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两人有颇多相似之处，聂春玉和杜善学经常被外界拿来相互比较。
　　他们两人都先是在各自的系统工作了很长的时间——杜善学在财政系统工作了18年，聂春玉则在政研系统工作了19年；然后同时下到地市担任行政一把手，并在几年后担任党委一把手，这两个职位的履职时间加起来，两人都是8年。
　　另外，他们都在吕梁担任过一把手，并先后在这一位置上被提拔为省委常委；他们都曾担任省委秘书长；他们都在省委常委的位置上被调查，落马的时间相隔不到3个月。
　　但与性格火暴、风格强势的杜善学不同，聂春玉温润平和，喜怒不形于色，很少在公开场合批评下属。

以稳见长

　　与杜善学在毕业后有个“高大上”的起点不同，聂春玉毕业于一个不起眼的学校——阜新矿业学院，专业是地质测量。毕业后，机会不多的聂春玉选择回到老家侯马，从宣传干事开始了仕途生涯。
　　观察聂春玉的从政经历，会发现他毕业后前一个8年和后一个8年职务升迁的巨大差异：在侯马市的8年，他从市委宣传部干事，做到了公社的副主任，官拜副科级；从1984年进入省委政研室开始，他职务升迁的步伐开始加速。此后8年，他从一个副科级干部，升到了副厅级，官拜山西省委政研室副主任。这样算下来，他每升一个级别的等待时间只有2年。聂春玉升至副厅的年龄与杜善学相同，都是37岁。
　　山西省一位与聂春玉相熟的副厅级官员，这样分析聂春玉快速升迁的原因：聂春玉身上一个很大的优点，就是性格很稳，能沉得住气，不会轻易犯错误，也不会轻易得罪人。“你要给聂春玉提意见，他能接受的就接受，不能接受的就不吭气。不会跟人吵架，哪怕是很尖锐的意见，也不会发火。”
　　这位官员说，聂春玉对政策的动向非常敏感，善于从文件中琢磨上意，“大事不糊涂”，这对他的仕途大有裨益。
　　1985年，聂春玉30岁时，在《经济科学》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土地收益递减规律”的提法不妥》。这是一篇与人商榷观点的文章。文章中引述了《资本论》《剩余价值学说史》 《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自然辩证法》的内容，看得出他在这方面的阅读颇丰，多有积累。
　　但聂春玉从事政研工作19年，真正有分量的作品并不多，真正有影响的观点也不多。“能力不算突出，做成一件事的主动性不够。”这是很多受访者对他的一致评价。
　　多位受访者认为，聂春玉以稳见长的性格，很适合做一个为领导服务的角色。而他19年的政研经历，无论是在省委政研室还是改革与发展研究中心，做的都是类似的工作。

“温水”书记

　　2003年1月，聂春玉结束自己19年的政研生涯，前往吕梁，担任该地区行署专员。吕梁撤地划市后，他即出任该市市长。
　　此前的吕梁，被很多人称为“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全市13个县市，有9个在山上。经济发展的一些基本条件——交通设施、水资源，都严重不足。而储量丰富的煤炭资源，囿于价格偏低和交通条件，只能少量开采供本地消化。这个山西省最后一个撤地划市的区域，留给外人的印象，除了吕梁英雄的传说，就是贫瘠的山脉和连片的贫困带。
　　1998年，吕梁的经济总量在山西省叨陪末座；1999年，该地区的经济增长出现负数；到了2000年，吕梁地区的财政收入只有10亿元。吕梁市委一位前副秘书长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当时在吕梁的一些贫困山区，老百姓一天只能吃上两顿饭，一顿在上午9点多，一顿在下午4点多，其余的时间饿了，就只能硬扛。
　　从2002年开始煤炭价格上涨，给了这片挣扎在温饱线上的土地以希望。吕梁市一位前县委书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吕梁盛产热含量较高的4号煤，在行情最好的时候，这种煤卖到了每吨1400元。以一个日产1万吨的小煤矿为例，1天的产值就是1400万元。
　　在这样的背景下，吕梁的经济就像久旱逢甘雨，逐渐洗去了往日的贫瘠。2000年，吕梁市的GDP是105亿元，而到了2009年，则已经飙升至611亿元，年均增长率12.6%；财政收入由2000年的10亿元，增加到165亿元，年均增长36.5%；城镇居民和农民的人均收入分别增长了3.2倍和2.1倍。到了2010年，吕梁的经济总量突破800亿元大关，排名全省第四，增速排名第一。
　　与杜善学主政时期的长治一样，吕梁在此期间的高速发展，大部分应歸功于煤炭价格上涨。而正是吕梁经济的快速发展，客观上助推了聂春玉的职位升迁。
　　上文提到的县委书记说，与其性格有关，聂春玉在经济发展中也倾向于求稳，任期内提出的有开创性的建议不多。他在经济发展上最主要的一个思路，就是“三三战略”。这几乎是一个无所不包的战略，没有很强的针对性，对经济发展的指导意义很弱，在实践中往往蜕变为在招商引资中向大项目倾斜。
　　聂春玉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做每一个决策之前，都喜欢在很大范围内征求意见，以寻求最大的共识。这样做的好处是“众人划桨行大船”，但也同时让决策变得没有效率。接受采访的吕梁市官员，大多对他曾做过什么事情印象模糊，但同时又认为这个人还可以，“没有架子，待人比较热情”。
　　虽说出身自政研系统，但聂春玉讲话也没有太多文人特质，平常也鲜有文章出炉，最多就是有人出书他给做个序，但也是别人把内容写好，他修改下签个名而已，“理论水平还算可以吧。”
　　上文提到的前县委书记说，聂春玉在任期间，吕梁的社会治安总体上比较平稳，没有大的案件发生，上访的人也不是很多，这一方面与聂春玉较为温和的执政风格有关，另一方面，当时的土地价格还没有上涨到后来“寸土必争”的地步。

买官卖官

　　吕梁经济快速发展的动力，是作为该市经济支柱的煤企快速发展，以及煤老板财富的快速积累。 　　与长治煤矿多掌握在国有企业手中不同，吕梁的煤矿多掌握在个人手里。在山西省煤炭资源整合之前，吕梁有四十多家私人煤企，经过整合后，剩下的还有十多家。其中，今年3月份被查的邢利斌，以及8月份被查的贾廷亮、袁玉珠，都是在山西乃至国内有影响力的人物。
　　吕梁市一位煤企高管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为了与北京的一位官员拉上关系，吕梁的一位老板蹲守北京，找到了该官员妹妹所住的小区，努力说服其对门的业主把房子高价卖给自己，并在该官员的妹妹回家时，故作巧遇说上一句话。这位煤企高管说，为了搭上与上层的关系，很多煤老板都不惜成本。
　　他向《中国新闻周刊》算了其中的投入产出比：对于煤老板来说，送礼的成本再夸张，也只占其煤矿收益很小一部分。“在煤炭行情看好的时候，一个日产1万吨的小煤矿，一天的收益就有上千万元。也就是说，就算送给官员1000万元，也只动用了煤老板一天的收益。”
　　但官员手中的权力能给煤老板带来的收益，就不是多少天的煤炭收益所能估量的。不管是煤矿开采资格的分配，还是煤矿整合主体资格的分配，都关系到煤矿所有权的归属。
　　官员对与商人之间关系的需求，主要在于买官的成本需要有人埋单。多位采访对象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吕梁甚至整个山西省，存在着一条实实在在的官商之间的利益输送链條：商人向官员购买资源的分配权，官员再向上一级官员购买职位以期拥有资源的分配权。从煤老板处流出的贿赂款，从低级官员不断流向高层级官员，客观上造成的一个结果是，各个层级的官员都在直接或间接地为煤老板服务。
　　吕梁市多位受访官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聂春玉当政的8年，社会上关于买官卖官的舆论甚盛。每逢干部提拔的时候，这种舆论就达到了顶点。
　　聂春玉选拔官员，通常要通过考试设置一个门槛，越过这个门槛才有获得提拔的资格。但越过这个门槛后，就会发生一个奇怪的现象：最终的录取者，通常都是那些财力雄厚者，而财力单薄者往往名落孙山。但这些在第一轮未获提拔的官员，又往往会在第二轮得到提拔。
　　一个明显的例子是：有一年，吕梁市选拔三位县长，共有5人进入候选人名单。最后获得提拔的三位，都是公认的财力雄厚者，而一位来自市委党校的候选人，和另一位同样囊中羞涩的候选人，则在3年后获得了提拔。
　　“这当中的逻辑可能是：在同为候选人的前提下，优先提拔那些有所表示的；无力表示的，则会延迟一轮获得提拔的机会。也就是说，有钱快一点，没钱慢一点。”这位知情者说。
　　一位吕梁的前县委书记还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讲述了他所经历过的一次县委书记选拔。在这次选拔中，游戏规则是以民意测验定输赢，谁得票高提拔谁。参加民意测验投票的共有40来位市级干部。结果，几位候选人都给他们送了礼。这让投票的干部们为难之极——到底该投给谁呢？而另一个让他们为难的事情是，这些礼他们很难回绝。“如果不收，对方就会认为你肯定没给他投票，这样得罪人后，以后连个管饭的也找不着了。”
　　和杜善学一样，聂春玉也是从吕梁市委书记任上提拔进入省常委班子。包括聂春玉和杜善学在内，短短半年以来受到查处的吕梁现任官员或有吕梁履职经历的官员达到了六人，他们分布在三大班子。这是一个触目惊心的数字，足见吕梁的政治生态已然几近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