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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竞技体育一直是“层层输送”“集中训练”，走的是全国一盘棋的路子。实践表明，在中国这样一个有13亿人口的社会主义泱泱大国里，这盘棋是走得通的。
2005年初，清华大学跳水队将擅自离队的王鑫的家长告上法庭，要求索赔人民币约35万元，此举引来了中国体育界的轩然大波，被称为中国体坛2005年第一状。
2005年1月21日，清华大学体育运动委员会将一份长达万字的申诉书送抵负责运动员注册的国家体育总局竞技司训练二处，就8名队员的注册资格问题以及清华跳水队出现的运动员流失等问题提出申诉。
围绕着清华大学跳水队暴露出的问题，媒体展开了激烈的讨论，有人认为，这是国家培养和社会培养协调不利所致；有人认为，这是专业运动员培养和普通教育培养之间的矛盾；还有人认为，这是体育人材的培养和选拔之间产生断裂的原因。
在众说纷纭的情形下，《新体育》走访了清华大学跳水队的相关人员以及体育总局游泳管理中心的相关官员，了解了这支队伍有成功也有失败的台前幕后：
新生儿之降生
清华大学和体育的缘分由来已久。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担任清华大学体育部主任的马约翰，曾作为领队参加过奥运会。那时，清华大学就有一千体育宗旨：增强体育运动，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并陆续培养出许多“运动健将”学生。
80年代后期，清华大学和国内50多个高校一同试点，开启了一条“学训结合，体教结合”的道路。分别在田径、篮球、赛艇等项目上开始了“大中小一条龙，育体企相结合”的模式。此模式旨在从小学、中学、大学三个阶段跟踪培养，在借助企业力量，保证学校教育的同时，为国家培养出高质量的学生运动员。作为举国体制的有益补充，清华大学“体教结合”的模式得到了国家的大力支持。
那时，跳水这块中国体育的“高产田”并没有和清华大学有任何联系，直到1997年于芬教练的到来。
清华大学和跳水的“结合”正是于芬做媒。对于“于芬”这个名字，熟悉跳水的人并不陌生：她曾担任国家跳水队副总教练，带出了奥运冠军伏明霞等名将，她的知名度并不亚于许多世界冠军。
1996年，于芬离开国家队教练员的岗位开始在北大的学习生活。在学习的同时，她开始思考以往执教中遇到的难题：如何解决职业运动员学习和训练之间的矛盾，没有练出来的运动员出路怎样解决，该如何调动已成为奥运冠军或者世界冠军的运动员的自我能动性？
于芬认为体育本是教育的一部分，应该最终回归教育。正因如此，想让运动员积极、主动地投入到训练中，也应在文化教育上下工夫。从国家队出来，有着指导奥运会冠军的多年执教经验，于芬决定和学校合作，培养全面发展的体育人才。
最初于芬和北京体育大学联系，但因校方硬件设施无法跟上，最终没能成功。之后，听说清华大学想搞一支高水平的跳水队，于芬开始与清华大学体育部接洽。在校方的要求下，她拟定了一份可行性报告，对清华大学建队、招生、训练、教学等内容进行了规划。
与此同时，清华大学专程前往美国，考察了包括曾培养出16名奥运会冠军的斯坦福大学在内的9所美国大学，于1998年1月，建立了清华大学自己的跳水队。
高等学校办跳水队，在跳水界还算一个新生事物。当时分管跳水的国家体育总局游泳管理中心在各方面给清华以特殊的照顾。例如，允许清华跳水队单独组队参加全国跳水比赛，运动员仍代表原所属省、区、市注册，也就是说清华跳水队的运动员在参加全国比赛时既可以代表清华大学又可以代表原注册单位，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另外，清华大学跳水队刚成立时无训练场地，游泳中心还为其联系游泳馆，保证其正常训练，直到3年之后的2001年，清华大学最终投资近亿元建成了自己的游泳馆。
成长之活力
清华跳水队建队至今，一直有一个理念“业余”赶“专业”，培养真正的学生运动员。
清华跳水队培养运动员从三个方面进行尝试：第一种像湖北的伏明霞、福建的李成伟，北京的王睿、四川的贺伟等在获得奥运冠军、世界冠军之后进入清华跳水队；第二种，像广东队的何姿、安徽的周吕馨等，是清华大学和地方队联合培养的运动员；第三种，属于家长慕名而来，孩子从学跳水开始就来到清华，比如湖北的熊晴清。
8年来，在以上三类运动员的培养上，清华跳水队已经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伏明霞1998年复出后，在于芬的指导下恢复训练两年，再一次站到奥运冠军的领奖台；曾获得世界冠军的李成伟在受伤退役，一些行家断言没有前途之后，在清华大学又恢复了竞技状态，拿到了九运会冠军清华跳水队一手培养出来的学生运动员熊晴清也曾拿到全国前六。
因为要保证完成学业，这些成绩的获得，让清华跳水队的运动员付出的努力比专业队还要多。队员每天早晨要保证1个小时的晨练，然后和正常学生一样到清华附小或者附中上学，下年再进行4到5小时的训练，晚上还要由辅导员补习1到2小时的功课。周末，他们也要全天训练。
尽管有训练任务，大部分队员的学习成绩却未受到影响。如，李成伟已念完大学，即将成为清华大学的一名研究生；熊晴清今年上高一，平均成绩在80分左右。还有一些队员的学习成绩在班级能排在前几名。
谈到队员能把学习和训练兼顾的原因，清华跳水队总教练于芬这样说：“清华跳水队的理念就是让队员自觉、自愿、自发、自律地训练。以前在国家队，孩子对教练完全服从。有时就算不喜欢练了，可还是要练。在清华，队员是自发地在训练，很多时候，教练不需要看管，他们也能自我监督。”
正是因为没有专业队不出成绩就无路可走的尴尬，清华的队员练跳水多了几分挑战自我，也多了几分对跳水本身的热爱。
“学训结合”从某种程度上说，让运动员过上了适龄孩子的生活，也让他们在十几岁这个既是受教育的关键时期，也是训练水平增长最快的双敏感时期得到了“双重滋养”。
在2005年的世界跳水青年杯赛上，清华跳水队代表中国拿到了14个项目中的8块金牌，6块银牌，4块铜牌，名列榜首，成绩斐然。
成长中的“困惑”
然而，清华跳水队这支成长8年的队伍，在走过如“八年抗战”般的探索道路之后，依然有很多问题，很多困惑。
困惑一：在注册权上与地方队产生纠纷
清华大学建队之时，总局允许队员在地方队注册的同时，可以代表清华大学参加比赛。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清华跳水队与相关省市因运动员在一年内的代表资格问题产生了矛盾，与国家体育总局关于一个运动员在一个注册年度内只能代表一个单位参赛的规定产生了分歧。2002年，总局取消了这一规定，同意清华大学具有注册权。
按照规定，在全国比赛获前六名的运动员 不能与外省交流，于是，这使很多队员不敢随便注册。2003年正是城运会年，清华大学和地方队在注册问题上的矛盾也更加激化，在2002年，2003年度，因矛盾一直没有解决，清华大学跳水队也一直没有办理运动员注册手续。但是，不注册就意味着不能参加比赛，矛盾更加不能调和。
按照规定，首次注册在某单位的运动员，每年要进行确认手续；如与其他单位交流，交流双方要按照规程向国家体育总局和游泳中心上报交流协议书。在这一问题上产生的分歧，清华大学跳水队与地方队和游泳中心沟通不够是主要原因。2005年1月21日，清华跳水队就此争议对8名清华大学运动员的注册资格问题向总局提出申诉，要求总局督促游泳中心把队员退还清华。
对于清华大学的申诉，游泳中心经过慎重研究，于6月回函答复：第一，与省市达成协议的4名运动员可以代表清华大学跳水队注册并参加全国年度单项比赛；第二，如该4名运动员拟代表其他省、区、市注册，须由其他省、区、市体育局与运动员注册单位体育同签订交流协议书，按照交流运动员程序办理注册手续，第三，对于另4名运动员的代表资格问题，请该队继续主动与有关单位联系，加强沟通，向我中心提交材料后由我中心按照相关规定处理。
困惑二：培养学生运动员和国家集训管理产生矛盾
国家跳水队在2002年为备战2004年奥运会时 曾三次选调在清华跳水队训练的熊晴清，为备战亚运会也曾选调李成伟，清华跳水队均没有给人。
清华跳水队并非不愿意把队员输送到国家队。让队员为国争光，相反，这也是他们的目的。队内负责人说：“如果可以在不影响孩子们现在的学习，训练模式，只是在有像奥运会这样的重大赛事的时候，才把他们招入国家队进行封闭集训，清华跳水队甚至愿意把我们的教练和老师都送到国家队。”
在这一点上，清华跳水队与地方队，以及队员家长之间也存在一定分歧。地方队和清华跳水队合作的最终目的并不是解决运动员的上学问题，也不是为了探索如何培养学生奥运冠军的路子，而是向国家队输送高水平的运动员，最终实现为国争光。家长也是如此。初期也许只是想到，来清华大学边学习边有名师指导训练，是件难得的美事，但一旦孩子长大，遇到好的比赛机会或是进国家队的机会，家长就会马上想让孩子走上集训的“大步调”，最终实现孩子和家人的“世界冠军梦”。
按照规定，清华大学跳水队的队员只能参加全国的单项体育赛事，而不能以清华队的名义参加全运会、省运会和城运会，更不要说国际比赛，因此，当孩子出了成绩，想拿世界冠军时，家长就开始有了让孩子另投山门的打算。于是，就有了清华大学状告王鑫家长的案子。
在这样的背景下，清华跳水队坚持队员一定要学习、训练两不耽误的初衷遇到了严重阻碍。
困惑三：在是否在挑战举国体制的说法上产生矛盾。
清华跳水队出现一系列的问题后，有人说，他们是在和中国竞技体育的举国体制背道而驰。对于这种说法，于芬委屈地说：“我们和国家队一样，也要集中训练，不但如此，我们还集中学习。如此说来，我们是比‘举国体制’还‘举国体制’呢。我们从没想过要挑战举国体制我也是那个制度下培养出来的。我们只想成为举国体制的一个有益的补充。”
对于学校办体育游泳中心从最初就很支持。在这一点上，双方并无分歧。但中心坚持“举国体制”这一国家意志，不允许受到任何影响。
清华大学则坚持培养学生运动员的信念，尤其不能让队员耽误学业在这一点上，于芬强调说：“清华大学作为中国的知名学府，不是随便做事情。在硬件、软件上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后，我们对自己要做的事情还是很有信心的。运动员退役后的诸多问题，毕竟是现实存在的，如果通过某种途径能解决它，那为什么不呢？大家的目的是一致的，都是为中国跳水做事，都是为让中国跳水事业发展得更好。”
“痛”定思“痛”
清华跳水队的风波带给人们的不只是新闻效应，而是更冷静的思考。
中国竞技体育一直是“层层输送”“集中训练”，走的是全国一盘棋的路子。实践表明。在中国这样一个有13亿人口的社会主义泱泱大国里，这盘棋是走得通的。
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开放，社会竞争的加剧，没有了以前可以“吃老本儿”的包分配制度运动员全面素质的培养问题，退役后的出路问题成了很多体育人的后顾之忧。举重冠军才力之死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面对如此现实，有清华大学这样的高等学府作教育后盾，给体盲人一个退役后的出路，应该是中国体育的幸事。
而这一模式在尝试中遇到困惑时，社会各界，尤其是相关的职能部门应当给予更有效的理解和帮助。
事实上，风波过后，清华人也在反思，至少他们在以下三点上有了清醒的认识。
第一，作为高等院校，搞教育是他们的专长，而对体育界，再具体到中国跳水界的内情，他们了解和领悟得还不够。
第二，和各省市地方队的有效交流存在欠缺，这是出现问题的关键。在出现问题之前就化解矛盾，这是更行之有效的办法。
第三，对于国家体育总局颁布的各项规定，清华跳水队和有关部门在理解上还存在不一致。如果各方面的人能坐下来，心平气和地聊一聊，努力寻找一个客观公正的途径问题不是不能解决的。
采访中，可喜的是，不管是游泳中心，还是清华跳水队，都不约而同地说了三个字：“和为贵”。有了这个基点，再加上有效的行动，我们想，清华跳水队是会走出困惑。摆脱“成长痛”的。
责编／王查娜
2005年初，清华大学跳水队将擅自离队的王鑫的家长告上法庭，要求索赔人民币约35万元，此举引来了中国体育界的轩然大波，被称为中国体坛2005年第一状。
2005年1月21日，清华大学体育运动委员会将一份长达万字的申诉书送抵负责运动员注册的国家体育总局竞技司训练二处，就8名队员的注册资格问题以及清华跳水队出现的运动员流失等问题提出申诉。
围绕着清华大学跳水队暴露出的问题，媒体展开了激烈的讨论，有人认为，这是国家培养和社会培养协调不利所致；有人认为，这是专业运动员培养和普通教育培养之间的矛盾；还有人认为，这是体育人材的培养和选拔之间产生断裂的原因。
在众说纷纭的情形下，《新体育》走访了清华大学跳水队的相关人员以及体育总局游泳管理中心的相关官员，了解了这支队伍有成功也有失败的台前幕后：
新生儿之降生
清华大学和体育的缘分由来已久。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担任清华大学体育部主任的马约翰，曾作为领队参加过奥运会。那时，清华大学就有一千体育宗旨：增强体育运动，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并陆续培养出许多“运动健将”学生。
80年代后期，清华大学和国内50多个高校一同试点，开启了一条“学训结合，体教结合”的道路。分别在田径、篮球、赛艇等项目上开始了“大中小一条龙，育体企相结合”的模式。此模式旨在从小学、中学、大学三个阶段跟踪培养，在借助企业力量，保证学校教育的同时，为国家培养出高质量的学生运动员。作为举国体制的有益补充，清华大学“体教结合”的模式得到了国家的大力支持。
那时，跳水这块中国体育的“高产田”并没有和清华大学有任何联系，直到1997年于芬教练的到来。
清华大学和跳水的“结合”正是于芬做媒。对于“于芬”这个名字，熟悉跳水的人并不陌生：她曾担任国家跳水队副总教练，带出了奥运冠军伏明霞等名将，她的知名度并不亚于许多世界冠军。
1996年，于芬离开国家队教练员的岗位开始在北大的学习生活。在学习的同时，她开始思考以往执教中遇到的难题：如何解决职业运动员学习和训练之间的矛盾，没有练出来的运动员出路怎样解决，该如何调动已成为奥运冠军或者世界冠军的运动员的自我能动性？
于芬认为体育本是教育的一部分，应该最终回归教育。正因如此，想让运动员积极、主动地投入到训练中，也应在文化教育上下工夫。从国家队出来，有着指导奥运会冠军的多年执教经验，于芬决定和学校合作，培养全面发展的体育人才。
最初于芬和北京体育大学联系，但因校方硬件设施无法跟上，最终没能成功。之后，听说清华大学想搞一支高水平的跳水队，于芬开始与清华大学体育部接洽。在校方的要求下，她拟定了一份可行性报告，对清华大学建队、招生、训练、教学等内容进行了规划。
与此同时，清华大学专程前往美国，考察了包括曾培养出16名奥运会冠军的斯坦福大学在内的9所美国大学，于1998年1月，建立了清华大学自己的跳水队。
高等学校办跳水队，在跳水界还算一个新生事物。当时分管跳水的国家体育总局游泳管理中心在各方面给清华以特殊的照顾。例如，允许清华跳水队单独组队参加全国跳水比赛，运动员仍代表原所属省、区、市注册，也就是说清华跳水队的运动员在参加全国比赛时既可以代表清华大学又可以代表原注册单位，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另外，清华大学跳水队刚成立时无训练场地，游泳中心还为其联系游泳馆，保证其正常训练，直到3年之后的2001年，清华大学最终投资近亿元建成了自己的游泳馆。
成长之活力
清华跳水队建队至今，一直有一个理念“业余”赶“专业”，培养真正的学生运动员。
清华跳水队培养运动员从三个方面进行尝试：第一种像湖北的伏明霞、福建的李成伟，北京的王睿、四川的贺伟等在获得奥运冠军、世界冠军之后进入清华跳水队；第二种，像广东队的何姿、安徽的周吕馨等，是清华大学和地方队联合培养的运动员；第三种，属于家长慕名而来，孩子从学跳水开始就来到清华，比如湖北的熊晴清。
8年来，在以上三类运动员的培养上，清华跳水队已经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伏明霞1998年复出后，在于芬的指导下恢复训练两年，再一次站到奥运冠军的领奖台；曾获得世界冠军的李成伟在受伤退役，一些行家断言没有前途之后，在清华大学又恢复了竞技状态，拿到了九运会冠军清华跳水队一手培养出来的学生运动员熊晴清也曾拿到全国前六。
因为要保证完成学业，这些成绩的获得，让清华跳水队的运动员付出的努力比专业队还要多。队员每天早晨要保证1个小时的晨练，然后和正常学生一样到清华附小或者附中上学，下年再进行4到5小时的训练，晚上还要由辅导员补习1到2小时的功课。周末，他们也要全天训练。
尽管有训练任务，大部分队员的学习成绩却未受到影响。如，李成伟已念完大学，即将成为清华大学的一名研究生；熊晴清今年上高一，平均成绩在80分左右。还有一些队员的学习成绩在班级能排在前几名。
谈到队员能把学习和训练兼顾的原因，清华跳水队总教练于芬这样说：“清华跳水队的理念就是让队员自觉、自愿、自发、自律地训练。以前在国家队，孩子对教练完全服从。有时就算不喜欢练了，可还是要练。在清华，队员是自发地在训练，很多时候，教练不需要看管，他们也能自我监督。”
正是因为没有专业队不出成绩就无路可走的尴尬，清华的队员练跳水多了几分挑战自我，也多了几分对跳水本身的热爱。
“学训结合”从某种程度上说，让运动员过上了适龄孩子的生活，也让他们在十几岁这个既是受教育的关键时期，也是训练水平增长最快的双敏感时期得到了“双重滋养”。
在2005年的世界跳水青年杯赛上，清华跳水队代表中国拿到了14个项目中的8块金牌，6块银牌，4块铜牌，名列榜首，成绩斐然。
成长中的“困惑”
然而，清华跳水队这支成长8年的队伍，在走过如“八年抗战”般的探索道路之后，依然有很多问题，很多困惑。
困惑一：在注册权上与地方队产生纠纷
清华大学建队之时，总局允许队员在地方队注册的同时，可以代表清华大学参加比赛。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清华跳水队与相关省市因运动员在一年内的代表资格问题产生了矛盾，与国家体育总局关于一个运动员在一个注册年度内只能代表一个单位参赛的规定产生了分歧。2002年，总局取消了这一规定，同意清华大学具有注册权。
按照规定，在全国比赛获前六名的运动员 不能与外省交流，于是，这使很多队员不敢随便注册。2003年正是城运会年，清华大学和地方队在注册问题上的矛盾也更加激化，在2002年，2003年度，因矛盾一直没有解决，清华大学跳水队也一直没有办理运动员注册手续。但是，不注册就意味着不能参加比赛，矛盾更加不能调和。
按照规定，首次注册在某单位的运动员，每年要进行确认手续；如与其他单位交流，交流双方要按照规程向国家体育总局和游泳中心上报交流协议书。在这一问题上产生的分歧，清华大学跳水队与地方队和游泳中心沟通不够是主要原因。2005年1月21日，清华跳水队就此争议对8名清华大学运动员的注册资格问题向总局提出申诉，要求总局督促游泳中心把队员退还清华。
对于清华大学的申诉，游泳中心经过慎重研究，于6月回函答复：第一，与省市达成协议的4名运动员可以代表清华大学跳水队注册并参加全国年度单项比赛；第二，如该4名运动员拟代表其他省、区、市注册，须由其他省、区、市体育局与运动员注册单位体育同签订交流协议书，按照交流运动员程序办理注册手续，第三，对于另4名运动员的代表资格问题，请该队继续主动与有关单位联系，加强沟通，向我中心提交材料后由我中心按照相关规定处理。
困惑二：培养学生运动员和国家集训管理产生矛盾
国家跳水队在2002年为备战2004年奥运会时 曾三次选调在清华跳水队训练的熊晴清，为备战亚运会也曾选调李成伟，清华跳水队均没有给人。
清华跳水队并非不愿意把队员输送到国家队。让队员为国争光，相反，这也是他们的目的。队内负责人说：“如果可以在不影响孩子们现在的学习，训练模式，只是在有像奥运会这样的重大赛事的时候，才把他们招入国家队进行封闭集训，清华跳水队甚至愿意把我们的教练和老师都送到国家队。”
在这一点上，清华跳水队与地方队，以及队员家长之间也存在一定分歧。地方队和清华跳水队合作的最终目的并不是解决运动员的上学问题，也不是为了探索如何培养学生奥运冠军的路子，而是向国家队输送高水平的运动员，最终实现为国争光。家长也是如此。初期也许只是想到，来清华大学边学习边有名师指导训练，是件难得的美事，但一旦孩子长大，遇到好的比赛机会或是进国家队的机会，家长就会马上想让孩子走上集训的“大步调”，最终实现孩子和家人的“世界冠军梦”。
按照规定，清华大学跳水队的队员只能参加全国的单项体育赛事，而不能以清华队的名义参加全运会、省运会和城运会，更不要说国际比赛，因此，当孩子出了成绩，想拿世界冠军时，家长就开始有了让孩子另投山门的打算。于是，就有了清华大学状告王鑫家长的案子。
在这样的背景下，清华跳水队坚持队员一定要学习、训练两不耽误的初衷遇到了严重阻碍。
困惑三：在是否在挑战举国体制的说法上产生矛盾。
清华跳水队出现一系列的问题后，有人说，他们是在和中国竞技体育的举国体制背道而驰。对于这种说法，于芬委屈地说：“我们和国家队一样，也要集中训练，不但如此，我们还集中学习。如此说来，我们是比‘举国体制’还‘举国体制’呢。我们从没想过要挑战举国体制我也是那个制度下培养出来的。我们只想成为举国体制的一个有益的补充。”
对于学校办体育游泳中心从最初就很支持。在这一点上，双方并无分歧。但中心坚持“举国体制”这一国家意志，不允许受到任何影响。
清华大学则坚持培养学生运动员的信念，尤其不能让队员耽误学业在这一点上，于芬强调说：“清华大学作为中国的知名学府，不是随便做事情。在硬件、软件上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后，我们对自己要做的事情还是很有信心的。运动员退役后的诸多问题，毕竟是现实存在的，如果通过某种途径能解决它，那为什么不呢？大家的目的是一致的，都是为中国跳水做事，都是为让中国跳水事业发展得更好。”
“痛”定思“痛”
清华跳水队的风波带给人们的不只是新闻效应，而是更冷静的思考。
中国竞技体育一直是“层层输送”“集中训练”，走的是全国一盘棋的路子。实践表明。在中国这样一个有13亿人口的社会主义泱泱大国里，这盘棋是走得通的。
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开放，社会竞争的加剧，没有了以前可以“吃老本儿”的包分配制度运动员全面素质的培养问题，退役后的出路问题成了很多体育人的后顾之忧。举重冠军才力之死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面对如此现实，有清华大学这样的高等学府作教育后盾，给体盲人一个退役后的出路，应该是中国体育的幸事。
而这一模式在尝试中遇到困惑时，社会各界，尤其是相关的职能部门应当给予更有效的理解和帮助。
事实上，风波过后，清华人也在反思，至少他们在以下三点上有了清醒的认识。
第一，作为高等院校，搞教育是他们的专长，而对体育界，再具体到中国跳水界的内情，他们了解和领悟得还不够。
第二，和各省市地方队的有效交流存在欠缺，这是出现问题的关键。在出现问题之前就化解矛盾，这是更行之有效的办法。
第三，对于国家体育总局颁布的各项规定，清华跳水队和有关部门在理解上还存在不一致。如果各方面的人能坐下来，心平气和地聊一聊，努力寻找一个客观公正的途径问题不是不能解决的。
采访中，可喜的是，不管是游泳中心，还是清华跳水队，都不约而同地说了三个字：“和为贵”。有了这个基点，再加上有效的行动，我们想，清华跳水队是会走出困惑。摆脱“成长痛”的。
责编／王查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