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是位地地道道的庄稼汉，勤劳致富是他一生的追求与梦想。父亲中等个儿、脾气倔犟、生性要强好胜，过日子从来不甘落在乡亲们后面。在生产大呼隆，干活磨洋工、出工不出力的年代，一家6口人的日子过得非常紧巴。为了改善家人生活，多挣工分，父亲一年四季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农忙时节还要忍受饥饿披星戴月地忙碌在田间地头。饶是如此，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劳动没有改变贫穷的生活。
　　当年，两轮架子车、牛车、马车是农村的主要运输工具，父亲对车情有独钟，他的一生与车都有着不解之缘。记得1977年冬天的一个上午，父亲正用架子车往农田里拉粪，他突然两眼发黑，口吐鲜血，正巧生产队的一辆马车走在父亲架子车后面，及时把父亲拉到鄉卫生院，经抢救，才使父亲转危为安。卫生院给出“患者常年营养不足，造成贫血晕眩”的病因结论。而这辆马车成了父亲的“救命车”。
　　父亲一生最钟爱的，要数他的一辆架子车啦。上世纪80年代初，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如春风吹绿了祖国大地，似春雨滋润着父亲的心田。当时我家分了6亩多责任田，父亲想要尽快脱贫致富必须有辆架子车。于是，他说服我的母亲，拿出家中全部积蓄，又跑亲戚家借了10来块钱，买下属于自己的架子车。有了这辆车，父亲再不用挑着箩筐往田里送粪往家里拉粮，他对这辆车如心肝宝贝，用过之后要给轴承润滑，要把车面擦得一尘不染。的确，这辆车是我们家庭保障日子过下去的主要农具，也是父亲梦想致富的依靠。
　　父亲是村上公认的“种田能手”，自从有了架子车，父亲种起地来格外有精神。从春播到夏管，从秋收到冬藏，交公粮、卖余粮，这辆架子车几乎天天都和父亲形影不离。特别是丰收季节，当父亲用架子车拉金黄的麦子、玉米、大豆、烟叶时，会兴奋得哼起小曲儿，丰收的喜悦溢于言表。
　　让我难忘的是1984年一个隆冬，我跟父亲去30公里外的平顶山东工人镇卖红薯，为赶天亮前到达目的地，我们爷儿俩凌晨3点便在冷飕飕的寒风中拉着满满一架子车红薯出了村，父亲驾辕，我曳稍儿，一路匆匆。天很冷，可我和父亲却跑得浑身冒烟儿。快到东工人镇时，我感到稍绳忽然绷得很紧，回头一看，见父亲一条腿一瘸一拐的，我问：“您累了，咱们歇会吧！”父亲说：“快到了，你再加把劲儿，去晚就罢集了，那样就卖不上好价钱了。”拉车行走4小时，我们来到集市天刚放亮，我豁然发现父亲脚下的解放鞋上血迹斑斑。我问：“您老的脚咋啦啊？”父亲大咧咧地回答：“这双鞋穿年数久了，底子磨薄了，可能是踩在硬东西上扎破了脚。还好，要是扎破了车胎，可咋办哩！”望着父亲带着创伤的脚，听着他不在乎自己的话我感到心头震颤！父亲就是这样倔强，就是这样爱着他的架子车！虽然我对父亲把车看得比人重要心里窝气，但父亲做事争胜要强和坚韧不拔的精神却一直激励着我！
　　父亲的这辆架子车也确实改善了我家的生活。1985年，我参加了工作，在襄城县委宣传部从事专职新闻报道，父亲看着我步行采访艰难，就用勤劳致富的钱给我买了一辆崭新的“红旗”牌自行车，每当我骑车回到家里，父亲总是走上去，用布擦去车上的灰尘，还在车轴上、链子上上油，爱我的自行车胜过自己架子车。
　　1990年，我由襄城县调到平顶山市卫东区工作。一天，父亲突然打电话，让我给他买辆三轮车。我想：父亲年纪大了，拉不动架子车了。于是第二天回县城买了辆三轮车给送去。当时父亲兴奋得哈哈笑了起来，“我有三个轮子的车了，省劲了！”正是这辆三轮车陪伴了他生命的最后一刻。父亲每天骑着这辆三轮车赶集买菜、买树苗，栽上了满院果树。父亲常常把锄头、犁耙放到三轮车上，骑到田地边，卸下农具，在责任田春种秋收、种西瓜。
　　最使我难以忘怀的是2013年盛夏的一个早晨，天刚放亮，父亲骑着装满西瓜的三轮车，从老家赶到平顶山市给我送瓜。面对此景，我禁不住热泪盈眶：父亲从老家到平顶山有30多公里呀，天这么热，蹬着三轮车，不知要出多少力，流多少汗？我感动地说：“路这么远，带这么多瓜累不累？”父亲嘿嘿一笑：“不累，蹬三轮车省劲！”父亲来了就要走，我再三挽留父亲住几天，朴实的父亲说：“不住了，得回去卖瓜呀！”我找了辆面包车，把三轮车装进去送回老家。
　　在送父亲回家的路上，父亲说家乡的变化：“看看，现在走的是水泥路，吃的是自来水，公交车从村里过，坐着孙子买的小轿车，真得劲！有党的富民政策，现在的日子真好，活着比啥都强！”
　　2018年4月26日下午，勤劳倔强的父亲走完了90多岁的人生旅途。每当我看着父亲满院栽的果树，进屋看着陪伴他一生的“三轮车”，总会勾起我对故土浓浓的乡愁和对老人家的深深思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