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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0年10月18日、19日，位于北京西北郊的圆明园被英法联军以极其野蛮的手段焚毁，今年是圆明园被劫、被焚150周年纪念日。而自1860年上溯151年，即1709年(康熙四十八年)，则恰恰为圆明园的建园之年。如此算来，圆明园建园已有301年的历史了。
虎踞龙盘，物华天宝
北京不但曾是中国的数朝古都，具有整齐规范的城市格局、丰富悠久的历史内涵、广博深厚的文化积淀等人文因素，而且具有良好的地理环境，是一块非常适合建都的风水宝地。
古今风水名家、堪舆大师皆认为，“山环水抱必有气”。
北京城西部的西山，是巍巍太行山的旁支余脉，北部的军都山则为燕山山脉，如同屏障一般拱卫着京津平原。这两座山脉在北京的南口、居庸关到河北的怀来一带会合，面对着东南方向的华北大平原，形成了一个半圆形的大山环，地势由西北向东南稍微倾斜。北京地区具有“东临辽碣，西依太行，北连朔漠，背扼军都，南控中原”的地理特点，既有利于自身的回旋与发展，又具有在政治、军事等方面控驭全国的战略优势。
宋代的理学大师朱熹曾说：“古今建都之地，莫过于冀，所谓无风以散之，有水以界之也。”《大学衍义补》也称赞燕蓟地区是“居直北之地，上应天垣之紫微……自古建都之地，上得天时，下得地势，中得人心，未有过此者”。清乾隆帝钦定的《日下旧闻考》也说：“燕荆为轩黄建都之地，依山带海，形势之雄伟博大，甲于天下。”
北京的确是一个为王气所钟、虎踞龙盘，非常适合建都的形胜之地，北京西北的海淀地区更是一个山水环抱、上风上水的好地方。这里不但有西山、军都山等山脉，而且具有极其丰富的地上、地下水资源。海淀之得名，即是源于当时这一带自然泉水与浅水草淀极多、极广，可以说是遍地流泉，处处喷涌。
北京西北郊万泉庄一带涌出的泉水与自玉泉山上流泄而下的泉水，或汇集成为大大小小的湖、泊、淀、沼，或汇而成流，再汇而成溪。春夏之际，放眼望去，或是萍浮荷摆之景，或是蒲苇杂生之貌，又见农家茅舍疏布其间，百鸟翱翔于云天，群鱼嬉游于浅水，蝉鸣于疏林，蛙声于稻畦，遥见西峰秀色、层峦叠翠、山水映衬，仿佛是一幅江南秀美画卷。
山峦、湖泊、河流、林木、花草等，是为古今构造园林的基本物质要素。所有这些，在北京的西北部地区几乎是应有尽有，这就为在此修建精美的皇家或私家园林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早在辽、金时代，各朝帝王即充分利用这一山明水秀的优美环境，在香山、玉泉山等地方营建皇家行宫、庙宇。各朝各代的达官显贵亦多于此地营建园林庭阁，其中以明万历年间武清侯李伟的清华园(取意水木清华)和太仆寺少卿米万钟的勺园(取其园不过为海淀之一勺之意)为最。勺园与清华园的构思与建筑，各有优长。后来奉康熙皇帝之命修建畅春园的园林大师、江苏人叶陶曾评价说：“李园壮丽，米园曲折；米园不俗，李园不酸。”
盛世辉煌，五园三山
清王朝定都北京以后，开始在西北郊陆续营建大型皇家园林。历经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六朝150余年，到了1860年以前，在北京的西北郊地区形成了一大片皇家与私家的园林建筑群。极目所见，皆为湖泊流布、馆阁连属、叠石为山、曲径通幽、绿树掩映的名园胜苑，东起现今的清华大学，西迄香山，绵延二十余里，皇家与私人园林多达八九十座，其中较为著名的园林有熙春园、自怡园、近春园、春熙院、圆明三园(即圆明园、绮春园、长春园)、澄怀园、一亩园、自得园、清漪园(现今的颐和园)、静明园(玉泉山)、静宜园(香山)。圆明园以南还有淑春园(漱春园)、鸣鹤园、朗润园、镜春园、睿王园、蔚秀园、承泽园、畅春园、西花园等。
在这众多的园林中，尤以五园三山，即静宜园(香山)、静明园(玉泉山)、圆明三园、畅春园、清漪园(万寿山)等，规模最为宏大壮美，体现出中国古典风景式园林的全部形式与要素，代表着中国皇家造园艺术的最高成就。
(一)静宜园(香山)
1677年(康熙十六年)，康熙帝在原香山寺旧址上修建香山行宫。其后，乾隆帝“往游而乐之”，每每因此地“山水之乐，不能忘怀”，对香山行宫大加扩建。1745年(乾隆十年)，逐渐建成“佛殿琳宫，参错相望”的清帝行宫。正门上悬有乾隆帝御题“静宜园”三字匾额，故此这里被称为“静宜园”。
静宜园占地达2300亩(约153公顷)，大小建筑群共有50余处，殿堂楼阁、亭馆斋轩、佛寺佛塔等，依山而筑，交融于泉壑、山岩、林木之间。经乾隆皇帝以三字命名题署的，共有二十八景。
(二)静明园(玉泉山)
1656年(顺治十三年)，清廷将京西的玉泉山隶属于奉宸院，取名澄心园。1680年(康熙十九年)，康熙帝对玉泉山进行扩建，改为行宫。1692年(康熙三十一年)，将“澄心园”改名为“静明园”。其后，清廷又挟清王朝的鼎盛国力，进行了多次大规模的修建，将玉泉山及附近的一些溪河湖泊全部圈人园墙以内。静明园占地975亩(约65公顷)。
乾隆帝非常喜欢静明园内的景致，择其最美之处，以四字为名，命名了“静明园十六景”。其后，乾隆帝认为“玉泉山盖灵境也……一时之会，前后迥异；一步之移，方向顿殊。吾安能以十六景概之”，又增加了以三字命名的十六景，静明园内共有三十二景。
(三)畅春园
大约在1685年(康熙二十四年)前后，清廷在明代武清侯李伟的清华园(此处的清华园并非现今清华大学之清华园，其位置相当于现在北京大学西门一带)废址上修建了畅春园，作为自己的“避喧听政”之所。
畅春园坐北朝南，呈长方形，占地900亩(约60公顷)，南半部为议政和居住用的宫殿部分，北半部是以水景为主的园林部分。
畅春园内大致可以分为中路、东路、西路和西花园四处景区。
中路景区，是畅春园的理政和居住区，中路的大宫门、九经三事殿、二宫门、春晖堂、寿萱春永殿、后罩殿、云涯馆、瑞景轩、延爽楼、鸢飞鱼跃亭等，构成中路的中轴线。中路大宫门上高悬康熙帝御题“畅春园”三字匾额，此园因此而名。
(四)圆明三园
畅春园建成以后，康熙帝为了生活及处理政务的方便，便把附近一些较小的园林赏赐给皇子们居住。畅春园正北方约一里许的一座小园林，被赏赐给了皇四子胤稹。因康熙帝“赐以园额日圆明”，遂称此园为圆明园，全园面积大约300亩。
胤稹(即雍正帝)即位后，开始对圆明园大加扩建、增建，并在圆明园南面“建设轩墀，分列朝署，俾侍值诸臣有视事之所，构殿于园之南，御以听政”。此后，圆明园不但为清帝的园居游憩之地，而且成为清帝的重要听政、理政之所。据《日下旧闻考》记载，由雍正帝命题的各景点匾 额，达八九十个之多，其中较为著名的是雍正帝命名的圆明园二十八景。
乾隆帝在位期间，清王朝国力鼎盛，库储充盈，多次较大规模增修圆明园。乾隆帝依仿避暑山庄三十六景，每景以四字题名匾额之例，将圆明园内的原二十八景增改为四十景，并御笔题书匾额，此即历史上著名的“圆明园四十景”。
此外，乾隆帝还在圆明园的东面和东南面兴建了“长春园”和“绮春园”(同治朝改称万春园)，其平面布局呈倒置的品字形，合称圆明三园，总面积达到5200余亩(约350公顷)。其中长春园有“长春园三十景”，绮春园有“绮春园三十景”，后又陆续新成二十余景。圆明三园中共有著名景点150余处。
(五)清漪园(万寿山)
圆明园建成后，乾隆帝曾题写《圆明园后记》，极力称赞圆明园规模之宏伟、殿宇之巍峨、山壑之幽深、林木之清秀、景色之绮丽，誉之为“天宝地灵之区，帝王豫游之地无以逾此”，明确告诫后世子孙，今后不要，也没有必要再“重费民力以创建苑囿”，兴建其他豪华的园林了。但是事隔不久，瓮山泊一带北山南湖的自然美景，使得乾隆帝不顾帝王之尊而自食其言了。
1750年(乾隆十五年)，乾隆帝为了给自己的母后祝寿，将原来的瓮山上的圆静寺改建为大报恩延寿寺，改瓮山为“万寿山”，仿照杭州西湖的样式将“瓮山泊”加以改造扩建，并命名为昆明湖。1761年(乾隆二十六年)，乾隆帝正式命名此处为“清漪园”。
清漪园占地4000余亩(约260余公顷)，万寿山、昆明湖构成其基本园林格局。水面面积约占全园的四分之三，湖光山色之间，点缀着殿堂楼阁、亭台廊榭、寺院庙宇等点景建筑物100余座，气势壮阔恢弘，建筑富丽堂皇，其中尤以大报恩延寿寺的佛香阁、智慧海、长廊、石舫、十七孔桥、须弥灵境、惠山园(即谐趣园)、怡春堂(即德和园大戏台)等最为著名。
清漪园可以分为政务生活、万寿前山、昆明湖和后山后河四个地区。
政务生活区是清漪园内的政治中心与建筑的核心，主要建筑有清帝处理政务的勤政殿(光绪朝改建为仁寿殿)，曾为光绪帝寝宫的玉澜堂，曾为光绪帝后妃住所的宜芸馆，本为皇帝的寝宫、但后来为慈禧太后住所的乐寿堂，以及怡春堂(光绪朝改建为德和园大戏楼)等。
名园劫难，国耻难忘
1860年10月6日和7日，英法联军共同劫掠了以五园三山为代表的皇家园林，并焚烧了部分建筑。
如果说，英法侵略者大肆抢劫圆明园内的珍宝与文物，已经对中国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那么，他们极其野蛮地破坏大批文物，则是对整个人类物质文明的野蛮毁灭。看看他们是如何破坏中国文物的吧!
据参与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英国人斯温霍记载，他在圆明园内看到：“军官和士兵，英国人和法国人，以一种不体面的举止横冲直闯，每一个人都渴望抢到点值钱的东西。多数法国人都拿着巨大的棍棒为武器，遇到不能挪动的东西，就捣个粉碎。在一间屋子里，你可以看到好几个各种等级的军官和士兵钻到一个箱柜里，头碰头，手撞手，在搜寻和强夺里面的物品。另一间屋里，大群人正争先恐后地仔细检查一堆华美的龙袍。有的人在对着大镜子玩弄掷钱的游戏，另外的则对着枝形吊灯搞掷棒打靶来取乐。”英国人卧尔斯莱也记载说：“乱七八糟，予取予携的抢劫，肆意毁坏一切过于笨重、不能移动的物品，都立刻开始了……桌椅由窗牖掷出，将钟击碎在石道上，一切不能破碎的物品，极力毁伤，使其变为不值钱的东西。”英法联军彻底毁坏圆明园及其园内文物艺术品，不是一般的战争破坏罪，而是毁灭整个人类物质文明的不可容忍的野蛮罪行；不仅是对中国人民的犯罪，对于全世界人民来说，也同样是犯罪。
法军初到北京时，只有一辆车。然而当法军离开圆明园时，“不知道为什么竟然出现了大批满载着的车辆，单是这大车队也得十十足足走上一小时。至于英国人的行李车队，那更长得出奇。这一支神话式的车队足足有两法里之长”。尤其令人气愤的是，当英法联军“离开的时候，大家竟把许多精制的时钟、挂钟和雕刻好的象牙都扔在车轮的轨道里，把它们填满，好让大炮和车辆的轮子在上面滚过去”。就连侵略者自己也不得不承认：“对一个地方这样地抢劫和蹂躏是够坏的了，而更加糟糕的是无谓的糟蹋和损坏。在那些价值一千万镑的财产中，我敢说五万镑都变卖不到……战争是一项讨厌的事情。看得越多，越加厌恶。”
稍后，英国代表额尔金以清政府“不讲道义，不顾国际法”，将捕获的英法“侨民”18人在圆明园内虐待致死为借口，野蛮地命英军3000余人于10月18日、19日两日，将五园三山等皇家园林焚为灰烬，大火持续了数日。
据英国人Charles S.Leavenworth记载：“十月十八日，圆明园和附近所有的宫殿，都一齐架火燃烧起来。两天两夜，这些遭劫的避暑行宫，火光熊熊的烧着，仿佛一张幔子，罩着当时的行幸处所，并且随着大风，烟雾吹过联军驻扎的营盘，蜿蜿蜒蜒，到了北京，黑云压城，日光掩没，看起来，仿佛像一个长期的日蚀。”额尔金的私人秘书也记载说：“十九日(即星期五)的整天，圆明园仍然焚烧着。仿佛大雾似的浓烟，顺着风势吹去，好像一个很宽大的黑色幔子，罩在全北京城上。”
圆明受虐，子虚乌有
英法联军占领北京后，英国方面不但以极其肯定的口吻说，清政府和咸丰帝“将俘虏首先解送圆明园，并且就在这行宫中，开始施行他的苛刑，终使他们陷于死亡等事，都由法入诺曼先生和其它的人给证实了”。并且还煞有介事地声称，“在邻近大殿的几间屋子里面，还找到他们的几件衣服，并且在御厩中，所有我们的马匹和鞍辔，几乎全都寻着”。
以上外国方面的史料记载，似乎人证、物证俱在，当事人言之凿凿，已无可置疑地证明，英法被俘人员的确被清政府送至圆明园之内，并在此遭到种种非刑虐待，以至多人在此毙命。
但是，经过笔者认真的史料爬梳后发现，无论是中方史料，还是外国方面的史料，都可以确定无疑表明，英国谈判代表巴夏礼、洛克等9人，最初被关押于北京刑部监狱的南、北两监，后因英法索要甚急，清廷遂将他们送至德胜门内高庙，10月8日又被送回英军军营；其他27名英法被俘者则被分别关押于大兴、宛平、房山、密云、昌平等县狱中。
当然，也有极个别的中方史料记载了英法被俘者被押送至圆明园一事，如不著撰人的《庚申英夷入寇大变记略》记载说，怡亲王载垣等人曾将巴夏礼等人“押解赴(圆明)园”，但郑亲王端华、户部尚书肃顺等“奸党”，因担心咸丰帝或亲自、或钦派大臣审问巴夏礼等人，而使自己“贿赂充斥，内结外连”等罪行暴露，故“见巴夷一到”，“即急令解进京城”。也就是说，巴夏礼等人刚被送到圆明园，就立即又被送回北京城内。因此，这一记载并不能证 明巴夏礼等人的确被关押于圆明园，更不能证明巴夏礼等人在此受到非刑虐待。
中方明确记载巴夏礼等人被押解于圆明园的相关史料，只有鲍源深的《补竹轩文集》。该文集只是简单地记载：“初四日戌刻，怡邸解夷酋巴夏里等二十余人到圆明园，交提督府下处派兵看守一夜，兵丁凌虐之。”
“言必有本，无征不信，孤证不立，疑证不取”，这是人们考史辨伪时应该遵循的基本原则。鲍源深的这一孤证材料，似不能证明什么问题。
英法被俘者，在清军前敌指挥僧格林沁和大学士瑞麟面前确曾受到过虐待，后来也的确有英法被俘者被杀或因受虐而死。但是，额尔金所谓英法战俘在圆明园内受虐致死一说，纯为无稽之谈，并无事实依据，或是依据并不真实的传言揣测，或是别有用心的捏造，不过是为其焚毁圆明园寻找借口而已。
被劫文物，理应归还
英法联军闯入圆明园以后，每个国家选出三人，组成了一个六人委员会，“来负责挑选最珍贵的物品……这些物品无论按其本身的质量，或是按其艺术价值来说，都是最珍贵的”，以便两国“均分”。除此之外，他们还要“好中挑好，把最有价值的东西挑出来，送给远征军所属国的君主，也就是女王维多利亚陛下和皇帝拿破仑三世陛下”。英国人沃尔德龙记载说，他在圆明园内看到，“大殿里挤满了大群外国军人，御座的地板上摆满了天朝皇帝精选的古董珍品，但已命定作为赠送给两个更值得尊敬的君主的礼品”。法国军事统帅孟托班将军指着这些精美的文物对他说：“看这里……我把这些最华美精选的东西挑了一点，准备在大英女王和法国皇上之间加以摊分。”
近代以来，外国侵略者到底从中国掠夺盗窃了多少文物，没有人能说得清楚。据说，目前在世界47个国家的2000多个博物馆中，共收藏有流失的中国文物167万余件。各国博物馆中的收藏不过仅占中国流失文物的十分之一，绝大部分流失海外的文物则被收藏在民间。据此估算，中国流失海外的文物，约近2000万件。
具体到圆明园，到底有多少文物被英法联军或以后的八国联军劫掠至国外，同样也没有人能说得清楚。有人估计，流失海外的圆明园文物，至少有150余万件。清廷驻英公使薛福成、张德彝以及康有为等人在英、法、美等国博物馆内，都看到过大量的圆明园文物。现在中国圆明园学会等相关机构正就流失于海外的圆明园文物进行摸底调查。
目前认定并展存于英、法、美等国博物馆内的圆明园文物，已多达干件，包括金银器、瓷器、青铜器、玉器、书画、雕刻等几大门类。
英国博物馆收藏有中国文物2.3万件，多为世之珍品、孤品，尤以汉代的玉雕驭龙、东晋顾恺之《女史箴图》唐代摹本最为珍贵，还有其他如敦煌文物等。大英图书馆中藏有中国的珍贵文献和古籍6万余种。
法国的枫丹白露宫存展的圆明园珍宝最多最珍贵，如百子漆盒、青铜鼎、白玉仕女摆件、金佛塔、铜龙、铜鎏金云龙纹编钟、金罐、红珊瑚太狮、珐琅麒麟、珐琅酒壶、御笔对联、青玉山子等。
巴黎东方博物院藏有圆明园的玉印二方，“一曰‘保合太和’，青玉方印，稍大。一日‘圆明园印’，白玉方印，稍小”。
法国欹规味博物院藏有乾隆御笔白玉方玺、“保合太和”碧玉玺、“烟火长春”汉玉印、“圆明春山”，等等。
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内藏有彩色绢本《圆明园四十景图》、墨线白描木刻本《圆明园四十景图咏》、海晏堂等西洋楼铜版画等。
法国军事博物馆内藏有乾隆帝盔甲和御用兵器等。
美国博物馆内藏元代程棨摹绘南宋楼(王寿)的《耕织图》画轴等。
据直接参与抢劫的法国人德里松伯爵的《翻译官手册》记载，法国侵略军送给拿破仑的圆明园文物有：
一、“两根将军的装饰杖，长约四十公分左右。他们的形状像是拉长了的C字，用金子做成，中间和两端均镶有很大的玉石，非常漂亮，做工极为精细。”这显然是两件金如意。
二、“一件完整的中国皇帝的龙袍。这件龙袍由好几件依次叠起的衣服所组成。第一件是由金边绣成的绸衣；第二件是用钢做成的锁子甲；第三件最贵重，是金做的黄色绸衣，上面有光彩夺目的各色刺绣，再加上用金子和宝石所做的纽扣，就使这件衣服更形贵重。附在这件龙袍上的还有一顶用金子和钢所做成的战盔，盔上有钢制的尖状物。”这显然是指乾隆帝的御用盔甲。
三、“一座添金和釉的铜宝塔，做工非常精巧。”
四、“釉制的大瓶；好几个用金子和釉做的神像。”
五、“两座很大的铜制涂金怪物像，每座约重四百公斤。”
六、“还有许多戒指、项圈、酒杯、漆器、瓷器以及数以千计的珍奇玩物。”
2000年，我国爱国人士先后购回圆明园西洋楼景区海晏堂前的牛首、虎首和猴首三个铜像，共计花费3000余万港元。2003年，又有爱国人士从一美国私人收藏者手中购回“猪首铜像”，花费约700万元人民币。仅回购四个生肖兽首铜雕像，中国人民就付出了三四千万元人民币的代价。
2009年2月26日，佳土得拍卖公司不顾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执意拍卖圆明园文物——兔首、鼠首铜雕像。厦门商人蔡铭超，以3149万欧元的高价(约合人民币2.9亿)竞拍成功后表示，自己虽然竞拍成功，但决不会付款。
对于这一违反竞拍规则的事件，国内海外议论纷纷，毁誉不一。
一些外国媒体指责中国人这一“拍而不买”、“故意搅局”的做法违背了诚信的原则，部分中国人对这一做法也表示不理解、不支持。他们认为，这是“匹夫之勇，丢了中国人的面子”，中国人完全没有必要“以无赖对付无耻”。
但是，有更多的中国人称赞这一行动是爱国的行为，“在抵制这一场损害中国人民利益和感情的不正当拍卖过程中”，“让世界看到来自中国民间的力量与智慧”，“体现出了合理利用规则的智慧”。
对于这一拍卖风波，人们可以乐山乐水，见仁见智。但笔者认为，外国政府不应无视中国人民对于流失海外文物的特殊民族情结。
英法联军焚毁圆明园，劫掠文物，不但违反了当时的《万国公法》，而且违反了以后的海牙国际公约，是毁灭人类物质文明和文化遗产的野蛮犯罪。英法等国政府应该将通过战争手段劫掠，现藏于其国家博物馆的中国文物艺术品无条件归还中国；其对于圆明园等园林的毁坏，亦应给予经济赔偿；对于因战争给中国人民生命与财产造成的损失表示道歉。
我们中华民族的子孙，不必，也不会因此而煽动起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更不应该因此而激发起仇视英国或法国人民的“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以牙还牙，以血还血”的报复心理，但是中国人民却不能忘记过去的历史；英法两国人民自然没有必要对英法联军的侵略行为负责，但英法两国政府却需要对这段历史有一个客观的认识和反省，只有这样，才可以为全世界各国人民的真正和解、和睦相处、和谐发展，创造更为坚实的基础。
值此圆明园被劫、被焚150周年，建园300年之际，草撰是文，以志纪念。
虎踞龙盘，物华天宝
北京不但曾是中国的数朝古都，具有整齐规范的城市格局、丰富悠久的历史内涵、广博深厚的文化积淀等人文因素，而且具有良好的地理环境，是一块非常适合建都的风水宝地。
古今风水名家、堪舆大师皆认为，“山环水抱必有气”。
北京城西部的西山，是巍巍太行山的旁支余脉，北部的军都山则为燕山山脉，如同屏障一般拱卫着京津平原。这两座山脉在北京的南口、居庸关到河北的怀来一带会合，面对着东南方向的华北大平原，形成了一个半圆形的大山环，地势由西北向东南稍微倾斜。北京地区具有“东临辽碣，西依太行，北连朔漠，背扼军都，南控中原”的地理特点，既有利于自身的回旋与发展，又具有在政治、军事等方面控驭全国的战略优势。
宋代的理学大师朱熹曾说：“古今建都之地，莫过于冀，所谓无风以散之，有水以界之也。”《大学衍义补》也称赞燕蓟地区是“居直北之地，上应天垣之紫微……自古建都之地，上得天时，下得地势，中得人心，未有过此者”。清乾隆帝钦定的《日下旧闻考》也说：“燕荆为轩黄建都之地，依山带海，形势之雄伟博大，甲于天下。”
北京的确是一个为王气所钟、虎踞龙盘，非常适合建都的形胜之地，北京西北的海淀地区更是一个山水环抱、上风上水的好地方。这里不但有西山、军都山等山脉，而且具有极其丰富的地上、地下水资源。海淀之得名，即是源于当时这一带自然泉水与浅水草淀极多、极广，可以说是遍地流泉，处处喷涌。
北京西北郊万泉庄一带涌出的泉水与自玉泉山上流泄而下的泉水，或汇集成为大大小小的湖、泊、淀、沼，或汇而成流，再汇而成溪。春夏之际，放眼望去，或是萍浮荷摆之景，或是蒲苇杂生之貌，又见农家茅舍疏布其间，百鸟翱翔于云天，群鱼嬉游于浅水，蝉鸣于疏林，蛙声于稻畦，遥见西峰秀色、层峦叠翠、山水映衬，仿佛是一幅江南秀美画卷。
山峦、湖泊、河流、林木、花草等，是为古今构造园林的基本物质要素。所有这些，在北京的西北部地区几乎是应有尽有，这就为在此修建精美的皇家或私家园林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早在辽、金时代，各朝帝王即充分利用这一山明水秀的优美环境，在香山、玉泉山等地方营建皇家行宫、庙宇。各朝各代的达官显贵亦多于此地营建园林庭阁，其中以明万历年间武清侯李伟的清华园(取意水木清华)和太仆寺少卿米万钟的勺园(取其园不过为海淀之一勺之意)为最。勺园与清华园的构思与建筑，各有优长。后来奉康熙皇帝之命修建畅春园的园林大师、江苏人叶陶曾评价说：“李园壮丽，米园曲折；米园不俗，李园不酸。”
盛世辉煌，五园三山
清王朝定都北京以后，开始在西北郊陆续营建大型皇家园林。历经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六朝150余年，到了1860年以前，在北京的西北郊地区形成了一大片皇家与私家的园林建筑群。极目所见，皆为湖泊流布、馆阁连属、叠石为山、曲径通幽、绿树掩映的名园胜苑，东起现今的清华大学，西迄香山，绵延二十余里，皇家与私人园林多达八九十座，其中较为著名的园林有熙春园、自怡园、近春园、春熙院、圆明三园(即圆明园、绮春园、长春园)、澄怀园、一亩园、自得园、清漪园(现今的颐和园)、静明园(玉泉山)、静宜园(香山)。圆明园以南还有淑春园(漱春园)、鸣鹤园、朗润园、镜春园、睿王园、蔚秀园、承泽园、畅春园、西花园等。
在这众多的园林中，尤以五园三山，即静宜园(香山)、静明园(玉泉山)、圆明三园、畅春园、清漪园(万寿山)等，规模最为宏大壮美，体现出中国古典风景式园林的全部形式与要素，代表着中国皇家造园艺术的最高成就。
(一)静宜园(香山)
1677年(康熙十六年)，康熙帝在原香山寺旧址上修建香山行宫。其后，乾隆帝“往游而乐之”，每每因此地“山水之乐，不能忘怀”，对香山行宫大加扩建。1745年(乾隆十年)，逐渐建成“佛殿琳宫，参错相望”的清帝行宫。正门上悬有乾隆帝御题“静宜园”三字匾额，故此这里被称为“静宜园”。
静宜园占地达2300亩(约153公顷)，大小建筑群共有50余处，殿堂楼阁、亭馆斋轩、佛寺佛塔等，依山而筑，交融于泉壑、山岩、林木之间。经乾隆皇帝以三字命名题署的，共有二十八景。
(二)静明园(玉泉山)
1656年(顺治十三年)，清廷将京西的玉泉山隶属于奉宸院，取名澄心园。1680年(康熙十九年)，康熙帝对玉泉山进行扩建，改为行宫。1692年(康熙三十一年)，将“澄心园”改名为“静明园”。其后，清廷又挟清王朝的鼎盛国力，进行了多次大规模的修建，将玉泉山及附近的一些溪河湖泊全部圈人园墙以内。静明园占地975亩(约65公顷)。
乾隆帝非常喜欢静明园内的景致，择其最美之处，以四字为名，命名了“静明园十六景”。其后，乾隆帝认为“玉泉山盖灵境也……一时之会，前后迥异；一步之移，方向顿殊。吾安能以十六景概之”，又增加了以三字命名的十六景，静明园内共有三十二景。
(三)畅春园
大约在1685年(康熙二十四年)前后，清廷在明代武清侯李伟的清华园(此处的清华园并非现今清华大学之清华园，其位置相当于现在北京大学西门一带)废址上修建了畅春园，作为自己的“避喧听政”之所。
畅春园坐北朝南，呈长方形，占地900亩(约60公顷)，南半部为议政和居住用的宫殿部分，北半部是以水景为主的园林部分。
畅春园内大致可以分为中路、东路、西路和西花园四处景区。
中路景区，是畅春园的理政和居住区，中路的大宫门、九经三事殿、二宫门、春晖堂、寿萱春永殿、后罩殿、云涯馆、瑞景轩、延爽楼、鸢飞鱼跃亭等，构成中路的中轴线。中路大宫门上高悬康熙帝御题“畅春园”三字匾额，此园因此而名。
(四)圆明三园
畅春园建成以后，康熙帝为了生活及处理政务的方便，便把附近一些较小的园林赏赐给皇子们居住。畅春园正北方约一里许的一座小园林，被赏赐给了皇四子胤稹。因康熙帝“赐以园额日圆明”，遂称此园为圆明园，全园面积大约300亩。
胤稹(即雍正帝)即位后，开始对圆明园大加扩建、增建，并在圆明园南面“建设轩墀，分列朝署，俾侍值诸臣有视事之所，构殿于园之南，御以听政”。此后，圆明园不但为清帝的园居游憩之地，而且成为清帝的重要听政、理政之所。据《日下旧闻考》记载，由雍正帝命题的各景点匾 额，达八九十个之多，其中较为著名的是雍正帝命名的圆明园二十八景。
乾隆帝在位期间，清王朝国力鼎盛，库储充盈，多次较大规模增修圆明园。乾隆帝依仿避暑山庄三十六景，每景以四字题名匾额之例，将圆明园内的原二十八景增改为四十景，并御笔题书匾额，此即历史上著名的“圆明园四十景”。
此外，乾隆帝还在圆明园的东面和东南面兴建了“长春园”和“绮春园”(同治朝改称万春园)，其平面布局呈倒置的品字形，合称圆明三园，总面积达到5200余亩(约350公顷)。其中长春园有“长春园三十景”，绮春园有“绮春园三十景”，后又陆续新成二十余景。圆明三园中共有著名景点150余处。
(五)清漪园(万寿山)
圆明园建成后，乾隆帝曾题写《圆明园后记》，极力称赞圆明园规模之宏伟、殿宇之巍峨、山壑之幽深、林木之清秀、景色之绮丽，誉之为“天宝地灵之区，帝王豫游之地无以逾此”，明确告诫后世子孙，今后不要，也没有必要再“重费民力以创建苑囿”，兴建其他豪华的园林了。但是事隔不久，瓮山泊一带北山南湖的自然美景，使得乾隆帝不顾帝王之尊而自食其言了。
1750年(乾隆十五年)，乾隆帝为了给自己的母后祝寿，将原来的瓮山上的圆静寺改建为大报恩延寿寺，改瓮山为“万寿山”，仿照杭州西湖的样式将“瓮山泊”加以改造扩建，并命名为昆明湖。1761年(乾隆二十六年)，乾隆帝正式命名此处为“清漪园”。
清漪园占地4000余亩(约260余公顷)，万寿山、昆明湖构成其基本园林格局。水面面积约占全园的四分之三，湖光山色之间，点缀着殿堂楼阁、亭台廊榭、寺院庙宇等点景建筑物100余座，气势壮阔恢弘，建筑富丽堂皇，其中尤以大报恩延寿寺的佛香阁、智慧海、长廊、石舫、十七孔桥、须弥灵境、惠山园(即谐趣园)、怡春堂(即德和园大戏台)等最为著名。
清漪园可以分为政务生活、万寿前山、昆明湖和后山后河四个地区。
政务生活区是清漪园内的政治中心与建筑的核心，主要建筑有清帝处理政务的勤政殿(光绪朝改建为仁寿殿)，曾为光绪帝寝宫的玉澜堂，曾为光绪帝后妃住所的宜芸馆，本为皇帝的寝宫、但后来为慈禧太后住所的乐寿堂，以及怡春堂(光绪朝改建为德和园大戏楼)等。
名园劫难，国耻难忘
1860年10月6日和7日，英法联军共同劫掠了以五园三山为代表的皇家园林，并焚烧了部分建筑。
如果说，英法侵略者大肆抢劫圆明园内的珍宝与文物，已经对中国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那么，他们极其野蛮地破坏大批文物，则是对整个人类物质文明的野蛮毁灭。看看他们是如何破坏中国文物的吧!
据参与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英国人斯温霍记载，他在圆明园内看到：“军官和士兵，英国人和法国人，以一种不体面的举止横冲直闯，每一个人都渴望抢到点值钱的东西。多数法国人都拿着巨大的棍棒为武器，遇到不能挪动的东西，就捣个粉碎。在一间屋子里，你可以看到好几个各种等级的军官和士兵钻到一个箱柜里，头碰头，手撞手，在搜寻和强夺里面的物品。另一间屋里，大群人正争先恐后地仔细检查一堆华美的龙袍。有的人在对着大镜子玩弄掷钱的游戏，另外的则对着枝形吊灯搞掷棒打靶来取乐。”英国人卧尔斯莱也记载说：“乱七八糟，予取予携的抢劫，肆意毁坏一切过于笨重、不能移动的物品，都立刻开始了……桌椅由窗牖掷出，将钟击碎在石道上，一切不能破碎的物品，极力毁伤，使其变为不值钱的东西。”英法联军彻底毁坏圆明园及其园内文物艺术品，不是一般的战争破坏罪，而是毁灭整个人类物质文明的不可容忍的野蛮罪行；不仅是对中国人民的犯罪，对于全世界人民来说，也同样是犯罪。
法军初到北京时，只有一辆车。然而当法军离开圆明园时，“不知道为什么竟然出现了大批满载着的车辆，单是这大车队也得十十足足走上一小时。至于英国人的行李车队，那更长得出奇。这一支神话式的车队足足有两法里之长”。尤其令人气愤的是，当英法联军“离开的时候，大家竟把许多精制的时钟、挂钟和雕刻好的象牙都扔在车轮的轨道里，把它们填满，好让大炮和车辆的轮子在上面滚过去”。就连侵略者自己也不得不承认：“对一个地方这样地抢劫和蹂躏是够坏的了，而更加糟糕的是无谓的糟蹋和损坏。在那些价值一千万镑的财产中，我敢说五万镑都变卖不到……战争是一项讨厌的事情。看得越多，越加厌恶。”
稍后，英国代表额尔金以清政府“不讲道义，不顾国际法”，将捕获的英法“侨民”18人在圆明园内虐待致死为借口，野蛮地命英军3000余人于10月18日、19日两日，将五园三山等皇家园林焚为灰烬，大火持续了数日。
据英国人Charles S.Leavenworth记载：“十月十八日，圆明园和附近所有的宫殿，都一齐架火燃烧起来。两天两夜，这些遭劫的避暑行宫，火光熊熊的烧着，仿佛一张幔子，罩着当时的行幸处所，并且随着大风，烟雾吹过联军驻扎的营盘，蜿蜿蜒蜒，到了北京，黑云压城，日光掩没，看起来，仿佛像一个长期的日蚀。”额尔金的私人秘书也记载说：“十九日(即星期五)的整天，圆明园仍然焚烧着。仿佛大雾似的浓烟，顺着风势吹去，好像一个很宽大的黑色幔子，罩在全北京城上。”
圆明受虐，子虚乌有
英法联军占领北京后，英国方面不但以极其肯定的口吻说，清政府和咸丰帝“将俘虏首先解送圆明园，并且就在这行宫中，开始施行他的苛刑，终使他们陷于死亡等事，都由法入诺曼先生和其它的人给证实了”。并且还煞有介事地声称，“在邻近大殿的几间屋子里面，还找到他们的几件衣服，并且在御厩中，所有我们的马匹和鞍辔，几乎全都寻着”。
以上外国方面的史料记载，似乎人证、物证俱在，当事人言之凿凿，已无可置疑地证明，英法被俘人员的确被清政府送至圆明园之内，并在此遭到种种非刑虐待，以至多人在此毙命。
但是，经过笔者认真的史料爬梳后发现，无论是中方史料，还是外国方面的史料，都可以确定无疑表明，英国谈判代表巴夏礼、洛克等9人，最初被关押于北京刑部监狱的南、北两监，后因英法索要甚急，清廷遂将他们送至德胜门内高庙，10月8日又被送回英军军营；其他27名英法被俘者则被分别关押于大兴、宛平、房山、密云、昌平等县狱中。
当然，也有极个别的中方史料记载了英法被俘者被押送至圆明园一事，如不著撰人的《庚申英夷入寇大变记略》记载说，怡亲王载垣等人曾将巴夏礼等人“押解赴(圆明)园”，但郑亲王端华、户部尚书肃顺等“奸党”，因担心咸丰帝或亲自、或钦派大臣审问巴夏礼等人，而使自己“贿赂充斥，内结外连”等罪行暴露，故“见巴夷一到”，“即急令解进京城”。也就是说，巴夏礼等人刚被送到圆明园，就立即又被送回北京城内。因此，这一记载并不能证 明巴夏礼等人的确被关押于圆明园，更不能证明巴夏礼等人在此受到非刑虐待。
中方明确记载巴夏礼等人被押解于圆明园的相关史料，只有鲍源深的《补竹轩文集》。该文集只是简单地记载：“初四日戌刻，怡邸解夷酋巴夏里等二十余人到圆明园，交提督府下处派兵看守一夜，兵丁凌虐之。”
“言必有本，无征不信，孤证不立，疑证不取”，这是人们考史辨伪时应该遵循的基本原则。鲍源深的这一孤证材料，似不能证明什么问题。
英法被俘者，在清军前敌指挥僧格林沁和大学士瑞麟面前确曾受到过虐待，后来也的确有英法被俘者被杀或因受虐而死。但是，额尔金所谓英法战俘在圆明园内受虐致死一说，纯为无稽之谈，并无事实依据，或是依据并不真实的传言揣测，或是别有用心的捏造，不过是为其焚毁圆明园寻找借口而已。
被劫文物，理应归还
英法联军闯入圆明园以后，每个国家选出三人，组成了一个六人委员会，“来负责挑选最珍贵的物品……这些物品无论按其本身的质量，或是按其艺术价值来说，都是最珍贵的”，以便两国“均分”。除此之外，他们还要“好中挑好，把最有价值的东西挑出来，送给远征军所属国的君主，也就是女王维多利亚陛下和皇帝拿破仑三世陛下”。英国人沃尔德龙记载说，他在圆明园内看到，“大殿里挤满了大群外国军人，御座的地板上摆满了天朝皇帝精选的古董珍品，但已命定作为赠送给两个更值得尊敬的君主的礼品”。法国军事统帅孟托班将军指着这些精美的文物对他说：“看这里……我把这些最华美精选的东西挑了一点，准备在大英女王和法国皇上之间加以摊分。”
近代以来，外国侵略者到底从中国掠夺盗窃了多少文物，没有人能说得清楚。据说，目前在世界47个国家的2000多个博物馆中，共收藏有流失的中国文物167万余件。各国博物馆中的收藏不过仅占中国流失文物的十分之一，绝大部分流失海外的文物则被收藏在民间。据此估算，中国流失海外的文物，约近2000万件。
具体到圆明园，到底有多少文物被英法联军或以后的八国联军劫掠至国外，同样也没有人能说得清楚。有人估计，流失海外的圆明园文物，至少有150余万件。清廷驻英公使薛福成、张德彝以及康有为等人在英、法、美等国博物馆内，都看到过大量的圆明园文物。现在中国圆明园学会等相关机构正就流失于海外的圆明园文物进行摸底调查。
目前认定并展存于英、法、美等国博物馆内的圆明园文物，已多达干件，包括金银器、瓷器、青铜器、玉器、书画、雕刻等几大门类。
英国博物馆收藏有中国文物2.3万件，多为世之珍品、孤品，尤以汉代的玉雕驭龙、东晋顾恺之《女史箴图》唐代摹本最为珍贵，还有其他如敦煌文物等。大英图书馆中藏有中国的珍贵文献和古籍6万余种。
法国的枫丹白露宫存展的圆明园珍宝最多最珍贵，如百子漆盒、青铜鼎、白玉仕女摆件、金佛塔、铜龙、铜鎏金云龙纹编钟、金罐、红珊瑚太狮、珐琅麒麟、珐琅酒壶、御笔对联、青玉山子等。
巴黎东方博物院藏有圆明园的玉印二方，“一曰‘保合太和’，青玉方印，稍大。一日‘圆明园印’，白玉方印，稍小”。
法国欹规味博物院藏有乾隆御笔白玉方玺、“保合太和”碧玉玺、“烟火长春”汉玉印、“圆明春山”，等等。
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内藏有彩色绢本《圆明园四十景图》、墨线白描木刻本《圆明园四十景图咏》、海晏堂等西洋楼铜版画等。
法国军事博物馆内藏有乾隆帝盔甲和御用兵器等。
美国博物馆内藏元代程棨摹绘南宋楼(王寿)的《耕织图》画轴等。
据直接参与抢劫的法国人德里松伯爵的《翻译官手册》记载，法国侵略军送给拿破仑的圆明园文物有：
一、“两根将军的装饰杖，长约四十公分左右。他们的形状像是拉长了的C字，用金子做成，中间和两端均镶有很大的玉石，非常漂亮，做工极为精细。”这显然是两件金如意。
二、“一件完整的中国皇帝的龙袍。这件龙袍由好几件依次叠起的衣服所组成。第一件是由金边绣成的绸衣；第二件是用钢做成的锁子甲；第三件最贵重，是金做的黄色绸衣，上面有光彩夺目的各色刺绣，再加上用金子和宝石所做的纽扣，就使这件衣服更形贵重。附在这件龙袍上的还有一顶用金子和钢所做成的战盔，盔上有钢制的尖状物。”这显然是指乾隆帝的御用盔甲。
三、“一座添金和釉的铜宝塔，做工非常精巧。”
四、“釉制的大瓶；好几个用金子和釉做的神像。”
五、“两座很大的铜制涂金怪物像，每座约重四百公斤。”
六、“还有许多戒指、项圈、酒杯、漆器、瓷器以及数以千计的珍奇玩物。”
2000年，我国爱国人士先后购回圆明园西洋楼景区海晏堂前的牛首、虎首和猴首三个铜像，共计花费3000余万港元。2003年，又有爱国人士从一美国私人收藏者手中购回“猪首铜像”，花费约700万元人民币。仅回购四个生肖兽首铜雕像，中国人民就付出了三四千万元人民币的代价。
2009年2月26日，佳土得拍卖公司不顾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执意拍卖圆明园文物——兔首、鼠首铜雕像。厦门商人蔡铭超，以3149万欧元的高价(约合人民币2.9亿)竞拍成功后表示，自己虽然竞拍成功，但决不会付款。
对于这一违反竞拍规则的事件，国内海外议论纷纷，毁誉不一。
一些外国媒体指责中国人这一“拍而不买”、“故意搅局”的做法违背了诚信的原则，部分中国人对这一做法也表示不理解、不支持。他们认为，这是“匹夫之勇，丢了中国人的面子”，中国人完全没有必要“以无赖对付无耻”。
但是，有更多的中国人称赞这一行动是爱国的行为，“在抵制这一场损害中国人民利益和感情的不正当拍卖过程中”，“让世界看到来自中国民间的力量与智慧”，“体现出了合理利用规则的智慧”。
对于这一拍卖风波，人们可以乐山乐水，见仁见智。但笔者认为，外国政府不应无视中国人民对于流失海外文物的特殊民族情结。
英法联军焚毁圆明园，劫掠文物，不但违反了当时的《万国公法》，而且违反了以后的海牙国际公约，是毁灭人类物质文明和文化遗产的野蛮犯罪。英法等国政府应该将通过战争手段劫掠，现藏于其国家博物馆的中国文物艺术品无条件归还中国；其对于圆明园等园林的毁坏，亦应给予经济赔偿；对于因战争给中国人民生命与财产造成的损失表示道歉。
我们中华民族的子孙，不必，也不会因此而煽动起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更不应该因此而激发起仇视英国或法国人民的“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以牙还牙，以血还血”的报复心理，但是中国人民却不能忘记过去的历史；英法两国人民自然没有必要对英法联军的侵略行为负责，但英法两国政府却需要对这段历史有一个客观的认识和反省，只有这样，才可以为全世界各国人民的真正和解、和睦相处、和谐发展，创造更为坚实的基础。
值此圆明园被劫、被焚150周年，建园300年之际，草撰是文，以志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