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盗墓、帝王陵发掘之是非，不是今日才出现的，至少在秦末就有争议。
项羽盗掘秦始皇嬴政陵时，虽然理由很充分，就是要惩罚这位暴君，将其生前横征暴敛之物挖出来重归天下，但刘邦却将其列为“十大罪状”之一。
虽然有是非之争，但有一点也不得不承认，盗墓掘陵者盗财泄愤，造成不可估量损失的同时，客观上也做了好事。如同战争造成破坏的同时可以传播文化一样，盗墓的“文化贡献”不肯定也不行。不然，由于自然力的破坏，不少人类智慧结晶之物，势必随尸骨腐烂于地下，黯然埋没，世间又哪会有那么多宝物流传？
这一点，或许也是支持发掘帝王陵寝者、默认盗墓客观存在的人，最充分理由之一吧。
从中国古代盗墓史来看，“汲冢书”、《笔势》、《孝经》、《兰亭序》等四部古籍的存世流传，就是盗墓者的功劳，颇富戏剧色彩，称之为“四大文化传奇”，还是相当有道理的。
盗墓者不準发现最早编年体史书“汲冢书”
中国史学中一部重要著作“汲冢书”，是公元三世纪魏晋时期盗墓贼的贡献，此事一直为学术界津津乐道。
当时有个名叫不準的盗墓贼盗开一座古墓后，发现墓里有大量的竹简，这让他很失望，盗墓是冲着财宝来的啊。因为墓内漆黑一团，不準就地取材，抽出竹简点着当火把，在墓内寻找财宝。后来当地人看到盗洞和古墓四周散落有竹简，知道有人盗墓了，便报告官府，这才事发。
地方官赶到后，将墓内及散落地上的竹片收集起来，装了几大车。不準盗墓发生的时间，大概在晋武帝司马炎当政时的咸宁五年（公元279年）十月。
《晋书·武帝纪》称，“汲郡人不準掘魏襄王冢，得竹简小篆古字十余万言”；《晋书·束晳传》亦称，“初发冢者烧策照取宝物，及官收之，多烬简断札，文既残缺，不复诠次”。
闻悉此事后，当时的学术权威中书监苟勖、校书郎傅瓒等人对这批竹简进行了系统整理、研究，惊讶地发现竹简竟然是绝世之品，是包括《穆天子传》在内的魏国史书。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把除秦以外的各国史书全部烧毁了。魏国史书因为陪葬于魏王墓中，而躲过了“焚书”之劫难，其价值之珍贵不言而喻。后又经卫恒、束晳等学者的进一步整理，中国最古老的编年体著作《竹书纪年》出世了。
后世史学家十分感动地称，这是中国盗墓史上的一桩奇事，也是幸事，并依出土地，命名这批竹书为“汲冢书”。“汲冢书”的出土，在当时就被评为中国“四大文化发现”之一，可见其文物价值之高和重要程度。不準，也因此成为中国盗墓史上的名贼。
“汲冢书”成书于战国时期，其学术价值和史料的准确性自然比司马迁的《史记》还具有权威性。后世不少学者从“汲冢书”中发现、更正了《史记》中的若干错误，特别是一些历史事件时间上的混乱。
“汲冢书”很重要，但盗墓贼不知道，盗墓毕竟也不是考古，其造成的损失也令人痛心。除了不準“不以为意，往往散乱”，竹简被当火把烧掉不少之外，由于发现现场众人也不知道这些竹简的珍贵，致使“收书不谨，多毁落残缺”。
对于这座古冢的主人到底是哪代魏王，当时即有争议，至今未定论。苟勖、傅瓒等人说是魏襄王，卫恒、束晳等人则坚持认为是魏釐王，目前主流的学术观点采信前者。
对不準盗墓的准确时间，史书上记载也不一致，除了《晋书·武帝纪》上的“咸宁五年”外，还有《晋书·卫恒传》上的“太康元年（公元280年）”、《晋书·束晳传》上的“太康二年（公元281年）”两种说法。
但不準到底是哪一年盗墓的已不重要，重要的是“汲冢书”被发现了。
大书法家盗墓留下“书法心经”
一直被习书者视为经典的《笔势》，是东汉大学者、大书法家蔡邕的书法心经。其能流传下来，据说是另一大书法家钟繇的功劳，是他盗墓盗来的，此乃又一文化传奇。
蔡邕，字伯喈，生于公元132年，卒于192年。东汉灵帝刘宏当政时，出任郎中，专管校书，后升迁为议郎。因弹劾宦官，遭诬陷，被流放北方。献帝刘协当政时，董卓专权，强令蔡邕为侍御史，拜左中郎将（“蔡中郎”称谓的由来）。董卓遭诛，蔡邕作为同党难逃干系，被捕后死于狱中。
蔡邕博学多识，通经史，喜好数术、天文，妙操音律，善鼓琴、绘画，擅长辞章，精工篆隶。唐人张怀瓘《书断》称，“（蔡邕书法）体法百变，穷灵尽妙，独步古今”。南朝梁武帝萧衍亦称其书法“骨气洞达，爽爽有神力” 。蔡邕的女儿蔡文姬也是一位才貌双全，人生、婚姻不幸之奇女子，是汉时著名的女音乐家。凭着记忆，她竟然能准确无误地默写出古文四百篇，史称“博学而有才辩，又妙于音律”，古曲经典《胡笳十八拍》即出自蔡文姬之手。
汉灵帝熹平四年（公元175年），中国文化史上出现了一次“正定”儒家经本运动。当时，蔡邕在世经籍中发现，由于俗儒附会，误谬甚多，为了不贻误后学，奏请正定（校对勘误）这些经文。之后蔡邕以八分体（汉字书体名，似隶而体势多波磔）书写《尚书》、《周易》、《公羊春秋传》、《论语》等五部经书，令刻工刻成石碑46块，立于太学讲堂前，作为“标准文本”。
这些石碑史称《熹平石经》，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出蔡邕当时的学术地位和书法水平如何了得。汉魏之后，“石经”迭遭严重破坏﹐原碑已不存在，自宋代以来时有残石出土。
蔡邕不仅是大书法家，还是中国古代书法理论的祖师爷，传世书论有《篆势》、《笔赋》、《笔论》、《九势》等，尤其是《笔论》和《九势》，在中国书论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笔论》提出了“书者，散也”的论断，论述了书法抒发情怀的艺术本质；《九势》称“书肇于自然，自然既立，阴阳生焉；阴阳既生，形势出矣”，揭示了书法之美的哲学根据；又总结出八种运笔规则，此即《九势八字诀》。蔡邕这些书法观点奠定了中国书法的理论基础。
因为《笔势》，惹出了一段“钟繇盗墓”的传奇故事。
钟繇是魏晋时期的大书法家，工篆、隶、行等多种书体。书法界认为钟繇的隶书得到了蔡邕书法真传，但他是如何掌握了蔡氏的精髓，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蔡文姬传给他的，唐人张彦远的《法书要录》称，“蔡邕受于神人而传之崔瑗及女文姬，文姬传之钟繇，钟繇传之卫夫人，卫夫人传之王羲之，王羲之传之王献之。”
另一说法是钟繇从韦诞墓中盗得蔡邕的《笔势》，潜心研修，刻苦习练而成。
西晋虞喜撰著的《志林》中记录了“钟繇盗墓”一事。大概意思是，有一天，钟繇到同为书法家的韦诞家做客，见到蔡邕这本笔法秘诀《笔势》，当时即两眼发光。钟繇表示想借回家拜读一下，韦诞舍不得，不愿出借；提出重金收购，亦遭谢绝。总之是钟繇说了一大堆好话，韦诞死活不松口。据说把钟繇气得当场吐血，昏死了过去，是曹操闻讯后派人用“五灵丹”救活了他。
因为此事，钟繇对韦诞一直耿耿于怀，图谋得到《笔势》。
机会终于来了。韦诞死后，把《笔势》等墨宝当作陪葬品带入了自己的墓中。钟繇听说，心中窃喜，遂策划盗墓。他花大价钱请来了当时有名的盗墓贼，终于将《笔势》搞到手。后世习书者每提起这桩事，觉得一代书法大家“偷鸡摸狗”，行为实在不雅，有失体面，多有贬损。
钟繇盗韦诞墓真相如何？世间一直有不同看法。
有人称“钟繇盗墓”荒诞不经，是假的。据传，钟繇的篆书是跟篆书权威曹喜学来的，再师从当时行书第一人刘德升，于抱犊山中研习刘书时，“六十年未尝窥户”，多为后世称道的隶书则是从八分书大家蔡邕处得到真传。
再说，蔡家父女俩均与曹操交往密切，钟繇则是曹操的幕僚，心腹之人，想跟蔡氏习书是很方便的事，用不着去盗韦诞墓取《笔势》。从时间上来说“钟繇盗墓”也站不住脚。钟繇生于公元151年，死于公元230年。而韦诞生于公元179年，死于253年。也就是说，钟繇比韦诞早死了23年，一个死人怎么能去盗墓？况且，一个年长者去盗晚辈的墓，从情理上也说不通。我推测，钟繇盗韦诞墓得《笔势》一说，很可能是后世附会到钟繇身上的。
项羽爱妾墓出土儒家大作《孝经》
《孝经》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是儒家经学中重要的作品之一。
东汉史学家班固认为，“孝是天下的大经大法”，《孝经》过去是读书人必修的一本书。《孝经》共分十八章,是儒家十二经中篇幅最短的一部。《孝经》有《今文孝经》和《古文孝经》之分，其作者有很大的争议，有人说是孔子，又有人说是曾子，还有称是汉初人所作。
《孝经》的发现，堪称又一文化传奇，其发现和传承，亦具有戏剧性。
比较早的说法是从孔子后裔家的墙壁里发现的。
在汉武帝刘彻当政时期，鲁恭王扩建宫室，把孔子的老宅拆了。结果从墙的夹层中发现了许多古文经传，除了《孝经》外还有《尚书》、《礼记》、《春秋》、《论语》等大量简牍，史称“孔壁中经”或“孔壁遗文”。这次发现，与“汲冢书”的发现一样重要，被列入中国早期的“四大文化发现”之一。
另有一种说法，也是本文要重点讲述的，《孝经》系从西楚霸王项羽爱妾墓中发现的。项羽爱妾墓中发现《孝经》一事，古籍中多有记载，但多不甚详细，这给后世留下了太多的谜团，一直众说纷纭。
较早时，唐人李士训《记异》（一部记录怪异奇闻的作品，已失传，存言系后世作品转录）并没有说《孝经》是项羽爱妾墓中之物，“大历初，予带经鉏瓜于灞水之上，得石函，中有绢素《古文孝经》一部，二十二章，壹仟捌佰柒拾贰言。初传与李太白，白授当涂令李阳冰，阳冰尽通其法，上皇太子焉。”
大历，为唐代宗李豫年号，公元766年启用，灞水在古长安之东。石函多为陵墓、寺庙之物，用于收藏贵重、心爱之品，有墓志一样的功能，最为考古学者看重。这石函是怎么得来的？疑为盗墓所得。但这里并没有说明石函出自项羽爱妾的墓中，这段文字反倒是成为学术界考证李白出生年月的最强史证，为多篇考证文章引用。
真正明确《孝经》出自项羽爱妾墓的，是北宋古文字学家夏竦在《〈古文四声韵〉序》（重编）中的文字，“又有自项羽妾墓中得《古文孝经》”。
但夏竦亦语焉不详。墓到底在哪，怎么发现的，什么时间盗掘的，都没有交代。
比较清楚的是隋人傅奕著《老子解序》一书，书中记述了项羽妾墓的出土情况，是在北齐后主高纬当政的武平五年(公元574年)发生的事，被盗的项羽爱妾墓在彭城（今徐州），但只提到了《道德经》的出土。
项羽有名的爱妾叫虞姬。项羽是今宿迁人，虞姬是今沭阳人，因为这层关系，今宿迁人遇到沭阳人，还会喊“老表”，开个玩笑。
虞姬和项羽当年情真意切，爱得比现代崇尚爱情至上的男女应该更热烈。司马迁妙手著文章，在《史记·项羽本纪》中，写下项羽乌江自杀前的复杂心情，至今读来让人不胜欷歔：（公元前202年）项王军壁垓下（与刘邦决战），兵少食尽，汉军及诸侯兵围之数重。夜闻汉军四面皆楚歌，项王乃大惊曰：“汉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项王则夜起，饮帐中。有美人名虞，常幸从；骏马名骓，常骑之。于是项王乃悲歌慷慨，自为诗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数阕，美人和之。项王泣数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视。
虞姬歌罢，拔剑自刎；项羽突围，仓皇出走，途中筑冢葬此。
垓下，位于灵璧县城西北，今该县尹集镇濉河北。虞姬的墓就在今灵璧东约八公里的虞姬乡内。因项羽在此活动，古时灵璧亦称“霸王城”。但项羽爱妾墓到底在哪也有不同的说法，民间传说虞姬“身葬灵璧，首葬定远”，因此虞姬墓也有两处。
除了灵璧县的一座，在安徽定元县境内也有一座，不过没有灵璧的有名罢了。《记异》中所谓的“灞水之上”是否是这里？是长安的“灞”，还是垓下的“霸”？
从上述各种记载中，时间、地点都有矛盾，《孝经》系从项羽爱妾墓中出土一说疑点多多，连夏竦最后也不能肯定，在表示了“自项羽妾墓中得《古文孝经》”的观点后，又称，“亦云渭上耕者所获”。所以，再对照早期的《孝经》是“孔壁遗文”的说法，漏洞就更大了。
《孝经》到底是“孔壁遗文”，还是项羽妾墓中之物？现在已无从考古了，似乎成了难以解释的历史悬疑。但分析一下，还是有可信之处的，项羽的爱妾也不一定就是虞姬，在那个时代跟着项羽的女人不应该只有一位。
从地理上看，徐州与项羽的老家宿迁相邻，项羽妾葬于彭城并非不可，而且，项羽当年就是在徐州称王称霸的，刘邦的“汉王”即为项羽称霸时所封，其有爱妾葬徐州是符合历史的。
再者，项羽当年与刘邦在长安一带争天下，有妾葬于“灞水之上”，也无不可。所以，虽然史实多有矛盾，但《孝经》从项羽爱妾墓中发现一说还是值得思考的。
“项羽爱妾墓中发现孝经”的真相到底如何？其中的谜团，就留茶余饭后玩味吧。就如前文所说，不準到底是哪一年盗魏王冢已不重要，重要的是“汲冢书”被发现了；《孝经》是不是项羽爱妾墓中之物，也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没有失传，没有让盗墓者损坏！
王羲之《兰亭序》因盗墓得而复失
书圣王羲之的《兰亭序》真迹没而复得，得而再没，在中国盗墓史上同样极富传奇色彩。
“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这是中国稍有文化的人当年都能背出的经典名文《兰亭序》。其作者就是王羲之，官至右军将军，世又称王右军。
《兰亭序》的由来开篇说得很清楚，东晋穆帝永和九年（公元353年）三月三日，王羲之与谢安、孙绰等四十一人，在山阴（今浙江绍兴）兰亭“修禊”。会上各人做诗，王羲之为他们的诗写的序文手稿，即《兰亭序》。
《兰亭序》又名《兰亭宴集序》、《兰亭集序》、《临河序》、《禊序》、《禊贴》，为行书法帖，精品中的精品，其在中国书法史上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有“天下第一行书”之美誉。
对于《兰亭序》的存传迷失，比较传统的说法是这样的：王羲之视《兰亭序》为自己最得意之作，当传家宝代代相传，一直传到七世孙、隋时的王法极手里。王法极一心事佛，遁入空门，取法号“智永”，后云游至浙江省吴兴县境内的永欣寺为僧三十年。
智永圆寂后将真迹传与弟子辨才。到了唐朝初年，酷爱名家墨宝的太宗李世民遍寻王羲之、钟繇等人的书法，据说出重金悬赏索求《兰亭序》真迹不得。后来听说真迹在会稽辨才和尚的手中。李世民召见辨才，希望看看真本《兰亭序》。辨才装糊涂，不承认在自己手里。李世民苦求不得，对主子心事了如指掌的尚书房玄龄出了个馊主意，荐监察御史萧翼去偷《兰亭序》。
萧翼从李世民那里带着几本王羲之杂帖真迹，扮成穷书生来到永欣寺，有意与辨才套近乎。
一日，萧翼与辨才谈及书法，称有几件祖传王羲之法帖，但不知真假，想请辨才鉴定真伪。辨才不知是诈，便告诉他这些祖传之物确系王氏真品，但非珍品，随口说出他藏有《兰亭序》的事情。萧翼表示不相信，称《兰亭序》真迹早已失落。辨才为了证明自己所言属实，便和盘道出他得到《兰亭序》的经过，还把藏在房梁上的《兰亭序》取出给萧翼品鉴。萧翼故意称真迹是赝品，迷惑辨才。
这么一来二往，萧翼把《兰亭序》秘藏于房梁上的地点摸准了，一日趁辨才不在寺内，萧翼便窃《兰亭序》逃回京城，把真迹献于李世民。据说辨才发现《兰亭序》被盗，气得大病了一场，不久圆寂归西。此即盛传的“唐太宗计赚得《兰亭》”。
但是，另有一版本与此说完全不一样，这也是《兰亭序》之新说，可能大家都没有听过。
《兰亭序》真迹第一次消失，在公元4世纪，被郗昙带入墓中。
郗昙出自书法世家，是晋代和王羲之一样有名的书法家。其父郗鉴亦工书法，其兄郗愔的书法造诣更深，善章草，代表作有《至庆帖》。后世有评论，称王羲之的早期作品不如郗愔的好。《兰亭序》怎么能到郗昙的手里？看看郗、王两家的关系就明白了。
原来，郗鉴是王羲之的老岳父，也就是说，郗昙是王羲之的小舅子，王羲之是郗昙的姐夫。因为这层关系，《兰亭序》落到郗昙的手里应该不意外吧。据说，除了《兰亭序》，像王羲之的正书《乐毅论》，也为郗昙收藏。郗昙死后，将《兰亭序》等一批墨宝带入了自己的墓中。
二百年后南北朝时期陈霸先建立了陈朝，《兰亭序》等王氏真迹在此间再度现世。
当时北征军人盗掘了位于今天镇江丹徒境内的郗昙墓，盗得了大量陪葬品，其中就有王羲之及诸名家墨宝。“始兴王”是陈伯茂，为陈世祖陈蒨的第二个儿子，他聪明好学，尤喜习书。盗墓事发后，这些盗品全让官府给没收了，秘藏不示人。陈蒨看到儿子这么酷爱笔墨字画，就将这些墨宝赐给了陈伯茂。陈伯茂如获至宝，悉心描摹，竟然学得很像，深得精要。
《南史·文帝诸子·始兴王伯茂传》（卷六十五）记载了上述史实，“伯茂性聪敏，好学，谦恭下士，又以太子母弟，世祖深爱重之。是时征北军人于丹徒盗发晋郗昙墓，大获晋右军将军王羲之书及诸名贤遗迹。事觉，其书并没县官，藏于秘府。 世祖以伯茂好古，多以赐之。 由是伯茂大工草隶书，甚得右军之法。”
陈伯茂大概在公元565年前后得到了王羲之这批墨宝。但在三年后的公元568年年底，陈国发生了一场宫廷政变，陈伯茂被其叔叔陈顼在路上给杀掉了，时年才18岁。《兰亭序》再次从世人面前消失，没有了消息，直至为李世民收藏。
李世民生前对王羲之的书法推崇至极，有遗诏，要求死后头枕《兰亭序》，即所谓“生则同榻死则同穴”。诗人陆游因此感慨，“茧纸藏昭陵，千载不复见。”
《新唐书·太宗本纪》（卷二）记载，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年）五月二十六日，李世民“皇帝崩于含风殿，年五十三”。同年八月十八日（公元649年9月29日），归葬于生前即营造好了的陵寝——昭陵。
昭陵地宫石门封死之日，便是《兰亭序》永别世间之时。谁想，在约三百年后，因节度使温韬盗掘关中十八帝王陵，《兰亭序》再一次进入了世人的视线，并将《兰亭序》真迹之谜彰显得更加玄乎。
温韬盗唐陵的时间在唐末五代时期，公元10世纪前后。《新五代史·温韬传》（卷四十）记载，后梁王开平二年（公元908年），“韬在镇七年，唐诸陵在其境内者，悉发掘之，取其所藏金宝，而昭陵最固，韬从埏道下，见宫室制度闳丽，不异人间，中为正寝，东西厢列石床，床上石函中为铁匣，悉藏前世图书，钟、王笔迹，纸墨如新，韬悉取之，遂传人间，惟乾陵风雨不可发。”
《新五代史》系北宋文学家、史学家欧阳修（公元1007—1072年）编撰，欧阳修对他着墨不多，加上现代标点在内也不超过700字。但从欧阳修的笔下来看，《兰亭序》应该成了温韬的盗品。
温韬死后，这些价值连城的盗品落入郑玄素之手。郑玄素是温韬的外甥，“尚古文尚书”，是有名的藏书家，家有古书千卷。“千卷古书”之中，就有温韬从昭陵中盗来的王羲之诸名家的书法作品，后世认为其中应该有《兰亭序》。
温韬当年对从陵内盗出的陪葬品是逐件登记的，但奇怪的是，温韬盗品登记中却无此书。那《兰亭序》哪儿去了？
温韬位居节度使，实际就是一个大军痞，是一个文化粗人。据说，盗出王羲之、钟繇诸人墨宝后，看上的竟然是包藏装帧书籍的华丽绸缎外皮，认为更值钱，竟然把绸缎撕了下来，将书当废纸甩一边去了。《兰亭序》是不是让他给撕毁了？答案谁也无法确定。
有学者推测，既然温韬的盗品登记中没有《兰亭序》，那很可能在唐高宗李治与大周女皇武则天的合葬墓乾陵内。理由是，李世民得到《兰亭序》真迹后，曾令虞世南、褚遂良、冯承素、欧阳询等当时名家临摹《兰亭序》真迹，分赐皇子、近臣，这就是传于后世的“唐人摹本”的由来。同样喜好王羲之真迹、承继大位的李治，并没有完全执行父皇的旨意，而是用摹本调了包，把《兰亭序》真迹截留了下来，后陪葬乾陵。
这大概是《兰亭序》下落的又一新说了，重燃《兰亭序》尚存的希望之火。
但这种观点不过是一种善良的愿望而已，不在这里就在那里的判断，是没有道理的，此观点倒有鼓励大家去盗掘，或考古发掘乾陵的意思。
帝王陵中的陪葬品归陵时一般都会有一份内部清单的，为何史料不见记载，连野史均无只言片语？如果哪一天乾陵获准发掘了，《兰亭序》真迹真的从中出土，那倒是中华文化的又一大幸事了。
但问题是，即便真迹真在乾陵中，一纸薄绢，一千多年下来，能不腐朽吗？所以，就算真如个别学者所言《兰亭序》真迹在乾陵中，实际还等于不存在啊。笔者倒愿相信，《兰亭序》是被温韬盗出，真迹尚存民间，至今隐隐地躲在某处。
自唐贞观之后，《兰亭序》诸种唐摹本，在宋、元、明、清及当代等多个时期，也曾引发了一些盗墓掘陵传闻，这里就不说了。
需要交代一下的是，到了现代，《兰亭序》真迹之谜不仅没有得到破解，反而再添作者真伪之新疑。因为郭沫若的《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的真伪》一文，在20世纪60年代，引发了《兰亭序》作者到底是谁的“高端争议”。郭认为不是王羲之之作，而是他的七世孙智永和尚冒先祖之名的伪作。
项羽盗掘秦始皇嬴政陵时，虽然理由很充分，就是要惩罚这位暴君，将其生前横征暴敛之物挖出来重归天下，但刘邦却将其列为“十大罪状”之一。
虽然有是非之争，但有一点也不得不承认，盗墓掘陵者盗财泄愤，造成不可估量损失的同时，客观上也做了好事。如同战争造成破坏的同时可以传播文化一样，盗墓的“文化贡献”不肯定也不行。不然，由于自然力的破坏，不少人类智慧结晶之物，势必随尸骨腐烂于地下，黯然埋没，世间又哪会有那么多宝物流传？
这一点，或许也是支持发掘帝王陵寝者、默认盗墓客观存在的人，最充分理由之一吧。
从中国古代盗墓史来看，“汲冢书”、《笔势》、《孝经》、《兰亭序》等四部古籍的存世流传，就是盗墓者的功劳，颇富戏剧色彩，称之为“四大文化传奇”，还是相当有道理的。
盗墓者不準发现最早编年体史书“汲冢书”
中国史学中一部重要著作“汲冢书”，是公元三世纪魏晋时期盗墓贼的贡献，此事一直为学术界津津乐道。
当时有个名叫不準的盗墓贼盗开一座古墓后，发现墓里有大量的竹简，这让他很失望，盗墓是冲着财宝来的啊。因为墓内漆黑一团，不準就地取材，抽出竹简点着当火把，在墓内寻找财宝。后来当地人看到盗洞和古墓四周散落有竹简，知道有人盗墓了，便报告官府，这才事发。
地方官赶到后，将墓内及散落地上的竹片收集起来，装了几大车。不準盗墓发生的时间，大概在晋武帝司马炎当政时的咸宁五年（公元279年）十月。
《晋书·武帝纪》称，“汲郡人不準掘魏襄王冢，得竹简小篆古字十余万言”；《晋书·束晳传》亦称，“初发冢者烧策照取宝物，及官收之，多烬简断札，文既残缺，不复诠次”。
闻悉此事后，当时的学术权威中书监苟勖、校书郎傅瓒等人对这批竹简进行了系统整理、研究，惊讶地发现竹简竟然是绝世之品，是包括《穆天子传》在内的魏国史书。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把除秦以外的各国史书全部烧毁了。魏国史书因为陪葬于魏王墓中，而躲过了“焚书”之劫难，其价值之珍贵不言而喻。后又经卫恒、束晳等学者的进一步整理，中国最古老的编年体著作《竹书纪年》出世了。
后世史学家十分感动地称，这是中国盗墓史上的一桩奇事，也是幸事，并依出土地，命名这批竹书为“汲冢书”。“汲冢书”的出土，在当时就被评为中国“四大文化发现”之一，可见其文物价值之高和重要程度。不準，也因此成为中国盗墓史上的名贼。
“汲冢书”成书于战国时期，其学术价值和史料的准确性自然比司马迁的《史记》还具有权威性。后世不少学者从“汲冢书”中发现、更正了《史记》中的若干错误，特别是一些历史事件时间上的混乱。
“汲冢书”很重要，但盗墓贼不知道，盗墓毕竟也不是考古，其造成的损失也令人痛心。除了不準“不以为意，往往散乱”，竹简被当火把烧掉不少之外，由于发现现场众人也不知道这些竹简的珍贵，致使“收书不谨，多毁落残缺”。
对于这座古冢的主人到底是哪代魏王，当时即有争议，至今未定论。苟勖、傅瓒等人说是魏襄王，卫恒、束晳等人则坚持认为是魏釐王，目前主流的学术观点采信前者。
对不準盗墓的准确时间，史书上记载也不一致，除了《晋书·武帝纪》上的“咸宁五年”外，还有《晋书·卫恒传》上的“太康元年（公元280年）”、《晋书·束晳传》上的“太康二年（公元281年）”两种说法。
但不準到底是哪一年盗墓的已不重要，重要的是“汲冢书”被发现了。
大书法家盗墓留下“书法心经”
一直被习书者视为经典的《笔势》，是东汉大学者、大书法家蔡邕的书法心经。其能流传下来，据说是另一大书法家钟繇的功劳，是他盗墓盗来的，此乃又一文化传奇。
蔡邕，字伯喈，生于公元132年，卒于192年。东汉灵帝刘宏当政时，出任郎中，专管校书，后升迁为议郎。因弹劾宦官，遭诬陷，被流放北方。献帝刘协当政时，董卓专权，强令蔡邕为侍御史，拜左中郎将（“蔡中郎”称谓的由来）。董卓遭诛，蔡邕作为同党难逃干系，被捕后死于狱中。
蔡邕博学多识，通经史，喜好数术、天文，妙操音律，善鼓琴、绘画，擅长辞章，精工篆隶。唐人张怀瓘《书断》称，“（蔡邕书法）体法百变，穷灵尽妙，独步古今”。南朝梁武帝萧衍亦称其书法“骨气洞达，爽爽有神力” 。蔡邕的女儿蔡文姬也是一位才貌双全，人生、婚姻不幸之奇女子，是汉时著名的女音乐家。凭着记忆，她竟然能准确无误地默写出古文四百篇，史称“博学而有才辩，又妙于音律”，古曲经典《胡笳十八拍》即出自蔡文姬之手。
汉灵帝熹平四年（公元175年），中国文化史上出现了一次“正定”儒家经本运动。当时，蔡邕在世经籍中发现，由于俗儒附会，误谬甚多，为了不贻误后学，奏请正定（校对勘误）这些经文。之后蔡邕以八分体（汉字书体名，似隶而体势多波磔）书写《尚书》、《周易》、《公羊春秋传》、《论语》等五部经书，令刻工刻成石碑46块，立于太学讲堂前，作为“标准文本”。
这些石碑史称《熹平石经》，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出蔡邕当时的学术地位和书法水平如何了得。汉魏之后，“石经”迭遭严重破坏﹐原碑已不存在，自宋代以来时有残石出土。
蔡邕不仅是大书法家，还是中国古代书法理论的祖师爷，传世书论有《篆势》、《笔赋》、《笔论》、《九势》等，尤其是《笔论》和《九势》，在中国书论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笔论》提出了“书者，散也”的论断，论述了书法抒发情怀的艺术本质；《九势》称“书肇于自然，自然既立，阴阳生焉；阴阳既生，形势出矣”，揭示了书法之美的哲学根据；又总结出八种运笔规则，此即《九势八字诀》。蔡邕这些书法观点奠定了中国书法的理论基础。
因为《笔势》，惹出了一段“钟繇盗墓”的传奇故事。
钟繇是魏晋时期的大书法家，工篆、隶、行等多种书体。书法界认为钟繇的隶书得到了蔡邕书法真传，但他是如何掌握了蔡氏的精髓，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蔡文姬传给他的，唐人张彦远的《法书要录》称，“蔡邕受于神人而传之崔瑗及女文姬，文姬传之钟繇，钟繇传之卫夫人，卫夫人传之王羲之，王羲之传之王献之。”
另一说法是钟繇从韦诞墓中盗得蔡邕的《笔势》，潜心研修，刻苦习练而成。
西晋虞喜撰著的《志林》中记录了“钟繇盗墓”一事。大概意思是，有一天，钟繇到同为书法家的韦诞家做客，见到蔡邕这本笔法秘诀《笔势》，当时即两眼发光。钟繇表示想借回家拜读一下，韦诞舍不得，不愿出借；提出重金收购，亦遭谢绝。总之是钟繇说了一大堆好话，韦诞死活不松口。据说把钟繇气得当场吐血，昏死了过去，是曹操闻讯后派人用“五灵丹”救活了他。
因为此事，钟繇对韦诞一直耿耿于怀，图谋得到《笔势》。
机会终于来了。韦诞死后，把《笔势》等墨宝当作陪葬品带入了自己的墓中。钟繇听说，心中窃喜，遂策划盗墓。他花大价钱请来了当时有名的盗墓贼，终于将《笔势》搞到手。后世习书者每提起这桩事，觉得一代书法大家“偷鸡摸狗”，行为实在不雅，有失体面，多有贬损。
钟繇盗韦诞墓真相如何？世间一直有不同看法。
有人称“钟繇盗墓”荒诞不经，是假的。据传，钟繇的篆书是跟篆书权威曹喜学来的，再师从当时行书第一人刘德升，于抱犊山中研习刘书时，“六十年未尝窥户”，多为后世称道的隶书则是从八分书大家蔡邕处得到真传。
再说，蔡家父女俩均与曹操交往密切，钟繇则是曹操的幕僚，心腹之人，想跟蔡氏习书是很方便的事，用不着去盗韦诞墓取《笔势》。从时间上来说“钟繇盗墓”也站不住脚。钟繇生于公元151年，死于公元230年。而韦诞生于公元179年，死于253年。也就是说，钟繇比韦诞早死了23年，一个死人怎么能去盗墓？况且，一个年长者去盗晚辈的墓，从情理上也说不通。我推测，钟繇盗韦诞墓得《笔势》一说，很可能是后世附会到钟繇身上的。
项羽爱妾墓出土儒家大作《孝经》
《孝经》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是儒家经学中重要的作品之一。
东汉史学家班固认为，“孝是天下的大经大法”，《孝经》过去是读书人必修的一本书。《孝经》共分十八章,是儒家十二经中篇幅最短的一部。《孝经》有《今文孝经》和《古文孝经》之分，其作者有很大的争议，有人说是孔子，又有人说是曾子，还有称是汉初人所作。
《孝经》的发现，堪称又一文化传奇，其发现和传承，亦具有戏剧性。
比较早的说法是从孔子后裔家的墙壁里发现的。
在汉武帝刘彻当政时期，鲁恭王扩建宫室，把孔子的老宅拆了。结果从墙的夹层中发现了许多古文经传，除了《孝经》外还有《尚书》、《礼记》、《春秋》、《论语》等大量简牍，史称“孔壁中经”或“孔壁遗文”。这次发现，与“汲冢书”的发现一样重要，被列入中国早期的“四大文化发现”之一。
另有一种说法，也是本文要重点讲述的，《孝经》系从西楚霸王项羽爱妾墓中发现的。项羽爱妾墓中发现《孝经》一事，古籍中多有记载，但多不甚详细，这给后世留下了太多的谜团，一直众说纷纭。
较早时，唐人李士训《记异》（一部记录怪异奇闻的作品，已失传，存言系后世作品转录）并没有说《孝经》是项羽爱妾墓中之物，“大历初，予带经鉏瓜于灞水之上，得石函，中有绢素《古文孝经》一部，二十二章，壹仟捌佰柒拾贰言。初传与李太白，白授当涂令李阳冰，阳冰尽通其法，上皇太子焉。”
大历，为唐代宗李豫年号，公元766年启用，灞水在古长安之东。石函多为陵墓、寺庙之物，用于收藏贵重、心爱之品，有墓志一样的功能，最为考古学者看重。这石函是怎么得来的？疑为盗墓所得。但这里并没有说明石函出自项羽爱妾的墓中，这段文字反倒是成为学术界考证李白出生年月的最强史证，为多篇考证文章引用。
真正明确《孝经》出自项羽爱妾墓的，是北宋古文字学家夏竦在《〈古文四声韵〉序》（重编）中的文字，“又有自项羽妾墓中得《古文孝经》”。
但夏竦亦语焉不详。墓到底在哪，怎么发现的，什么时间盗掘的，都没有交代。
比较清楚的是隋人傅奕著《老子解序》一书，书中记述了项羽妾墓的出土情况，是在北齐后主高纬当政的武平五年(公元574年)发生的事，被盗的项羽爱妾墓在彭城（今徐州），但只提到了《道德经》的出土。
项羽有名的爱妾叫虞姬。项羽是今宿迁人，虞姬是今沭阳人，因为这层关系，今宿迁人遇到沭阳人，还会喊“老表”，开个玩笑。
虞姬和项羽当年情真意切，爱得比现代崇尚爱情至上的男女应该更热烈。司马迁妙手著文章，在《史记·项羽本纪》中，写下项羽乌江自杀前的复杂心情，至今读来让人不胜欷歔：（公元前202年）项王军壁垓下（与刘邦决战），兵少食尽，汉军及诸侯兵围之数重。夜闻汉军四面皆楚歌，项王乃大惊曰：“汉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项王则夜起，饮帐中。有美人名虞，常幸从；骏马名骓，常骑之。于是项王乃悲歌慷慨，自为诗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数阕，美人和之。项王泣数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视。
虞姬歌罢，拔剑自刎；项羽突围，仓皇出走，途中筑冢葬此。
垓下，位于灵璧县城西北，今该县尹集镇濉河北。虞姬的墓就在今灵璧东约八公里的虞姬乡内。因项羽在此活动，古时灵璧亦称“霸王城”。但项羽爱妾墓到底在哪也有不同的说法，民间传说虞姬“身葬灵璧，首葬定远”，因此虞姬墓也有两处。
除了灵璧县的一座，在安徽定元县境内也有一座，不过没有灵璧的有名罢了。《记异》中所谓的“灞水之上”是否是这里？是长安的“灞”，还是垓下的“霸”？
从上述各种记载中，时间、地点都有矛盾，《孝经》系从项羽爱妾墓中出土一说疑点多多，连夏竦最后也不能肯定，在表示了“自项羽妾墓中得《古文孝经》”的观点后，又称，“亦云渭上耕者所获”。所以，再对照早期的《孝经》是“孔壁遗文”的说法，漏洞就更大了。
《孝经》到底是“孔壁遗文”，还是项羽妾墓中之物？现在已无从考古了，似乎成了难以解释的历史悬疑。但分析一下，还是有可信之处的，项羽的爱妾也不一定就是虞姬，在那个时代跟着项羽的女人不应该只有一位。
从地理上看，徐州与项羽的老家宿迁相邻，项羽妾葬于彭城并非不可，而且，项羽当年就是在徐州称王称霸的，刘邦的“汉王”即为项羽称霸时所封，其有爱妾葬徐州是符合历史的。
再者，项羽当年与刘邦在长安一带争天下，有妾葬于“灞水之上”，也无不可。所以，虽然史实多有矛盾，但《孝经》从项羽爱妾墓中发现一说还是值得思考的。
“项羽爱妾墓中发现孝经”的真相到底如何？其中的谜团，就留茶余饭后玩味吧。就如前文所说，不準到底是哪一年盗魏王冢已不重要，重要的是“汲冢书”被发现了；《孝经》是不是项羽爱妾墓中之物，也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没有失传，没有让盗墓者损坏！
王羲之《兰亭序》因盗墓得而复失
书圣王羲之的《兰亭序》真迹没而复得，得而再没，在中国盗墓史上同样极富传奇色彩。
“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这是中国稍有文化的人当年都能背出的经典名文《兰亭序》。其作者就是王羲之，官至右军将军，世又称王右军。
《兰亭序》的由来开篇说得很清楚，东晋穆帝永和九年（公元353年）三月三日，王羲之与谢安、孙绰等四十一人，在山阴（今浙江绍兴）兰亭“修禊”。会上各人做诗，王羲之为他们的诗写的序文手稿，即《兰亭序》。
《兰亭序》又名《兰亭宴集序》、《兰亭集序》、《临河序》、《禊序》、《禊贴》，为行书法帖，精品中的精品，其在中国书法史上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有“天下第一行书”之美誉。
对于《兰亭序》的存传迷失，比较传统的说法是这样的：王羲之视《兰亭序》为自己最得意之作，当传家宝代代相传，一直传到七世孙、隋时的王法极手里。王法极一心事佛，遁入空门，取法号“智永”，后云游至浙江省吴兴县境内的永欣寺为僧三十年。
智永圆寂后将真迹传与弟子辨才。到了唐朝初年，酷爱名家墨宝的太宗李世民遍寻王羲之、钟繇等人的书法，据说出重金悬赏索求《兰亭序》真迹不得。后来听说真迹在会稽辨才和尚的手中。李世民召见辨才，希望看看真本《兰亭序》。辨才装糊涂，不承认在自己手里。李世民苦求不得，对主子心事了如指掌的尚书房玄龄出了个馊主意，荐监察御史萧翼去偷《兰亭序》。
萧翼从李世民那里带着几本王羲之杂帖真迹，扮成穷书生来到永欣寺，有意与辨才套近乎。
一日，萧翼与辨才谈及书法，称有几件祖传王羲之法帖，但不知真假，想请辨才鉴定真伪。辨才不知是诈，便告诉他这些祖传之物确系王氏真品，但非珍品，随口说出他藏有《兰亭序》的事情。萧翼表示不相信，称《兰亭序》真迹早已失落。辨才为了证明自己所言属实，便和盘道出他得到《兰亭序》的经过，还把藏在房梁上的《兰亭序》取出给萧翼品鉴。萧翼故意称真迹是赝品，迷惑辨才。
这么一来二往，萧翼把《兰亭序》秘藏于房梁上的地点摸准了，一日趁辨才不在寺内，萧翼便窃《兰亭序》逃回京城，把真迹献于李世民。据说辨才发现《兰亭序》被盗，气得大病了一场，不久圆寂归西。此即盛传的“唐太宗计赚得《兰亭》”。
但是，另有一版本与此说完全不一样，这也是《兰亭序》之新说，可能大家都没有听过。
《兰亭序》真迹第一次消失，在公元4世纪，被郗昙带入墓中。
郗昙出自书法世家，是晋代和王羲之一样有名的书法家。其父郗鉴亦工书法，其兄郗愔的书法造诣更深，善章草，代表作有《至庆帖》。后世有评论，称王羲之的早期作品不如郗愔的好。《兰亭序》怎么能到郗昙的手里？看看郗、王两家的关系就明白了。
原来，郗鉴是王羲之的老岳父，也就是说，郗昙是王羲之的小舅子，王羲之是郗昙的姐夫。因为这层关系，《兰亭序》落到郗昙的手里应该不意外吧。据说，除了《兰亭序》，像王羲之的正书《乐毅论》，也为郗昙收藏。郗昙死后，将《兰亭序》等一批墨宝带入了自己的墓中。
二百年后南北朝时期陈霸先建立了陈朝，《兰亭序》等王氏真迹在此间再度现世。
当时北征军人盗掘了位于今天镇江丹徒境内的郗昙墓，盗得了大量陪葬品，其中就有王羲之及诸名家墨宝。“始兴王”是陈伯茂，为陈世祖陈蒨的第二个儿子，他聪明好学，尤喜习书。盗墓事发后，这些盗品全让官府给没收了，秘藏不示人。陈蒨看到儿子这么酷爱笔墨字画，就将这些墨宝赐给了陈伯茂。陈伯茂如获至宝，悉心描摹，竟然学得很像，深得精要。
《南史·文帝诸子·始兴王伯茂传》（卷六十五）记载了上述史实，“伯茂性聪敏，好学，谦恭下士，又以太子母弟，世祖深爱重之。是时征北军人于丹徒盗发晋郗昙墓，大获晋右军将军王羲之书及诸名贤遗迹。事觉，其书并没县官，藏于秘府。 世祖以伯茂好古，多以赐之。 由是伯茂大工草隶书，甚得右军之法。”
陈伯茂大概在公元565年前后得到了王羲之这批墨宝。但在三年后的公元568年年底，陈国发生了一场宫廷政变，陈伯茂被其叔叔陈顼在路上给杀掉了，时年才18岁。《兰亭序》再次从世人面前消失，没有了消息，直至为李世民收藏。
李世民生前对王羲之的书法推崇至极，有遗诏，要求死后头枕《兰亭序》，即所谓“生则同榻死则同穴”。诗人陆游因此感慨，“茧纸藏昭陵，千载不复见。”
《新唐书·太宗本纪》（卷二）记载，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年）五月二十六日，李世民“皇帝崩于含风殿，年五十三”。同年八月十八日（公元649年9月29日），归葬于生前即营造好了的陵寝——昭陵。
昭陵地宫石门封死之日，便是《兰亭序》永别世间之时。谁想，在约三百年后，因节度使温韬盗掘关中十八帝王陵，《兰亭序》再一次进入了世人的视线，并将《兰亭序》真迹之谜彰显得更加玄乎。
温韬盗唐陵的时间在唐末五代时期，公元10世纪前后。《新五代史·温韬传》（卷四十）记载，后梁王开平二年（公元908年），“韬在镇七年，唐诸陵在其境内者，悉发掘之，取其所藏金宝，而昭陵最固，韬从埏道下，见宫室制度闳丽，不异人间，中为正寝，东西厢列石床，床上石函中为铁匣，悉藏前世图书，钟、王笔迹，纸墨如新，韬悉取之，遂传人间，惟乾陵风雨不可发。”
《新五代史》系北宋文学家、史学家欧阳修（公元1007—1072年）编撰，欧阳修对他着墨不多，加上现代标点在内也不超过700字。但从欧阳修的笔下来看，《兰亭序》应该成了温韬的盗品。
温韬死后，这些价值连城的盗品落入郑玄素之手。郑玄素是温韬的外甥，“尚古文尚书”，是有名的藏书家，家有古书千卷。“千卷古书”之中，就有温韬从昭陵中盗来的王羲之诸名家的书法作品，后世认为其中应该有《兰亭序》。
温韬当年对从陵内盗出的陪葬品是逐件登记的，但奇怪的是，温韬盗品登记中却无此书。那《兰亭序》哪儿去了？
温韬位居节度使，实际就是一个大军痞，是一个文化粗人。据说，盗出王羲之、钟繇诸人墨宝后，看上的竟然是包藏装帧书籍的华丽绸缎外皮，认为更值钱，竟然把绸缎撕了下来，将书当废纸甩一边去了。《兰亭序》是不是让他给撕毁了？答案谁也无法确定。
有学者推测，既然温韬的盗品登记中没有《兰亭序》，那很可能在唐高宗李治与大周女皇武则天的合葬墓乾陵内。理由是，李世民得到《兰亭序》真迹后，曾令虞世南、褚遂良、冯承素、欧阳询等当时名家临摹《兰亭序》真迹，分赐皇子、近臣，这就是传于后世的“唐人摹本”的由来。同样喜好王羲之真迹、承继大位的李治，并没有完全执行父皇的旨意，而是用摹本调了包，把《兰亭序》真迹截留了下来，后陪葬乾陵。
这大概是《兰亭序》下落的又一新说了，重燃《兰亭序》尚存的希望之火。
但这种观点不过是一种善良的愿望而已，不在这里就在那里的判断，是没有道理的，此观点倒有鼓励大家去盗掘，或考古发掘乾陵的意思。
帝王陵中的陪葬品归陵时一般都会有一份内部清单的，为何史料不见记载，连野史均无只言片语？如果哪一天乾陵获准发掘了，《兰亭序》真迹真的从中出土，那倒是中华文化的又一大幸事了。
但问题是，即便真迹真在乾陵中，一纸薄绢，一千多年下来，能不腐朽吗？所以，就算真如个别学者所言《兰亭序》真迹在乾陵中，实际还等于不存在啊。笔者倒愿相信，《兰亭序》是被温韬盗出，真迹尚存民间，至今隐隐地躲在某处。
自唐贞观之后，《兰亭序》诸种唐摹本，在宋、元、明、清及当代等多个时期，也曾引发了一些盗墓掘陵传闻，这里就不说了。
需要交代一下的是，到了现代，《兰亭序》真迹之谜不仅没有得到破解，反而再添作者真伪之新疑。因为郭沫若的《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的真伪》一文，在20世纪60年代，引发了《兰亭序》作者到底是谁的“高端争议”。郭认为不是王羲之之作，而是他的七世孙智永和尚冒先祖之名的伪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