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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出版而言，最重要莫过于踏实与扎实，而躁动与踏实、扎实则无论如何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借参加第二十二届香港书展之机，我拜访了慕名已久的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与那里的同行们交流了一个多小时。交流中，脑子里自然地蹦出了这样五个大字：安静的出版。
那是一个阳光灿烂的下午，坐在新界一幢写字楼九层的一间小小的会议室中，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的社长甘女士率领着她的核心团队一编辑部主任、业务经理和制作经理接待了我们。这家成立于1977年的出版社，员工仅20余人，出版题材丰富多样，尤专精于中国思想文化、语言文学、历史政治等学术领域，并拥有中英双语出版的优势。如郭廷以的《近代中国史纲》、许倬云的《中国文化的发展历程》、徐中约的《中国近代史》以及《李氏中文字典》、《半坡遗址综述》和《香港所见红楼梦资料展览目录》等一大批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论著均出自他们之手。
甘女士介绍说：学校对出版社没有具体的要求，更不要求他们必须出版本校教师的著述，选题的取合由大学相关学科专家组成的学术委员会匿名评审，出版社的工作人员既没有利润指标也没有所谓业绩提成，大家只是围绕着促进知识的开拓、传扬和普及，推进中西文化交流这一基本的共同宗旨，安静地自觉地在那里编书出书，年出书总量60种左右，有的重大工程更是耗时多年。
好一个“安静”二字!与其说这样的境界契合我个人的性格偏好，不如说它更符合出版的本质。安静一想，当下我们在出版中遭遇的种种问题与困境不正是安静不足而躁动有余所致吗?
说出版的本质是文化的积累传承与传播谁都不会有异议，也惟其如此，才备加彰显自己的文化与高雅。可谁又认真想过，如此文化高雅之事究竟当如何操作才是真正的文化与高雅?也正是因为不去想、不去认真地想，才使得在出版这面文化的大旗下裹挟着众多“伪文化”、“非文化”的成分。“伪文化”、“非文化”在行为上一个突出集中的表现便是狂躁与焦虑：有了一本“胜过好老师”的“好妈妈”，立即就有无数个“好妈妈”跳出来；你年出版图书100种，我必须200种；你跨了地区，我就跨媒体直到全媒体；你有了第一股，我则多元化……惟其如此，才是改革、才是发展、才是跨越、才是繁荣。然而，改革、发展、跨越、繁荣的成果最终还得看究竟沉淀下了哪些出版成果吧?且不说百年之后，几个月、几年后，又有谁还会记得那些个风起云涌的“好妈妈”呢?又有谁还会记得谁是出版“第一股”?即使记得，有意义吗?
离开中文大学出版社时，我对甘女士表达了对他们那种“安静的出版”的钦佩，甘女士笑着回答：“你们是发展的出版”。我不禁一愣，接着嘟囔了一句“安静就不能发展?”
的确，安静也罢，兴奋也罢，发展才是硬道理。问题在于究竟怎样才是出版业真正的发展?我始终认为它不在数量而在质量，不在形式而在内容。一种信息丰富、思想深刻、艺术独特的出版物远胜过无数种思想肤浅、艺术平庸的所谓图书，而造就这种信息丰富、思想深刻、艺术独特的出版物需要的绝对是“安静”，而非“兴奋”更不是“躁动”。
或许有人要说：这种“安静的出版”只适用于专业的学术出版，对更加市场化的大众出版而言，则更需要“激情”与“冲动”。其实，这里所说的“安静”只是相对于身边的“躁动”而言，我并不反对“激情”与“冲动”，对出版而言，最重要莫过于踏实与扎实，而躁动与踏实、扎实则无论如何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据说有“铁娘子”之称的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在谈到中国时说过这样的话：中国还不足以对世界构成威胁，因为他们只能出口电视机而不能出口电视节目。听到这样的说法，我的第一反应是这女人够损的，但冷静一想，我们又难道不应以此为鉴吗?当一些人为我们年出版图书30余万种而欢呼雀跃时，我们是否更应该关注在这30余万种的光环下，究竟有多少配得上是文化的积累与传承?有多少是“电视节目”而非“电视机”?由此我们不妨再认真地想一想：那些真正配得上文化积累与传承的出版物，那些真正能称之为“电视节目”的东西，又有哪一样不是“安静”的产物?
(摘自《人民日报》2011年8月9日)
借参加第二十二届香港书展之机，我拜访了慕名已久的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与那里的同行们交流了一个多小时。交流中，脑子里自然地蹦出了这样五个大字：安静的出版。
那是一个阳光灿烂的下午，坐在新界一幢写字楼九层的一间小小的会议室中，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的社长甘女士率领着她的核心团队一编辑部主任、业务经理和制作经理接待了我们。这家成立于1977年的出版社，员工仅20余人，出版题材丰富多样，尤专精于中国思想文化、语言文学、历史政治等学术领域，并拥有中英双语出版的优势。如郭廷以的《近代中国史纲》、许倬云的《中国文化的发展历程》、徐中约的《中国近代史》以及《李氏中文字典》、《半坡遗址综述》和《香港所见红楼梦资料展览目录》等一大批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论著均出自他们之手。
甘女士介绍说：学校对出版社没有具体的要求，更不要求他们必须出版本校教师的著述，选题的取合由大学相关学科专家组成的学术委员会匿名评审，出版社的工作人员既没有利润指标也没有所谓业绩提成，大家只是围绕着促进知识的开拓、传扬和普及，推进中西文化交流这一基本的共同宗旨，安静地自觉地在那里编书出书，年出书总量60种左右，有的重大工程更是耗时多年。
好一个“安静”二字!与其说这样的境界契合我个人的性格偏好，不如说它更符合出版的本质。安静一想，当下我们在出版中遭遇的种种问题与困境不正是安静不足而躁动有余所致吗?
说出版的本质是文化的积累传承与传播谁都不会有异议，也惟其如此，才备加彰显自己的文化与高雅。可谁又认真想过，如此文化高雅之事究竟当如何操作才是真正的文化与高雅?也正是因为不去想、不去认真地想，才使得在出版这面文化的大旗下裹挟着众多“伪文化”、“非文化”的成分。“伪文化”、“非文化”在行为上一个突出集中的表现便是狂躁与焦虑：有了一本“胜过好老师”的“好妈妈”，立即就有无数个“好妈妈”跳出来；你年出版图书100种，我必须200种；你跨了地区，我就跨媒体直到全媒体；你有了第一股，我则多元化……惟其如此，才是改革、才是发展、才是跨越、才是繁荣。然而，改革、发展、跨越、繁荣的成果最终还得看究竟沉淀下了哪些出版成果吧?且不说百年之后，几个月、几年后，又有谁还会记得那些个风起云涌的“好妈妈”呢?又有谁还会记得谁是出版“第一股”?即使记得，有意义吗?
离开中文大学出版社时，我对甘女士表达了对他们那种“安静的出版”的钦佩，甘女士笑着回答：“你们是发展的出版”。我不禁一愣，接着嘟囔了一句“安静就不能发展?”
的确，安静也罢，兴奋也罢，发展才是硬道理。问题在于究竟怎样才是出版业真正的发展?我始终认为它不在数量而在质量，不在形式而在内容。一种信息丰富、思想深刻、艺术独特的出版物远胜过无数种思想肤浅、艺术平庸的所谓图书，而造就这种信息丰富、思想深刻、艺术独特的出版物需要的绝对是“安静”，而非“兴奋”更不是“躁动”。
或许有人要说：这种“安静的出版”只适用于专业的学术出版，对更加市场化的大众出版而言，则更需要“激情”与“冲动”。其实，这里所说的“安静”只是相对于身边的“躁动”而言，我并不反对“激情”与“冲动”，对出版而言，最重要莫过于踏实与扎实，而躁动与踏实、扎实则无论如何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据说有“铁娘子”之称的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在谈到中国时说过这样的话：中国还不足以对世界构成威胁，因为他们只能出口电视机而不能出口电视节目。听到这样的说法，我的第一反应是这女人够损的，但冷静一想，我们又难道不应以此为鉴吗?当一些人为我们年出版图书30余万种而欢呼雀跃时，我们是否更应该关注在这30余万种的光环下，究竟有多少配得上是文化的积累与传承?有多少是“电视节目”而非“电视机”?由此我们不妨再认真地想一想：那些真正配得上文化积累与传承的出版物，那些真正能称之为“电视节目”的东西，又有哪一样不是“安静”的产物?
(摘自《人民日报》2011年8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