更深入。两者在学习上所体现的差别及精神意识上的歧异也影响了他们日后不同的道路。蒋介石出生于中国富庶之区浙江的一个农商世家，与资产阶级的气息比较接近，其社会地位与社会层次要高于毛泽东的家庭。毛泽东则为湖南农村一个小地主的儿子，虽然在经济上比一般农民要好，但从小耳闻目睹皆是苦难。因此，两者在经济地位与情感经历上是不可等而观之的。蒋介石最后背叛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公开走到革命的对立面，导致这种结果的原因除了他的阶级本质外，还有两个客观原因：一是他在仕途上的顺利。由于得到孙中山的器重，他以青年之躯先后出任黄埔军校校长、大本营参谋长等重要职务，这使得他不可能过多地接触下层。因此，他极端反对对既定社会秩序有重大破坏作用的工农运动。二是他在以“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团长的身份访问苏俄时的经历。当时苏维埃政府为巩固新生政权，正开展各种阶级斗争，引起蒋的反感，认为“苏维埃政治制度乃是专制和恐怖的组织”与“中国国民党三民主义的政治制度”是根本不容的，他由此对中国共产党也抱有敌意。蒋介石过早地进入上层，使他最终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命运。名利的诱惑，把他与大地主、大买办、大资产阶级紧紧地连在一起了。还有生活上的放纵，如他在1911年到1922年在粤军任职时，经常留连于上海的风月场；1919年的五四运动如火如荼之时，蒋正陷入“情感危机”。加之“戎马倥偬”，在学习上，他已远远赶不上他未来的对手毛泽东。因此，可以这样说，两者最终对于中国现代革命所做出的答卷的优劣将很明显。博览群书、深通中外的毛泽东在此时却在更深入地从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探寻中国现代革命的道路。他在1926年3月写出了有重大指导意义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次年3月，为了反对以王明为首的左倾错误，他实地考察了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的情况，写出了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他在其中“文化运动”一节中说：“中国历来只是地主有文化，农民没有文化……中国有百分之九十未受教育的人民，这个里面最大多数是农民……乡村小学的教材，完全说城里的东西，不合农村的需要……故农民欢迎私塾，不欢迎教员。”从此中可见，毛泽东的调查与论证是实在的，也是深入的。这种精神由此带来的一种模式将彻底改变中国现代革命的状况，因为它从根本上满足了中国现代革命的需要。
3.对知识分子不同反应的评价
社会的任何一大变动，必定会在其意识层面激起大的反应。知识分子作为社会意识形态层面最核心的组成部分，必然成为革命的头脑。以蒋介石和毛泽东为代表的两个不同派别抑或两个不同阶级之间在中国现代革命道路之间的分歧，也体现了两派知识分子对中国革命认识深浅的不同，只不过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诊断更深入病源。当然，我们不是为蒋介石集团的反动统治作辩护。除了这两个基本对立的派别外，当时的中国还有很多中间派分子，受党派影响较小，也各自对大变革时代作出了不同的反应，程度虽深浅不一，但在客观上都指出了中国的弊病，为以后的社会发展打下了很好的基础。时至今日，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走上了民族复兴的道路。回望现代史上那些波澜壮阔的革命图景，我们应对那些为革命作出了贡献的知识分子致以敬礼，他们提出了解决一些具体问题的方法，对今天中国的发展仍有借鉴意义，他们作为社会的牛虻与医生，其精神更值得后人去学习，去传扬。
参考文献：
［1］贾春增.知识分子与中国革命.华文出版社，1996年版.
［2］何小明.百年忧患——知识分子命运与中国现代化进程.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版.
［3］辞海（合订本）.中华书局，1947年版，956页.
［4］杨国强.百年嬗蜕·中国近代的士与社会.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版，284页.
［5］彭明主编.中国现代史资料汇编·第一、第二册补编（1919—1927）.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39页，74页，217页.
［6］杨国强.百年嬗蜕·中国近代的士与社会.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版，51页.
［7］彭明主编.中国现代史资料汇编·第一、第二册补编（1919—1927）.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219页.
［8］张宪文，方庆秋主编.蒋介石全传.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9页，80页.
［9］毛泽东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39页.
关键词： 知识分子 分化 现代中国革命
基于知识分子在现代中国革命进程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学界对两者关系的研究可谓深耕熟耘已久，在中国社会日益崇尚文化多元、逐渐走向文化复兴的大背景下，抛却历史的纠结，重新将那些现代史上的知识分子置于平等的“历史解剖台”上，研究其成功、失败的原因，不仅有利于还原历史原貌，而且对当今中国的发展不无裨益。
面对汹涌澎湃的现代中国革命，那些颇有“意识”的知识分子必定会以不同的言行来作出不同的反应。正是知识分子意识在个体上的差异，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中国革命的多样性与复杂性。本文试选取在这一个过程中产生影响的几个著名历史人物，运用对比的方法，对知识分子与现代中国革命之间的关系作一粗浅的评析。
一、“知识”分子的意义
民国36年合定本《辞海》有“知识阶级”一条，有广狭二义：广义指一般受教育者；狭义指受过高等教育，以知识为生活手段之人。即指劳心之劳动阶段，如教员、律师、医生等属之，为中间阶级或浮动阶级之一种，因其不能自存，须依资产阶级及劳动阶级为生，故为非基本阶级，亦为非支配阶级。这个定义很完善，不但外延、内涵一并指出，而且指明其在社会中的地位。不过两个定义相较，前者为上个世纪80年代，后者为上个世纪40年代。可见“知识分子”一词的出现距今天并不遥远。再则，从《辞海》的定义可以窥见，正处于现代中国革命中的知识分子，对于自身的认识还是很深刻的。“为中间阶级或浮动阶级之一种”，“中间”保持了独立的人格，“浮动”则使他们成为社会变革最激烈的因子。最后，从这个定义中我们也可更正今天很多人认识上的错误：在中国现代革命中叱咤风云的一些政治人物如蒋介石、毛泽东等似乎不是知识分子。毋庸讳言，两者最终都成为了政治领袖。但追根溯源，他们无一不是中国现代史上学有所成的知识分子。甚至于有些军阀也受过高等教育，吉鸿昌就曾以自己缺乏知识而自愧。由此可见，从某种意义上说，现代中国革命是一场知识分子大革命。
二、现代知识分子的背景分析
五四运动的爆发是中国现代史的开端。以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等为代表的中国现代思想启蒙者用蘸满了理性与激情的笔成就了一系列光辉的文字。他们崇尚民主与科学，凭借知识分子特有的敏锐与犀利使1919年成为一个与传统决裂的年份。自1915年始发的新文化运动早已把中国变成了各种思潮的论争地。1919年的五四运动从某种意义上说只是新文化的一种实践。最具突破意义的是，马克思主义借这一思潮被传到了中国。同年2月，李大钊在北方的《晨报》副刊上撰文说：“在这回世界大战的烈焰中间突然由俄国冲出一派滚滚的潮流……这种社会革命的潮流，虽然发轫于德俄，蔓延于中欧，将来必至弥漫于世界。”是年12月，杨匏安在南方《广东中华新报》上写文章介绍马克思主义，并说：“马氏之言验矣！今日欧美诸国已悟布尔什维克不能以武力扫除矣。”这些文化的领军者虽然在很大程度上不可能真正彻底改变中国现代革命的现状，但众多年辈稍轻的知识分子脱颖而出，沿着这一轨迹逐渐靠近马克思主义，他们是现代革命的主力军。新文化运动在颠峰之后出现了分化。1919年7月20日，胡适的那篇有代表意义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似乎成了社会主义派和资本主义派的分水岭。他从三个层面驳斥当时主义流行的状况：“第一，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第二，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是没有什么用处的……好比医生单记得汤头歌诀，不去研究病人的症候，如何能有用呢？第三，偏向纸上的‘主义’，是很危险的……一切好听的主义，都有……危险。”客观而言，胡适提出的问题皆是实际问题，但提倡社会主义的李大钊也不能拿出一个具体的革命方案，马克思的理论还正处于中国化的阶段，同样，胡适的实用主义也无法把当时的中国理顺。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双方的争论只能停留在意识范畴内，但分歧已然，大师讲坛下的众多青年学子，将去选择。当时的中国在外有帝国主义侵略，内有军阀专制的苦难中，必须催生一批有现代革命意识的知识分子。五四精神及社会主义影响了当时所有的青年知识分子，也注定会影响中国革命的进程。
三、知识分子与现代中国革命
1.现代中国革命的真正需要
1923年12月1日，陈独秀在《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中说：“农民占中国全人口之多数，自然是国民革命之伟大的势力。中国之国民革命若不得农民之加入，终不能成功一个大的民众革命。”这种观点是很正确的，但不够深入，并且他在后面马上说道：“所以中国农民运动，必须国民革命完全成功，然后国内产业勃兴，然后普遍的农业资本化，然后农业的无产阶级发达集中起来，然后才有共产的社会革命之需要与可能。”显然受了教条主义的影响。中国的农业是中国社会的基础，农村中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土地的所属权是整个社会制度的核心所在。1927年6月国民党农民部曾对全国土地占有作了一个估计：有土地的农民为150000000人，占农民总数的45%；无土地的农民有186000000人，占农民总数的55%。富农、小地主、大地主三项人数，占农民总数的32%，但却占土地全数的81%。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下的农村，日愈贫富分化，加之兵荒、天灾，人民生活贫困不堪，这一情形从根本上决定了农村是中国革命的关键，而“每一次农民革命都曾督促成过知识分子的分化”。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谁把这个问题能够认清、认准，并且身体力行，谁就有机会真正找到改变中国革命命运的钥匙。其次是工人阶级的革命，这是个颇有争议的问题，相对于三亿多农民而言，中国的工人至此时才有二百多万人，数量是较少的。且由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不成熟，工人运动水平较低。“中国最大多数工人，还没有自己阶级的政治斗争之需要与可能，而且连一般的政治斗争之需要甚至于连自己阶级的经济斗争之需要都不感兴趣的人”。陈独秀的观点虽然为其后来的右倾多少留下了伏笔，但在1927年井冈山会师以前，中共领导的工人暴动大都失败，铁证了俄式“城市中心论”的破产，这也证明了现代中国革命的最主要依靠不在城市，亦不在工人阶级，信仰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们必须在更深层次上得到最广大农民的回应，否则革命绝难成功。最后，就是民族资产阶级，这一阶级赖以生存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是一个颇为尴尬的问题，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军阀、政客也对他们时刻心存觊觎，社会主义革命派又将其打入另册，很长时间不给其信任票。事实上，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应是中国现代革命的题中之义，但其固有的脆弱又使其处于革命的非核心区。
2.知识分子的不同反应
经受过五四运动洗礼的青年知识分子，逐渐在中国的现代革命中凸显了他们的才智与激情，也促使他们在这一浪潮中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下面试从社会革命方面，以一对著名人物为典型例证，对此一问题作浅显的阐释。蒋介石与毛泽东，前面已经提到，两者都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无疑，两者从小都受过较为系统的传统儒学教育。但由于蒋家在浙江，毛家在湖南山中，毛泽东所读应该比蒋介石要少一些。当然毛泽东的读书态度与用功程度可能又比蒋介石强。进入青年时代，毛泽东与蒋介石都受到了民主思潮的影响与启迪。1903年蒋介石进入奉化凤麓学堂，这使他进一步接触了西方的自然科学和社会政治学说，更增长了他对民主的要求。他曾因批评旧制度而险些被校方开除。1906年，为求革命真理，他东渡日本，出国留学。同时代的毛泽东，则浸淫于各种宣传民主政治的图书和报章杂志中。最初，他还比较崇尚康有为和梁启超，为其主张的君主立宪叫好。随着其所读书数量的增多，他渐而成为一个强烈的民主主义者。不过，至1915年《新青年》创刊以后，他又渐渐服膺了马克思主义。在漫长又紧张的学习中，他非常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从很早的时候就养成了到基层调查的好习惯。从此处来看，他比同时代的蒋介石学得更扎实，看问题也因而更深入。两者在学习上所体现的差别及精神意识上的歧异也影响了他们日后不同的道路。蒋介石出生于中国富庶之区浙江的一个农商世家，与资产阶级的气息比较接近，其社会地位与社会层次要高于毛泽东的家庭。毛泽东则为湖南农村一个小地主的儿子，虽然在经济上比一般农民要好，但从小耳闻目睹皆是苦难。因此，两者在经济地位与情感经历上是不可等而观之的。蒋介石最后背叛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公开走到革命的对立面，导致这种结果的原因除了他的阶级本质外，还有两个客观原因：一是他在仕途上的顺利。由于得到孙中山的器重，他以青年之躯先后出任黄埔军校校长、大本营参谋长等重要职务，这使得他不可能过多地接触下层。因此，他极端反对对既定社会秩序有重大破坏作用的工农运动。二是他在以“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团长的身份访问苏俄时的经历。当时苏维埃政府为巩固新生政权，正开展各种阶级斗争，引起蒋的反感，认为“苏维埃政治制度乃是专制和恐怖的组织”与“中国国民党三民主义的政治制度”是根本不容的，他由此对中国共产党也抱有敌意。蒋介石过早地进入上层，使他最终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命运。名利的诱惑，把他与大地主、大买办、大资产阶级紧紧地连在一起了。还有生活上的放纵，如他在1911年到1922年在粤军任职时，经常留连于上海的风月场；1919年的五四运动如火如荼之时，蒋正陷入“情感危机”。加之“戎马倥偬”，在学习上，他已远远赶不上他未来的对手毛泽东。因此，可以这样说，两者最终对于中国现代革命所做出的答卷的优劣将很明显。博览群书、深通中外的毛泽东在此时却在更深入地从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探寻中国现代革命的道路。他在1926年3月写出了有重大指导意义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次年3月，为了反对以王明为首的左倾错误，他实地考察了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的情况，写出了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他在其中“文化运动”一节中说：“中国历来只是地主有文化，农民没有文化……中国有百分之九十未受教育的人民，这个里面最大多数是农民……乡村小学的教材，完全说城里的东西，不合农村的需要……故农民欢迎私塾，不欢迎教员。”从此中可见，毛泽东的调查与论证是实在的，也是深入的。这种精神由此带来的一种模式将彻底改变中国现代革命的状况，因为它从根本上满足了中国现代革命的需要。
3.对知识分子不同反应的评价
社会的任何一大变动，必定会在其意识层面激起大的反应。知识分子作为社会意识形态层面最核心的组成部分，必然成为革命的头脑。以蒋介石和毛泽东为代表的两个不同派别抑或两个不同阶级之间在中国现代革命道路之间的分歧，也体现了两派知识分子对中国革命认识深浅的不同，只不过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诊断更深入病源。当然，我们不是为蒋介石集团的反动统治作辩护。除了这两个基本对立的派别外，当时的中国还有很多中间派分子，受党派影响较小，也各自对大变革时代作出了不同的反应，程度虽深浅不一，但在客观上都指出了中国的弊病，为以后的社会发展打下了很好的基础。时至今日，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走上了民族复兴的道路。回望现代史上那些波澜壮阔的革命图景，我们应对那些为革命作出了贡献的知识分子致以敬礼，他们提出了解决一些具体问题的方法，对今天中国的发展仍有借鉴意义，他们作为社会的牛虻与医生，其精神更值得后人去学习，去传扬。
参考文献：
［1］贾春增.知识分子与中国革命.华文出版社，1996年版.
［2］何小明.百年忧患——知识分子命运与中国现代化进程.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版.
［3］辞海（合订本）.中华书局，1947年版，956页.
［4］杨国强.百年嬗蜕·中国近代的士与社会.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版，284页.
［5］彭明主编.中国现代史资料汇编·第一、第二册补编（1919—1927）.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39页，74页，217页.
［6］杨国强.百年嬗蜕·中国近代的士与社会.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版，51页.
［7］彭明主编.中国现代史资料汇编·第一、第二册补编（1919—1927）.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219页.
［8］张宪文，方庆秋主编.蒋介石全传.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9页，80页.
［9］毛泽东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3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