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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与命运的逆命题
1998年，全国高校招生人数208万，到了第二年，一下子激增了22万人。此后每一年，扩招开始像滚雪球般轰轰烈烈，而高考与命运的等式不再坚不可摧。
从2001年开始，全国高校毕业生平均就业率维持在70%左右,而2006年高校毕业生的人数达到413万人，据悉，今年这个数字将是480万左右。另一方面，据教育部统计，大学本科生毕业待业人数从2001年的34万人，增加至2005年的79万人。有专家预测，除去10%考研的、出国的、专升本的等，加上2006年待业的70~80万人，今年实际需要就业人数在500万人以上。
严峻的就业形势撼动了人们对读书的千年崇拜，也冲击着这场游戏的起点——高考。在科举时代，“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信条奠定了世人的考试崇拜，因为“学而优则仕”，并且是平民进入国家权力中心、获取功名的惟一通道，一场考试能够在一夜之间改变个体及家族的命运。
在上世纪80年代的高考青春期，考生一旦考入大学就意味着此生无虞，因为“高考=铁饭碗”，读书不要钱，国家包分配。大学生享受着国家福利，或去国家机关，或去事业单位，或去国有企业……这样的美景何人不羡？特别对于许多两手空空的农村考生，高考于他们，就是鲤鱼跃龙门。高考与命运的等式，让国人举全家之力投入这场考试中，那些全村砸锅卖铁捧出一个大学生，该生毕业后建设家乡的感人故事至今被老一代传诵。
然而，在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特殊时期，高等教育不再是稀缺资源，高考与命运的关系越来越松散。从并轨收费到高校扩招，考上大学不再是光宗耀祖、光耀门楣的盛事，对于许多农村考生、家庭经济困难的考生，录取通知书既承载着光荣与梦想，也隐含着焦虑与困惑——考上大学意味着沉重的学费如何筹措？昂贵的生活费怎么负担？毕业之后何去何从？那些靠国家助学贷款或家庭举债读书的大学生，还要为毕业后拿什么还债发愁。现实逼人，许多考生不得不计算投入产出比，大学梦因此变得不再美好。
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钟秉林教授指出，尽管我国高校已经初步形成了“奖贷助减免”的贫困生资助体系，但由于缺乏完善的信用体系，目前所形成的高校学生助学体系比较脆弱。一名当年考上四川某高校，最终却放弃就读的小伙子向记者坦言，当初因为家庭经济负担过重，被录取大学也不理想，他放弃了入学。现在想来也不后悔，即使家里负债累累把他供出来，依然要面对“一毕业就失业”的惨状。看着在大学里混了4年，如今却为工作发愁的高中同学们，早已就业的他暗自庆幸。
当年北大才子陆步轩卖猪肉，今天辽宁省普兰店市高考理科状元武小锋北大毕业后回家卖糖葫芦，状元就业的悲剧又是对高考与命运不等的佐证。连高考中最优秀的群体也面临着就业挑战，让人唏嘘。一位今年本科应届毕业生向记者谈到他对状元的看法：“现在对状元们没什么神秘感和崇拜感了，以前班上的状元现在也在为工作发愁，并没有当初想象的他们以后发展会多么好。”
河南籍的复旦大学应届毕业生陈某告诉记者，当年为了高考，她挑灯夜战，为了上复旦还复读了一年，靠国家助学金才完成了4年的学业。现在想来，当年考个一般重点就行了，复读是不值得的，一年一年地考更不值得。
逃避，是畏惧还是不屑？
在这个快速消费、信息爆炸、利益至上、娱乐泛滥的浮躁时代，高考不再是“自古华山一条道”，个体成材标准开始变得多样化，大量不通过高考成名成才成腕成星的样本不断涌现，而在这一过程中，以个体命运抗击高考的极端事件让人揪心。
在去年有关高考的新闻中，“碎心飞魔”无疑是点击率较高的关键词。河南南阳考生蒋多多为了抗议高考制度，宣泄对应试教育的不满，在高考试卷上用双色笔写下反高考言论，并留名“碎心飞魔”。
最终，这个19岁女孩的“文综”试卷被判零分。作家二月河曾就此事件发表看法，他认为，蒋多多是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第一个在高考中向高考制度叫板的青年，让人想起了文革期间的“白卷英雄”张铁生。
然而，蒋多多不是张铁生。张铁生凭借的是当时的政治气候扶摇直上，而蒋多多在今天的中国只能成为堂吉诃德大战风车式的笑料。二月河认为，不要去学蒋多多，高考只是个形式，但形式不是没有用处的。就像部队要出早操、要走正步、要搞队列，这跟打仗有什么关系？完全是形式，但没这些形式，立刻就会把部队带垮。应试教育是我们目前不可取代的一种选拔人才的办法。他断定，蒋多多若坚持自己在家搞文学，失败率为99．999％。
是的，世界只有一个比尔.盖茨，不是人人都可以从辍学生到世界首富。在一无所有、赤手空拳的情况下，脆弱的个体不堪一击。
考后填写志愿时，蒋多多填了“北京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之后悄悄坐上去郑州的火车。她想找工作，连当酒店服务员都遭拒，“心里想着只要能有个睡的地方就行”。“星星只有在自由的天空才能发光，到了地上就成了冰冷的陨石，和普通的石头没有两样……”这是她在高考试卷上写下的字句。那么，除了贫穷、孤立、迷茫、无助，这块“普通的石头”路在何方？
以个体命运抗击高考的特例，注定只能成为高考与命运不等式之孤证。那些非常之人以非常之途，最终获得巨大成功的样本，手中皆握利器，要么天生偏才，要么少年成名，要么家财万贯，要么背景非常。正所谓：狂，是要有底气的。
恢复高考那年，22岁的郑渊洁拒绝参加高考。女友强迫他，他反抗：“去考就是自取其辱，我肯定是全国的负状元！”女友拂袖而去。如果不是有“负状元”的自我评价，如果没有“自取其辱”的畏惧心理，而是有十足把握金榜题名，郑渊洁会不会放弃高考呢？这只有他本人才能回答。
如今，他的童话总印数超过7000万册，而他的儿子更视应试教育如粪土，干脆书都不读，老爸在家中给他上课。长大后开着宝马应聘某报社时丢下狂言：“工资好说，只要能给我个车位就行。”如果没有他的富爸爸，如果没有坚实的家庭背景，命运又将如何书写？
另一个狂生是80后当红作家韩寒，通过新概念作文大赛一举成名。他藐视高考，用了一句很狂的话：“一群没有能力的人没有权利去评价一个已经出名的人。”是的，他已经获得即使高考状元们奋斗一生也未必能有之名利，高考于他的命运何干？然而，韩寒的成名并不能掩盖另一个事实：他读高中时期末考试成绩除了语政史勉强及格外，数理化3科加总还不到80分。如果他是一个不畏高考的优等生，他还会表现得如此憎恶、对立吗？
至于独辟蹊径的丁俊晖成材模式，具有极为浓重的个人印记，至少需要以下几项条件：一个不顾一切的父亲，一个天赋异禀的儿子，一个屋有重金的家庭。台球神童迷恋台球后荒废了学业，初一便辍学练球，若非他与生俱来的台球天赋，若非丁父倾家荡产孤注一掷，他依然会在体制内寻找成才出路。
然而，令人费解的是，曾狂呼“读书无用”的父子，在辍学7年后接到上海交通大学工商管理专业抛来的橄榄枝时，丁爸爸却像所有即将读大学的学生家长一样，他说：“今天我非常激动,我一直想让小晖读大学。我想小晖能在斯诺克事业上成为世界冠军,那么他在别的方面也不会示弱。”
在社会对人才需求多元化的今天，高考不再是命运最重要的拐点，也不再是人生前景的惟一选择。但是，不是所有人都拥有成为偏才的天时地利人和等主、客观条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剑走偏锋的教育模式。所以，高考依然是中国绝大多数青年获得高等教育机会，并由此顺利通往社会的入场券，依然是他们命运中不可或缺的一步。（感谢衡洁、李飞对本文采访部份的帮助）
1998年，全国高校招生人数208万，到了第二年，一下子激增了22万人。此后每一年，扩招开始像滚雪球般轰轰烈烈，而高考与命运的等式不再坚不可摧。
从2001年开始，全国高校毕业生平均就业率维持在70%左右,而2006年高校毕业生的人数达到413万人，据悉，今年这个数字将是480万左右。另一方面，据教育部统计，大学本科生毕业待业人数从2001年的34万人，增加至2005年的79万人。有专家预测，除去10%考研的、出国的、专升本的等，加上2006年待业的70~80万人，今年实际需要就业人数在500万人以上。
严峻的就业形势撼动了人们对读书的千年崇拜，也冲击着这场游戏的起点——高考。在科举时代，“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信条奠定了世人的考试崇拜，因为“学而优则仕”，并且是平民进入国家权力中心、获取功名的惟一通道，一场考试能够在一夜之间改变个体及家族的命运。
在上世纪80年代的高考青春期，考生一旦考入大学就意味着此生无虞，因为“高考=铁饭碗”，读书不要钱，国家包分配。大学生享受着国家福利，或去国家机关，或去事业单位，或去国有企业……这样的美景何人不羡？特别对于许多两手空空的农村考生，高考于他们，就是鲤鱼跃龙门。高考与命运的等式，让国人举全家之力投入这场考试中，那些全村砸锅卖铁捧出一个大学生，该生毕业后建设家乡的感人故事至今被老一代传诵。
然而，在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特殊时期，高等教育不再是稀缺资源，高考与命运的关系越来越松散。从并轨收费到高校扩招，考上大学不再是光宗耀祖、光耀门楣的盛事，对于许多农村考生、家庭经济困难的考生，录取通知书既承载着光荣与梦想，也隐含着焦虑与困惑——考上大学意味着沉重的学费如何筹措？昂贵的生活费怎么负担？毕业之后何去何从？那些靠国家助学贷款或家庭举债读书的大学生，还要为毕业后拿什么还债发愁。现实逼人，许多考生不得不计算投入产出比，大学梦因此变得不再美好。
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钟秉林教授指出，尽管我国高校已经初步形成了“奖贷助减免”的贫困生资助体系，但由于缺乏完善的信用体系，目前所形成的高校学生助学体系比较脆弱。一名当年考上四川某高校，最终却放弃就读的小伙子向记者坦言，当初因为家庭经济负担过重，被录取大学也不理想，他放弃了入学。现在想来也不后悔，即使家里负债累累把他供出来，依然要面对“一毕业就失业”的惨状。看着在大学里混了4年，如今却为工作发愁的高中同学们，早已就业的他暗自庆幸。
当年北大才子陆步轩卖猪肉，今天辽宁省普兰店市高考理科状元武小锋北大毕业后回家卖糖葫芦，状元就业的悲剧又是对高考与命运不等的佐证。连高考中最优秀的群体也面临着就业挑战，让人唏嘘。一位今年本科应届毕业生向记者谈到他对状元的看法：“现在对状元们没什么神秘感和崇拜感了，以前班上的状元现在也在为工作发愁，并没有当初想象的他们以后发展会多么好。”
河南籍的复旦大学应届毕业生陈某告诉记者，当年为了高考，她挑灯夜战，为了上复旦还复读了一年，靠国家助学金才完成了4年的学业。现在想来，当年考个一般重点就行了，复读是不值得的，一年一年地考更不值得。
逃避，是畏惧还是不屑？
在这个快速消费、信息爆炸、利益至上、娱乐泛滥的浮躁时代，高考不再是“自古华山一条道”，个体成材标准开始变得多样化，大量不通过高考成名成才成腕成星的样本不断涌现，而在这一过程中，以个体命运抗击高考的极端事件让人揪心。
在去年有关高考的新闻中，“碎心飞魔”无疑是点击率较高的关键词。河南南阳考生蒋多多为了抗议高考制度，宣泄对应试教育的不满，在高考试卷上用双色笔写下反高考言论，并留名“碎心飞魔”。
最终，这个19岁女孩的“文综”试卷被判零分。作家二月河曾就此事件发表看法，他认为，蒋多多是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第一个在高考中向高考制度叫板的青年，让人想起了文革期间的“白卷英雄”张铁生。
然而，蒋多多不是张铁生。张铁生凭借的是当时的政治气候扶摇直上，而蒋多多在今天的中国只能成为堂吉诃德大战风车式的笑料。二月河认为，不要去学蒋多多，高考只是个形式，但形式不是没有用处的。就像部队要出早操、要走正步、要搞队列，这跟打仗有什么关系？完全是形式，但没这些形式，立刻就会把部队带垮。应试教育是我们目前不可取代的一种选拔人才的办法。他断定，蒋多多若坚持自己在家搞文学，失败率为99．999％。
是的，世界只有一个比尔.盖茨，不是人人都可以从辍学生到世界首富。在一无所有、赤手空拳的情况下，脆弱的个体不堪一击。
考后填写志愿时，蒋多多填了“北京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之后悄悄坐上去郑州的火车。她想找工作，连当酒店服务员都遭拒，“心里想着只要能有个睡的地方就行”。“星星只有在自由的天空才能发光，到了地上就成了冰冷的陨石，和普通的石头没有两样……”这是她在高考试卷上写下的字句。那么，除了贫穷、孤立、迷茫、无助，这块“普通的石头”路在何方？
以个体命运抗击高考的特例，注定只能成为高考与命运不等式之孤证。那些非常之人以非常之途，最终获得巨大成功的样本，手中皆握利器，要么天生偏才，要么少年成名，要么家财万贯，要么背景非常。正所谓：狂，是要有底气的。
恢复高考那年，22岁的郑渊洁拒绝参加高考。女友强迫他，他反抗：“去考就是自取其辱，我肯定是全国的负状元！”女友拂袖而去。如果不是有“负状元”的自我评价，如果没有“自取其辱”的畏惧心理，而是有十足把握金榜题名，郑渊洁会不会放弃高考呢？这只有他本人才能回答。
如今，他的童话总印数超过7000万册，而他的儿子更视应试教育如粪土，干脆书都不读，老爸在家中给他上课。长大后开着宝马应聘某报社时丢下狂言：“工资好说，只要能给我个车位就行。”如果没有他的富爸爸，如果没有坚实的家庭背景，命运又将如何书写？
另一个狂生是80后当红作家韩寒，通过新概念作文大赛一举成名。他藐视高考，用了一句很狂的话：“一群没有能力的人没有权利去评价一个已经出名的人。”是的，他已经获得即使高考状元们奋斗一生也未必能有之名利，高考于他的命运何干？然而，韩寒的成名并不能掩盖另一个事实：他读高中时期末考试成绩除了语政史勉强及格外，数理化3科加总还不到80分。如果他是一个不畏高考的优等生，他还会表现得如此憎恶、对立吗？
至于独辟蹊径的丁俊晖成材模式，具有极为浓重的个人印记，至少需要以下几项条件：一个不顾一切的父亲，一个天赋异禀的儿子，一个屋有重金的家庭。台球神童迷恋台球后荒废了学业，初一便辍学练球，若非他与生俱来的台球天赋，若非丁父倾家荡产孤注一掷，他依然会在体制内寻找成才出路。
然而，令人费解的是，曾狂呼“读书无用”的父子，在辍学7年后接到上海交通大学工商管理专业抛来的橄榄枝时，丁爸爸却像所有即将读大学的学生家长一样，他说：“今天我非常激动,我一直想让小晖读大学。我想小晖能在斯诺克事业上成为世界冠军,那么他在别的方面也不会示弱。”
在社会对人才需求多元化的今天，高考不再是命运最重要的拐点，也不再是人生前景的惟一选择。但是，不是所有人都拥有成为偏才的天时地利人和等主、客观条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剑走偏锋的教育模式。所以，高考依然是中国绝大多数青年获得高等教育机会，并由此顺利通往社会的入场券，依然是他们命运中不可或缺的一步。（感谢衡洁、李飞对本文采访部份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