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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常之举：红军总政委攻击总司令
沙窝会议后，红军总司令朱德和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告别了多年并肩战斗的毛泽东、周恩来等，开始与张国焘共事。张国焘爱摆架子，经常披着一件雨衣，走到哪里都是神气十足地把头抬得老高，他身材高大，总是以一种居高临下的神态看人。朱德深知，与他共事“不是一件容易小事”。他后来曾回忆道：“张国焘这个人，在中央苏区的时候，一般的还不知道他究竟是怎样的人。有些老同志对他印象都不好，但也没有谁说过他的坏话，因为他那时还是一个党的负责同志。”朱德逐步认识到：“张国焘领导的四方面军是一贯以个人为出发点，因此党的组织、军事上的组织也就很薄弱了。总之，一切都从个人出发，凡是反对他的，都会遭到他的征服，或者被赶走了，或者被杀掉了。这种机会主义路线和正确的路线是势不两立的，结果，他搞的党、政、军都集中在他一个人手里，成为一个独裁者。”朱德与党内同志共事一向以宽宏大度、谦虚礼让著称，而张国焘这个“独裁者”一贯是目空一切、专擅用权，在担任红军总政委后，便尽力排斥总司令和总参谋长，以个人意志挟制总部领导，进而同党中央对抗。
张国焘从噶曲河折回阿坝，立刻大造反对党中央的舆论，并开始了对朱德的围攻。他先派人同朱德谈话，要朱德写反对党中央北上的文章，朱德坚决拒绝。接着，他又在阿坝一个喇嘛寺——格尔登寺大殿，召开川康省委及红军中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会场外挂着“反对毛、周、张、博北上逃跑”的大横幅。张国焘首先讲话。攻击中央率红一、三军团北上是“逃跑主义”，鼓吹南下。接着，一些人跟着起哄，要求朱德当众表态“同毛泽东向北逃跑的错误划清界限”、“反对北上，拥护南下”。朱德稳稳地坐在那里，拿着一本书看着，不说话。张国焘说：“总司令，你可以讲讲嘛，你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怎样?是南下，是北上?”
朱德这才放下书，从容地说：党中央北上抗日的方针是正确的。现在日本帝 国主义侵占了我国的东三省，我们红军在这民族危亡的关头，应当担起抗日救国的责任。北上决议，我在政治局会议上是举过手的，我不能出尔反尔。我是共产党员，我的义务是执行党的决定。他最后说了一句：“南下是没有出路的!”
话音刚落，会场里顿时乱了起来。有人冲着朱德喊：“既然你拥护北上，那你现在就走!”
朱德说：“我是中央派到这里工作的，既然你们坚持南下，我只好跟你们去。”
有些追随张国焘的人又哄闹起来：“你说北上，又要南下，是个两面派!”
“你既然要跟毛泽东退却逃跑，趁早滚蛋!”
“撤掉他的总司令!”
看到這些人如此蛮横地攻击朱德，刘伯承站了起来，说：“你们是开党的会议，还是审案子?怎么能这样对待朱总司令?!”
他这一说，一些人顿时把攻击目标转移到刘伯承身上。刘伯承和朱德一样表明了拥护中央北上方针的坚定立场。
从以上可以看出，同张国焘的斗争，朱德很注意讲究策略，不激化矛盾，给张国焘留下回旋的余地，赢得一步一步克服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时间，使张国焘不敢在分裂主义的道路上走得更远。徐向前后来回忆说：“朱德同志坚决反对另立‘中央’，对张国焘也起了有力的制约作用。朱德总司令在党和红军中的巨大声望，人所共知。也只有他，才能同张国焘平起平坐，使张不敢为所欲为。”
大声责问：“这是干什么?”把欧阳毅叫了过去
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五军团翻越长征路上的第一座雪山——夹金山后，在懋功地区和红四方面军九军会师。欧阳毅当时担任红五军团保卫局长。五军团和九军驻地紧挨着，经常组织联欢，互学互访，开展体育竞赛。特别是五军团经过长期艰苦转战，物资十分匮乏，九军便主动给他们送来食品和服装。五军团也回赠一些枪支弹药给九军。那种亲密无间、团结合作的情景，使大家感到振奋。
但是，好景不长。在继续北上的途中，两支兄弟部队的关系突然冷淡下来，不时发生一些磨擦。开始大家都迷惑不解，后来才知道是张国焘捣的鬼。
10月5日，张国焘在理番县卓木碉宣布另立“中央”，印发了成立“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政治局”的文件。要求向全体人员传达。欧阳毅见到这份文件后很气愤，将发到五军团保卫局的文件全部压下不向下传达，致使保卫局下面的侦察部、执行部的两位部长都没有看到这份文件。紧跟张国焘的人提出责问：五军团保卫局为何不传达成立“中央”的文件?欧阳毅听后也不予理会。
欧阳毅之所以抵制张国焘的分裂阴谋。是受朱德的教导和熏陶。张国焘另立伪中央，开除毛泽东、周恩来的党籍，把一直跟他们作斗争的朱德安排为“政治局委员”，以示拉拢。但朱德不予承认。朱德为了红四方面军的广大指战员，为了说服张国焘执行党中央的北上方针，在严峻的形势下，坚持留在左路军，跟张国焘开展斗争，大智大勇。有理有节，给红军干部树立了榜样。
在南下途中，有一天，总部来电话说，五军团有一股20余人的反革命武装骚扰老百姓，企图叛逃。现已被九军抓获，叫五军团派人去处理。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和政委曾日三叫欧阳毅去处理此事。他们向他交代两句话：“坚持原则，但要注意方式，讲求团结。”欧阳毅接受任务后，心想：这决不会是什么反革命武装，我对自己部队心中有数，很可能是些落伍掉队人员。于是他便通知各部队将行军掉队人员的名单报上来。结果统计出来，刚好20余人。欧阳毅和张然和带着这些名单骑马来到总部，向朱德作了汇报。朱德很赞成他的分析，并嘱咐说：“你们去处理这件事，要注意方式，注意团结，回去以后，告诉你们军团长，要把部队管好。”欧阳毅向朱德提出：“是否总部也派一位同志一起去?”朱德同意了，并派总部秘书长刘少文同他们一起去九军处理这桩纠纷。
他们来到九军，跟军政治部一位负责同志在一座二层楼上洽谈。那位负责同志说要审判这些被关押的“反革命”。欧阳毅要求先找几个人谈谈，了解一下情况。一连找了3位，一对姓名，果然是他掌握的掉队落伍人员。他们都声明没干反革命。那位负责同志发火了。拍着桌子：“我亲眼看到你们抢老百姓的东西!”
“我们没抢老百姓的东西。”一位江西老表委屈地说。
欧阳毅委婉地说道：“我经过调查。这些人是零星掉队的，原不是一个单位的，肯定不是有组织的反动武装，可能有违反群众纪律的事，我们一定加强教育，查出真有违法乱纪的当然要严肃处理。人先让我们带回去。”
可是那位负责同志一口咬定这些人是反革命。不同意这样办。他们无法再商谈下去，只得离开那里，回总部来了。他们回到总部，到处找不到朱德，有人告诉他们，朱德正在喇嘛庙开会呢!他们快步向喇嘛庙走去。欧阳毅一脚刚踏进门，先到一步的九军那位负责同志就指着他说：“这就是五军团保卫局长欧阳毅!”
这时一个身材高大的干部倏地站起来，气冲冲地指着欧阳毅的鼻子，说：“你欧阳毅，好大胆子!你反革命，假 革命，你会说漂亮话，你五军团不听指挥，我来指挥你!总部不处理你，我们纵队司令部来处理你!”
说着他就掏出了手枪，还上了子弹。
欧阳毅没有吭声，极力克制自己，避免交锋。当时气氛十分紧张，张国焘坐在那里，无动于衷，一声不吭。这时，坐在角落里的朱德霍地站起身来。大声责问：“这是干什么?!”一面叫欧阳毅的名字招呼他过去。欧阳毅赶紧走过去，向朱德敬了个礼，在他身旁坐下。那个举枪的干部经朱德一声喝问，态度收敛一些，把驳壳枪收了起来。
这时候，张国焘的秘书黄超跳了起来，把矛头直指朱德，竟破口大骂什么“你是老糊涂”，“你是老右倾”，“你是老而不死”。黄超一骂开，其余几个人七嘴八舌地对朱德直嚷嚷。
这时欧阳毅才明白了，原来他们开的是围斗朱德的会。他们逼迫朱德表态，要他反对毛泽东，反对北上抗日。但是朱德坚定地回答说：“毛主席的领导是正确的，中央的北上抗日方针我是举手赞成的。你就是把我劈成两半，也不能割断我和毛泽东的关系!”他还说：“朱毛朱毛，人家外国人都以为朱毛是一个人，哪有朱反对毛的!”张国焘一伙恼羞成怒，便气急败坏地骂他是什么“老糊涂”、“老右倾”。朱德十分镇静地坐在那里，等他们叫嚷得差不多了，才慢慢地站起身来，正要据理驳斥，张国焘却拍桌子，大声吼道：“大家不要吵了，不要闹了!”他这话完全是冲着朱德来的。
朱德侧过身子，轻蔑地看了张国焘一眼，说：“不是我吵，是你们在吵嘛!”
张国焘为了掩饰他刚才不让朱德讲话的行为。又假惺惺地指着黄超等人说：“你爱吵，你出去!你爱吵，你也出去。你们统统出去!”
张国焘这样一讲，黄超等人一个个都走了，屋里只留下少数几个人。朱德便叫欧阳毅他们把情况汇报一下。他们把调查的经过说了一遍，最后提出：希望由总部组织一个工作组，把事情彻底搞清楚，这样既对革命同志负责。也有利于兄弟部队之间的团结。
朱德连连点头，说：“对，事情应该搞清楚，工作组由总部来组织，你们两家也各派一人参加。”
张国焘毫无表情地坐在那里，一言不发，始终不表明态度。
欧阳毅便对张国焘说：“刚才他们说我是假革命。反革命，扬言要处理我。我这个反革命，怎么还能当保卫局长?我要求上级必须澄清这个问题!”
张国焘根本不回答他的问题，却为那些人辩解，阴阳怪气地说：“嗯，这些同志有气，也是有原因的。”接着他就攻击毛泽东、周恩来，说他们“制造分裂”、 “向北逃跑”，胡说什么“他们走的时候把仓库里的枪支、弹药、粮食，还有一些伤员，统统放火烧了”。最后他說：“你们想，这些同志知道了这事，心里能没有气吗?”
听了张国焘的这一派胡言乱语，欧阳毅实在憋不住了，当场顶了他一句：“哪里会有这样的事!”
朱德气得脸色铁青，愤怒地说：“这纯粹是谣言!从井冈山开始，毛泽东同志就主张官兵平等，不准打人骂人，优待俘虏。红军的俘虏政策就是他亲自订的。对俘虏还要优待，怎么会烧死自己的伤员?过草地干粮不够，还要动员大家吃野菜，怎么会把粮食烧掉?这些无中生有的谣言，是别有用心的人制造出来的。”
张国焘气急败坏，面红耳赤，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过了不久，由于朱德的干预，五军团被抓去的掉队人员，终于被放出来了。
说曹里怀“反革命够不上”，才使曹免遭毒手
随着张国焘个人野心的恶性膨胀。他打击迫害的面越来越宽，手段越来越残忍。曾经跟随周恩来在上海搞地下工作的“龙潭三杰”之一、红军总部侦察科长胡底，由于说了“张国焘是军阀，是法西斯”的话，便被张国焘秘密毒死。朱德很为这种情况忧虑，一面嘱咐一些对张国焘不满的同志要慎重，不要作无代价的牺牲，一面注意保护那些被抓住把柄的同志。胡底牺牲后，朱德找红军总部三局(通讯联络局)局长伍云甫谈话，嘱咐他：注意不要闹，注意团结红四方面军的同志。不要性急，斗争是要斗争，不过是又要团结又要斗争，胡底同志就是因为过于性急，张国焘就把他陷害了。
张国焘把凡是同他意见不一致的知识分子。都看作是靠不住的人。他说，知识分子比工农分子危险，因为他们知识多，办法多。他甚至偏激到见谁上衣口袋里别着一支钢笔或者戴着眼镜，都会皱起眉头，认为这是不可靠的标志。凡是他感到不顺眼的知识分子，总要找个借口整一整。
红军长征时，年仅25岁的曹里怀就担任了红五军团参谋长。部队到了葛典河边界，他与军团长董振堂商量，准备带着部队也北上，但走不了，因为张国焘派了三十一军跟在他们后面，监视他们的行动。张国焘为了控制五军团，决定把在四川成立的三十三军与五军团合并，把原有的主要领导人几乎都调走了，曹里怀也被调出五军团，改任四方面军总部一局(即作战局)局长。到了作战局，接触到上层，他对当时斗争的内幕就比较清楚了。作战局下面有个机要科，那时总部与党中央及各个军团的电报都要通过机要科。机密的东西每次都是曹里怀最先知道，然后送给张国焘看。
但曹里怀身在阿坝草地，心里却想着北上。空闲时间，他常常跟一些同志扯谈。有一天，他在一个喇嘛寺里看到一方面军编进右路军而未能北上的郭天民、张宗逊等同志。他们很焦急，知道曹里怀当了一局局长，了解情况。于是，问曹里怀知不知道内情，部队究竟会不会北上。曹里怀告诉他们：“你们不要着急，那边(指一方面军)不断有电报来，他们已攻占腊子口，过了岷山、六盘山，到达了陕北吴起镇，我们肯定会要北上的，会与毛泽东同志会合的。”
喇嘛寺里讲了这么几句，谁知竟被人告了黑状，惹下大祸，差点掉了脑袋。
张国焘知道曹里怀跟别人讲了内幕情况，大为恼火，立即把他关押起来，并马上召开紧急会议，说曹里怀泄露军事机密，要严加惩处。
谁都知道，当时这顶帽子一扣可不得了。曾希圣的哥哥曾中生(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就是反对张国焘分裂红军，主张北上而被张国焘秘密杀害的。四方面军的许多高级领导人都死在张国焘的手里。曹里怀心想：这回可真凶多吉少了!开会研究处理他时，气氛紧张。那些机要人员跟曹里怀的关系都很好，他们去送机要文件给张国焘看，可以进入会议室。他们听到一些情况，就悄悄来告诉曹里怀，说：“正在研究你的问题，情况很严重哩!”
会上，开始大家都不敢怎么吭声。朱德担心曹里怀被处死，就出来说话了。他说：“曹里怀就讲了那么几句，你安他的反革命够不上。他这小鬼我知道，井冈山时期就跟我们在一块，你有什么理由乱杀人呢?”张国焘不好再说什么，就在会上作出决议，说曹里怀泄露军事秘密，撤销一局局长职务，开除党籍，还在喇嘛寺开了一个斗争大会，连郭天民、张宗逊也一起斗了。过了几天，朱德找曹里怀谈话，交代以后不要乱讲了，这里情况复杂，弄不好会有危险。
曹里怀的命总算保住了。撤职后，他被派往总部军事学校当教员。直到继续北上，他才恢复了党籍，被任命为 总部上级干部科科长。
总卫生部部长贺诚，原来在上海做地下工作，也算是“插钢笔”的知识分子，他随总司令部一起到了左路军。因为反对张国焘的分裂党的行为，被张国焘视为眼中钉。张国焘派人搜查他的住处。未能抓到什么把柄，又骗他说：“朱老总有病，要你赶快去。”所幸贺诚对他一直抱有警惕，坚持要朱德的亲笔信，才能行动，没有上当。
派康克清去打听，设法搭救廖承志
进入红军部队以后，廖承志调任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当时红军中有文化的人很少，廖承志知识渊博，才思敏捷，又有较丰富的实际工作经验，常常是一些集会上的积极分子。当时根据地流行演“文明戏”(即现在的话剧)，他帮忙排练，说是当导演，常常是排着排着，他比演员更投入。听大家一拍巴掌，就兴奋地跳上舞台，也成了剧中人。
张国焘刚开始根本没把廖承志放在眼里，认为一个涉世不深的小青年。根本碍不了他什么事。后来看到廖承志才华横溢，又善于联系群众。同时廖承志对张国焘的一些“左”的做法常提出不同的意见，令张国焘觉得不能对他等闲视之。有一次，廖承志在省委常委会议上提出“肃反的做法是否‘左’了”的疑问，张国焘拍桌子、打板凳，像威严的家长，连批带骂地把廖承志压了下去。谁知后来，廖承志犹如脑后长着反骨，不断提出与他看法相反的意见。提就提吧，还专挑人多的时候，不顾及一点儿情面。这还不算，张国焘听手下人汇报，廖承志在群众中还经常模仿他说话的语气——怪腔怪调、阴阳怪气，逗得干部战士哄堂大笑。这些都使张国焘嫉恨不已，于是起了陷害之心。
1934年秋天，张国焘指示川陕省委保卫局局长余洪远审查廖承志的来历和历史。余洪远很敬佩廖承志的为人，不想让他蒙冤，便派人认真调查，结果没有发现任何问题。可是，张国焘、陈昌浩、周純全、曾传六等人却于11月的一天晚上，在巴中县川陕省委驻地对廖承志和罗世文进行突击审讯。张国焘逼问廖承志受中央委派来川陕苏区的目的，又别有用心地让一个被屈打成招的省委干部出来指证廖承志是“特务”、“奸细”，被廖承志加以严词驳斥。就因为这些“莫须有”的罪名，廖承志当晚便失去了自由。1934年12月，川陕省委召开扩大会议。因为当时大部分红军官兵都是穷苦出身，为了挑起他们对出身不同的廖承志的敌意，省委负责人周纯全受张国焘指使，在会上大造舆论，说他的父亲是国民党中央常委，母亲是国民党中央执委，他的家庭出身是资本家，这样的人够格当共产党员吗?如果不够格应该怎么办?结果会议决定开除廖承志的党籍。从此，廖承志开始了长达两年被羁押的生活。
1935年5月，红四方面军西进川西北，开始长征。廖承志被张国焘派人押解着，随部队一起爬雪山。过草地，历尽磨难。张国焘之所以没有马上杀他，一方面当然是因为他是著名的国民党“左”派廖仲恺、何香凝之子，杀了他不好向党中央交代；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他多才多艺，廖承志不仅会画画、会刻写蜡纸，还懂好几门外语。当时，张国焘在川陕革命根据地发行钞票，需要他刻写钞票的样式，而且还常常要他刻写文件，在长征途中还让他刻连环画。虽然身陷囹圄，但是廖承志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依然很认真地对待工作。
朱德听说廖承志到四方面军后，被张国焘扣押，同他在一起的还有几位知识分子党员。朱德就叫夫人康克清设法打听打听，最好能找到他们。他说：“这些人都是党和红军需要的人才。廖承志将来能发挥很好的作用，一定要设法保护他们。”
担任担架队长的康克清考虑，不能公开去打听，那会引起张国焘的注意。于是她用过去收容掉队人员的办法，放慢脚步，从队头到队尾慢慢查看，因为被扣押的人一般总是跟随在方面军司令部的后面。
她走得很慢，一直落到部队的最后面。但找了一天，也没看见扣押的人员，而且康克清也不认识廖承志，只能从迹象上判断。第二天她继续观察。不料第三天就引起张国焘亲信的怀疑，他们厉声问道：“为什么老是往后面跑?”
“走不动，还不许走慢一点?”
“看你每天晚上向前面赶队，可一点不像走不动的样子。”
康克清还是被怀疑上了。刚到宿营地，康克清就被通知到四方面军保卫局听讯。朱德不放心。就叫警卫员潘开文远远地跟着。一旦有事，好向张国焘交涉。康克清被带到一座喇嘛庙，叫她坐在那里等。只见有个戴眼镜的人在那边踱步，康克清猜想，此人像是知识分子，可能就是老总叫找的人。她刚要上前去，就听到楼梯响，只好跑回原处坐好。带她来的那个人对她说：“现在保卫局正忙，没有时间同你谈话，你先回去，随时等候传讯!”
后来，在行军途中，康克清听到有人在悄悄议论，说软禁的人员中有廖承志、朱光、罗世文等。康克清赶紧将这一情况向朱德汇报。没有多久，朱德就正式向张国焘提出这一问题，开始张国焘矢口否认，说根本没有这回事，经朱德再三追问，他才说：“有些事下面不报告，我就常常不知道，待我查了再说。”
朱德说：“这是有根有据的事。廖承志等人确实扣押在你那个保卫局，有人亲眼见到的。这几个人的安全你一定得负责。”
朱德坚定的话语让张国焘难以推卸责任，最后只能表示：“我去查查，若有此事，一定保证这几个人的安全。”
又过了一段时间，确定北上陕甘后，在周恩来等其他中央领导的共同努力下，廖承志等人才被陆续释放出来。
上前夺过驳壳枪，救了彭绍辉一命
其实，即使不是知识分子，只要反对张国焘，张国焘就一律都要严惩。
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在懋功与红四方面军会师时，彭绍辉被派往三十军任参谋长。这位对革命工作从未讲过价钱的独臂将军，这次却一反常态。他找到军团司令部杨尚昆政委表态，听说四方面军有残余的军阀作风，张国焘对党中央不满，不执行中央命令。自己去了也搞不好工作，因此不愿意去。杨尚昆告诉他，中央是要争取团结四方面军，这是革命工作的需要。他很快放弃了原来的想法，服从安排。
到了四方面军，彭绍辉看到了部队的一些弱点，但也看到广大指战员生活朴实、紧张，执行命令坚决，作战非常勇敢等许多优点，他决心把红一军团参谋工作的好经验带过去。团结好指战员，执行党中央的正确路线。他主动搞好同志关系，自己心爱的望远镜也送给了军长。
8月下旬，红四方面军越过草地，抵达四川西北的阿坝地区。9月，张国焘拒绝接受中央北上方针、擅自命令左路军和右路军中的四军、三十军折回草地南下，说是打到芦山。天天去吃大米。还放出风声，说党中央的路线错了，要“审定”中央路线，并扬言另立中央。彭绍辉听了，心情异常不安。一天晚上，军长和政委都到总部开会去了，他突然接到叶剑英从右路军发来的电报，大意是，关系破裂，望你们迅速赶来，跟中央北上。他知道事态严重，便与一些同志连夜出发，去追中央红军。那天晚上，到处黑沉沉，看不清道路，辨不准方向，只有天上的北斗星闪着光，指示着他们前进。走了三四个小时，到了包座附近，被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发觉。陈昌浩把彭绍辉等人堵在路上，训斥了一顿，将他们带到四方面军总部附近的一间破房子里住下。彭绍辉一连两晚夜不能寐，伏在床上写了一封长信，向朱德报告情况，第二天托九军团一位同志代为转呈。不料，此信落到了张国焘手中。张国焘十分恼怒，派人通知他去谈话。
彭绍辉未曾见过张国焘。走进屋里，见很多人在开会，他正想给朱德敬礼，坐在旁边的一位同志蓦地站起来，上去就打了彭绍辉一个耳光。接着用驳壳枪顶住他的胸口，大声呵斥：“你为什么反对南下?!……”
朱德正在那里开会，见此情景，气愤地上前夺过驳壳枪，厉声说： “这是党的会议，是说理的地方，怎么可以随便打人?用枪口逼人还叫什么谈话?”
张国焘若无其事地坐在那里，一言不发。朱德又说：“这样谈话怎么行呢?”然后亲切地对彭绍辉说：“你回去吧。”
不久，一批反对张国焘的同志被剥夺了对部队的指挥权，彭绍辉被调到红四方面军红军大学任政治科长，他憋了一肚子气，闷闷不乐。朱德、刘伯承经常开导他说：你们一方面军来的几个同志，都是好同志；这是党内斗争，不要操之过急，问题是一定会搞清楚的；到红大去，还要努力工作，要贯彻遵义会议精神，宣传中央北上的正确方针；四方面军的广大干部是好的，要同他们搞好关系，争取共同北上抗日。他接受了朱德、刘伯承的教导，对工作未曾懈怠，并且发挥了模范作用。
解放后，彭绍辉和他的家属，见到朱德或康克清，总要谈起长征途中那段难忘的经历，还念念不忘朱德救了他一命。
沙窝会议后，红军总司令朱德和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告别了多年并肩战斗的毛泽东、周恩来等，开始与张国焘共事。张国焘爱摆架子，经常披着一件雨衣，走到哪里都是神气十足地把头抬得老高，他身材高大，总是以一种居高临下的神态看人。朱德深知，与他共事“不是一件容易小事”。他后来曾回忆道：“张国焘这个人，在中央苏区的时候，一般的还不知道他究竟是怎样的人。有些老同志对他印象都不好，但也没有谁说过他的坏话，因为他那时还是一个党的负责同志。”朱德逐步认识到：“张国焘领导的四方面军是一贯以个人为出发点，因此党的组织、军事上的组织也就很薄弱了。总之，一切都从个人出发，凡是反对他的，都会遭到他的征服，或者被赶走了，或者被杀掉了。这种机会主义路线和正确的路线是势不两立的，结果，他搞的党、政、军都集中在他一个人手里，成为一个独裁者。”朱德与党内同志共事一向以宽宏大度、谦虚礼让著称，而张国焘这个“独裁者”一贯是目空一切、专擅用权，在担任红军总政委后，便尽力排斥总司令和总参谋长，以个人意志挟制总部领导，进而同党中央对抗。
张国焘从噶曲河折回阿坝，立刻大造反对党中央的舆论，并开始了对朱德的围攻。他先派人同朱德谈话，要朱德写反对党中央北上的文章，朱德坚决拒绝。接着，他又在阿坝一个喇嘛寺——格尔登寺大殿，召开川康省委及红军中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会场外挂着“反对毛、周、张、博北上逃跑”的大横幅。张国焘首先讲话。攻击中央率红一、三军团北上是“逃跑主义”，鼓吹南下。接着，一些人跟着起哄，要求朱德当众表态“同毛泽东向北逃跑的错误划清界限”、“反对北上，拥护南下”。朱德稳稳地坐在那里，拿着一本书看着，不说话。张国焘说：“总司令，你可以讲讲嘛，你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怎样?是南下，是北上?”
朱德这才放下书，从容地说：党中央北上抗日的方针是正确的。现在日本帝 国主义侵占了我国的东三省，我们红军在这民族危亡的关头，应当担起抗日救国的责任。北上决议，我在政治局会议上是举过手的，我不能出尔反尔。我是共产党员，我的义务是执行党的决定。他最后说了一句：“南下是没有出路的!”
话音刚落，会场里顿时乱了起来。有人冲着朱德喊：“既然你拥护北上，那你现在就走!”
朱德说：“我是中央派到这里工作的，既然你们坚持南下，我只好跟你们去。”
有些追随张国焘的人又哄闹起来：“你说北上，又要南下，是个两面派!”
“你既然要跟毛泽东退却逃跑，趁早滚蛋!”
“撤掉他的总司令!”
看到這些人如此蛮横地攻击朱德，刘伯承站了起来，说：“你们是开党的会议，还是审案子?怎么能这样对待朱总司令?!”
他这一说，一些人顿时把攻击目标转移到刘伯承身上。刘伯承和朱德一样表明了拥护中央北上方针的坚定立场。
从以上可以看出，同张国焘的斗争，朱德很注意讲究策略，不激化矛盾，给张国焘留下回旋的余地，赢得一步一步克服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时间，使张国焘不敢在分裂主义的道路上走得更远。徐向前后来回忆说：“朱德同志坚决反对另立‘中央’，对张国焘也起了有力的制约作用。朱德总司令在党和红军中的巨大声望，人所共知。也只有他，才能同张国焘平起平坐，使张不敢为所欲为。”
大声责问：“这是干什么?”把欧阳毅叫了过去
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五军团翻越长征路上的第一座雪山——夹金山后，在懋功地区和红四方面军九军会师。欧阳毅当时担任红五军团保卫局长。五军团和九军驻地紧挨着，经常组织联欢，互学互访，开展体育竞赛。特别是五军团经过长期艰苦转战，物资十分匮乏，九军便主动给他们送来食品和服装。五军团也回赠一些枪支弹药给九军。那种亲密无间、团结合作的情景，使大家感到振奋。
但是，好景不长。在继续北上的途中，两支兄弟部队的关系突然冷淡下来，不时发生一些磨擦。开始大家都迷惑不解，后来才知道是张国焘捣的鬼。
10月5日，张国焘在理番县卓木碉宣布另立“中央”，印发了成立“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政治局”的文件。要求向全体人员传达。欧阳毅见到这份文件后很气愤，将发到五军团保卫局的文件全部压下不向下传达，致使保卫局下面的侦察部、执行部的两位部长都没有看到这份文件。紧跟张国焘的人提出责问：五军团保卫局为何不传达成立“中央”的文件?欧阳毅听后也不予理会。
欧阳毅之所以抵制张国焘的分裂阴谋。是受朱德的教导和熏陶。张国焘另立伪中央，开除毛泽东、周恩来的党籍，把一直跟他们作斗争的朱德安排为“政治局委员”，以示拉拢。但朱德不予承认。朱德为了红四方面军的广大指战员，为了说服张国焘执行党中央的北上方针，在严峻的形势下，坚持留在左路军，跟张国焘开展斗争，大智大勇。有理有节，给红军干部树立了榜样。
在南下途中，有一天，总部来电话说，五军团有一股20余人的反革命武装骚扰老百姓，企图叛逃。现已被九军抓获，叫五军团派人去处理。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和政委曾日三叫欧阳毅去处理此事。他们向他交代两句话：“坚持原则，但要注意方式，讲求团结。”欧阳毅接受任务后，心想：这决不会是什么反革命武装，我对自己部队心中有数，很可能是些落伍掉队人员。于是他便通知各部队将行军掉队人员的名单报上来。结果统计出来，刚好20余人。欧阳毅和张然和带着这些名单骑马来到总部，向朱德作了汇报。朱德很赞成他的分析，并嘱咐说：“你们去处理这件事，要注意方式，注意团结，回去以后，告诉你们军团长，要把部队管好。”欧阳毅向朱德提出：“是否总部也派一位同志一起去?”朱德同意了，并派总部秘书长刘少文同他们一起去九军处理这桩纠纷。
他们来到九军，跟军政治部一位负责同志在一座二层楼上洽谈。那位负责同志说要审判这些被关押的“反革命”。欧阳毅要求先找几个人谈谈，了解一下情况。一连找了3位，一对姓名，果然是他掌握的掉队落伍人员。他们都声明没干反革命。那位负责同志发火了。拍着桌子：“我亲眼看到你们抢老百姓的东西!”
“我们没抢老百姓的东西。”一位江西老表委屈地说。
欧阳毅委婉地说道：“我经过调查。这些人是零星掉队的，原不是一个单位的，肯定不是有组织的反动武装，可能有违反群众纪律的事，我们一定加强教育，查出真有违法乱纪的当然要严肃处理。人先让我们带回去。”
可是那位负责同志一口咬定这些人是反革命。不同意这样办。他们无法再商谈下去，只得离开那里，回总部来了。他们回到总部，到处找不到朱德，有人告诉他们，朱德正在喇嘛庙开会呢!他们快步向喇嘛庙走去。欧阳毅一脚刚踏进门，先到一步的九军那位负责同志就指着他说：“这就是五军团保卫局长欧阳毅!”
这时一个身材高大的干部倏地站起来，气冲冲地指着欧阳毅的鼻子，说：“你欧阳毅，好大胆子!你反革命，假 革命，你会说漂亮话，你五军团不听指挥，我来指挥你!总部不处理你，我们纵队司令部来处理你!”
说着他就掏出了手枪，还上了子弹。
欧阳毅没有吭声，极力克制自己，避免交锋。当时气氛十分紧张，张国焘坐在那里，无动于衷，一声不吭。这时，坐在角落里的朱德霍地站起身来。大声责问：“这是干什么?!”一面叫欧阳毅的名字招呼他过去。欧阳毅赶紧走过去，向朱德敬了个礼，在他身旁坐下。那个举枪的干部经朱德一声喝问，态度收敛一些，把驳壳枪收了起来。
这时候，张国焘的秘书黄超跳了起来，把矛头直指朱德，竟破口大骂什么“你是老糊涂”，“你是老右倾”，“你是老而不死”。黄超一骂开，其余几个人七嘴八舌地对朱德直嚷嚷。
这时欧阳毅才明白了，原来他们开的是围斗朱德的会。他们逼迫朱德表态，要他反对毛泽东，反对北上抗日。但是朱德坚定地回答说：“毛主席的领导是正确的，中央的北上抗日方针我是举手赞成的。你就是把我劈成两半，也不能割断我和毛泽东的关系!”他还说：“朱毛朱毛，人家外国人都以为朱毛是一个人，哪有朱反对毛的!”张国焘一伙恼羞成怒，便气急败坏地骂他是什么“老糊涂”、“老右倾”。朱德十分镇静地坐在那里，等他们叫嚷得差不多了，才慢慢地站起身来，正要据理驳斥，张国焘却拍桌子，大声吼道：“大家不要吵了，不要闹了!”他这话完全是冲着朱德来的。
朱德侧过身子，轻蔑地看了张国焘一眼，说：“不是我吵，是你们在吵嘛!”
张国焘为了掩饰他刚才不让朱德讲话的行为。又假惺惺地指着黄超等人说：“你爱吵，你出去!你爱吵，你也出去。你们统统出去!”
张国焘这样一讲，黄超等人一个个都走了，屋里只留下少数几个人。朱德便叫欧阳毅他们把情况汇报一下。他们把调查的经过说了一遍，最后提出：希望由总部组织一个工作组，把事情彻底搞清楚，这样既对革命同志负责。也有利于兄弟部队之间的团结。
朱德连连点头，说：“对，事情应该搞清楚，工作组由总部来组织，你们两家也各派一人参加。”
张国焘毫无表情地坐在那里，一言不发，始终不表明态度。
欧阳毅便对张国焘说：“刚才他们说我是假革命。反革命，扬言要处理我。我这个反革命，怎么还能当保卫局长?我要求上级必须澄清这个问题!”
张国焘根本不回答他的问题，却为那些人辩解，阴阳怪气地说：“嗯，这些同志有气，也是有原因的。”接着他就攻击毛泽东、周恩来，说他们“制造分裂”、 “向北逃跑”，胡说什么“他们走的时候把仓库里的枪支、弹药、粮食，还有一些伤员，统统放火烧了”。最后他說：“你们想，这些同志知道了这事，心里能没有气吗?”
听了张国焘的这一派胡言乱语，欧阳毅实在憋不住了，当场顶了他一句：“哪里会有这样的事!”
朱德气得脸色铁青，愤怒地说：“这纯粹是谣言!从井冈山开始，毛泽东同志就主张官兵平等，不准打人骂人，优待俘虏。红军的俘虏政策就是他亲自订的。对俘虏还要优待，怎么会烧死自己的伤员?过草地干粮不够，还要动员大家吃野菜，怎么会把粮食烧掉?这些无中生有的谣言，是别有用心的人制造出来的。”
张国焘气急败坏，面红耳赤，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过了不久，由于朱德的干预，五军团被抓去的掉队人员，终于被放出来了。
说曹里怀“反革命够不上”，才使曹免遭毒手
随着张国焘个人野心的恶性膨胀。他打击迫害的面越来越宽，手段越来越残忍。曾经跟随周恩来在上海搞地下工作的“龙潭三杰”之一、红军总部侦察科长胡底，由于说了“张国焘是军阀，是法西斯”的话，便被张国焘秘密毒死。朱德很为这种情况忧虑，一面嘱咐一些对张国焘不满的同志要慎重，不要作无代价的牺牲，一面注意保护那些被抓住把柄的同志。胡底牺牲后，朱德找红军总部三局(通讯联络局)局长伍云甫谈话，嘱咐他：注意不要闹，注意团结红四方面军的同志。不要性急，斗争是要斗争，不过是又要团结又要斗争，胡底同志就是因为过于性急，张国焘就把他陷害了。
张国焘把凡是同他意见不一致的知识分子。都看作是靠不住的人。他说，知识分子比工农分子危险，因为他们知识多，办法多。他甚至偏激到见谁上衣口袋里别着一支钢笔或者戴着眼镜，都会皱起眉头，认为这是不可靠的标志。凡是他感到不顺眼的知识分子，总要找个借口整一整。
红军长征时，年仅25岁的曹里怀就担任了红五军团参谋长。部队到了葛典河边界，他与军团长董振堂商量，准备带着部队也北上，但走不了，因为张国焘派了三十一军跟在他们后面，监视他们的行动。张国焘为了控制五军团，决定把在四川成立的三十三军与五军团合并，把原有的主要领导人几乎都调走了，曹里怀也被调出五军团，改任四方面军总部一局(即作战局)局长。到了作战局，接触到上层，他对当时斗争的内幕就比较清楚了。作战局下面有个机要科，那时总部与党中央及各个军团的电报都要通过机要科。机密的东西每次都是曹里怀最先知道，然后送给张国焘看。
但曹里怀身在阿坝草地，心里却想着北上。空闲时间，他常常跟一些同志扯谈。有一天，他在一个喇嘛寺里看到一方面军编进右路军而未能北上的郭天民、张宗逊等同志。他们很焦急，知道曹里怀当了一局局长，了解情况。于是，问曹里怀知不知道内情，部队究竟会不会北上。曹里怀告诉他们：“你们不要着急，那边(指一方面军)不断有电报来，他们已攻占腊子口，过了岷山、六盘山，到达了陕北吴起镇，我们肯定会要北上的，会与毛泽东同志会合的。”
喇嘛寺里讲了这么几句，谁知竟被人告了黑状，惹下大祸，差点掉了脑袋。
张国焘知道曹里怀跟别人讲了内幕情况，大为恼火，立即把他关押起来，并马上召开紧急会议，说曹里怀泄露军事机密，要严加惩处。
谁都知道，当时这顶帽子一扣可不得了。曾希圣的哥哥曾中生(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就是反对张国焘分裂红军，主张北上而被张国焘秘密杀害的。四方面军的许多高级领导人都死在张国焘的手里。曹里怀心想：这回可真凶多吉少了!开会研究处理他时，气氛紧张。那些机要人员跟曹里怀的关系都很好，他们去送机要文件给张国焘看，可以进入会议室。他们听到一些情况，就悄悄来告诉曹里怀，说：“正在研究你的问题，情况很严重哩!”
会上，开始大家都不敢怎么吭声。朱德担心曹里怀被处死，就出来说话了。他说：“曹里怀就讲了那么几句，你安他的反革命够不上。他这小鬼我知道，井冈山时期就跟我们在一块，你有什么理由乱杀人呢?”张国焘不好再说什么，就在会上作出决议，说曹里怀泄露军事秘密，撤销一局局长职务，开除党籍，还在喇嘛寺开了一个斗争大会，连郭天民、张宗逊也一起斗了。过了几天，朱德找曹里怀谈话，交代以后不要乱讲了，这里情况复杂，弄不好会有危险。
曹里怀的命总算保住了。撤职后，他被派往总部军事学校当教员。直到继续北上，他才恢复了党籍，被任命为 总部上级干部科科长。
总卫生部部长贺诚，原来在上海做地下工作，也算是“插钢笔”的知识分子，他随总司令部一起到了左路军。因为反对张国焘的分裂党的行为，被张国焘视为眼中钉。张国焘派人搜查他的住处。未能抓到什么把柄，又骗他说：“朱老总有病，要你赶快去。”所幸贺诚对他一直抱有警惕，坚持要朱德的亲笔信，才能行动，没有上当。
派康克清去打听，设法搭救廖承志
进入红军部队以后，廖承志调任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当时红军中有文化的人很少，廖承志知识渊博，才思敏捷，又有较丰富的实际工作经验，常常是一些集会上的积极分子。当时根据地流行演“文明戏”(即现在的话剧)，他帮忙排练，说是当导演，常常是排着排着，他比演员更投入。听大家一拍巴掌，就兴奋地跳上舞台，也成了剧中人。
张国焘刚开始根本没把廖承志放在眼里，认为一个涉世不深的小青年。根本碍不了他什么事。后来看到廖承志才华横溢，又善于联系群众。同时廖承志对张国焘的一些“左”的做法常提出不同的意见，令张国焘觉得不能对他等闲视之。有一次，廖承志在省委常委会议上提出“肃反的做法是否‘左’了”的疑问，张国焘拍桌子、打板凳，像威严的家长，连批带骂地把廖承志压了下去。谁知后来，廖承志犹如脑后长着反骨，不断提出与他看法相反的意见。提就提吧，还专挑人多的时候，不顾及一点儿情面。这还不算，张国焘听手下人汇报，廖承志在群众中还经常模仿他说话的语气——怪腔怪调、阴阳怪气，逗得干部战士哄堂大笑。这些都使张国焘嫉恨不已，于是起了陷害之心。
1934年秋天，张国焘指示川陕省委保卫局局长余洪远审查廖承志的来历和历史。余洪远很敬佩廖承志的为人，不想让他蒙冤，便派人认真调查，结果没有发现任何问题。可是，张国焘、陈昌浩、周純全、曾传六等人却于11月的一天晚上，在巴中县川陕省委驻地对廖承志和罗世文进行突击审讯。张国焘逼问廖承志受中央委派来川陕苏区的目的，又别有用心地让一个被屈打成招的省委干部出来指证廖承志是“特务”、“奸细”，被廖承志加以严词驳斥。就因为这些“莫须有”的罪名，廖承志当晚便失去了自由。1934年12月，川陕省委召开扩大会议。因为当时大部分红军官兵都是穷苦出身，为了挑起他们对出身不同的廖承志的敌意，省委负责人周纯全受张国焘指使，在会上大造舆论，说他的父亲是国民党中央常委，母亲是国民党中央执委，他的家庭出身是资本家，这样的人够格当共产党员吗?如果不够格应该怎么办?结果会议决定开除廖承志的党籍。从此，廖承志开始了长达两年被羁押的生活。
1935年5月，红四方面军西进川西北，开始长征。廖承志被张国焘派人押解着，随部队一起爬雪山。过草地，历尽磨难。张国焘之所以没有马上杀他，一方面当然是因为他是著名的国民党“左”派廖仲恺、何香凝之子，杀了他不好向党中央交代；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他多才多艺，廖承志不仅会画画、会刻写蜡纸，还懂好几门外语。当时，张国焘在川陕革命根据地发行钞票，需要他刻写钞票的样式，而且还常常要他刻写文件，在长征途中还让他刻连环画。虽然身陷囹圄，但是廖承志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依然很认真地对待工作。
朱德听说廖承志到四方面军后，被张国焘扣押，同他在一起的还有几位知识分子党员。朱德就叫夫人康克清设法打听打听，最好能找到他们。他说：“这些人都是党和红军需要的人才。廖承志将来能发挥很好的作用，一定要设法保护他们。”
担任担架队长的康克清考虑，不能公开去打听，那会引起张国焘的注意。于是她用过去收容掉队人员的办法，放慢脚步，从队头到队尾慢慢查看，因为被扣押的人一般总是跟随在方面军司令部的后面。
她走得很慢，一直落到部队的最后面。但找了一天，也没看见扣押的人员，而且康克清也不认识廖承志，只能从迹象上判断。第二天她继续观察。不料第三天就引起张国焘亲信的怀疑，他们厉声问道：“为什么老是往后面跑?”
“走不动，还不许走慢一点?”
“看你每天晚上向前面赶队，可一点不像走不动的样子。”
康克清还是被怀疑上了。刚到宿营地，康克清就被通知到四方面军保卫局听讯。朱德不放心。就叫警卫员潘开文远远地跟着。一旦有事，好向张国焘交涉。康克清被带到一座喇嘛庙，叫她坐在那里等。只见有个戴眼镜的人在那边踱步，康克清猜想，此人像是知识分子，可能就是老总叫找的人。她刚要上前去，就听到楼梯响，只好跑回原处坐好。带她来的那个人对她说：“现在保卫局正忙，没有时间同你谈话，你先回去，随时等候传讯!”
后来，在行军途中，康克清听到有人在悄悄议论，说软禁的人员中有廖承志、朱光、罗世文等。康克清赶紧将这一情况向朱德汇报。没有多久，朱德就正式向张国焘提出这一问题，开始张国焘矢口否认，说根本没有这回事，经朱德再三追问，他才说：“有些事下面不报告，我就常常不知道，待我查了再说。”
朱德说：“这是有根有据的事。廖承志等人确实扣押在你那个保卫局，有人亲眼见到的。这几个人的安全你一定得负责。”
朱德坚定的话语让张国焘难以推卸责任，最后只能表示：“我去查查，若有此事，一定保证这几个人的安全。”
又过了一段时间，确定北上陕甘后，在周恩来等其他中央领导的共同努力下，廖承志等人才被陆续释放出来。
上前夺过驳壳枪，救了彭绍辉一命
其实，即使不是知识分子，只要反对张国焘，张国焘就一律都要严惩。
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在懋功与红四方面军会师时，彭绍辉被派往三十军任参谋长。这位对革命工作从未讲过价钱的独臂将军，这次却一反常态。他找到军团司令部杨尚昆政委表态，听说四方面军有残余的军阀作风，张国焘对党中央不满，不执行中央命令。自己去了也搞不好工作，因此不愿意去。杨尚昆告诉他，中央是要争取团结四方面军，这是革命工作的需要。他很快放弃了原来的想法，服从安排。
到了四方面军，彭绍辉看到了部队的一些弱点，但也看到广大指战员生活朴实、紧张，执行命令坚决，作战非常勇敢等许多优点，他决心把红一军团参谋工作的好经验带过去。团结好指战员，执行党中央的正确路线。他主动搞好同志关系，自己心爱的望远镜也送给了军长。
8月下旬，红四方面军越过草地，抵达四川西北的阿坝地区。9月，张国焘拒绝接受中央北上方针、擅自命令左路军和右路军中的四军、三十军折回草地南下，说是打到芦山。天天去吃大米。还放出风声，说党中央的路线错了，要“审定”中央路线，并扬言另立中央。彭绍辉听了，心情异常不安。一天晚上，军长和政委都到总部开会去了，他突然接到叶剑英从右路军发来的电报，大意是，关系破裂，望你们迅速赶来，跟中央北上。他知道事态严重，便与一些同志连夜出发，去追中央红军。那天晚上，到处黑沉沉，看不清道路，辨不准方向，只有天上的北斗星闪着光，指示着他们前进。走了三四个小时，到了包座附近，被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发觉。陈昌浩把彭绍辉等人堵在路上，训斥了一顿，将他们带到四方面军总部附近的一间破房子里住下。彭绍辉一连两晚夜不能寐，伏在床上写了一封长信，向朱德报告情况，第二天托九军团一位同志代为转呈。不料，此信落到了张国焘手中。张国焘十分恼怒，派人通知他去谈话。
彭绍辉未曾见过张国焘。走进屋里，见很多人在开会，他正想给朱德敬礼，坐在旁边的一位同志蓦地站起来，上去就打了彭绍辉一个耳光。接着用驳壳枪顶住他的胸口，大声呵斥：“你为什么反对南下?!……”
朱德正在那里开会，见此情景，气愤地上前夺过驳壳枪，厉声说： “这是党的会议，是说理的地方，怎么可以随便打人?用枪口逼人还叫什么谈话?”
张国焘若无其事地坐在那里，一言不发。朱德又说：“这样谈话怎么行呢?”然后亲切地对彭绍辉说：“你回去吧。”
不久，一批反对张国焘的同志被剥夺了对部队的指挥权，彭绍辉被调到红四方面军红军大学任政治科长，他憋了一肚子气，闷闷不乐。朱德、刘伯承经常开导他说：你们一方面军来的几个同志，都是好同志；这是党内斗争，不要操之过急，问题是一定会搞清楚的；到红大去，还要努力工作，要贯彻遵义会议精神，宣传中央北上的正确方针；四方面军的广大干部是好的，要同他们搞好关系，争取共同北上抗日。他接受了朱德、刘伯承的教导，对工作未曾懈怠，并且发挥了模范作用。
解放后，彭绍辉和他的家属，见到朱德或康克清，总要谈起长征途中那段难忘的经历，还念念不忘朱德救了他一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