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7月28日，中、苏、美、英四国首脑在波斯坦举行会议，通过了《中美英三国促令日本投降公告》。规定日本投降的条件之一，就是惩处日军战犯。10月25日，继日本天皇无条件投降，中国境内各地日军也投降缴械，南京司法行政部就下达了调查日战犯罪行并逮捕审判令。
　　为此，司法行政部颁布了关于日军战犯战罪种类、时限、取证等规定。战罪种类包括"计划和发动、从事侵略战争”、“谋害与屠杀”、“对平民施酷刑”、“强奸劫持妇女”等33种行为。追究时限，也明确自1931年“9·18”至1945年日军投降的14年内。罪行取证，分为人证和物证两种，除枪械、遗骸、照片等物证外，被害人控诉和目击者旁证、同案犯口供，都是追究战犯罪行的证据。
　　可以说，自日军发动侵华战争那一天起，中国人民就抱定终要讨还血债的誓言。所以，命令一公告，大上海就沸腾了，人们纷纷检举日军战犯罪行，要为亲人复仇。10月26日，上海地方法院公告，自11月1日起开始调查登记，至1945年12月31日截止。然而从第2天起，蜂拥而至的登记人流络绎不绝，法院只好再次公告延长截止时间到次年4月30日。
　　整个检举登记长达150余天，上海法院案卷堆积如山，共达13208案。经整理，内有谋害与虐杀案1155起，纵火焚烧房屋与破坏财产案11824起，滥施酷刑虐待案39起，强奸案6起，强抢财物案27起，余均为其他各类案件。看着这堆案卷，人人都知道，这仅是日军罪行的冰山一角。多少被害同胞，因各种缘故，已无法向法院递上血泪的控诉了。然而，这些已够伤心惨目的了。不论是亲人遇害，还是产业遭毁，或遭毒刑拷打，可以说件件都令人不忍泣下，恨不能马上将这些战犯逮捕归案。
　　
　　日军销毁档案为抓捕战犯留下障碍
　　
　　然而，在调查和抓捕人员面前却摆着一个巨大难题。这些控诉人，由于当时在日军威吓下对罪行人的姓名及所属部队，全无法获悉，所以难以提供准确情况。为此，上海地方法院检察官曾致函中央宪兵队驻沪宪兵23团，请求提供历年上海日军各部队驻防表，以便查证追捕。该宪兵团却复函说，它于1945年10月1日才抵达上海接防，以前情形无从得知。检察官又向与它交接的原淞沪警备司令部上海宪兵队查询，消息更令人愤慨失望：还在淞沪警备司令部接收日军上海宪兵队时，日宪兵队代表冈本中佐居然回答，档案文书和情报资料等“因携带不便，业已全部焚毁”。中国军方官员虽大声训斥，然而罪证已化为一摊纸灰。与之相同，日上海陆海军也烧毁了全部档案，这对追凶成为莫大障碍。
　　经反复调查，上海司法机构勉强凑成一份日军上海驻防表，但仅至军、师团、联队三级，且错讹很多，难以参考。时间一天天的逝去，上海人民要求惩凶的呼声日益高涨。上海法院只得再次公告市民，组织被害人到日军俘虏营指认，以抓捕日军战犯。
　　
　　天网恢恢300余战犯落网
　　
　　当然，这也真好比是大海捞针。当年上海江湾、浦东、沪西等10余战俘营关押着近15万人。仅设在劳勃生路（今长寿路）的日宪兵队俘虏营，也有1000余人。这样能把战犯抓出来，真要用上“冤家路窄”这句话。
　　为指认、追捕战犯，大律师唐豪等蒙难幸存者，组织了上海抗战蒙难同志会，聚集共同回忆揭发日军战犯。经他们检举指认，从劳勃生路俘虏营中抓出了战犯20余人，全属日宪兵系统，都是令人切齿痛恨的恶棍。包括日沪东宪兵队长宫本清水、军曹大泽、曹长野田；沪北宪兵队长高桥贞夫；北四川路宪兵队总部曹长长谷川；浦东宪兵队特高课长久保江保治、军曹野间贞二等。
　　指认时战犯们事先不知晓，以为记者团来了，命令全体集合，都乖乖服从，仇人相见分外眼红，有些当场被扭打着拉出来。后来，他们变狡猾了，每当有生人来时，就以装病、自伤来逃避。
　　上海日俘营因有原驻江浙的日军部队和宪兵，当地受害人也纷纷把检举信寄来上海，经调查和指认，又抓到一批险些漏网的要犯。如参与制造“崇明大烧杀惨案”的日崇明宪兵队长大庭早志、特高课长中野久勇；策划“江阴屠杀案”的日江阴宪兵队长下田次郎；以及有“杭州之狮”之称的日第22师团宣抚班长黑泽次男和在溧阳嗜杀成性的宪兵队军曹富田德等。而日常熟宪兵队长米村春喜的落网，又牵出原任军法官的战犯和光、长山、河野、菊角等人，后来都在上海日俘营落网，这真印证了“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这句话。
　　同时，随着中美军方日战犯罪行调查的深入，根据军方命令逮捕的一批日战犯也移送来上海。这些战犯一般都官阶较高，直接参与了战争的发动、指挥。如美军移送的有日第34军参谋长镝木正隆、汉口宪兵司令福本龟治等80余人。此外也有美军被俘老兵和侨民检举指认的，如日军上海江湾敌国战俘收容所所长大寺敏和翻译主任石原勇。石原勇凶狠暴戾，最爱用马鞭抽打俘虏头部，都骂他是“骷髅魔鬼”。
　　中国军方移送来上海的日军战犯，都是发动侵华战争的高级将官，如日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日第13军司令官松井太久郎、泽田茂等人。其中授大将衔的有3人，除冈村宁次之外，还有日台湾军总司令官安滕利吉和日第6方面军总司令官冈部直三郎，这两个大战犯移押到上海后，一个在提篮桥监狱服毒自杀，另一个在同一狱中脑溢血突发病死。还有一些重要战犯，是经上海和中国人民检举，在日本逮捕押解到上海的。1947年4月28日，日海军中国舰队司令官福田良三、日陆军省次官柴三兼四郎等20名战犯押抵上海。据报载，途中有一日战犯畏罪跳海自杀。他们抓捕到案后，上海人民无不拍手称快。
　　1946年7月，上海在原日军江湾敌国战俘收容所旧址，设立日军战犯管理处，实行集中关押，第一批即达180余人，后又增加到300余人。
　　
　　正义的审判日军战犯罪有应得
　　
　　日军战犯在上海抓捕或移押来后，对他们的审判便刻不容缓。1946年1月，驻华美军上海军事法庭设立并开庭。庭长是美军准将密尔顿。从1月到7月先后三次开庭，判决镝木正隆、田中久一、福地春功等7名战犯死刑。其中田中久一曾任日第23军中将司令官兼香港总督，曾亲自下令把美军驻香港部队的少校军官荷克绞死。另一判处绞刑的镝木正隆，在汉口任日驻军参谋长时，指使把在空战中被俘的3名美空军飞虎队员残害而死。在法庭上，美空军飞虎队司令陈纳德将军到庭作证。
　　令人费解的是，美军事法庭从上海日俘营将日第13军司令官泽田茂抓走审判，然而当庭对他的罪行指控，却仅是所属部队杀害美军飞行员杜立德一项，结果以“负责长官”的罪责只判了他有期徒刑5年。而上海人民对泽田茂并不陌生，自1939年至1942年他是日军上海最高指挥官，上海的烧杀和所谓的“清乡”，哪一桩暴行他都难逃罪责。就1940年春的“青东大屠杀”来说，确切有姓名的遇难者就有803人，还烧毁房屋4000余间。这一人间惨剧，是由他密谋策划的。美军事法庭对此毫不追究，消息传出，舆论哗然。
　　美军事法庭开庭在先，上海人民更急切盼望中国法庭开庭。相隔月余，1946年2月，中国上海江湾路审判日战犯军事法庭设立。先后由刘世芳、李良任庭长，从当年5月到来年6月，法庭前后开庭10余次，共审理案件250余起，审结120余起，尚待结案120余起。其中由江浙人民检举抓捕的下田次郎、黑田次男、富田德、米村春喜等4名日宪兵战犯被判处死刑。法庭审理时，旁听席上民众代表打出了“以血还血，以命偿命”的标语。出庭作证的被害人亲属无不悲愤难抑，声泪俱下。最引起上海人民义愤的是对米村春喜的审判，他任日军常熟宪兵队长的1942年至1943年春天，带队抓捕当地抗日人士和民众100余人。对被抓人员，他指使手下军曹河野、田中等用鞭打、棍夹、灌水、悬吊、火烫、狗咬等酷刑竭尽折磨。其中有叫胡家栋的被捕人员，竟被灌水踩腹至肺炸而死。对宁死不屈的抗日人士有10余人被他下令活埋在常熟北门外山脚下。后经法庭查明，被杀害者至少在36人以上。为此，日军授予他天皇勋章，破格从少尉晋升为大尉。他在庭上千方百计抵赖，并以“何以证明系我指使”等理由狡辩。后经同案犯口供作证，加上数十名幸存者当庭指证，并把拍摄的活埋地挖出的二具骷髅的照片当庭出示，他才服罪。1947年1月6日，法庭判处他死刑。
　　


　　1947年7月，上海江湾路审判日战犯军事法庭改组，由石美瑜出任庭长，并加快审判步伐。自8月起到当年底，审理了日战犯案件127起，传讯审问战犯嫌疑人160余人，审结判决积案105起，判处死刑6起8人，无期徒刑3起5人，各种有期徒刑56起89人。这8名死刑犯中有制造“崇明大烧杀案”的大庭早志、中野久勇；酷刑拷打多人致死的久保江保治、野间贞二，还有从杭州日俘营抓捕移押来的日杭州宪兵队情报主任芝原平三郎、宁波宪兵队长大场金次、松江宪兵队曹长松谷义盛，以及从青岛抓捕押来的日本老牌特务伊达顺之助。
　　然而，在中国法庭战犯审判中也出现了一些闹剧。人称“小白龙”的日本特务小日向白郎从袁世凯时代就到中国从事特务活动，曾直接领受日酋东条英机、皈西利八郎、武藤章等战犯的指示，在东北、华北干了大量坏事。日军占领上海，他又由日第13军参谋长樱井授命，在上海南市金家坊99号设立名为“尚旭东公馆”的特务机关，逮捕拷打抗日人员，窃取中国情报，犯下累累罪行。日军投降前，他跑到无锡前洲镇隐名埋姓，1946年底被上海警方抓获。1948年由上海军事法庭审判时，出乎他本人意外，居然被宣判无罪释放（他曾向重庆方面提供共产党的情况）。1949年他逃离上海。
　　在上海人民中反映最强烈的莫过于对冈村宁次的判决。他1925年到华出任反动军阀孙传芳的顾问，“一二八”后任日上海派遣军副参谋长，“八一三”后任过日华北军和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可称是侵华元凶。1948年7月12日开庭审冈村，上海各报极为轰动，但法庭调查长如马拉松，他仅入狱106天就被保外就医。1949年1月26日，在秘密状态下开庭竟判他无罪释放，随即就将他遣送回国。当天，吴淞码头上张贴着“不准把日本战犯运走”的标语。
　　
　　血债血偿历史不容颠倒
　　
　　“明日公开处决日本战犯”。1947年6月16日，上海《申报》等大小报纸都抢先报道了这一消息。美军事法庭于2月间判处镝木正隆等5名日战犯绞刑，4月22日上午8时在上海提篮桥监狱正式执行。据报载，临刑前美国宪兵将他们反绑双手，押至监楼3楼绞刑房，即由美军上尉汉姆用日语宣布执行令。然后，又按照西方习俗举行弥留的宗教仪式。4名日战犯天主教徒由西班牙籍神父江柴拉士祷告，1名日战犯佛教徒由玉佛寺僧人为之诵经超度。然后行刑。
　　美军处决日战犯，自然也激起了上海人民讨还血债的渴望。
　　4月17日，上海军事法庭对米村春喜和下田次郎公开处决。当天《申报》以“一虎一狼今午处决”作了报道。米村春喜暴行前已述及。下田次郎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在江阴宪兵队长任内，几年之间制造了3次大烧杀案，杀害当地乡民逾120人，包括70岁以上的老妇和几岁的孩童。这一狼一虎在押赴刑场时，由虹口江湾路法庭出门，经吴淞路、大名路、外白渡桥外滩、中正路（今延安路）转北京路、四川路桥、四川北路到江湾刑场游行示众。沿途万人空巷，许多市民愤怒地冲上去怒骂叫口号。这两个屠夫被五花大绑，插着斩标，站立在刑车上，面对着这潮水般愤怒的人流目光低垂，全身颤抖。正午12时到达刑场，几声枪响，引起上千围观人群的欢呼声。当天上海报纸很多都以“刑前游行示众，屠夫低首伏法”“天理昭昭，血债血偿”“八年来上海民众最扬眉吐气一刻”为引题做了报道。
　　接着，上海法庭又对黑泽次男、富田德两名日战犯，分别于1947年8月12日、13日执行了死刑。刑场改设在上海提篮桥监狱内。黑泽次男受刑前始终沉默无语。他本是日本早稻田大学法科毕业生，他在日军发动的“浙赣作战”期间，曾下令逮捕当地乡民120余人，后大多被残害。富田德临上刑场时“哇哇”乱喊。这个暴徒，于1945年3月26日的一次烧杀中，将溧阳一狄姓乡民抓住，先严刑拷打，打折双臂，再用刺刀戳头部，未死就活埋，后家属托人疏通才允掘尸安敛。审判庭上，狄妻曾到庭指认，当时他浑身哆嗦求饶。当然，正义的子弹绝不会饶恕他。
　　再接着，上海法庭又对崇明惨案中的刽子手大庭早志和中野久勇，于1948年4月8日执行了死刑。可笑的是，中野久勇关在狱中时还妄图越狱逃跑。临刑前，狱方让他们洗澡换衣，并问有何遗言？中野似有悔悟地说，希望中日继续亲善。两人各写了遗书一封给家人。上刑场时，他们相约要同唱日本国歌，但未到半途，大庭就昏瘫难以行走，中野也面有惧色。几声正义的枪响，让他们饮弹毙命了。
　　同年6月24日，日军宁波宪兵分队长大场金次，也在同一刑场执行了枪决。他在宁波一次烧杀中，曾下令烧毁房屋40余间，并亲手开枪打死了阻止烧房的无辜工人朱小毛。投降后，由宁波蒙难同志会检举指认，后移送上海法庭判处死刑。行刑前，他要求写下遗书，后押赴刑场一枪毙命。
　　在上海执行死刑的最后一名日军战犯是伊达顺之助。这一天是1948年9月9日。他到底是老牌特务，临刑前，他穿草绿色军服，戴玳瑁边眼镜，头发花白，但梳理整齐。他向行刑人员索纸笔写了遗言，并还要抽最后一支烟。正午12时，行刑令下，随之枪响他倒在一摊污血中。
　　这一期间，在上海提篮桥刑场被执行死刑的还有浅野俊隆、久保江保治、野间贞二、妻刈悟、田岛信雄、小西新三郎、松谷义盛等日本战犯。他们都各显丑态，但都未逃掉历史无情的惩罚。
　　现在日本右翼政要从参拜靖国神社闹到公然为这些战犯的亡灵叫屈，看看这些在上海被处决的魔鬼，哪一个不是犯下了不可饶恕的死罪。历史不容颠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