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計其数的课外活动、事无巨细的生活管理、充实却受监督的休闲时间……这样的育儿方式普遍存在于美国至少整整一代中产阶级家庭中。研究人员用“精细”一词来形容这种育儿方式。很难说它从什么时候开始成为了美国父母要求自己遵循的标准，但至少可以说，它的诞生正是因为贫富悬殊在这个时代愈演愈烈，经济落后给孩子带去的负面影响是几代人以来最大的。

| 代价高昂的赌博 |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美国家长们迫于压力，下了一个代价高昂的赌注：如果他们牺牲自己的兴趣、爱好和友谊，把尽可能多的时间和资源投入在教养子女上，就有可能让孩子成年之后拥有稳定的生活。这种赌博游戏有时会获得回报，不过更多的情况是，孩子长大后不再那么需要父母了，这些全身心为孩子付出的家长们继而发现自己陷入迷茫，不知所措。
　　前几代人不需要为孩子的幸福和未来操心。上世纪60年代，我和我的兄弟们在俄亥俄州代顿市长大，父母从不记挂我们，我们也从不惦念他们，那是自由童年的黄金时代。我们每天盯着电视几小时，吃的早餐含糖量惊人。每个夏天，我们总是在清晨就没了踪影，在午饭点骑车回家，之后又消失，直至薄暮时分才赶回去。我父母也有他们自己的生活。母亲每周和牌友打一次麻将，每周末都和父亲一起出去玩，但从不告诉我们那是“约会之夜”。父亲每周末在市中心的基督教青年会打壁球。我们几个是否会有被忽视的感觉？关于这点，他似乎并没有心理负担。
　　花费大量时间参加各项活动或与非家庭成员共度，对那个年代的家长来说不是一件稀罕事。社会学家保罗·阿马托发现，相较于60年代及之后出生的人而言，我父母那辈的夫妇，“朋友数量多出51%，与配偶共享社交圈的概率高出39%，所持各类休闲机构的会员身份多出168%，与配偶分享会员资格的可能性高出133%”。

| 家庭负担日趋加重 |

　　我父母比他们之后的几代人都轻松，因为他们是抱着孩子以后肯定会比自己过得好的心态来养儿育女的，正如他们上一辈人所做的那样。“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中等收入群体的年收入增加了一倍多，而那些处于收入分配底层的人，收入增长得更多。”斯坦福大学社会学家玛丽安·库珀在其著作《漂泊无依：不稳定时代的家庭》中写道。此外，“1965—1971年，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学生，上大学的人数翻了一番”。农村地区仍然存在贫困问题，种族歧视依旧剥夺了许多人的发展机遇，但种族隔离现象在慢慢减少，收入分配也变得更加公平。在农业和灵活用工行业，雇主通常都会提供医疗保险，许多工作也有养老金保障。
　　然而到了70年代，通货膨胀和经济停滞常态化，反共主义开始盛行，调整经济结构的观念占了上风，其中包括不受政府管制的自由市场。在80年代，企业和政府都朝着终结社会契约的方向行进，而这些契约造福了婴儿潮一代的父母辈。耶鲁大学政治学者雅各布·哈克形容这种转变是“巨大的风险转移”，即经济和健康风险“被政府和公司卸到劳工及其家人身上”。
　　举例来说，1980—2004年，“常规养老福利覆盖的劳工比例从60%跌至11%”，库珀在书中写道。企业提供的医疗保险对职工及其家属的保护力度远不如从前。相较于1975年，当下有孩子的美国中产阶级夫妇平均每年多工作15周。
　　“每个家庭的经济和情感负担迅速增加，其增速在半个世纪以前还令人无法想象。”宾夕法尼亚大学社会学家弗兰克·弗斯滕伯格写道。对经济保障和社会竞争的焦虑，将美国父母推入了工作和育儿的狂潮，这迫使许多人为挤出更多时间监督和鞭策孩子，抛弃了友谊和休闲活动。

| 不平等时代的产物 |

　　“精细育儿”最初被视为一种中产阶级现象。21世纪初，社会学家安妮特·拉里奥把这种育儿方式称为“协作培养”，并将之与不需要父母过多参与的“放养”理念相比较。她发现，“放养”在工薪阶层和贫穷家庭中更常见。贫穷不仅令父母无力支付孩子的兴趣班费用，同时也是消耗他们精力、注意力和耐心的主要压力来源，而这三者正是陪伴孩子所需的。

　　比较可信的是，拥有足够财力的美国家庭最早施行“精细育儿”，接着所有人开始仿效。与其他文化变迁相仿，精英文化逐渐演变为大众文化。
　　许多孩子受益于这种养育方式，它教会孩子如何做好时间管理、保持个性。然而，父母过多参与会剥夺孩子自力更生的意识，超负荷的课外安排也让他们身心疲惫。同时，有证据显示，父母过度“鸡娃”将增加其孩子长大后罹患抑郁症的风险，也更易让他们对生活不满。对父母而言，这样的育儿理念可能会让父母——尤其是母亲——时时惶恐自己没有尽力为孩子提供最好的未来。
　　“精细育儿”适用于不平等时代。经济学家马赛厄斯·德普克和法布里齐奥·齐利博蒂解释说，社会整体转向这种养育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不平等现象加剧的反应。在合著《爱、金钱和孩子》中，他们论证说，在社会高度不平等的国家比如美国，由于企业和政府做得太少，父母不得不竭尽全力去帮助和支持他们的孩子。这与不平等程度较低的国家形成了鲜明对比，比如德国和瑞典，它们出台了更多的家庭友好政策。 　　越多的课外补习和业余活动，意味着进入一所知名院校的几率越大，从而可以保障孩子在未来获得一份最优人才方能胜任的高薪工作，这是“精细育儿”的内在逻辑。然而，换个角度来说，如果我不用为优质幼儿园、初高中、大学的费用发愁;如果我确信我的孩子即使没有大学学位也可以过得很好，因为他们独立后，市面上有大量像样的工作等着他们;如果我深知我不会因为孩子生病——更遑论我自己生病——而囊中羞涩，那我将更容易放松心情，和朋友外出游玩。

| 父母与子女渐行渐远 |

　　根据一项研究，从1985到2004年，每个成年人与朋友、同事、鄰居维持的亲密关系数量平均减少了1/3。与此同时，他们花在孩子身上的时间迅速攀升。皮尤研究中心2013年的一份报告显示，1965到2011年间，已婚爸爸陪伴孩子的时间从每周2.6小时增至7.2小时，几乎增加了两倍;已婚妈妈的亲子时光则从每周10.6小时增至14.3小时，增加了近1/3。在此期间，单身妈妈陪伴孩子的时间从1985年的每周5.8小时增至2011年的11.3小时，几乎增加了一倍;而单身爸爸与孩子相处的时间则从每周不足1小时增加到约8小时。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增加亲子时光成为了一种趋势，不仅流行于美国，也发生在其他富裕的西方国家。不过，许多国家出台的社会政策，并不会迫使父母为了陪伴孩子而放弃自己的社交生活。根据布鲁金斯学会2020年的一份报告，北欧国家和很多西欧国家通过立法或劳资谈判缩短了工时标准。
　　尽管不计其数的研究证实了友谊对身心健康的重要性，然而美国家长在濒临崩溃时，往往最先牺牲友谊。前几代父母从朋友、爱好和各类组织处收获的生活意义与情感支持，到了当代父母这里，就指望在孩子身上得到了。文化高级研究院2012年的一项调查显示，近3/4的学龄儿童家长希望自己能成为孩子成年之后最好的朋友。某种程度上，这一愿望正在变成现实。研究表明，与短短40年前相比，现在的父母与成年子女之间的接触要频繁、亲密得多。
　　成为孩子好朋友的美好愿景蕴含着当代父母的内心诉求：父母在孩子身上倾注的所有爱和资源，孩子要以同样亲密无间的关系来回报。然而，这会带来很多问题，在孩子远离膝下时尤甚。我常常从成年子女口中听到，他们希望自己的父母有界限感。
　　当孩子退缩、想要更多空间或者排斥父母时，那些为孩子牺牲友谊的父母可能会感到孤独无依。在现实生活中，这有时会带来严重的后果，早逝、痴呆、自杀、心脏病、抑郁症往往都与孤独感和社会孤立状态脱不了干系。根据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说法，如今，近1/4的65岁及以上老年人处于社会孤立状态，超过1/3的45岁及以上成年人感到孤独。《我们从未如此：美国家庭与怀旧陷阱》一书的作者、历史学家斯蒂芬妮·孔茨解释道：“父母忽视自己的社交圈和其他成年人关系，将致使他们过度依赖孩子的支持和鼓励，当孩子搬出去住，或者没有照父母的意思对他们体贴入微时，他们很容易就会对外界失去兴趣。”

| 幸福的钥匙 |

　　美国父母与朋友疏远有诸多原因，“精细育儿”只是其中一个。女性经济角色转变的同时，与工作、家庭生活相关的政策却未能及时匹配。越来越多的家庭依赖于双职工的收入，而工作以外的休闲活动，时间上不允许。当下美国父母的工作时间堪称史上最长，工作强度也前所未有的大，但收获的回报却日益减少。鉴于以上残酷事实，无怪乎现代家庭委员会在一份报告中发现，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其中22个成员国中，美国父母的幸福指数垫底。

　　“童年已成为善良的最后堡垒，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可能收获更多爱的最后一方净土。”精神分析学家亚当·菲利普斯和历史学家芭芭拉·泰勒在合著《论善良》中写道，“事实上，这个社会愈发让人难以相信善良的存在，而现代人对养儿育女如此痴迷，可能不外乎是执迷于社会中仅存的、来自天真孩童的那一点善良。”然而，过度依赖亲子关系以满足我们的情感和社会需求，对孩子不公，对父母有害。
　　许多国家通过社会政策维护公民的幸福感，让他们放松心情，与孩子，也与自己的爱好、朋友共度欢乐时光。这是明智之举，我们理应如此。
　　[编译自美国《大西洋月刊》]
　　编辑：要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