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嘉时期是中国封建时代极盛将衰的转折期，政治相对稳定，经济繁荣，文化集成。此间戏曲文化活动十分兴盛，在上者乾隆、嘉庆均酷爱演剧，乾隆南巡更是促成江南演剧的繁荣，钱泳《履园丛话》卷十二即云：“梨园演戏，高宗南巡时为最盛。”①在下者民间演剧日兴，“长安梨园称盛，管弦相应，远近不绝。子弟装饰，备极靡丽。台榭辉煌，观者叠股倚肩。”②加之花雅之争如火如荼，花部从雅部的成功艺术经验中吸取养分，改编移植剧目，俗化曲牌打破连套格式以构建板式声腔;雅部从花部中学习演出风格和运作模式，兼习乱弹剧目，花雅之争加速了中国古典戏曲的近代转型。即以此间文人传奇、杂剧创作而言，据笔者初步统计，乾嘉时期85年间出现文人曲家在216位以上，剧作580种以上，年均曲家不少于2.54位，年均剧作不少于6.82种。年均剧作量和留存量低于明末清初数量，但高于晚清民国水平，乾嘉时期是中国古典剧作史上继元代、明中叶、明末清初三个戏剧高潮之后的又一个次盛时期。囿于学术观念及时代思潮等原因，③较长时期以来，学界关于清代戏曲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清初和晚清时期，對清中叶的乾嘉戏曲尤其是文人曲家、剧作的研究长期以来未进行有效展开。④
　　本文所探讨的方成培、周皑正是乾嘉之际的两位文人戏曲家，于行文中，我们努力贯穿两点理论视角，即贯通与主体。一方面，中国古代的作家通常是“全能型”的，以文体而论，往往同一个作家于诗词歌赋、文曲策论均擅，故而关于作家的研究，近年来有识之士主张“贯通”式研究，朱万曙：《古代文学研究：大数据与横向打通》，《古代文学前沿与评论》第一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打通文体、时代、中外，对其通观考察。笔者长期关注乾嘉时期文人剧作研究，通过相关文献的阐绎，可知徽州戏曲家方成培与周皑为姻亲，其里籍、行迹、性情、身份均相近。黄胜江：《清中叶布衣曲家方成培、周皑考论》，《江淮论坛》2019年第6期。作为文学家的方成培、周皑，于戏曲创作之外，尚有大量诗词等文学创作，如能通观考察，会对其戏剧创作认识得更加深刻，对其文学成就和区别特征作恰当判断。另一方面，文学是人学，文学承载作为作家的活生生的人之所思、所想、所感、所悟，呈现的是特定时空中作家的生活之境与心灵之情，某种程度上，文学是一种生活方式，即如有学者指出，近世的诗歌具有明显的日常生活化的倾向，审美日常化，从而主张从生活史的视角切入古代文学研究。参见张剑：《情境诗学：理解近世诗歌的另一种路径》，《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日常生活史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而不同的作者，因其社会身份不同，对社会生活参与、感知不同，形成了个性化的文学表现。方成培与周皑作为无功名且未入仕的清中叶徽州文人，从布衣身份的视域考察，其文学创作于取材、风格、观念等方面，濡染着浓郁的布衣文学底色。
　　*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乾嘉文人曲家剧作文献与史实研究”（17CZW031）;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66批面上资助项目“稀见清中叶文人曲家剧作文献整理与研究”（2019M660903）;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全清戏曲整理编纂及文献研究”（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