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介绍及评论北欧已有多次，但最近英国《经济学人》周刊又以极大篇幅，以“下一个超级模范”为题深入报导北欧，再度引发我的兴趣，拟就公共政策角度作一些分析评论。
　　过去有人说，“生为英国人是人生中抽中的第一个奖”，现在，也许该把英国人换成北欧人了。北欧国家不仅基本上逃过了震撼地中海世界的经济麻烦，它们还基本上逃过了困扰美国的社会疾病。无论从任何方面测量社会健康度，从生产力到创新等经济指标，到不平等和犯罪等社会指标，北欧国家都接近排名顶端。《经济学家》问，为什么这些偏远、人口稀少、冬天酷寒且有广大无人之地的地区被证明如此成功？
　　从经济理论的角度来理解，说到底，这就是一个所有资源能否被合理配置的问题。“合理”，包含了两层意思，一是效率，二是公平。本文先谈一个宏观，再谈两个微观。
　　西方自由派经济学者一向钟情“小政府，大市场”，他们的理据是很容易理解的，第一，政府通常缺乏效率（包括作为政府部门延伸的国企）；第二，政府的公权力很容易导致权钱交易的腐败。但又不能没有政府，所以只能期待政府越小越好，市场越大越好。然而，北欧模式显然挑战了这个论述。
　　北欧四国普遍有一个大、而且是相当大的政府：瑞典政府开支占GDP的比重高达49%；最高边际税率达57%；四国公共部门雇佣全国劳动力的平均比例是30%（DECD国家平均是15%）。毫无疑问，北欧模式特色之一，就是高税收、大政府、高支出。这里有两个问题要解答：（一）为什么要如此？（二）如何避免大政府通常会有的毛病？
　　为什么要如此？因为一个社会需要生产的产品既有私有产品又有公共产品，后者如基建、环境生态、法律治安及社会财富重分配等多由政府提供，非民间企业所能满足，这就需要一个规模足够大的政府来提供。
　　那么，如何避免大政府带来的毛病？大政府带来的毛病一般有三：（1）缺乏效率；（2）产生腐败；（3）形成财政危机导致隔代负担。针对（1）与（2），北欧国家克服的办法，一靠教育，普遍提高所有国民（当然包括公务人员）的素质。二靠制度，主要是有一套极端透明的监督机制。在瑞典，人人都可以检视除了部分涉及国防、外交、金融之外的所有官方记录。《经济学人》指出，如果政治人物胆敢放下自行车（所有官员几乎人人以自行车代步）钻进官方（公用）的豪华轿车，一定会招来辱骂。
　　至于针对第（3），即如何防止政府出现财政危机（这几乎已是当今全球所有采取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及民主选举体制的国家的通病了），以避免进一步引发金融危机，及不道德地将这一代的负担转移到下一代，北欧的做法是坚守正统稳健的原则，尽量让预算维持平衡，相较于一般远高于3%（预算赤字占GDP的比例所谓欧元区的标准）的发达国家（美国为7%），瑞典只有0.3%。另一个近年来不断引爆欧美国家金融危机的指标，即公共债务占GDP的比重，瑞典在2010年时只有37%（欧猪国家多在100%上下，美国为110%，日本超过200%）。
　　总结归纳，从宏观面看北欧模式的资源配置，核心特色是“大政府”，但北欧国家的能耐与精彩之处是能将“大政府”的优点作最大程度的发挥，为人民提供又多又好通常是仅靠民间与市场提供不来的公共产品，这就在宏观面确保了公平。与此同时，北欧国家的能耐与精彩之处是又能将“大政府”可能出现的缺点，作了最大程度的防范，既清廉又有效率，又都能取得AAA的最高信用评级。
　　限于篇幅，微观面的介绍与分析，下周再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