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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管和小贩，是当下中国两个纠结甚至冲突的身份标签，曾经有无数的城管和小贩互相把对方视为“仇人”。然而令人惊奇的是，最近，这两个身份标签却异常和谐地贴在了26岁的天津男孩赵义身上——白天，他是城管，负责城管信息采集工作；而到了晚上，他却成了小贩，在马路边摆摊卖鞋。
是什么原因，让一个平时“高高在上”的城管放下高傲，屈身当起了街头的卖鞋小贩？他的这种“冲突人生”如何度过、两种“对立”身份如何平衡？单位领导、小贩同行以及其他知情人又怎样看待？他能将这种对立身份保持下去吗？
捧上“铁饭碗”大学毕业生当城管
今年26岁的赵义是天津人，2007年毕业于天津大学电气自动化专业。大学毕业后，他在天津做了4个月的保险，之后跟着亲戚在安徽芜湖做了8个月销售。一次偶然的机会，他进入了天津市某环境建设有限公司。
这是一家国有独资企业，在天津市早年进行的事业单位体制改革中承接了以前市环卫局、园林局的部分基层工作。赵义虽是企业编制，但是工作稳定，旱涝保收。
与赵义一起进去的30人都是应往两届大学生。在一年的实习期里，多数人直接到扫道班打扫马路，基本工资600元。赵义先后在业务部、保卫队工作。大家都不知道未来是否会有固定的岗位，但他们不敢问，因为这个单位有的是人想进来。
2010年3月，赵义和9个同事得到“幸运”的机会，借调到天津市市容和园林管理委员会进行实习岗位轮换，参与数字化城市管理中心考评工作。 每月前20天，他负责处理公众投诉，之后花3天时间跟着数字化中心同事进行六区巡查，两辆车，一辆负责三个区，看市民通过电话、网站和电台反映的问题有没有解决。当时天津市正在试行市区两级统一的数字化城管平台系统，全市环卫、园林和综合执法的信息收集、处理和反馈情况都被划入系统内。
2010年8月，又一个机会出现，赵义结束在市容委借调，转借到红桥区市容园林委数字化管理中心考核办，新的岗位是信息采集员，处于天津市城管系统平台的最末端，直接接触城市管理中的各种违法违章现象和城市顽疾。一台巴掌大的“城管通”是他的武器，拍哪些信息，孤军在外巡逻的信息员有权选择，每天任务10条。他的编制，还是在环境建设有限公司，不过因为已经转正，基本工资涨到了1000元出头，加上伙食补贴和加班费是1400多元。
赵义负责巡查拍摄的路面有32条，面积23万多平方米。这片区域地处红桥区偏远位置，马路上多是附近居民为了糊口赚钱摆的小摊，卖早点，卖水果。因为诸如占道经营等违章情况太多，赵义的任务很好完成。不过，他都是在远处偷拍，几乎从不将镜头对准人，因为除了手中这台可以即时上传照片和信息说明的“城管通”，他没有任何证件，甚至连制服都没有。
不仅不避讳身份，赵义还偶尔和小贩们拉拉家常，遇到有困难的，他通常会手下留情。即使劝人不要占道经营，他也说话客气，甚至有时还会帮他们收收摊。
为了多挣钱白天当城管，晚上做小贩
位于天津市红桥区的五爱道，是地摊小贩们的天下。每到下午6点，一辆辆铁皮箱从附近毛细血管一样的小胡同里吱呀吱呀地拉出来，陆续在马路上挤挤挨挨地铺展开来，各色款式的长裙短裤插着39元大甩卖的纸壳，卖鱼蛋的油炸香气见缝插针地飘荡在半条街上，不时有小贩大声地甩一句地道的天津腔招揽生意。
这是赵义下班要经过的地方。当了半年多的城管，他已经对这条街道非常熟悉了。一次，看着小贩们热闹地卖着各种东西，赵义心想，自己工资这么低，何不下班后也来摆个摊呢？父亲做了10多年的小贩，自己也见惯了小贩卖东西，对这个行业再熟悉不过了。
想到以后还要娶妻生子养家，靠1400元的工资无论如何不行，赵义下定决心，说干就干。2010年12月，赵义瞒着父母向北京卖鞋亲戚“借”了一批女鞋，开始了摆摊生活。
五爱道夹在丁字沽一号路和二号路中间，靠近一号路的半边，是流动小贩的天下，而靠近二号路的600多米，则被划成块块合法限时经营的摊位，每个月向市场管理者交纳数百元不等的租金。
刚练摊的前3个月，赵义混在流动摊贩的半边马路。虽然自己也是城管，但在做小贩时，因为不是在自己所负责的地段内摆摊，他还是怕城管来赶他，所以他和其他小贩一样，必须时刻提防着城管。因为对五爱道后面的岔路小道很熟悉，赵义一旦瞄到有城管车开过来，他就包好鞋子把包袱往背后一甩，一分钟就能消失在城市的褶皱里。等到外面平静了，他再走出来抖开包袱继续开摊。
做得久了，赵义经常看到城管和小贩发生口角甚至肢体冲突。一次，一个胳膊上都是花纹的壮汉先骂了城管脏话，城管队员抬腿就踹了小贩一脚，双方都动手了，扭打到一起。周围有人劝架，但赵义扔下鞋摊站在外围并不开口，他心里认定小贩有错。因为城管来管小贩也是工作需要，作为小贩避让一下或者求求他也是应该的。
赵义最早了解小贩和城管的冲突，始于自己的父亲。10余年前，父亲赵国强买断工龄下海谋生，可惜总是扑腾不起大浪。冬天卖菜夏天卖西瓜，兜兜转转地和小区附近的巡逻城管“躲猫猫”。一个夏天，赵国强正在推车卖西瓜，意外地正面遭遇城管检查，城管让他收摊，身材太胖的他有点慢，城管以为他不想收，张口骂了粗口。赵国强觉得没面子，在家门口被20多岁的小城管骂了，以后怎么混？于是操起了西瓜刀。
53岁的赵国强身形壮硕，秃头，外表吓人又少言寡语，他并不想真动刀子，只是想吓唬城管。赵义从父亲的这次表现中琢磨出“越是文化层次低的人，他的承受底线也低”的道理：小贩越是没钱没文化，越是希望保持自己的尊严。往往执法队员一开口就触碰了小贩的尊严，让他觉得面子受伤，冲突就很容易发生。
不过，赵义觉得，确实也有很多执法队员素质不高，还有一些执法队的领导自认高人一等，手下的城管队员更是无法无天不把小贩当人。
在他看来，城管和小贩可以是鱼和水的关系，大多时候是可以和谐共存的，很多实质的流血冲突，发生在市联检时，那是因为双方都被逼得没有退路。因为摆摊就是小贩的活路，城管断了人家生路，小贩当然急眼。而联检时，因为领导在后面盯着，城管也不能手软，语言上硬碰硬，然后就是肢体冲突了。
为了避免这种冲突，赵义在流动摊贩中待了3个月，就匆匆转战五爱道限时合法经营的半边马路，以每月850元，租下一处不足两米宽的地方。这也是顾忌到他自己白天的身份，不得不这样做。
正常情况下，赵义每天白天上班，中午一下班，赵义就骑上二手小型电动车到大胡同市场进货，一个小时后再骑回单位休息。晚上，他就坐在摆满鞋的摊档后面，招徕，讨价还价，包装，收钱，找零，最多的时候，一晚上能卖40双鞋，淡季也能卖10多双。隔壁摊的偶尔凑过来聊天，只知道赵义在市容委工作，并不知道他也属于她口中“可恶的城管”的最末一环。临近收摊，赵义捡拾起摆放的鞋，连同摆鞋的床架子、椅子，都一股脑塞进一个装了轱辘的铁皮箱。赵义虽然是城管，但也并不确定会不会有突击检查。为了不被检查到乱停放后被罚钱，他只能把铁皮箱拖到远处的集中存放处。拉起锁好的铁皮箱穿行在没收完的小摊中间，赵义感觉，这样的生活才是生活——白天工作做久了人就像废了，晚上摆摊才让自己活了过来。
白天做城管，晚上当小贩，他很享受这种双重职业的生活状态。
媒体报道后无奈被换岗
可是，一件意外的事情，打破了他努力维护的双重角色的平衡。
2011年6月16日，天津市市容园林委公务员张龙生在南方某报第一次将赵义推上前台，讲述了化名为小赵的他“小贩城管”的身份。
“都说城管和摊贩是猫与鼠，形同天敌。那么，小赵为何能将这两个角色和谐地演绎于一身呢？”张龙生用天津市中心城区去年对摊贩经营实行分类管理作答，小赵摆摊的五爱道属于限时经营道路。
这一小块文字引起了《齐鲁晚报》记者的注意，7月初，他们找到赵义，并进行了采访。这篇报道在网上引起热议，因为文章使用了化名“胡津”，外地和本地媒体展开了新一轮的寻找。
7月11日，在外拍照的赵义被领导的电话召回，他心里清楚是那篇报道“惹祸了”，当天他答应领导不再对这件事发言。
在微博上，一条带有赵义背影的“津城热点小贩城管”也开始流传。看到网友评论多质疑自己以权谋私，“有幕后的小贩就是不一样”、“跟自己无间道”，赵义心里一惊，“完了，这份工作估计干不了了”。
7月16日，天津人家的晚饭时间，赵义的舅舅从都市频道新闻中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背影，寻找“城管小贩”，虽然官方回应说查无此人，但他还是赶紧抓起电话：“姐，你看电视上在找的城管小贩，是不是你家赵义呀？”
此时赵义在五爱道开摊不久，电话嘟嘟响起来，母亲张嘴就问怎么回事，她确定穿紫衣服微胖的身影就是自己儿子，她的朋友也有人认出来了。
曾心存侥幸的赵义知道本地媒体跟进了，最要命的是，记者找到了区容委下级单位城市综合管理执法局，一个和自己无关的单位，办公室主任言之凿凿，“没有这个人”。
赵义事后在网上找到那段新闻，发现记者的镜头扫过了自己的摊位，不过，没有开摊的五爱道与丁字沽二号路交界处，地上只有四条白色线条圈起一个模糊的数字——200。
如果记者再耐心一点，半小时后赵义就会从一条街之外拉过来铁皮箱，在不足两米的200号摊位上摆开架势，“问名字找不到，但看腰包，就能发现我”，迷彩腰包白天装“城管通”，晚上就装满找零的散钱。
不过，赵义并不希望被找到，他的麻烦已经够多了。多家媒体陆续到访，干扰了他们单位的正常工作。很快，他的事情被作为“反面典型”在同事中传开，没有人再愿意对记者开口，谈论赵义，或者他们的工资。
7月19日，赵义回到自己签约的环境建设有限公司上班，领导让他到扫道队，前几天在干一些杂活，开车、打印文件。调动之后月薪少了300元左右，他也不知道自己哪天去扫马路，“不过我能接受任何结果，虽然我不认为自己有错，可能大家都觉得这个双重身份太敏感了”。
继续当小贩他还要开一个“分摊”
换岗这个变动，他不敢告诉父母。
“你儿子这么好的工作，千万别因为这件事受到影响”，赵义感觉到周围人用一种看精神病一样的眼光告诫他的母亲。
在他的小摊旁边，两个男人坐着和他父亲聊天，50多岁的下岗老技术工人说，“我要是有这么好的工作，可没脸出来摆摊”，70多岁的卖江米条的老汉显得气愤，“有工作还摆摊，就是浪费资源”。
害怕儿子的本职工作受影响，还蒙在鼓里的父母近乎执拗地抵触他想在小贩道路上前行的脚步。
7月22日晚上11点30分，赵义收摊回家。在有些沉闷的饭桌上，赵义提到了“想再开个摊”，母亲当时就急了：“好好上班得了，我宁可花几万块给你整个事业编，也不会给你开小摊，当小贩能有什么前途？”母亲的目光在碰到儿子想解释的嘴唇时，语气迅速变得严厉，一连串的“幼稚、单纯、不懂事”，让赵义不敢回嘴了，“人身攻击往后，就会变成肢体冲突”，他已经习惯了这些。
“你爸爸当那么多年小贩也没富，现在还不如我，有2000多元退休金”，母亲哭诉，接着是父亲劝告，“就听你妈的吧，好好上班，你要是用钱我去打工”，赵义看出父亲也是“不完全支持”。
私下里，赵父夸奖儿子胆子大，但也对小贩的前途嗤之以鼻，他在小贩行列中扑腾10多年，老两口的人生经验封死了对小贩发财的设想。
然而，正是因为看到妈妈干了一辈子，工资最高才爬到3000多元，他才觉得那个工作没有前途。赵母从20岁开始扫马路，干了30年，是扫道班工人里的“高级技工”，去年才退休，可家里的房贷还要5年才能还完，每月开支捉襟见肘。
不再说话的赵义放下饭碗回屋。他开始试着用手机给父母打出一封信，数落自己的“罪过”：“妈妈您一直希望我在区里好好工作，等有机会帮我转成事业编，恕儿子不孝，由于上次报道以后，我已经被调回扫道队了。由于怕您担心，没敢和您说。没能踏实工作而辜负了您的期望，此为第一宗罪。”
“您二老一直希望我早点成家，生个大胖孙子，恕儿子不孝，我现在只想事业为重，结婚生子的事，儿子只能一切随缘，由于成家的问题整天让二老为我着急，此为第二宗罪。”
还没有谈过恋爱赵义说，谁不向往爱情，可是想找个能和自己白手起家的女孩，太难了。
“其实只有每天卖鞋的时候才能感觉到自己是活着的，可能就像您所说的，因为摆摊卖鞋而耽误了现在的工作，在别人眼里，我就是个傻子，是个疯子，我为了我的人生理想去奋斗，就算结局以失败告终，我永不后悔，永不放弃，请爸爸妈妈为了允许我为了理想再年少轻狂一次，任性一次，此为儿子第三宗罪。”
把心中所想变成手机里一个个字符，赵义却终究没有勇气按下发送键。
让父母知道实情打击太大，不说实话就得不到家里支持，左右为难的赵义痛苦了两个小时，最后决定靠自己慢慢干，也许能成功，也许能改变父母想法。打定主意之后，他睡着了。
满怀憧憬推进“开分摊”计划，7月23日，赵义惊喜地发现，自己的创业基金到了。那就是刚邮到的信用卡。
赵义到单位去取卡，楼下门卫不知道他的变动，依然笑着打招呼。赵义却停住脚步，打电话让同事帮忙带下来，尽管楼上还有一副喜欢的象棋，他还是想等事情冷却后再回去拿。
他着急地去撕开信封，银行信显示信用额度是8000元，加上另一张信用卡，有18000元。这是赵义启动第二个摊位的货源资金，距离目标有两三万缺口，但“已经挣出了一年租金，第一个摊挣钱还信用卡，可以运转了”，他不时自信地计算一下。
在他眼中，“摆摊”从来不只是副业，“我的创业就从开一个分摊开始”。承受着换岗郁闷的同时，赵义忙着寻找摊档，一周就走了10个市场。
从城西的红桥区找到城东边的河东区淘宝街，他在市场深处淘到一个1米半宽的铺面，比摊档档次高点，也称不上门面的地方，一月租金至少2000元，这是他能承受的上限。
在午夜时分，天津市光荣道上车辆稀少，收摊回家的赵义把“老头乐”开出了风驰电掣的感觉。他突然回头大声说，如果我成功了，和你说这些话，就是经验，现在说，我就是“炮灰”。 (据《齐鲁晚报》《科技鑫报》等综合报道)
是什么原因，让一个平时“高高在上”的城管放下高傲，屈身当起了街头的卖鞋小贩？他的这种“冲突人生”如何度过、两种“对立”身份如何平衡？单位领导、小贩同行以及其他知情人又怎样看待？他能将这种对立身份保持下去吗？
捧上“铁饭碗”大学毕业生当城管
今年26岁的赵义是天津人，2007年毕业于天津大学电气自动化专业。大学毕业后，他在天津做了4个月的保险，之后跟着亲戚在安徽芜湖做了8个月销售。一次偶然的机会，他进入了天津市某环境建设有限公司。
这是一家国有独资企业，在天津市早年进行的事业单位体制改革中承接了以前市环卫局、园林局的部分基层工作。赵义虽是企业编制，但是工作稳定，旱涝保收。
与赵义一起进去的30人都是应往两届大学生。在一年的实习期里，多数人直接到扫道班打扫马路，基本工资600元。赵义先后在业务部、保卫队工作。大家都不知道未来是否会有固定的岗位，但他们不敢问，因为这个单位有的是人想进来。
2010年3月，赵义和9个同事得到“幸运”的机会，借调到天津市市容和园林管理委员会进行实习岗位轮换，参与数字化城市管理中心考评工作。 每月前20天，他负责处理公众投诉，之后花3天时间跟着数字化中心同事进行六区巡查，两辆车，一辆负责三个区，看市民通过电话、网站和电台反映的问题有没有解决。当时天津市正在试行市区两级统一的数字化城管平台系统，全市环卫、园林和综合执法的信息收集、处理和反馈情况都被划入系统内。
2010年8月，又一个机会出现，赵义结束在市容委借调，转借到红桥区市容园林委数字化管理中心考核办，新的岗位是信息采集员，处于天津市城管系统平台的最末端，直接接触城市管理中的各种违法违章现象和城市顽疾。一台巴掌大的“城管通”是他的武器，拍哪些信息，孤军在外巡逻的信息员有权选择，每天任务10条。他的编制，还是在环境建设有限公司，不过因为已经转正，基本工资涨到了1000元出头，加上伙食补贴和加班费是1400多元。
赵义负责巡查拍摄的路面有32条，面积23万多平方米。这片区域地处红桥区偏远位置，马路上多是附近居民为了糊口赚钱摆的小摊，卖早点，卖水果。因为诸如占道经营等违章情况太多，赵义的任务很好完成。不过，他都是在远处偷拍，几乎从不将镜头对准人，因为除了手中这台可以即时上传照片和信息说明的“城管通”，他没有任何证件，甚至连制服都没有。
不仅不避讳身份，赵义还偶尔和小贩们拉拉家常，遇到有困难的，他通常会手下留情。即使劝人不要占道经营，他也说话客气，甚至有时还会帮他们收收摊。
为了多挣钱白天当城管，晚上做小贩
位于天津市红桥区的五爱道，是地摊小贩们的天下。每到下午6点，一辆辆铁皮箱从附近毛细血管一样的小胡同里吱呀吱呀地拉出来，陆续在马路上挤挤挨挨地铺展开来，各色款式的长裙短裤插着39元大甩卖的纸壳，卖鱼蛋的油炸香气见缝插针地飘荡在半条街上，不时有小贩大声地甩一句地道的天津腔招揽生意。
这是赵义下班要经过的地方。当了半年多的城管，他已经对这条街道非常熟悉了。一次，看着小贩们热闹地卖着各种东西，赵义心想，自己工资这么低，何不下班后也来摆个摊呢？父亲做了10多年的小贩，自己也见惯了小贩卖东西，对这个行业再熟悉不过了。
想到以后还要娶妻生子养家，靠1400元的工资无论如何不行，赵义下定决心，说干就干。2010年12月，赵义瞒着父母向北京卖鞋亲戚“借”了一批女鞋，开始了摆摊生活。
五爱道夹在丁字沽一号路和二号路中间，靠近一号路的半边，是流动小贩的天下，而靠近二号路的600多米，则被划成块块合法限时经营的摊位，每个月向市场管理者交纳数百元不等的租金。
刚练摊的前3个月，赵义混在流动摊贩的半边马路。虽然自己也是城管，但在做小贩时，因为不是在自己所负责的地段内摆摊，他还是怕城管来赶他，所以他和其他小贩一样，必须时刻提防着城管。因为对五爱道后面的岔路小道很熟悉，赵义一旦瞄到有城管车开过来，他就包好鞋子把包袱往背后一甩，一分钟就能消失在城市的褶皱里。等到外面平静了，他再走出来抖开包袱继续开摊。
做得久了，赵义经常看到城管和小贩发生口角甚至肢体冲突。一次，一个胳膊上都是花纹的壮汉先骂了城管脏话，城管队员抬腿就踹了小贩一脚，双方都动手了，扭打到一起。周围有人劝架，但赵义扔下鞋摊站在外围并不开口，他心里认定小贩有错。因为城管来管小贩也是工作需要，作为小贩避让一下或者求求他也是应该的。
赵义最早了解小贩和城管的冲突，始于自己的父亲。10余年前，父亲赵国强买断工龄下海谋生，可惜总是扑腾不起大浪。冬天卖菜夏天卖西瓜，兜兜转转地和小区附近的巡逻城管“躲猫猫”。一个夏天，赵国强正在推车卖西瓜，意外地正面遭遇城管检查，城管让他收摊，身材太胖的他有点慢，城管以为他不想收，张口骂了粗口。赵国强觉得没面子，在家门口被20多岁的小城管骂了，以后怎么混？于是操起了西瓜刀。
53岁的赵国强身形壮硕，秃头，外表吓人又少言寡语，他并不想真动刀子，只是想吓唬城管。赵义从父亲的这次表现中琢磨出“越是文化层次低的人，他的承受底线也低”的道理：小贩越是没钱没文化，越是希望保持自己的尊严。往往执法队员一开口就触碰了小贩的尊严，让他觉得面子受伤，冲突就很容易发生。
不过，赵义觉得，确实也有很多执法队员素质不高，还有一些执法队的领导自认高人一等，手下的城管队员更是无法无天不把小贩当人。
在他看来，城管和小贩可以是鱼和水的关系，大多时候是可以和谐共存的，很多实质的流血冲突，发生在市联检时，那是因为双方都被逼得没有退路。因为摆摊就是小贩的活路，城管断了人家生路，小贩当然急眼。而联检时，因为领导在后面盯着，城管也不能手软，语言上硬碰硬，然后就是肢体冲突了。
为了避免这种冲突，赵义在流动摊贩中待了3个月，就匆匆转战五爱道限时合法经营的半边马路，以每月850元，租下一处不足两米宽的地方。这也是顾忌到他自己白天的身份，不得不这样做。
正常情况下，赵义每天白天上班，中午一下班，赵义就骑上二手小型电动车到大胡同市场进货，一个小时后再骑回单位休息。晚上，他就坐在摆满鞋的摊档后面，招徕，讨价还价，包装，收钱，找零，最多的时候，一晚上能卖40双鞋，淡季也能卖10多双。隔壁摊的偶尔凑过来聊天，只知道赵义在市容委工作，并不知道他也属于她口中“可恶的城管”的最末一环。临近收摊，赵义捡拾起摆放的鞋，连同摆鞋的床架子、椅子，都一股脑塞进一个装了轱辘的铁皮箱。赵义虽然是城管，但也并不确定会不会有突击检查。为了不被检查到乱停放后被罚钱，他只能把铁皮箱拖到远处的集中存放处。拉起锁好的铁皮箱穿行在没收完的小摊中间，赵义感觉，这样的生活才是生活——白天工作做久了人就像废了，晚上摆摊才让自己活了过来。
白天做城管，晚上当小贩，他很享受这种双重职业的生活状态。
媒体报道后无奈被换岗
可是，一件意外的事情，打破了他努力维护的双重角色的平衡。
2011年6月16日，天津市市容园林委公务员张龙生在南方某报第一次将赵义推上前台，讲述了化名为小赵的他“小贩城管”的身份。
“都说城管和摊贩是猫与鼠，形同天敌。那么，小赵为何能将这两个角色和谐地演绎于一身呢？”张龙生用天津市中心城区去年对摊贩经营实行分类管理作答，小赵摆摊的五爱道属于限时经营道路。
这一小块文字引起了《齐鲁晚报》记者的注意，7月初，他们找到赵义，并进行了采访。这篇报道在网上引起热议，因为文章使用了化名“胡津”，外地和本地媒体展开了新一轮的寻找。
7月11日，在外拍照的赵义被领导的电话召回，他心里清楚是那篇报道“惹祸了”，当天他答应领导不再对这件事发言。
在微博上，一条带有赵义背影的“津城热点小贩城管”也开始流传。看到网友评论多质疑自己以权谋私，“有幕后的小贩就是不一样”、“跟自己无间道”，赵义心里一惊，“完了，这份工作估计干不了了”。
7月16日，天津人家的晚饭时间，赵义的舅舅从都市频道新闻中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背影，寻找“城管小贩”，虽然官方回应说查无此人，但他还是赶紧抓起电话：“姐，你看电视上在找的城管小贩，是不是你家赵义呀？”
此时赵义在五爱道开摊不久，电话嘟嘟响起来，母亲张嘴就问怎么回事，她确定穿紫衣服微胖的身影就是自己儿子，她的朋友也有人认出来了。
曾心存侥幸的赵义知道本地媒体跟进了，最要命的是，记者找到了区容委下级单位城市综合管理执法局，一个和自己无关的单位，办公室主任言之凿凿，“没有这个人”。
赵义事后在网上找到那段新闻，发现记者的镜头扫过了自己的摊位，不过，没有开摊的五爱道与丁字沽二号路交界处，地上只有四条白色线条圈起一个模糊的数字——200。
如果记者再耐心一点，半小时后赵义就会从一条街之外拉过来铁皮箱，在不足两米的200号摊位上摆开架势，“问名字找不到，但看腰包，就能发现我”，迷彩腰包白天装“城管通”，晚上就装满找零的散钱。
不过，赵义并不希望被找到，他的麻烦已经够多了。多家媒体陆续到访，干扰了他们单位的正常工作。很快，他的事情被作为“反面典型”在同事中传开，没有人再愿意对记者开口，谈论赵义，或者他们的工资。
7月19日，赵义回到自己签约的环境建设有限公司上班，领导让他到扫道队，前几天在干一些杂活，开车、打印文件。调动之后月薪少了300元左右，他也不知道自己哪天去扫马路，“不过我能接受任何结果，虽然我不认为自己有错，可能大家都觉得这个双重身份太敏感了”。
继续当小贩他还要开一个“分摊”
换岗这个变动，他不敢告诉父母。
“你儿子这么好的工作，千万别因为这件事受到影响”，赵义感觉到周围人用一种看精神病一样的眼光告诫他的母亲。
在他的小摊旁边，两个男人坐着和他父亲聊天，50多岁的下岗老技术工人说，“我要是有这么好的工作，可没脸出来摆摊”，70多岁的卖江米条的老汉显得气愤，“有工作还摆摊，就是浪费资源”。
害怕儿子的本职工作受影响，还蒙在鼓里的父母近乎执拗地抵触他想在小贩道路上前行的脚步。
7月22日晚上11点30分，赵义收摊回家。在有些沉闷的饭桌上，赵义提到了“想再开个摊”，母亲当时就急了：“好好上班得了，我宁可花几万块给你整个事业编，也不会给你开小摊，当小贩能有什么前途？”母亲的目光在碰到儿子想解释的嘴唇时，语气迅速变得严厉，一连串的“幼稚、单纯、不懂事”，让赵义不敢回嘴了，“人身攻击往后，就会变成肢体冲突”，他已经习惯了这些。
“你爸爸当那么多年小贩也没富，现在还不如我，有2000多元退休金”，母亲哭诉，接着是父亲劝告，“就听你妈的吧，好好上班，你要是用钱我去打工”，赵义看出父亲也是“不完全支持”。
私下里，赵父夸奖儿子胆子大，但也对小贩的前途嗤之以鼻，他在小贩行列中扑腾10多年，老两口的人生经验封死了对小贩发财的设想。
然而，正是因为看到妈妈干了一辈子，工资最高才爬到3000多元，他才觉得那个工作没有前途。赵母从20岁开始扫马路，干了30年，是扫道班工人里的“高级技工”，去年才退休，可家里的房贷还要5年才能还完，每月开支捉襟见肘。
不再说话的赵义放下饭碗回屋。他开始试着用手机给父母打出一封信，数落自己的“罪过”：“妈妈您一直希望我在区里好好工作，等有机会帮我转成事业编，恕儿子不孝，由于上次报道以后，我已经被调回扫道队了。由于怕您担心，没敢和您说。没能踏实工作而辜负了您的期望，此为第一宗罪。”
“您二老一直希望我早点成家，生个大胖孙子，恕儿子不孝，我现在只想事业为重，结婚生子的事，儿子只能一切随缘，由于成家的问题整天让二老为我着急，此为第二宗罪。”
还没有谈过恋爱赵义说，谁不向往爱情，可是想找个能和自己白手起家的女孩，太难了。
“其实只有每天卖鞋的时候才能感觉到自己是活着的，可能就像您所说的，因为摆摊卖鞋而耽误了现在的工作，在别人眼里，我就是个傻子，是个疯子，我为了我的人生理想去奋斗，就算结局以失败告终，我永不后悔，永不放弃，请爸爸妈妈为了允许我为了理想再年少轻狂一次，任性一次，此为儿子第三宗罪。”
把心中所想变成手机里一个个字符，赵义却终究没有勇气按下发送键。
让父母知道实情打击太大，不说实话就得不到家里支持，左右为难的赵义痛苦了两个小时，最后决定靠自己慢慢干，也许能成功，也许能改变父母想法。打定主意之后，他睡着了。
满怀憧憬推进“开分摊”计划，7月23日，赵义惊喜地发现，自己的创业基金到了。那就是刚邮到的信用卡。
赵义到单位去取卡，楼下门卫不知道他的变动，依然笑着打招呼。赵义却停住脚步，打电话让同事帮忙带下来，尽管楼上还有一副喜欢的象棋，他还是想等事情冷却后再回去拿。
他着急地去撕开信封，银行信显示信用额度是8000元，加上另一张信用卡，有18000元。这是赵义启动第二个摊位的货源资金，距离目标有两三万缺口，但“已经挣出了一年租金，第一个摊挣钱还信用卡，可以运转了”，他不时自信地计算一下。
在他眼中，“摆摊”从来不只是副业，“我的创业就从开一个分摊开始”。承受着换岗郁闷的同时，赵义忙着寻找摊档，一周就走了10个市场。
从城西的红桥区找到城东边的河东区淘宝街，他在市场深处淘到一个1米半宽的铺面，比摊档档次高点，也称不上门面的地方，一月租金至少2000元，这是他能承受的上限。
在午夜时分，天津市光荣道上车辆稀少，收摊回家的赵义把“老头乐”开出了风驰电掣的感觉。他突然回头大声说，如果我成功了，和你说这些话，就是经验，现在说，我就是“炮灰”。 (据《齐鲁晚报》《科技鑫报》等综合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