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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王蒙是一位不可或缺的作家。不仅因为其产量多，涉猎广，为文坛贡献了小说、诗歌、散文随笔、报告文学等各类题材的作品共计1700万余字，更因其独特的“当代中国文化历史的活的博物馆”[1]身份，王蒙六十余载的创作在破旧立新的探索之外也激发着中国文学的活力。《闷与狂》作为王蒙杖朝之年的首部长篇小说，在沿袭其以往创作的恣肆文风和意识流的情绪书写之外，也显现着耄耋王蒙不老的文体探索意识。与以往小说侧重完整的故事情节和严密的叙述逻辑不同，在《闷与狂》中，王蒙刻意遁离了常规小说的写作手法，转而尝试一种“反小说”的叙事策略，用片段化的情节、模糊化的故事、欲说还隐的行文逻辑来连缀小说，通篇冠以革命式狂想的抒情话语，立足当下来对过往岁月作温情回望。整部作品既是一次全新的文体探索，也是王蒙的又一部人生自叙传。一定程度上讲，《闷与狂》的话语洪流折射了王蒙恢弘的小说文体观，显现了王蒙不老的探索活力，但全书中庸审慎的言说态度以及滔滔不绝的话语洪流，又让这部革命狂想式的小说显得情感有余，意味不足。
一.革命狂想式的话语洪流
1948年10月10日，不到14岁的王蒙成了中共北平地下组织的成员之一；1953年，19岁的王蒙以青春的姿态讴歌生命与祖国，谱写了首部长篇小说《青春万岁》；之后，21岁的王蒙结合自己初涉社会的体悟写出了《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却因“干预生活”的评判受到毁誉参半的评价，作家本人也在1958年被打成右派遂流放新疆，从而在一段时间内失去了话语的言说权利。新时期，经过改革开放的拨乱反正，王蒙作为“重放的鲜花”复出文坛，用新的文学书写来讲述着自己的共和国话语。他用六十余年的文学创作，诠释着眼中所见中国社会的政治风云与文化动态的同时，也在笔墨间“折射着这个时代的矛盾、困苦乃至蓬勃的生命力” [2]。但即使生活曾经受苦难，王蒙依然对党和国家葆有从一而终的忠诚，他的创作始终有一种革命与文学共生共荣的使命感。
耄耋之年，王蒙选择用《闷与狂》作全新的话语言说，他说“我要写的就是我的感受、我的情绪、我的悲哀，还有悲哀之中的那种豁达、理解”，于是他以一种“反小说”的叙事策略，将情节与故事淡去，叙述逻辑也若有似无，以感觉化的描写、印象化的叙述来挥就28万字的话语洪流。在全新的文学探索之外，不变的始终是王蒙秉持的革命使命感。《闷与狂》中用大量的笔墨来抒发了王蒙对革命的深切体会，铺排比喻、排比、典故，大段落的书写使得《闷与狂》呈现出一种革命狂想式的话语洪流。
就小说的布局来看，全书可以分为童年、青少年、中年、老年四个部分。在中青年部分的人生回望中，王蒙的革命狂想式的话语洪流表现得尤为明显。以第四章《青春赋》为例，在抒发对往事、青春、革命的感怀之外，王蒙始终牵念着革命的理想，他不惜用大量笔墨铺排自己对革命的认知，肯定革命对自己人生的烛照作用，如：
“革命是一页一页的书，每个字都在黑夜发出熠熠的光芒，每句话都在寂静中发出轰然的雷响，每个论断都刺穿了社会与人的虚伪，每声呐喊都改变着历史的方向。革命是一颗颗燃烧的心，准备着为迷途中的羔羊照耀方向，准备着用无私的爱与恨扫荡统治者的凶狠贪婪萎靡昏聩，准备感动所有的冷漠麻木鼠目寸光，准备融化冰冻，温暖愁苦，为弱者挡风遮雨，为孤独者驱散悲凉。革命是贫穷者的希望，许诺着财富，许诺着生产力，许诺着众人皆有的幸福人生。革命是胜过生命的虔诚和神圣……革命是诗，是惊天动地的言语……是无孔不入，无往不胜……人生的最大满足堂皇。革命就是青春，就是文学，就是歌舞，就是戏剧，就是人生的艺术，艺术的人生，激情的爆发，爆发的美丽。……是一万面红旗，一万首歌曲，人海，花海，旗海，歌海，锣鼓海，兵海，枪海，骑兵海，大炮也成海洋。”[3]
无论是书、心、希望还是诗，还是青春，还是文学等，这些革命的喻体参照都呈现出王蒙对革命的忠诚。在连续的比喻与排比句式中，他对革命的强烈情思化作筆下的文字洋洋洒洒喷薄而出。在王蒙看来，文学与革命有着密不可分的血肉联系。“文学是革命的脉搏、革命的信号、革命的良心，而革命是文学的主导、文学的灵魂、文学的源泉” [4]，可以说，他文学涌动的情思很大一部分是受革命理想的影响，王蒙始终坚信“革命和文学复归于统一，我的灵魂和人格复归于统一” [5]，这样的革命体会与王蒙的政治身份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14岁不到就成为地下党员的革命经历，是王蒙人生的真正起点。革命干部的身份与诗人身份的交织变奏，使王蒙一直对政治情有独钟。1957年的罹祸、‘文革’中的靠边站直至80年代复出后的文坛领袖和官至文化部长要职，王蒙始终在政治漩涡里摸爬滚打，世态炎凉、人际关系的复杂、仕途的险恶王蒙都感同身受，可以说王蒙就是政治，政治就是生活”，所以，王蒙把自己的政治体验融进人生自传，落实到《闷与狂》中就表现为王蒙对革命始终热忱的神思，经由修辞的铺排，王蒙把这种革命情思抒发。
适度的铺排以及典故的运用给人以文学的美感，但《闷与狂》中，王蒙似乎无法遏制自己奔涌而出的情思，整部小说在感觉与印象的意识流驱使下，始终在表演一场语言和修辞的狂欢。王蒙的铺排句式并不少见，如：
“深夜产生好梦，产生幻想，产生热情，产生无限的爱恋。深夜就是歌，就是酒，就是药，就是诗，就是舞台剧，就是配角退下，主角独吟，就是合唱暂停，领唱独挑大梁，独舞担纲。啊，你伟大的独声独行独步！夜就是肉搏，夜就是孤注一掷，夜就是激情如花如旗如火。夜是按摩，就是洗浴，就是大海，就是波涛，就是风暴，海燕与海鸥，海豹与海狗，海潮与海沙，海礁石与海珊瑚。”[6]
…………
“有的人白日见鬼，有的人缘木求鱼，有的人歪打正着，有的人朝趸夕售，有的人逢凶化吉，有的人愚而诡诈、有的人装逼飘红，有的人蠢而见幸，有的人一辈子空话，有的人投机取巧，万事通万事达，有的人埋头苦干，有的人专门收拾修理有所专长的人士，有的人小人得志，有的人终成大器……”[7] 第一处例子若是单单择取出来细细品读或许还能有一番文学的趣味，但夹杂在整部革命狂想式的话语洪流之中却让人不免产生审美的疲惫，阻滞阅读进程。而第二處例子，以“有的人”做排比，本可以用简短的语义陈述大千世界、人人有别，却用一系列的典故、短语来竭力铺排，似乎营造了一种辞藻华丽的气势，但却不免有炫彩之嫌。在本来情节和故事已经淡化的前提下，王蒙不断地用排山倒海的句式铺排情感，也许这种全新的探索式书写让王蒙过足了一气呵成之瘾，但对文本之外的读者而言，要想明白这部小说的奥义，除了事先要对王蒙的人生经历有所了解，还需要掌握大量的词汇储备和典故知识，否则，阅读的过程很难一帆风顺。面对《闷与狂》中汹涌澎湃的革命狂想式话语洪流，试图走近王蒙，体味其生命的深秘，颇有难度。
王蒙对《闷与狂》的话语表达是刻意选择的，他说“小说最重要的因素是人物、故事、环境，有时候再加上时间、地点，但我偏不这样写，我是把我内心里最深处的那些东西，如情感、记忆、印象、感受的反应堆点燃”[8]，所以，王蒙把自我的主体情绪和心灵体悟用滔滔不绝的话语洪流铺排各种修辞来抒发感怀。
这种新奇的文体尝试，大众接受与否也许都没那么重要，文学创作的文学史意义远比文本自身的意义深远，正如王蒙当年所言“写什么东西，追求什么风格，往往都是有一得必有一失”[9]。《闷与狂》以革命情思为主导的狂想式话语洪流，是一种立足未来的文体探索。
二.今昔对比中的温情回望
在《闷与狂》洋洋洒洒一气呵成的二十八万字中，王蒙回眸了他的童年、青少年、中年，也思量了当下的老年。如果说中青年部分的人生回望汹涌着王蒙奔腾不息的话语洪流，让人应接不暇缓不过神来，那么，王蒙对自己童年的回望以及老年的写照则淡去了“榨干万千生活的全部汁液后让自己痛饮生命之杯”[10]的酣畅淋漓的情绪书写，虽也以片段化的情节、感觉化的描写、印象化的叙述来连缀文本，但整体看来，却显出了一种区别于回望中青年时话语洪流的意念抒发，选取了一种贴合童年、老年这两个人生最柔软的阶段的温和表达。在浅淡的修辞之外，文本有一种淡淡的韵味，使得整部自叙传呈现出起与合相成的协和感。
在文本的开篇与收束章节，王蒙采取了一种今昔对比中的温情回望态度。与生活经历的坎坷带给人以痛感不同，王蒙把苦难淡化，将关注的视点更多地聚焦于童年与老年时的生命体味中。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以王蒙设定的叙述焦点作观照，一定程度上，也就会倾向于接受由王蒙所提供的视觉。
小说开篇，王蒙写道：“生命的开始有些黯淡，似乎安宁，但也马虎，可有可无，毕竟是逐渐的浸润”、“童年当然有大与小、亮与暗、饱与饿、甜与苦的感觉，但是童年绝无长短、得失、贫富、升降、好坏的认知，因为童年不懂得比较，不会去计较，不会有衡量与恩怨”、“我宁愿没有天文学没有星相学没有哲学没有航海没有罗盘技术，只有一个小小的少年打着盹，朦胧地呆傻地想念着会飞的星星”、“回忆是淡淡的，如水，如雾，如甘草，如困乏中的链接。这很可能。淡的是往事的细节，淡的是某些情势可能具有的压力与催迫感。也似乎有一点更浓了的感觉，是陈旧的伤感”、“错字就是散文，乱码就是诗，如果你是诗人诗心诗情。而散文就是错字，诗歌就是假造乱码，如果你不是真正的诗人诗心诗情”[11]，从这些文字中，可以看出王蒙持有的是一种平和释然的童年观，童年于他的影响是“逐渐的浸润”、冲淡平和的人生感观、淡泊纯真的渴望，所以，再回望童年时，他仍然希望即使没有发达的科技也不要毁掉童年的幻想。童年带给王蒙刻骨铭心的贫穷体验，但他选择了回望中的释怀，他把关注的焦点集中于生活经历带给自己的丰富体验，把那些不堪的过往隐去当作盲点来处理。所以，他仍愿意以一颗朴质的孩童之心，指认散文与错字的区别仅在于受众是否有“诗人诗心诗情”。正如河合隼雄所言，“所谓长大成人，也许就是将孩子们所拥有的如此精彩的宇宙在逐渐忘却的过程”[12]，王蒙在回望童年时，正是在努力地迹近着自己心中的那片宇宙，所以，如今已然老去的他仍然愿意用纯真的目光打量过往，释怀生活的苦难。
无论是他早年的《青春万岁》，还是后来的《活动变人形》以及《海的梦》《夜的眼》等一系列小说，王蒙的作品始终有一种温暖的底色。他说“我的少年时代、青年时代正好赶上了历史的大变化，这种大变化里，就树立了一个希望，哪怕这个希望现在看来有幼稚的东西，后来还会遇到很多的坎坷、许多的麻烦，但毕竟这个希望曾经照亮自己，就那么幸福”[13]，所以，王蒙选择了以温情的底色光亮作品的温度。在中青年人生回望部分中用话语洪流进行一种淋漓畅快的书写之外，王蒙用温情与平和的态度来思忖自己的青春与耄耋。在王蒙看来，“青春和耄耋本来并不是一个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青春太多了，压缩成了耄耋。耄耋切成薄片，又回复了青春”[14]。他始终愿意相信自己是可以从容在青春与耄耋中作自由转换的。回望老年时，王蒙将人生总结为“沧桑的交响”，他敲出了“把阳光晒给世界，把阴影咽到肚里，把幽默玩到舌尖，把沉痛捏成花色。这才是真实的你”[15]的人生自白。被问及是否衰老，王蒙以一种肯定式的否定智慧说出了“是的，也许是明年吧，明年我将衰老”的答语。对生活，他在平易之中也葆有一份热忱的期望，“明年我将衰老，今天仍然歌唱”[16]，话语间，显现出一番从容与淡定。
整部《闷与狂》，王蒙为读者奠定的始终是一种向上的情感基调。他对自己童年和老年的温情回望，对过往苦难避重就轻的淡化，给作品涂上了一层光亮温暖的底色，这也正印证着他多年前曾说过的“更着眼于给读者以启迪、鼓舞和慰安”[17]的创作意旨。再结合小说发表的时间来看，全书的第一章《为什么是两只猫》（2013年）和最后一章《明年我将衰老》（2012年）在时间上也是较为接近的，也许，这也正是王蒙在回望童年与老年时情感温度的一种不自觉契合，他的回眸，始终洋溢着脉脉温情。
三.个人、民族、国家的三位一体观
苏联无产阶级理论家法捷耶夫说：“真正的才能和真正的艺术技巧首先在于爱一切，爱一切新事物——我们生活各方面的新事物——并且善于反映作家在生活中碰到的一切。”王蒙的文学创作受苏俄情结的影响，他的很多作品都可以看到法捷耶夫所说的“爱一切”的态度，在《闷与狂》中，这种表现尤其集中，主要呈现为王蒙所持有的个人、民族、国家的三位一体观。 与王蒙多年的文化身份相应和，新中国的中华民族历史变迁构成了大时代中王蒙个人的深切感悟。从年少时的布尔什维克体验，到共和国的文化部长职位，王蒙始终是体制内知识分子中的一员，所以，他選择用自己的经历来作文本书写，在《闷与狂》中展开情绪高蹈的务虚式自传回忆。在作品“情节的片段化、叙述的印象化、描写的感觉化”[18]的书写中，王蒙将个人的体验与民族、国家的兴衰并提，以此来唤醒自己独特的情绪表达。
以王蒙的爱情体认为例，在第五章中，王蒙以“鱼儿跃出水面”生发对爱情的追忆，既考虑到了“鱼”在我国传统文化中的爱情隐喻含义，又巧妙地将个人情感作微妙处理融入时代背景，将自己的爱情体验表述为“北京的地面也随着我们的青春蓬拆蓬拆，蓬拆蓬拆拆，旋转起来，波动起来，妩媚起来。那永远与北京牵手共舞，与新中国一起阔步向前，与伟大首都一道挺胸昂首牛气冲天的不可思议的美妙感觉，如果你有过这么一次，这么一个夜晚的经验，你当然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一个”[19]。在王蒙眼中，与恋人的牵手也是与首都北京、新中国的共舞，情爱的体认与对民族、国家的热爱密不可分，所以在继续书写爱情体验时，他将长征作比爱情，说“爱情是二万五千里长征，一个二万五千里加另一个两个几个二万五千里。它需要上雪山。它需要入泥沼。它需要飞夺泸定桥”[20]。这样一来，既在修辞的层面上将抽象的情感具体化，又把对民族、国家的关注渗入到爱情的体认中。他的爱情，也经历着“上雪山”、“入泥沼”，中华民族的浴血奋战与时代中的王蒙体验一脉相承。
如果说《闷与狂》是长篇小说，它必定带有叙事作品的共性，即反映时代的文化密码和作家个人的心灵密码。王蒙身处中国动荡变化的时代，他的时代解读也正是他的心灵史诉说。少年时的入党影响了王蒙的一生，他以共产党员的身份回望过去，记录着党使人民“摆脱了旧中国的糜烂腐朽罪恶，人们摇摆着自得着，因为明天只属于我们”[21]，以对党的忠诚寻求自己的时代认同。所以，王蒙的爱情回忆始终在与政治的变化呼应，他对民族与国家的美好体验也化作了他的爱情生命。
而这种个人、民族、国家三位一体观的爱情体认，实则也透露出了王蒙老年的一种折衷调和态度。《闷与狂》的发表是顺利的，与王蒙初入文坛时《青春万岁》的发表波折20年的等待不同，也与王蒙《这边风景》的主动配合修改几次后定稿有别，一方面与时代的包容度有关，另一方面也与作家的姿态相关。《青春万岁》时的王蒙对理想唱赞歌，执拗于自己的书写，不愿意向时代屈从；《这边风景》中的王蒙用自己独特的体认填补着“文革”中新疆书写的空白区，也愿意配合出版作章节删减；到了《闷与狂》，后青春时代的王蒙已经对这个时代的文学认同有一番认知，所以，他选择了“抹稀泥”的观望态度书写人生，致力于将个人放置在民族、国家的大背景中，感念岁月的温情，给作品涂抹一层光亮的底色。即使回味当年穷困的不堪感受，王蒙仍然选择了将个人情感与时代、民族同步，如对饥饿的体认：“我们伟大民族的遗传基因里有着太多的饥饿元子。我们的民族吃饱的年头太少太少，吃而不饱直到无物可吃的年头太多太多”[22]，他用“我们”这种包容性、容易让人产生认同的语词指认着中华民族普遍的饥饿体验，感慨民众艰难之余却不忘用审慎的话语修饰词“伟大的”来表明自己对民族的仰望与认同感。王蒙的心灵符码已经在长久的政治生涯的浸润下成为了一种中庸的文化仪式，与那些晚年回顾文坛，写动乱年代中不安体验的作家不同，王蒙始终选择对岁月作温情回眸，作为个体的他永远记得作为群体的民族、国家带给他的幸福体验。“他相信希望一直在前方，他永远对这个时代怀着一份特殊的爱，哪怕这个爱很艰难，但他从不屈服”[23]。一定意义上讲，王蒙从把自己看作与人民大众交心的作者那时起，就一直致力于书写生活中的光明以求给人希望。所以，他的《闷与狂》对过往坎坷风轻云淡的书写，对党与国家改革浓墨重彩的执笔，也将他塑造成了“一个连接官方与民间的桥梁、一个中介、实质上成为一个界碑”[24]。他的个人、民族、国家的三位一体观始终是他作品从一而终的呼声。
综合来讲，《闷与狂》在革命狂想式的话语洪流中探索了新的文体生成，也延续了王蒙作品中恒定不变的温暖底色。他在“闷”中用情绪的喷发张扬着自己的“狂”，对童年和老年作温情回眸，对中青年作井喷式的情绪纪念。就整个文本而言，贯穿小说始终的是王蒙个人、民族、国家的三位一体观。他借自己对时代的认同，在耄耋之年对过往的岁月高呼“青春万岁”，在情感的话语洪流中，他的书写始终游刃有余。老去的是岁月，却从不是王蒙，他的文体探索一直在前行路上。
参考文献：
[1]李钧：《一个政治知识分子的非典型自叙传——王蒙<闷与狂>摭论》，《齐鲁学刊》，2014年第6期。
[2]孙郁：《王蒙：从纯粹到杂色》，《当代作家评论》，1997年第6期。
[3]王蒙：《闷与狂》，北京：北京联合出版社，第71—72页，2014年版。
[4]王蒙：《我在寻找什么》，《王蒙文存·第二十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第23页，2003年版。
[5]王蒙：《我在寻找什么》，《王蒙文存·第二十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第24、25页，2003年版。
[6]王蒙：《闷与狂》，北京：北京联合出版社，第115页，2014年版。
[7]王蒙：《闷与狂》，北京：北京联合出版社，第253页，2014年版。
[8]路艳霞：《五代作家同台共话“温暖”》，北京日报，2014.09.02.
[9]王蒙：《王蒙文存·第二十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第82页，2003年版。
[10]朱寿桐：《<闷与狂>：关于生命本味的手记》，中华读书报，2014.11.05.
[11]王蒙：《闷与狂》，北京：北京联合出版社，第3、10、18、21、26页，2014年版。
[12] [日]河合隼雄：《孩子的宇宙》，王俊译，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0版。
[13]傅小平：《王蒙：从未远离的温暖，不曾告别的青春》，文学报，2014.09.11.
[14]王蒙：《闷与狂》，北京：北京联合出版社，第288页，2014年版。
[15]王蒙：《闷与狂》，北京：北京联合出版社，第290页，2014年版。
[16]王蒙：《闷与狂》，北京：北京联合出版社，第326页，2014年版。
[17]王蒙：《我在寻找什么》，《王蒙文存·第二十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第26页，2003年版。
[18]温奉桥：《感觉的狂欢——<闷与狂>散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丛刊》，2015年第10期。
[19]王蒙：《闷与狂》，北京：北京联合出版社，第89页，2014年版。
[20]王蒙：《闷与狂》，北京：北京联合出版社，第92页，2014年版。
[21]王蒙：《闷与狂》，北京：北京联合出版社，第96页，2014年版。
[22]王蒙：《闷与狂》，北京：北京联合出版社，第225页，2014年版。
[23]傅小平：《王蒙：从未远离的温暖，不曾告别的青春》，《文学报》，2014.09.01
[24]郭宝亮：《“沧桑的交响”——王蒙论》，《文艺争鸣》，2015年第12期。
一.革命狂想式的话语洪流
1948年10月10日，不到14岁的王蒙成了中共北平地下组织的成员之一；1953年，19岁的王蒙以青春的姿态讴歌生命与祖国，谱写了首部长篇小说《青春万岁》；之后，21岁的王蒙结合自己初涉社会的体悟写出了《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却因“干预生活”的评判受到毁誉参半的评价，作家本人也在1958年被打成右派遂流放新疆，从而在一段时间内失去了话语的言说权利。新时期，经过改革开放的拨乱反正，王蒙作为“重放的鲜花”复出文坛，用新的文学书写来讲述着自己的共和国话语。他用六十余年的文学创作，诠释着眼中所见中国社会的政治风云与文化动态的同时，也在笔墨间“折射着这个时代的矛盾、困苦乃至蓬勃的生命力” [2]。但即使生活曾经受苦难，王蒙依然对党和国家葆有从一而终的忠诚，他的创作始终有一种革命与文学共生共荣的使命感。
耄耋之年，王蒙选择用《闷与狂》作全新的话语言说，他说“我要写的就是我的感受、我的情绪、我的悲哀，还有悲哀之中的那种豁达、理解”，于是他以一种“反小说”的叙事策略，将情节与故事淡去，叙述逻辑也若有似无，以感觉化的描写、印象化的叙述来挥就28万字的话语洪流。在全新的文学探索之外，不变的始终是王蒙秉持的革命使命感。《闷与狂》中用大量的笔墨来抒发了王蒙对革命的深切体会，铺排比喻、排比、典故，大段落的书写使得《闷与狂》呈现出一种革命狂想式的话语洪流。
就小说的布局来看，全书可以分为童年、青少年、中年、老年四个部分。在中青年部分的人生回望中，王蒙的革命狂想式的话语洪流表现得尤为明显。以第四章《青春赋》为例，在抒发对往事、青春、革命的感怀之外，王蒙始终牵念着革命的理想，他不惜用大量笔墨铺排自己对革命的认知，肯定革命对自己人生的烛照作用，如：
“革命是一页一页的书，每个字都在黑夜发出熠熠的光芒，每句话都在寂静中发出轰然的雷响，每个论断都刺穿了社会与人的虚伪，每声呐喊都改变着历史的方向。革命是一颗颗燃烧的心，准备着为迷途中的羔羊照耀方向，准备着用无私的爱与恨扫荡统治者的凶狠贪婪萎靡昏聩，准备感动所有的冷漠麻木鼠目寸光，准备融化冰冻，温暖愁苦，为弱者挡风遮雨，为孤独者驱散悲凉。革命是贫穷者的希望，许诺着财富，许诺着生产力，许诺着众人皆有的幸福人生。革命是胜过生命的虔诚和神圣……革命是诗，是惊天动地的言语……是无孔不入，无往不胜……人生的最大满足堂皇。革命就是青春，就是文学，就是歌舞，就是戏剧，就是人生的艺术，艺术的人生，激情的爆发，爆发的美丽。……是一万面红旗，一万首歌曲，人海，花海，旗海，歌海，锣鼓海，兵海，枪海，骑兵海，大炮也成海洋。”[3]
无论是书、心、希望还是诗，还是青春，还是文学等，这些革命的喻体参照都呈现出王蒙对革命的忠诚。在连续的比喻与排比句式中，他对革命的强烈情思化作筆下的文字洋洋洒洒喷薄而出。在王蒙看来，文学与革命有着密不可分的血肉联系。“文学是革命的脉搏、革命的信号、革命的良心，而革命是文学的主导、文学的灵魂、文学的源泉” [4]，可以说，他文学涌动的情思很大一部分是受革命理想的影响，王蒙始终坚信“革命和文学复归于统一，我的灵魂和人格复归于统一” [5]，这样的革命体会与王蒙的政治身份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14岁不到就成为地下党员的革命经历，是王蒙人生的真正起点。革命干部的身份与诗人身份的交织变奏，使王蒙一直对政治情有独钟。1957年的罹祸、‘文革’中的靠边站直至80年代复出后的文坛领袖和官至文化部长要职，王蒙始终在政治漩涡里摸爬滚打，世态炎凉、人际关系的复杂、仕途的险恶王蒙都感同身受，可以说王蒙就是政治，政治就是生活”，所以，王蒙把自己的政治体验融进人生自传，落实到《闷与狂》中就表现为王蒙对革命始终热忱的神思，经由修辞的铺排，王蒙把这种革命情思抒发。
适度的铺排以及典故的运用给人以文学的美感，但《闷与狂》中，王蒙似乎无法遏制自己奔涌而出的情思，整部小说在感觉与印象的意识流驱使下，始终在表演一场语言和修辞的狂欢。王蒙的铺排句式并不少见，如：
“深夜产生好梦，产生幻想，产生热情，产生无限的爱恋。深夜就是歌，就是酒，就是药，就是诗，就是舞台剧，就是配角退下，主角独吟，就是合唱暂停，领唱独挑大梁，独舞担纲。啊，你伟大的独声独行独步！夜就是肉搏，夜就是孤注一掷，夜就是激情如花如旗如火。夜是按摩，就是洗浴，就是大海，就是波涛，就是风暴，海燕与海鸥，海豹与海狗，海潮与海沙，海礁石与海珊瑚。”[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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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人白日见鬼，有的人缘木求鱼，有的人歪打正着，有的人朝趸夕售，有的人逢凶化吉，有的人愚而诡诈、有的人装逼飘红，有的人蠢而见幸，有的人一辈子空话，有的人投机取巧，万事通万事达，有的人埋头苦干，有的人专门收拾修理有所专长的人士，有的人小人得志，有的人终成大器……”[7] 第一处例子若是单单择取出来细细品读或许还能有一番文学的趣味，但夹杂在整部革命狂想式的话语洪流之中却让人不免产生审美的疲惫，阻滞阅读进程。而第二處例子，以“有的人”做排比，本可以用简短的语义陈述大千世界、人人有别，却用一系列的典故、短语来竭力铺排，似乎营造了一种辞藻华丽的气势，但却不免有炫彩之嫌。在本来情节和故事已经淡化的前提下，王蒙不断地用排山倒海的句式铺排情感，也许这种全新的探索式书写让王蒙过足了一气呵成之瘾，但对文本之外的读者而言，要想明白这部小说的奥义，除了事先要对王蒙的人生经历有所了解，还需要掌握大量的词汇储备和典故知识，否则，阅读的过程很难一帆风顺。面对《闷与狂》中汹涌澎湃的革命狂想式话语洪流，试图走近王蒙，体味其生命的深秘，颇有难度。
王蒙对《闷与狂》的话语表达是刻意选择的，他说“小说最重要的因素是人物、故事、环境，有时候再加上时间、地点，但我偏不这样写，我是把我内心里最深处的那些东西，如情感、记忆、印象、感受的反应堆点燃”[8]，所以，王蒙把自我的主体情绪和心灵体悟用滔滔不绝的话语洪流铺排各种修辞来抒发感怀。
这种新奇的文体尝试，大众接受与否也许都没那么重要，文学创作的文学史意义远比文本自身的意义深远，正如王蒙当年所言“写什么东西，追求什么风格，往往都是有一得必有一失”[9]。《闷与狂》以革命情思为主导的狂想式话语洪流，是一种立足未来的文体探索。
二.今昔对比中的温情回望
在《闷与狂》洋洋洒洒一气呵成的二十八万字中，王蒙回眸了他的童年、青少年、中年，也思量了当下的老年。如果说中青年部分的人生回望汹涌着王蒙奔腾不息的话语洪流，让人应接不暇缓不过神来，那么，王蒙对自己童年的回望以及老年的写照则淡去了“榨干万千生活的全部汁液后让自己痛饮生命之杯”[10]的酣畅淋漓的情绪书写，虽也以片段化的情节、感觉化的描写、印象化的叙述来连缀文本，但整体看来，却显出了一种区别于回望中青年时话语洪流的意念抒发，选取了一种贴合童年、老年这两个人生最柔软的阶段的温和表达。在浅淡的修辞之外，文本有一种淡淡的韵味，使得整部自叙传呈现出起与合相成的协和感。
在文本的开篇与收束章节，王蒙采取了一种今昔对比中的温情回望态度。与生活经历的坎坷带给人以痛感不同，王蒙把苦难淡化，将关注的视点更多地聚焦于童年与老年时的生命体味中。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以王蒙设定的叙述焦点作观照，一定程度上，也就会倾向于接受由王蒙所提供的视觉。
小说开篇，王蒙写道：“生命的开始有些黯淡，似乎安宁，但也马虎，可有可无，毕竟是逐渐的浸润”、“童年当然有大与小、亮与暗、饱与饿、甜与苦的感觉，但是童年绝无长短、得失、贫富、升降、好坏的认知，因为童年不懂得比较，不会去计较，不会有衡量与恩怨”、“我宁愿没有天文学没有星相学没有哲学没有航海没有罗盘技术，只有一个小小的少年打着盹，朦胧地呆傻地想念着会飞的星星”、“回忆是淡淡的，如水，如雾，如甘草，如困乏中的链接。这很可能。淡的是往事的细节，淡的是某些情势可能具有的压力与催迫感。也似乎有一点更浓了的感觉，是陈旧的伤感”、“错字就是散文，乱码就是诗，如果你是诗人诗心诗情。而散文就是错字，诗歌就是假造乱码，如果你不是真正的诗人诗心诗情”[11]，从这些文字中，可以看出王蒙持有的是一种平和释然的童年观，童年于他的影响是“逐渐的浸润”、冲淡平和的人生感观、淡泊纯真的渴望，所以，再回望童年时，他仍然希望即使没有发达的科技也不要毁掉童年的幻想。童年带给王蒙刻骨铭心的贫穷体验，但他选择了回望中的释怀，他把关注的焦点集中于生活经历带给自己的丰富体验，把那些不堪的过往隐去当作盲点来处理。所以，他仍愿意以一颗朴质的孩童之心，指认散文与错字的区别仅在于受众是否有“诗人诗心诗情”。正如河合隼雄所言，“所谓长大成人，也许就是将孩子们所拥有的如此精彩的宇宙在逐渐忘却的过程”[12]，王蒙在回望童年时，正是在努力地迹近着自己心中的那片宇宙，所以，如今已然老去的他仍然愿意用纯真的目光打量过往，释怀生活的苦难。
无论是他早年的《青春万岁》，还是后来的《活动变人形》以及《海的梦》《夜的眼》等一系列小说，王蒙的作品始终有一种温暖的底色。他说“我的少年时代、青年时代正好赶上了历史的大变化，这种大变化里，就树立了一个希望，哪怕这个希望现在看来有幼稚的东西，后来还会遇到很多的坎坷、许多的麻烦，但毕竟这个希望曾经照亮自己，就那么幸福”[13]，所以，王蒙选择了以温情的底色光亮作品的温度。在中青年人生回望部分中用话语洪流进行一种淋漓畅快的书写之外，王蒙用温情与平和的态度来思忖自己的青春与耄耋。在王蒙看来，“青春和耄耋本来并不是一个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青春太多了，压缩成了耄耋。耄耋切成薄片，又回复了青春”[14]。他始终愿意相信自己是可以从容在青春与耄耋中作自由转换的。回望老年时，王蒙将人生总结为“沧桑的交响”，他敲出了“把阳光晒给世界，把阴影咽到肚里，把幽默玩到舌尖，把沉痛捏成花色。这才是真实的你”[15]的人生自白。被问及是否衰老，王蒙以一种肯定式的否定智慧说出了“是的，也许是明年吧，明年我将衰老”的答语。对生活，他在平易之中也葆有一份热忱的期望，“明年我将衰老，今天仍然歌唱”[16]，话语间，显现出一番从容与淡定。
整部《闷与狂》，王蒙为读者奠定的始终是一种向上的情感基调。他对自己童年和老年的温情回望，对过往苦难避重就轻的淡化，给作品涂上了一层光亮温暖的底色，这也正印证着他多年前曾说过的“更着眼于给读者以启迪、鼓舞和慰安”[17]的创作意旨。再结合小说发表的时间来看，全书的第一章《为什么是两只猫》（2013年）和最后一章《明年我将衰老》（2012年）在时间上也是较为接近的，也许，这也正是王蒙在回望童年与老年时情感温度的一种不自觉契合，他的回眸，始终洋溢着脉脉温情。
三.个人、民族、国家的三位一体观
苏联无产阶级理论家法捷耶夫说：“真正的才能和真正的艺术技巧首先在于爱一切，爱一切新事物——我们生活各方面的新事物——并且善于反映作家在生活中碰到的一切。”王蒙的文学创作受苏俄情结的影响，他的很多作品都可以看到法捷耶夫所说的“爱一切”的态度，在《闷与狂》中，这种表现尤其集中，主要呈现为王蒙所持有的个人、民族、国家的三位一体观。 与王蒙多年的文化身份相应和，新中国的中华民族历史变迁构成了大时代中王蒙个人的深切感悟。从年少时的布尔什维克体验，到共和国的文化部长职位，王蒙始终是体制内知识分子中的一员，所以，他選择用自己的经历来作文本书写，在《闷与狂》中展开情绪高蹈的务虚式自传回忆。在作品“情节的片段化、叙述的印象化、描写的感觉化”[18]的书写中，王蒙将个人的体验与民族、国家的兴衰并提，以此来唤醒自己独特的情绪表达。
以王蒙的爱情体认为例，在第五章中，王蒙以“鱼儿跃出水面”生发对爱情的追忆，既考虑到了“鱼”在我国传统文化中的爱情隐喻含义，又巧妙地将个人情感作微妙处理融入时代背景，将自己的爱情体验表述为“北京的地面也随着我们的青春蓬拆蓬拆，蓬拆蓬拆拆，旋转起来，波动起来，妩媚起来。那永远与北京牵手共舞，与新中国一起阔步向前，与伟大首都一道挺胸昂首牛气冲天的不可思议的美妙感觉，如果你有过这么一次，这么一个夜晚的经验，你当然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一个”[19]。在王蒙眼中，与恋人的牵手也是与首都北京、新中国的共舞，情爱的体认与对民族、国家的热爱密不可分，所以在继续书写爱情体验时，他将长征作比爱情，说“爱情是二万五千里长征，一个二万五千里加另一个两个几个二万五千里。它需要上雪山。它需要入泥沼。它需要飞夺泸定桥”[20]。这样一来，既在修辞的层面上将抽象的情感具体化，又把对民族、国家的关注渗入到爱情的体认中。他的爱情，也经历着“上雪山”、“入泥沼”，中华民族的浴血奋战与时代中的王蒙体验一脉相承。
如果说《闷与狂》是长篇小说，它必定带有叙事作品的共性，即反映时代的文化密码和作家个人的心灵密码。王蒙身处中国动荡变化的时代，他的时代解读也正是他的心灵史诉说。少年时的入党影响了王蒙的一生，他以共产党员的身份回望过去，记录着党使人民“摆脱了旧中国的糜烂腐朽罪恶，人们摇摆着自得着，因为明天只属于我们”[21]，以对党的忠诚寻求自己的时代认同。所以，王蒙的爱情回忆始终在与政治的变化呼应，他对民族与国家的美好体验也化作了他的爱情生命。
而这种个人、民族、国家三位一体观的爱情体认，实则也透露出了王蒙老年的一种折衷调和态度。《闷与狂》的发表是顺利的，与王蒙初入文坛时《青春万岁》的发表波折20年的等待不同，也与王蒙《这边风景》的主动配合修改几次后定稿有别，一方面与时代的包容度有关，另一方面也与作家的姿态相关。《青春万岁》时的王蒙对理想唱赞歌，执拗于自己的书写，不愿意向时代屈从；《这边风景》中的王蒙用自己独特的体认填补着“文革”中新疆书写的空白区，也愿意配合出版作章节删减；到了《闷与狂》，后青春时代的王蒙已经对这个时代的文学认同有一番认知，所以，他选择了“抹稀泥”的观望态度书写人生，致力于将个人放置在民族、国家的大背景中，感念岁月的温情，给作品涂抹一层光亮的底色。即使回味当年穷困的不堪感受，王蒙仍然选择了将个人情感与时代、民族同步，如对饥饿的体认：“我们伟大民族的遗传基因里有着太多的饥饿元子。我们的民族吃饱的年头太少太少，吃而不饱直到无物可吃的年头太多太多”[22]，他用“我们”这种包容性、容易让人产生认同的语词指认着中华民族普遍的饥饿体验，感慨民众艰难之余却不忘用审慎的话语修饰词“伟大的”来表明自己对民族的仰望与认同感。王蒙的心灵符码已经在长久的政治生涯的浸润下成为了一种中庸的文化仪式，与那些晚年回顾文坛，写动乱年代中不安体验的作家不同，王蒙始终选择对岁月作温情回眸，作为个体的他永远记得作为群体的民族、国家带给他的幸福体验。“他相信希望一直在前方，他永远对这个时代怀着一份特殊的爱，哪怕这个爱很艰难，但他从不屈服”[23]。一定意义上讲，王蒙从把自己看作与人民大众交心的作者那时起，就一直致力于书写生活中的光明以求给人希望。所以，他的《闷与狂》对过往坎坷风轻云淡的书写，对党与国家改革浓墨重彩的执笔，也将他塑造成了“一个连接官方与民间的桥梁、一个中介、实质上成为一个界碑”[24]。他的个人、民族、国家的三位一体观始终是他作品从一而终的呼声。
综合来讲，《闷与狂》在革命狂想式的话语洪流中探索了新的文体生成，也延续了王蒙作品中恒定不变的温暖底色。他在“闷”中用情绪的喷发张扬着自己的“狂”，对童年和老年作温情回眸，对中青年作井喷式的情绪纪念。就整个文本而言，贯穿小说始终的是王蒙个人、民族、国家的三位一体观。他借自己对时代的认同，在耄耋之年对过往的岁月高呼“青春万岁”，在情感的话语洪流中，他的书写始终游刃有余。老去的是岁月，却从不是王蒙，他的文体探索一直在前行路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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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王蒙：《我在寻找什么》，《王蒙文存·第二十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第23页，200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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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王蒙：《闷与狂》，北京：北京联合出版社，第3、10、18、21、26页，2014年版。
[12] [日]河合隼雄：《孩子的宇宙》，王俊译，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0版。
[13]傅小平：《王蒙：从未远离的温暖，不曾告别的青春》，文学报，2014.09.11.
[14]王蒙：《闷与狂》，北京：北京联合出版社，第288页，2014年版。
[15]王蒙：《闷与狂》，北京：北京联合出版社，第290页，2014年版。
[16]王蒙：《闷与狂》，北京：北京联合出版社，第326页，2014年版。
[17]王蒙：《我在寻找什么》，《王蒙文存·第二十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第26页，2003年版。
[18]温奉桥：《感觉的狂欢——<闷与狂>散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丛刊》，2015年第10期。
[19]王蒙：《闷与狂》，北京：北京联合出版社，第89页，2014年版。
[20]王蒙：《闷与狂》，北京：北京联合出版社，第92页，2014年版。
[21]王蒙：《闷与狂》，北京：北京联合出版社，第96页，2014年版。
[22]王蒙：《闷与狂》，北京：北京联合出版社，第225页，2014年版。
[23]傅小平：《王蒙：从未远离的温暖，不曾告别的青春》，《文学报》，2014.09.01
[24]郭宝亮：《“沧桑的交响”——王蒙论》，《文艺争鸣》，2015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