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情之中，有一类比较特殊，叫不打不相识。两个素不相识的人，通过交手，反而发现双方志趣相投，心意相通，最后成为好友。这样的例子，历史上有不少。通过什么样的方式相遇，并不重要，关键是要有相同的志向和品质。如是，则敌人可以变成知己;如非，朋友亦可以变成敌人。
　　冰心与梁实秋
　　 1923年，冰心的诗集《繁星》《春水》出版后，很快风靡文坛，受到很多文学青年的喜欢，可是梁实秋却不觉得好。1923年7月，梁实秋在《创作》周刊上发表了《？骉繁星？骍与？骉春水？骍》一文，批评冰心的这两部诗集。
　　 梁实秋告诉读者：“冰心女士是一个散文作家、小说作家，不适宜于诗;《繁星》《春水》的体裁不值得仿效而流为时尚。”梁实秋的这种言论当然是一家之言，但在文坛上却是一篇醒目的反调文章。当时，冰心在文坛上的声望比梁实秋高得多，被梁实秋批评得一无是处的小诗，正是很多文学青年模仿的对象。因此，梁实秋的这篇宏论是很难让冰心服气的。
　　 批评文章发表后没几天，梁实秋就踏上了去美国的轮船。在这艘船上，他遇到了冰心。经人介绍，两人相识，但当時梁实秋认为冰心是“一个不容易亲近的人，冷冷的好像要拒人千里之外”。
　　 到美国后，梁实秋与冰心的交往逐渐多了起来。梁实秋发现冰心“不是一个恃才傲物的人，不过对人有几分矜持，至于她的胸襟之高超，感觉之敏锐，性情之细腻，均非一般人所可企及”。从此，两人结下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友谊。
　　 1951年，冰心夫妇回国，定居北京，而梁实秋于1949年6月去了台湾。由于海峡两岸局势紧张，两人中断了联系。后来，梁实秋听说“冰心和她的丈夫双双服毒自杀”，非常悲痛，写了一篇《忆冰心》，用细腻平和的笔触回忆了两人几十年的友情。
　　 1972年春，梁实秋才得知冰心依然健在。而后，这篇文章也辗转到了冰心手里，她看后十分感动。
　　 冰心期待梁实秋能回大陆看看，结果等来的却是梁实秋病逝的噩耗。冰心当时已经87岁，她在短短一个月时间里，和泪写了两篇悼念文章。当梁实秋的遗孀到北京拜访冰心时，冰心悲痛地说：“实秋是我的一生知己。”
　　王震与张振汉
　　 戎马一生的开国上将王震，幼年家贫，只读过几年私塾和小学，自谦为“粗人”，但他一直喜欢读书，非常敬重知识分子。在他的众多知识分子朋友中，张振汉是与他“不打不相识”的一位。
　　 1935年，王震任红六军团政委，张振汉是国民党军中将纵队司令兼41师师长，两人在战场上不期而遇。张振汉带着“王牌”41师咬着红军从洪湖一直跟到鄂西，放言“活捉贺龙”。然而，6月12日，他和41师却被贺龙、王震等指挥的红二、六军团包围在鄂西咸丰县的忠堡地区，成了红军的俘虏。
　　 张振汉被押到王震跟前。他见王震年纪轻轻，一手提马刀，一手拎驳壳枪，腰束两颗手榴弹，猜他是个连长，便说：“连长，我想见贵长官……”站在一旁的一营营长贺庆积乐了，告诉他：“这是我们的军团政委。”张振汉大惊失色。
　　 张振汉是保定军校炮科毕业的高材生，是个博学多识的军人。王震对他高看一眼，在行军打仗间隙，经常跟他谈红军的宗旨和信仰，谈他战败的原因，帮助他消除不服气、抵触的情绪。渐渐地，两人的关系融洽起来。王震说：“张先生，我知道你带兵很有一套，你跟我当个观察员如何？”张答应后，王震把他带在身边，时不时问这个连队怎么样，那个连长怎么样，他也坦言回应。对他的意见，王震认为可行的，就立即采纳。
　　 1935年8月，红二、六军团回师根据地休整，开办红军学校，但缺少教员。王震和萧克商量，安排张振汉担任教员。但有人反对，说打败仗的人怎么教打胜仗的人？王震解释说：军事技术没有阶级性，不管红军白军都可以用，张振汉的长处我们应该利用。张振汉担任红校教员后，用自己同红军打仗的战例，将深奥的军事理论阐述得通俗易懂，受到学员的欢迎。王震一有空就去听张振汉授课，称赞他是红军学校水平最高的教员。
　　 后来，张振汉被安排到红军大学任教，王震托人买了一套《二十四史》送给他。原来，在长征中，红二、六军团进行乌蒙山回旋战时，一次夜间急行军，张振汉驮在骡子背上的书箱坠入深涧，其中有他最为心爱的《二十四史》，他惋惜不已。这件事，王震一直记挂在心。张振汉收到这份礼物激动得说不出话来，为有这样的朋友而感动不已。
　　翦伯赞与顾颉刚
　　 作为唯物史观派的代表人物，翦伯赞的学术生涯是在与史料派的斗争中走过来的。与其他史观派的代表人物一样，翦伯赞的斗争矛头，首指胡适。与此同时，他也没有放过胡适的弟子——顾颉刚。
　　 从现有资料来看，翦伯赞在抗战期间主要对顾颉刚进行了两次针对性批判。第一次批判反映在1938年出版的《历史哲学教程》之中。
　　 翦伯赞在该书中专辟了“胡适、顾颉刚等的见解及其批判”一节。其中有言：“顾颉刚与其说是一个历史家，不如说他是一个考据家。他搜集了不少的古代资料并批判了这些资料，但他始终没有力量写成一部中国的古史，而结果只是编辑了一部断烂朝报的《古史辨》。”
　　 一年半之后的1940年4月，批判再次开始。这次的批判完全是针对顾颉刚个人的。1939年2月13日，顾颉刚在《益世报·边疆周刊》第九期发表了《中华民族是一个》，在此文的结尾，他大声疾呼：“我们从今以后要绝对郑重使用‘民族’二字，我们对内没有什么民族之分，对外只有一个中华民族！”此文一经发表，便引发了抗战期间有名的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学术论争。这场论争引起了翦伯赞的关注，他撰写了一篇题为《论中华民族与民族主义——读顾颉刚续论〈中华民族是一个〉以后》。
　　 他先是指出，顾颉刚把中华民族当作一个问题而提出，在当时是非常重要的，但是，“问题这样的提出似乎就不太正确”。因为，这一命题“就包含着否定国内少数民族之存在的意义，然而这与客观的事实是相背离的”。 　　 这里有必要指出的是，面对唯物史观派的不断挑战，史料派往往都会采取置之不理的态度。与其他史料派代表人物一样，顾颉刚也没有对翦伯赞的这两次批判做出任何的回应。
　　 改变是在两人见面以后。根据《顾颉刚日记》，顾颉刚和翦伯赞第一次见面是在1944年5月5日，重庆北碚。这一天，顾颉刚到该地的吉林路开北碚修志委员会议，路遇翦伯赞，并到翦的临时住处交谈。两天后，翦伯赞又拜访了顾颉刚，并一起吃了午饭。二人在这期间都谈了些什么，如今已不得而知，但从日记所载的“初交而作深谈”来看，这次会面当是颇为融洽。此后，因他们的住处相隔并不很远，故有了时常的走动。总之，自1944年5月到1946年春这段时间，是顾颉刚和翦伯赞关系最为密切的阶段。翦伯赞一改之前的批判态度，主动向顾颉刚“示好”，与其时常来往。与此同时，顾颉刚也不再对翦伯赞置之不理，反而十分推崇他的学术造诣。
　　李大钊与陈独秀
　　 陈独秀与李大钊都是章士钊的挚友，在日本期间，均帮助过章士钊在江户编辑《甲寅》杂志，他俩不断出入编辑部，却互不相识。李大钊1914年2月考入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比李大钊大十岁的陈独秀，此时正在东京的雅典娜法语学校攻读法语。他对留日学生轰轰烈烈的反袁斗争态度消极，刚进入《甲寅》编辑部就写出了《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虽揭露袁世凯的反动统治，却担心：“海外之师至，吾民必且有垂涕而迎之者矣。”
　　 这篇文章在中国留日学生中很快引起强烈反响，大都觉得陈独秀的言论太悲观了，他竟然认为中国还不如亡国好，甚至变成像印度、朝鲜那样的国家更好，这在中国留日学生中产生了不良影响。
　　 李大钊认为应该帮助陈独秀摆脱悲观情绪，使他重新以昂扬的斗志投入尖锐复杂的斗争之中。于是，李大钊写下《厌世心与自觉心》一文，还给章士钊写了一封信，希望章士钊能够代他约见陈独秀面谈。
　　 这天，陈独秀来到编辑部，章士钊把《厌世心与自觉心》递给他说：“你那篇《爱国心与自觉心》引出来的风波还没有了结呢！”
　　 陈独秀没好气地将手一摆，拒绝道：“行严，此类稿件我不看了，你赞同就发吧！我还是那句话：一个没有民主、自由的国家，还不如亡了好！”说罢，拂袖而去。
　　 但过了几天，陈独秀还是仔细阅读了《厌世心与自觉心》，发现李大钊的确是抱着与人为善的态度，既承认自己的伤感起因于对国家任人宰割的反思，又肯定这种反思是出于对国家的“深思挚爱”的表现，也指出这毕竟是一种消极的“厌世之怀”，应该予以抛弃，陈独秀觉得李大钊的批评是符合实际的。
　　 陈独秀看完后，精神为之一振，他立刻揮笔给章士钊写了一份便笺：“来信、大作读毕，同意和这位大钊先生面谈，请安排时间。”两人一见面，陈独秀突然激动地向李大钊深鞠一躬说：“我感谢您那篇文章，使我丢弃了消极的情绪，代之而起的是乐观主义精神！犹如在茫然中又觅到了坦途！”
　　 这时的李大钊也为找到这样志同道合的战友而兴高采烈。1915年，陈独秀、李大钊先后回国，投入了创办《新青年》的伟大事业。
　　 （综合《炎黄春秋》《北京日报》《百家讲坛》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