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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中国纪实摄影走过了20年艰难的历程。
我以为，新时期中国纪实摄影是从1976年的四五运动开始的。四五运动首先是一场政治运动，“四五”的摄影者首先是运动的参加者。他们的拍摄活动体现了一种自觉的行为，他们清醒地认识到，不能让这段历史留下影像的空白。诸如《让我们的血流在一起》（王立平摄）等作品已成为摄影史上的经典之作。
20多年以前，尤其是“文革”期间，中国摄影的基本特征是：粉饰生活、图解政治说教，我们可称之为宣传摄影或“文革”摄影。“四五”摄影以及后来的四月影会和当年各地出现的摄影团体，顺应历史进步的潮流，抓住改革开放的时代机遇，以饱满的青春激情步入中国摄影的舞台。那时，四月影会提出把“镜头对准生活，把艺术还给摄影”，其直接而强烈的针对性在于当时中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新闻摄影，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艺术摄影。“真”成为人们极其渴望的追求目标。
尽管四月影会明确提出了要为艺术而摄影，与今天纪实摄影的追求不同，但是其勇于突破禁区、呼唤真实、追求真理的社会意义是显而易见的，其理论与实践为人们认识事物内在的本质规律，为纪实摄影自觉地登上新时期中国摄坛作了前期的舆论与实践准备。后来关于《别忘了孩子》的争论，其积极意义也应当给予充分肯定。尽管我至今也不苟同为所谓摄影艺术而人为制造故事和意象，但《别忘了孩子》客观上仍然加入了呼唤摄影回归现实，贴近人生，干预生活的大合唱，为中国纪实摄影起了催生作用。
进入80年代，经过充分的思想与舆论准备，伴随着《太阳与人》的论争，权威失落，新潮兴起，引来《出征》的大论战。放弃为政治服务的口号，批判图解的观念模式，尖锐地剖析李锦现象，指出“过程论”对中国纪实摄影和新闻摄影的危害。清醒的自觉意识焕发出1987年《艰巨历程》全国摄影比赛和展览。1987年，在《艰巨历程》影赛的评比大厅中悬挂着一条醒目的十六字标语：“尊重历史、发扬民主、鼓励创新、张扬个性”，这不仅是《艰巨历程》影赛的宗旨，也体现出80年代中国摄影界的时代气息。
在创作逐渐苏醒走向繁荣之际，辛勤的文化传播者也从80年代初开始引进纪实摄影这一概念。从他们的译文与文论中，人们领悟到成熟于20世纪30年代的纪实摄影其本质规定性是拍摄关系到人类命运的社会问题的那些摄影种类，它体现了一大批中青年摄影家努力使摄影回归现实生活、拥抱平民大众、关注社会问题、揭示和张扬人性的人生追求，有助于摄影走向大社会，担负起应有的社会与历史责任。
自觉意识带动自觉实践。纵观整个80年代中国纪实摄影，无论被誉为高度现实主义的李晓斌的街头摄影，还是纪录平民百姓生活变迁的彭振戈的开放百态；无论上海的北河盟，还是陕西的的西北风；无论王氏兄弟的《京味摄影》，还是袁冬平的《精神病院》……一时间中国大地刮起纪实摄影的旋风，席卷着社会人生的方方面面，角角落落。其本质是针对“文革”摄影的程式化、样板化和非人化；其出发点是唤醒民族良知和人性意识，具有揭示批判的精神内核。
恰似历史相约，社会要求与摄影家的自觉实践相结合，创造了90年代中国纪实摄影更加丰硕的成果。当中国人民终于从思想及观念深处摆脱极“左”专制的桎梏，大踏步迈向新世纪时，先天素质不足，加上外域文化的影响，我们面临着新的文化考验与种种始料不及的遭际。社会经济的转型，买方市场逐渐替代卖方市场。人们确认摄影不但是精神产品，同时也是商品。那种认为拍什么，受众就得接受什么的观念，正经受到严峻挑战。在当下纷纭变化的社会现实中，既有百废待兴，又见陈渣泛起；既有斑斓驳杂，又有苦甜酸辣。人民大众厌烦传统摄影上不着天下不附地的浮躁矫情，空泛崇高，他们迫切渴望了解历史真相，社会真情，人生真谛。他们企图通过纪实摄影提供的抑或是不确定的真实，诸如历史事件、情感隐私、社会问题、人性心理等等，从中获悉些许模糊信息作为自己追求美好生活及国兴家旺的参照。这时的中国纪实摄影不再为某种对立的观念存在，逐渐成为相对自立和成熟的摄影形态，尽管它继承着80年代直面社会，正视矛盾的传统和聚焦热点的批判精神。试看《希望工程》牵动亿万人心，《四川茶铺》饮誉巴蜀，《云南山里人》奔赴欧美，《走过青春》轰动京华，《牛眼看家》洛阳纸贵……
20年的中国摄影实践告诉我们，一种摄影思潮和方式的出现、兴盛乃至形成大潮，必是以顺应时代与受众的普遍要求为基础的。进入90年代以后，中国的纪实摄影一方面承袭了70-80年代的传统，更加贴近现实、直面人生；另一方面尊重摄影家个人体验，强调自我主观意识表现的意味愈加浓烈。尤其是摄影观、人生观等主体素质的变化，使摄影作品呈现的个人品味越来越明显。一部分人社会使命感强烈，一部分人自我主观欲望旺盛，还有人力图提高自己作品的商业价值。
可以说90年代的中国纪实摄影已形成不能用一个简单定义去涵盖的局面。
比起80年代，中国摄影家们已走向成熟。他们以更加强烈的民族责任感、人文关怀精神和自觉的历史意识以及自我意识投入到巨大的时代变迁中，从普通百姓的家长里短，名人学士的坎坷经历，不轻易示人的“个人隐私”中，摄录下同族异己的行为方式与生存状态，用烛照历史真相的勇气和见微知著的思想精髓，以契合整个民族期待达到的心灵企盼。
虽然新时期中国纪实摄影获得了较快的发展，但纪实摄影这一概念诞生于30年代的美国，并伴随着摄影术的诞生与进步而存在。如今，我们已经能够从历史的存在中，看到本世纪初随着入侵者的坚船利炮乘危而入的西方摄影师拍摄的关于中国的老照片，它们记录了当时中国人的生存环境、生活方式、生产劳作、社会风情等情景，留给我们过去岁月的真实，留给我们深深的心理冲击。
只是这些照片不似30年代的报道摄影，更多地关注社会问题，推动社会发展进程。诸如我们熟知的海因的《童工》、史密斯的《水俣病》。
可以说，新时期中国纪实摄影是在实践与自觉的过程中发展的，也是在外来摄影文化的影响下丰富的。但由于摄影家切入生活方式不同，个人禀赋底蕴相差，所处环境条件的区别，呈现着各自独有的气质特色，这将需要我们平心而仔细、准确而深入地分析研究。但有一点大概是人们趋于一致的，即新时期中国纪实摄影所呈现的显著时代标志是：直面现实、干预生活、关注生命、揭示人性、张扬自我感受。其基本特征是把握真实、呼唤真诚、追求真理。
摄影家凭借视觉和思想录摄目击的社会文本，而受众则凭借欲望和“同情”去感受、领悟这些摄影文本。正是在这种结合的状况下才促进产生有价值的历史与视觉影像，才产生了有中国特色的纪实摄影，惟有这样的摄影才有助于鉴往知来，体现纪实摄影的终极意义。◆
我以为，新时期中国纪实摄影是从1976年的四五运动开始的。四五运动首先是一场政治运动，“四五”的摄影者首先是运动的参加者。他们的拍摄活动体现了一种自觉的行为，他们清醒地认识到，不能让这段历史留下影像的空白。诸如《让我们的血流在一起》（王立平摄）等作品已成为摄影史上的经典之作。
20多年以前，尤其是“文革”期间，中国摄影的基本特征是：粉饰生活、图解政治说教，我们可称之为宣传摄影或“文革”摄影。“四五”摄影以及后来的四月影会和当年各地出现的摄影团体，顺应历史进步的潮流，抓住改革开放的时代机遇，以饱满的青春激情步入中国摄影的舞台。那时，四月影会提出把“镜头对准生活，把艺术还给摄影”，其直接而强烈的针对性在于当时中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新闻摄影，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艺术摄影。“真”成为人们极其渴望的追求目标。
尽管四月影会明确提出了要为艺术而摄影，与今天纪实摄影的追求不同，但是其勇于突破禁区、呼唤真实、追求真理的社会意义是显而易见的，其理论与实践为人们认识事物内在的本质规律，为纪实摄影自觉地登上新时期中国摄坛作了前期的舆论与实践准备。后来关于《别忘了孩子》的争论，其积极意义也应当给予充分肯定。尽管我至今也不苟同为所谓摄影艺术而人为制造故事和意象，但《别忘了孩子》客观上仍然加入了呼唤摄影回归现实，贴近人生，干预生活的大合唱，为中国纪实摄影起了催生作用。
进入80年代，经过充分的思想与舆论准备，伴随着《太阳与人》的论争，权威失落，新潮兴起，引来《出征》的大论战。放弃为政治服务的口号，批判图解的观念模式，尖锐地剖析李锦现象，指出“过程论”对中国纪实摄影和新闻摄影的危害。清醒的自觉意识焕发出1987年《艰巨历程》全国摄影比赛和展览。1987年，在《艰巨历程》影赛的评比大厅中悬挂着一条醒目的十六字标语：“尊重历史、发扬民主、鼓励创新、张扬个性”，这不仅是《艰巨历程》影赛的宗旨，也体现出80年代中国摄影界的时代气息。
在创作逐渐苏醒走向繁荣之际，辛勤的文化传播者也从80年代初开始引进纪实摄影这一概念。从他们的译文与文论中，人们领悟到成熟于20世纪30年代的纪实摄影其本质规定性是拍摄关系到人类命运的社会问题的那些摄影种类，它体现了一大批中青年摄影家努力使摄影回归现实生活、拥抱平民大众、关注社会问题、揭示和张扬人性的人生追求，有助于摄影走向大社会，担负起应有的社会与历史责任。
自觉意识带动自觉实践。纵观整个80年代中国纪实摄影，无论被誉为高度现实主义的李晓斌的街头摄影，还是纪录平民百姓生活变迁的彭振戈的开放百态；无论上海的北河盟，还是陕西的的西北风；无论王氏兄弟的《京味摄影》，还是袁冬平的《精神病院》……一时间中国大地刮起纪实摄影的旋风，席卷着社会人生的方方面面，角角落落。其本质是针对“文革”摄影的程式化、样板化和非人化；其出发点是唤醒民族良知和人性意识，具有揭示批判的精神内核。
恰似历史相约，社会要求与摄影家的自觉实践相结合，创造了90年代中国纪实摄影更加丰硕的成果。当中国人民终于从思想及观念深处摆脱极“左”专制的桎梏，大踏步迈向新世纪时，先天素质不足，加上外域文化的影响，我们面临着新的文化考验与种种始料不及的遭际。社会经济的转型，买方市场逐渐替代卖方市场。人们确认摄影不但是精神产品，同时也是商品。那种认为拍什么，受众就得接受什么的观念，正经受到严峻挑战。在当下纷纭变化的社会现实中，既有百废待兴，又见陈渣泛起；既有斑斓驳杂，又有苦甜酸辣。人民大众厌烦传统摄影上不着天下不附地的浮躁矫情，空泛崇高，他们迫切渴望了解历史真相，社会真情，人生真谛。他们企图通过纪实摄影提供的抑或是不确定的真实，诸如历史事件、情感隐私、社会问题、人性心理等等，从中获悉些许模糊信息作为自己追求美好生活及国兴家旺的参照。这时的中国纪实摄影不再为某种对立的观念存在，逐渐成为相对自立和成熟的摄影形态，尽管它继承着80年代直面社会，正视矛盾的传统和聚焦热点的批判精神。试看《希望工程》牵动亿万人心，《四川茶铺》饮誉巴蜀，《云南山里人》奔赴欧美，《走过青春》轰动京华，《牛眼看家》洛阳纸贵……
20年的中国摄影实践告诉我们，一种摄影思潮和方式的出现、兴盛乃至形成大潮，必是以顺应时代与受众的普遍要求为基础的。进入90年代以后，中国的纪实摄影一方面承袭了70-80年代的传统，更加贴近现实、直面人生；另一方面尊重摄影家个人体验，强调自我主观意识表现的意味愈加浓烈。尤其是摄影观、人生观等主体素质的变化，使摄影作品呈现的个人品味越来越明显。一部分人社会使命感强烈，一部分人自我主观欲望旺盛，还有人力图提高自己作品的商业价值。
可以说90年代的中国纪实摄影已形成不能用一个简单定义去涵盖的局面。
比起80年代，中国摄影家们已走向成熟。他们以更加强烈的民族责任感、人文关怀精神和自觉的历史意识以及自我意识投入到巨大的时代变迁中，从普通百姓的家长里短，名人学士的坎坷经历，不轻易示人的“个人隐私”中，摄录下同族异己的行为方式与生存状态，用烛照历史真相的勇气和见微知著的思想精髓，以契合整个民族期待达到的心灵企盼。
虽然新时期中国纪实摄影获得了较快的发展，但纪实摄影这一概念诞生于30年代的美国，并伴随着摄影术的诞生与进步而存在。如今，我们已经能够从历史的存在中，看到本世纪初随着入侵者的坚船利炮乘危而入的西方摄影师拍摄的关于中国的老照片，它们记录了当时中国人的生存环境、生活方式、生产劳作、社会风情等情景，留给我们过去岁月的真实，留给我们深深的心理冲击。
只是这些照片不似30年代的报道摄影，更多地关注社会问题，推动社会发展进程。诸如我们熟知的海因的《童工》、史密斯的《水俣病》。
可以说，新时期中国纪实摄影是在实践与自觉的过程中发展的，也是在外来摄影文化的影响下丰富的。但由于摄影家切入生活方式不同，个人禀赋底蕴相差，所处环境条件的区别，呈现着各自独有的气质特色，这将需要我们平心而仔细、准确而深入地分析研究。但有一点大概是人们趋于一致的，即新时期中国纪实摄影所呈现的显著时代标志是：直面现实、干预生活、关注生命、揭示人性、张扬自我感受。其基本特征是把握真实、呼唤真诚、追求真理。
摄影家凭借视觉和思想录摄目击的社会文本，而受众则凭借欲望和“同情”去感受、领悟这些摄影文本。正是在这种结合的状况下才促进产生有价值的历史与视觉影像，才产生了有中国特色的纪实摄影，惟有这样的摄影才有助于鉴往知来，体现纪实摄影的终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