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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私营企业主是我国改革开放之后所出现的一个新兴阶层,随着经济地位的提高必然会产生政治上的利益诉求和表达。本文通过对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现状的剖析,探讨在现有政治体系下我国政府管理者应如何面对私营企业主的政治参与,使其纳入制度化的范畴之中,从而实现两者之间的良性互动发展。
关键词: 私营企业主 政治参与 现状剖析
社会变革带来了社会阶层的变动,私营企业主阶层是改革开放的产物,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成长起来的新兴阶层。改革开放30多年,党和人民对私营经济和私营企业主的产生、发展和成长经历了一个反对—认可—支持—促进的思想变化过程。[1](P62)私营企业主阶层也走过了从“有益和必要的补充”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三个阶段。私有企业主是指“拥有一定数量的私人资本或固定资产并进行投资以获得利润的人”。[2](P16)改革开放以来,私营企业发展迅速,在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作出了重要贡献。一是创造了巨大的社会财富,为我国的经济发展作出了贡献。[3](P7)二是吸纳了大量的劳动力就业,为维护社会稳定作出了贡献。随着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和经济地位的提高,私营企业主必然会有政治上的诉求,通过参与社会政治来维护和谋取自身的经济利益。本文通过对现阶段私营企业主参与政治的现状进行剖析,探讨在现有政治体系下我国政府管理者如何面对私营企业主的政治参与,并使其纳入制度化的范畴。
一、从政治文化的视角对私营企业主参政进行剖析
自古以来,我国统治者一贯奉行的是“重农抑商”的政策,对商业持一种否定和不重视的态度。在中国的政治文化历史中,已经牢固沉淀了对私营经济的否定性的价值判断。说到私营经济,人们本能地会与“资本家”、“剥削”等词联系起来。虽然在现今社会,私营企业主的经济地位有所提高,但如果这种政治文化环境得不到改变,那么私营企业主的政治地位、社会地位仍然缺乏相应的文化支持。即使制度上允许私营企业主参政,但是也会因为政治文化环境的阻力而增加一些无形的障碍,或者使得参政效果大打折扣。
在我国,关于私营经济和私营企业主的政治合法性,曾经有过激烈的争论。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私营经济存不存在剥削现象;二是私营经济存在的剥削现象与我国社会主义的性质能否兼容。这些争论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与成熟得到解决,通过在实践中的检验,人们对此所进行的研究结论也基本趋于一致。比如说,在能否兼容这方面,董明在《政治格局中的私营企业主阶层》一书中认为,私营经济与社会主义是共时关系,将与社会主义相始终。不仅如此,其经济发展空间也将随着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提高而同步提高。[4](P150)理性的论证已经给政策及制度安排提供了理论依据,但是不能自然地改变人们的情感,因此我们还必须给予政治文化方面的支持。有了相应的文化基础和文化环境,给予制度一个更好的软性发展环境和空间,才能从根本上改变人们的看法与认识,获得更多的政治文化认同。
二、对私营企业主参与政治的心理需求与行为进行剖析
关于参政欲望,我国学者李宝梁通过分析研究发现私营企业主政治愿望的表达和参政议政的热情并不是随着其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而增加,相反地呈现出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即当经济实力达到一定程度,政治上也有所安排的时候,其政治要求和表现则趋于平缓,甚至出现下降的趋势。这一现象,被称为“倒U型曲线”特征。[5](P63)究其原因,其积极参与政治的要求是来自其经济理性的选择结果,这一看似逆逻辑的现象同样也由其理性选择而来。
与参与欲望相关联的是参政动机。比较多的观点认为,功利性或者工具性的参与占主导地位,而公益性参与则处于较低水平,但将呈现出适度增长的趋势。少数经济实力雄厚、社会责任感强的私营企业主参与政治的目的是推进中国改革的进程。[6](P152)私营企业主参政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适应政治的要求和建立一个有利于个人发展的社会空间,更具体地说就是为了维护和扩大自身的利益。正如功利选择学说所说:人们的政治生活样式,以及人们在政治生活中的作为,其实都是一种利益比较和选择的结果。人们并不是本能地要参与政治,也不是生下来就具有了参与政治的权利,而仅仅是由于参与政治能给人们带来一定的利益,或者使人们能够避免一种更大的祸害。[7](P114-115)华正学在《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中的满意度调查》一文中以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为框架,分析了私营企业主参政的动机。他认为私营企业主参政的动机可以分为五个层次:发展经济,壮大实力;保障权力,维护安全;靠近组织,回归社会;提高地位,获得尊重;成就事业,实现自我。[8](P43)他还认为当前私营企业主参政动机有四个方面的转变:一是从经济参与到政治参与层次的提升;二是关注从个体自身利益到注重全局整体利益的视角转换;三是从“两头”热动到“中间”凸起的整体递进;四是从感性自在到理性自为的阶层觉醒。
在现有的研究中,关于对私营企业主欲望和心理行为研究的还比较少。这还有待于学者们进一步去进行剖析以更好地掌握其中规律,按发展规律来进行正确引导和科学管理。这对于建立私营企业主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具有重大意义。
三、从私营企业主参政方式及其实现模式的构建来进行剖析
(一)目前,私营企业主对政治生活的参与仍然较为有限,但其参与的渠道已经变得日趋多样化,以致形成这样的局面:直接参与和间接参与并存、合法参与和非法参与同在。
1.安排性的政治参与,即指经有关党政部门和组织的推荐,一些较优秀的私营企业主进入人大、政协或工商联等组织中任职,参与相关的政治社会活动。该层面被认为是目前明确认可的较高层次的参政领域,因此他们也最热衷于这类参与。
2.非安排性、自发性的合法政治参与。主要形式有:(1)加入中国共产党。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指出,私营企业主中“许多人本来就是劳动者”,“他们也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他们中的优秀分子可以入党”。这是建国后第一次对私营企业主的政治地位作出的明确界定。一系列重要的政策都在表明,党支持这一阶层在现有的政治框架内发挥积极作用。(2)参加民主党派。据第五次全国私营企业抽样调查结果显示,参加民主党派的私营企业主占被调查总数的5.7%。按中央规定,他们只能加入民建组织,但实际上,现存8个民主党派都有他们的加入,且呈继续增长的态势。(3)对基层政治的积极介入。(4)参与或建立各种社团组织,维护其利益,扩大其影响。(5)通过被评为劳动模范等方式进行政治参与。
3.党政系统中非正常和非法的间接参与。主要有:通过贿赂选民当选为人大代表;通过贿赂一些人大代表当选国家公务人员;通过拉拢收买当地一些主要政府官员,以官商结合的形式,使地方政权为我所用,用金钱支配权力,出现党政官员“傍大款”、私营企业主“找靠山”的现象。
从参与主体的角度来说,政治参与可以分为个体参与和组织参与。目前我国私营企业主的政治参与主要是个体参与,尚处于散乱和单独行动阶段。[9](P17-18)
在目前私营企业主的参政中,政治组织、制度性、安排性、动员性等参与仍然是主流的参与形式。但是院外形式,非制度性参与等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否则可能会进一步加剧非法参与甚至金钱政治。
从以上三方面可以看出,建立制度化的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机制,是我国政府管理者和决策者所应当重视的问题。
(一)当前,党和政府提出“要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的方针,我们应从以下三方面引起重视。
首先,在政策导向上,给予私营经济和私营企业主良性发展的宽松政治和政策环境,提供相应的政治文化支持,从思想观念上改变人们传统落后的看法,消除某些私营企业与党和社会主义的“心理隔膜”,给私营经济提供一个良性发展的软环境。执政者应当认清当前社会发展形势,采取积极主动的方式去进行政策方面的引导和调控,给私营企业主提供政治诉求和利益表达的平台,使得他们能够合理、顺畅地表达政治愿望。
当然,任何参与一定是有限度的参与。适度、有序的参与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而过度、无序的参与则会导致社会的不稳定。在肯定其政治参与积极意义的同时,政府要强化对这一参与行为的规范和引导。一方面,防止出现只体现强势私营企业群体的利益,而损害大多数中小弱势群体的利益的现象,违反社会公平原则,另一方面,防止私人资本与某些阶层之间形成社会中的强势联盟,而损害其他阶层的利益,危害民主政治建设。
其次,通过私营企业组建有组织的利益表达和沟通机制,并纳入制度化的轨道。这是解决私营企业阶层政治诉求的重要途径。比如近几年,浙江温州地区兴起的一批由私营企业主自发组建的民间商会和行业协会,这种形式的出现能够改变该阶层政治参与的低度组织化和不规范化的状态。[10](P19)
我国的国家结构形式是一元形式,即国家和社会高度一体化,国家和社会之间无明显界限。但是市场经济的发展必然会使得国家与社会分离,出现更多的社会自组织形态。毫无疑问,由私营企业主组建的民间组织也是社会自组织的一种,这一组织一方面便于私营企业主阶层表达其利益诉求,另一方面政府也可以通过这一机制及时了解该群体的利益偏好,以便在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中予以充分的体现。这种行业组织的建立,有利于行业内部的整合和行业秩序规范,扩大行业的市场空间,建立一个公平合法、有序竞争的市场秩序。除此之外,也为私营企业主阶层的政治参与构建了一个准制度化和组织化的表达渠道,解决其参与渠道不足、参与层次低和参与有效性不够等困境问题,这已经不再局限于个体参与模式,能够防止出现非制度性接触所形成的非正式的利益关系。
最后,应当在现有的政治制度框架内继续扩大私营企业家进入人大、政协的比例,在规范制度化的民主渠道基础上,进行制度创新,完善政治吸纳机制。[11](P26)
亨廷顿认为,政治安定的先决条件是政党制度能够吸收现代化中出现的新的社会力量。“不同类型的政党适应和扩大政治参与的能力可能随着时间而改变。关键问题是体系吸收新集团制度化程序达到什么程度”。[12](P82)从各国政党政治演变的历史来看,一个执政党能否为那些新出现的潜在政治力量提供政治参与的渠道,并将其代表人物吸纳到自己的体系中,对能否长期执政十分关键。
如果能把私营企业主合理的政治参与需求真正有机地纳入到现有政治体系之中,将有助于其较畅通地解决生产经营和社会生活等方面遇到的困难、问题,促进私营经济的健康发展;有利于私营企业主与外界协调关系,化解矛盾,更能促使他们的政治参与有序化,使他们多层次的政治参与需要得到有效释放,进而使他们产生对社会的归属感和责任感,有利于整个社会的稳定。私营企业主的政治参与在被完全纳入我国政治体系框架后,其政治参与欲求将回归常态,其政治参与方式更趋于多元化,体现出现代社会政治社会化原则。因此,建立现有政治体系中的吸纳机制为他们的政治参与提供有效的、正常的渠道,是实现社会政治稳定的重要条件之一,能够更好实现政治认同。
参考文献:
[1]成伟.确保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有序化的九大措施[J].东岳论丛,2005,(4).
[2]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3]李元书,薛立强.当代中国主导阶层的变化和发展[J].理论探讨,2005,(4).
[4][6]高贤峰.我国私营企业主参政问题研究评述[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5,(3).
[5]李宝梁.从超经济强制到关系性合意——对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过程的一种分析[J].社会学研究,2001,(1).
[7]陶东明,陈明明.当代中国政治参与[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
[8]华正学.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中的满意度调查[J].河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5,(1).
[9]董明.论当前我国私营企业主阶层政治参与[J].中共市委宁波党校学报,2005,(1).
[10]陈剩勇,魏仲庆.民间商会与私营企业主阶层的政治参与——浙江温州民间商会的个案研究[J].浙江社会科学,2003,(5).
[11]唐兴霖.论民营企业主的政治参与[J].四川行政学院学报,2002,(2).
[12][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
关键词: 私营企业主 政治参与 现状剖析
社会变革带来了社会阶层的变动,私营企业主阶层是改革开放的产物,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成长起来的新兴阶层。改革开放30多年,党和人民对私营经济和私营企业主的产生、发展和成长经历了一个反对—认可—支持—促进的思想变化过程。[1](P62)私营企业主阶层也走过了从“有益和必要的补充”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三个阶段。私有企业主是指“拥有一定数量的私人资本或固定资产并进行投资以获得利润的人”。[2](P16)改革开放以来,私营企业发展迅速,在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作出了重要贡献。一是创造了巨大的社会财富,为我国的经济发展作出了贡献。[3](P7)二是吸纳了大量的劳动力就业,为维护社会稳定作出了贡献。随着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和经济地位的提高,私营企业主必然会有政治上的诉求,通过参与社会政治来维护和谋取自身的经济利益。本文通过对现阶段私营企业主参与政治的现状进行剖析,探讨在现有政治体系下我国政府管理者如何面对私营企业主的政治参与,并使其纳入制度化的范畴。
一、从政治文化的视角对私营企业主参政进行剖析
自古以来,我国统治者一贯奉行的是“重农抑商”的政策,对商业持一种否定和不重视的态度。在中国的政治文化历史中,已经牢固沉淀了对私营经济的否定性的价值判断。说到私营经济,人们本能地会与“资本家”、“剥削”等词联系起来。虽然在现今社会,私营企业主的经济地位有所提高,但如果这种政治文化环境得不到改变,那么私营企业主的政治地位、社会地位仍然缺乏相应的文化支持。即使制度上允许私营企业主参政,但是也会因为政治文化环境的阻力而增加一些无形的障碍,或者使得参政效果大打折扣。
在我国,关于私营经济和私营企业主的政治合法性,曾经有过激烈的争论。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私营经济存不存在剥削现象;二是私营经济存在的剥削现象与我国社会主义的性质能否兼容。这些争论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与成熟得到解决,通过在实践中的检验,人们对此所进行的研究结论也基本趋于一致。比如说,在能否兼容这方面,董明在《政治格局中的私营企业主阶层》一书中认为,私营经济与社会主义是共时关系,将与社会主义相始终。不仅如此,其经济发展空间也将随着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提高而同步提高。[4](P150)理性的论证已经给政策及制度安排提供了理论依据,但是不能自然地改变人们的情感,因此我们还必须给予政治文化方面的支持。有了相应的文化基础和文化环境,给予制度一个更好的软性发展环境和空间,才能从根本上改变人们的看法与认识,获得更多的政治文化认同。
二、对私营企业主参与政治的心理需求与行为进行剖析
关于参政欲望,我国学者李宝梁通过分析研究发现私营企业主政治愿望的表达和参政议政的热情并不是随着其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而增加,相反地呈现出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即当经济实力达到一定程度,政治上也有所安排的时候,其政治要求和表现则趋于平缓,甚至出现下降的趋势。这一现象,被称为“倒U型曲线”特征。[5](P63)究其原因,其积极参与政治的要求是来自其经济理性的选择结果,这一看似逆逻辑的现象同样也由其理性选择而来。
与参与欲望相关联的是参政动机。比较多的观点认为,功利性或者工具性的参与占主导地位,而公益性参与则处于较低水平,但将呈现出适度增长的趋势。少数经济实力雄厚、社会责任感强的私营企业主参与政治的目的是推进中国改革的进程。[6](P152)私营企业主参政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适应政治的要求和建立一个有利于个人发展的社会空间,更具体地说就是为了维护和扩大自身的利益。正如功利选择学说所说:人们的政治生活样式,以及人们在政治生活中的作为,其实都是一种利益比较和选择的结果。人们并不是本能地要参与政治,也不是生下来就具有了参与政治的权利,而仅仅是由于参与政治能给人们带来一定的利益,或者使人们能够避免一种更大的祸害。[7](P114-115)华正学在《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中的满意度调查》一文中以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为框架,分析了私营企业主参政的动机。他认为私营企业主参政的动机可以分为五个层次:发展经济,壮大实力;保障权力,维护安全;靠近组织,回归社会;提高地位,获得尊重;成就事业,实现自我。[8](P43)他还认为当前私营企业主参政动机有四个方面的转变:一是从经济参与到政治参与层次的提升;二是关注从个体自身利益到注重全局整体利益的视角转换;三是从“两头”热动到“中间”凸起的整体递进;四是从感性自在到理性自为的阶层觉醒。
在现有的研究中,关于对私营企业主欲望和心理行为研究的还比较少。这还有待于学者们进一步去进行剖析以更好地掌握其中规律,按发展规律来进行正确引导和科学管理。这对于建立私营企业主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具有重大意义。
三、从私营企业主参政方式及其实现模式的构建来进行剖析
(一)目前,私营企业主对政治生活的参与仍然较为有限,但其参与的渠道已经变得日趋多样化,以致形成这样的局面:直接参与和间接参与并存、合法参与和非法参与同在。
1.安排性的政治参与,即指经有关党政部门和组织的推荐,一些较优秀的私营企业主进入人大、政协或工商联等组织中任职,参与相关的政治社会活动。该层面被认为是目前明确认可的较高层次的参政领域,因此他们也最热衷于这类参与。
2.非安排性、自发性的合法政治参与。主要形式有:(1)加入中国共产党。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指出,私营企业主中“许多人本来就是劳动者”,“他们也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他们中的优秀分子可以入党”。这是建国后第一次对私营企业主的政治地位作出的明确界定。一系列重要的政策都在表明,党支持这一阶层在现有的政治框架内发挥积极作用。(2)参加民主党派。据第五次全国私营企业抽样调查结果显示,参加民主党派的私营企业主占被调查总数的5.7%。按中央规定,他们只能加入民建组织,但实际上,现存8个民主党派都有他们的加入,且呈继续增长的态势。(3)对基层政治的积极介入。(4)参与或建立各种社团组织,维护其利益,扩大其影响。(5)通过被评为劳动模范等方式进行政治参与。
3.党政系统中非正常和非法的间接参与。主要有:通过贿赂选民当选为人大代表;通过贿赂一些人大代表当选国家公务人员;通过拉拢收买当地一些主要政府官员,以官商结合的形式,使地方政权为我所用,用金钱支配权力,出现党政官员“傍大款”、私营企业主“找靠山”的现象。
从参与主体的角度来说,政治参与可以分为个体参与和组织参与。目前我国私营企业主的政治参与主要是个体参与,尚处于散乱和单独行动阶段。[9](P17-18)
在目前私营企业主的参政中,政治组织、制度性、安排性、动员性等参与仍然是主流的参与形式。但是院外形式,非制度性参与等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否则可能会进一步加剧非法参与甚至金钱政治。
从以上三方面可以看出,建立制度化的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机制,是我国政府管理者和决策者所应当重视的问题。
(一)当前,党和政府提出“要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的方针,我们应从以下三方面引起重视。
首先,在政策导向上,给予私营经济和私营企业主良性发展的宽松政治和政策环境,提供相应的政治文化支持,从思想观念上改变人们传统落后的看法,消除某些私营企业与党和社会主义的“心理隔膜”,给私营经济提供一个良性发展的软环境。执政者应当认清当前社会发展形势,采取积极主动的方式去进行政策方面的引导和调控,给私营企业主提供政治诉求和利益表达的平台,使得他们能够合理、顺畅地表达政治愿望。
当然,任何参与一定是有限度的参与。适度、有序的参与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而过度、无序的参与则会导致社会的不稳定。在肯定其政治参与积极意义的同时,政府要强化对这一参与行为的规范和引导。一方面,防止出现只体现强势私营企业群体的利益,而损害大多数中小弱势群体的利益的现象,违反社会公平原则,另一方面,防止私人资本与某些阶层之间形成社会中的强势联盟,而损害其他阶层的利益,危害民主政治建设。
其次,通过私营企业组建有组织的利益表达和沟通机制,并纳入制度化的轨道。这是解决私营企业阶层政治诉求的重要途径。比如近几年,浙江温州地区兴起的一批由私营企业主自发组建的民间商会和行业协会,这种形式的出现能够改变该阶层政治参与的低度组织化和不规范化的状态。[10](P19)
我国的国家结构形式是一元形式,即国家和社会高度一体化,国家和社会之间无明显界限。但是市场经济的发展必然会使得国家与社会分离,出现更多的社会自组织形态。毫无疑问,由私营企业主组建的民间组织也是社会自组织的一种,这一组织一方面便于私营企业主阶层表达其利益诉求,另一方面政府也可以通过这一机制及时了解该群体的利益偏好,以便在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中予以充分的体现。这种行业组织的建立,有利于行业内部的整合和行业秩序规范,扩大行业的市场空间,建立一个公平合法、有序竞争的市场秩序。除此之外,也为私营企业主阶层的政治参与构建了一个准制度化和组织化的表达渠道,解决其参与渠道不足、参与层次低和参与有效性不够等困境问题,这已经不再局限于个体参与模式,能够防止出现非制度性接触所形成的非正式的利益关系。
最后,应当在现有的政治制度框架内继续扩大私营企业家进入人大、政协的比例,在规范制度化的民主渠道基础上,进行制度创新,完善政治吸纳机制。[11](P26)
亨廷顿认为,政治安定的先决条件是政党制度能够吸收现代化中出现的新的社会力量。“不同类型的政党适应和扩大政治参与的能力可能随着时间而改变。关键问题是体系吸收新集团制度化程序达到什么程度”。[12](P82)从各国政党政治演变的历史来看,一个执政党能否为那些新出现的潜在政治力量提供政治参与的渠道,并将其代表人物吸纳到自己的体系中,对能否长期执政十分关键。
如果能把私营企业主合理的政治参与需求真正有机地纳入到现有政治体系之中,将有助于其较畅通地解决生产经营和社会生活等方面遇到的困难、问题,促进私营经济的健康发展;有利于私营企业主与外界协调关系,化解矛盾,更能促使他们的政治参与有序化,使他们多层次的政治参与需要得到有效释放,进而使他们产生对社会的归属感和责任感,有利于整个社会的稳定。私营企业主的政治参与在被完全纳入我国政治体系框架后,其政治参与欲求将回归常态,其政治参与方式更趋于多元化,体现出现代社会政治社会化原则。因此,建立现有政治体系中的吸纳机制为他们的政治参与提供有效的、正常的渠道,是实现社会政治稳定的重要条件之一,能够更好实现政治认同。
参考文献:
[1]成伟.确保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有序化的九大措施[J].东岳论丛,2005,(4).
[2]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3]李元书,薛立强.当代中国主导阶层的变化和发展[J].理论探讨,2005,(4).
[4][6]高贤峰.我国私营企业主参政问题研究评述[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5,(3).
[5]李宝梁.从超经济强制到关系性合意——对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过程的一种分析[J].社会学研究,2001,(1).
[7]陶东明,陈明明.当代中国政治参与[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
[8]华正学.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中的满意度调查[J].河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5,(1).
[9]董明.论当前我国私营企业主阶层政治参与[J].中共市委宁波党校学报,2005,(1).
[10]陈剩勇,魏仲庆.民间商会与私营企业主阶层的政治参与——浙江温州民间商会的个案研究[J].浙江社会科学,2003,(5).
[11]唐兴霖.论民营企业主的政治参与[J].四川行政学院学报,2002,(2).
[12][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