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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报道，目前健在的大同煤矿万人坑幸存者只有39人。面对童年恐怖烙印中的“死人沟”，幸存的老人们诉说着那段不堪回首的血泪史。老人们口中的“死人沟”就是现在山西大同煤矿的万人坑遗址。那么，万人坑遗址是如何被发掘的？在被称为“人间炼狱”的万人坑又发生了什么？
万人坑遗址的发掘与矿工的征募
1966年冬，一列火车从北京始发，一路疾驰向北。由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文化部文博研究所和北京自然博物馆等4家单位组成的工作队，赴大同万人坑遗址进行科学调查与遗骸整理。工作队来到被当地人称为“死人沟”（又名“烧人场”）的大同煤峪口万人坑遗址，眼前阴森恐怖的景象令人惊愕。工作队承受极大的心理压力，面朝凛冽的晋北寒风，在山头的狭窄探方中进行试掘。在一处洞穴内，发现尸骸有五六层，人头丛丛叠叠，腥臭味扑面而来。在煤峪口万人坑遗址，类似这样的尸骸坑道多达21处，不少已裸露出地表，洞内横七竖八抛埋的矿工遗骸多达数百具。暴雨过后，从山谷冲刷下来的尸骸更是淤积成山。
尽管离事发已逾20余年，但华北独特的自然环境与气候条件使得废弃矿井内的尸骸保存完整。工作队此行的目的主要有两个：一是为保护遗骸提出科学方案；二是为辨别尸骸身份寻找线索。工作队集中了权威的古生物学、病理学、解剖学等领域专家，严格按照考古发掘程序，运用人类学的鉴定方法确定遗骸。遗骸大致形成于20世纪40年代，罹难者年龄最大的53岁，最小的仅有14岁。可以确信，万人坑遗骸是侵华日军占领大同煤矿时所遗弃的矿工尸骸，且大多数属于非正常死亡。经过工作队的缜密发掘，终于在死者遗物中找到了7名受害者的姓氏、籍贯等线索，其中包括河北籍、江苏籍、河南籍的罹难者。这些外省籍劳工是如何远赴千里、客死异乡的呢？
早在1918年，日本满铁调查部就曾多次遣员进入大同煤矿“考察”，撰有《大同炭田地质调查报告》，对大同煤矿的情报进行广泛收集，“对大同煤矿之期待甚大”。1937年9月，卢沟桥事变两个月后，日军以猛扑之势乘胜占领大同。除留驻少许兵力外，大批主力继续南下，北支派遣军在大同成立伪晋北自治政府，隶属于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据战时日本外务大臣重光葵披露，日军一方面在华北采取军事行动，一方面利用满铁将经济魔掌伸向华北，操纵当地经济。随着战线的延长，本土资源匮乏的窘境迫使日军高层采取“以战养战”的策略。与此同时，囿于晋北一带地广人稀以及兵燹等原因，大同煤矿的管理人员与矿工流失严重，基本处于停产状态。
1937年末，为了尽快恢复大同煤矿生产，满铁再次对大同煤田的储量情况做了缜密调查，分别撰有《华北地质调查报告》和《华北矿山调查报告》，声言“控制华北煤，实际上也就控制了中国的煤业，实在有着深远意义，并对我国经济政策起到巨大影响”。为了强化管理，满铁于1937年底～1938年初，从辽宁抚顺煤矿紧急抽调317名日籍管理与技术人员，并广泛从各地招徕矿工，利用原晋北矿务局和晋保公司的半机械化设备，开始对永定庄矿、煤峪口矿、忻州窑矿3个矿进行开采。囿于产量少、机械化程度低，远无法满足日军亟需。对于大同煤矿的重要性，日本当局有着清醒的认识，“华北乃大东亚共荣圈内战争资源之中核地带，而对大同煤炭资源之期待尤甚，是名符其实的东亚热源”，大幅提升大同煤矿生产能力就显得迫在眉睫。
日本矿方主要从3个方面对大同煤矿加强管理：一是强化基础设施建设，如新建火电厂、炸药厂等基础设施；二是加强技术改造，如由蒸汽提升改为电力提升，运煤车的轨道由窄轨变成中轨，极大方便煤炭运输；三是从各地广募矿工。占领初期，大同煤矿日用工量平均5000人，实行3班8小时制，主要招徕本地农民，倘若农忙时节，则人员锐减，加之战争因素，青壮年劳力奇缺。为了广募矿工，大同煤矿于1939年初在北平设立劳工招募所，此后，又在河北、河南、山东、江苏等地广募矿工。除此以外，还依靠坑、蒙、拐、骗甚至摊派等方式征召劳工。据不完全统计，仅日军占领期间，大同矿工共有1.8万多人，其中2/3都是从华北各地征募来的劳工。此外，日方还征调战俘从事劳作。大同煤矿所使用的战俘源于日本北支派遣军山西太原劳工训练所，这里每月输送战俘劳工达数千人。即便如此，矿工极高的死亡率仍使矿方深感劳力匮乏。为此，矿方勾结当地伪政权，以“勤劳报国青年队”的名义向大同周边各县、村镇摊派劳工指标，要求征派劳工每6个月一轮，每期3000人。事实上，劳工一旦进入矿区后就难以脱身，如1940年，日军从左云县王村强征劳工四五百人，战后无一人生还。
“以人换煤”的残酷政策
日本当局意识到煤炭是其生命线。为了尽快提高煤产量，1940年1月，由日本内阁总理大臣阿部信行亲自批准，决定成立“大同炭矿株式会社”，由满铁投资1000万日元，伪蒙疆政府投资2000万日元，华北开发有限公司投资1000万日元。到1943年，日方投资追加到1.2亿日元。新成立的“大同炭矿株式会社”在其纲领中称：“开发世界性富矿的大同煤田，谋求供应战时日本的各种工业的原动力的煤炭，同时满足地域内工业与民用，以提高民生。”
为了提升开采量，矿方不惜以人换煤，置矿工生死于不顾。现存较大的万人坑遗址多达14处，其中较完整的是煤峪口矿南沟万人坑遗址，主要分上、下两洞，上洞宽6.7米，洞深40余米；下洞宽4.5米，洞深70余米。洞内白骨皑皑、尸骨残存，从表征看并非正常死亡。洞内堆满了死难矿工的尸首与骨骸，有的头颅被击穿，有的四肢被砍断，有的脊骨被扭折，有的被铁链紧锁或绳索反绑，有的伏地做爬行挣扎状。各种痛苦狰狞的姿态表明，这些矿工是被活着扔进矿洞内的。
为了防止矿工逃逸，矿区内实行军事化管理，设有宪兵队、矿警队、密探队等。矿工在监工的强逼下，每日在井下劳作12～16小时；矿工还时刻遭受生命威胁，常遇瓦斯爆炸、矿洞塌方、矿洞渗水等事故，矿方置矿工生死于不顾，强行封洞，甚至逼迫他们继续开工。即便逃过矿难，矿工依旧面临缺医少药或传染病肆虐等窘境。许多人只是疑有传染病就被活生生扔进烧人场。
1942年9月，解放区出版的《晋察冀日报》上刊登了在5个月内，敌寇在大同煤矿虐死矿工2400人的报道。是年夏天，大同煤矿向满铁总部发出了一封紧急电报，要求速派医疗队赶赴大同煤矿。原来，一场罕见的瘟疫正袭击忻州窑煤矿劳工营，矿方已经到了无法收拾的地步。7月12日，百余名日本大夫赶赴大同，他们将整个矿区严密封锁起来，发现外逃的一律射杀。在军医的授意下，患病矿工被圈进了一个名为康乐庄的院子。军医逐个检查患者粪便，将病情较轻的投进隔离所，重症患者则用铁丝将其手脚捆绑，丢进小南沟焚烧。忻州窑顿时成为一座巨大的烧人场，每日竟有数十人被烧，不少人被活活烧死。
尽管日军有着雄心勃勃的开采计划，但大同煤矿每年实际开采量只有200多万吨。截止到1945年，日军共掠夺煤炭资源1400万吨，致使6万多名矿工丧生。新中国成立后，当地政府对大同煤矿万人坑进行了科学保护，并成立了大同煤矿万人坑遗址纪念馆，2004年成为山西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在此期间，日本、韩国以及欧美等友好团体来到万人坑遗址参观，沉痛悼念死难矿工。在万人坑展览馆内还立有一块铜牌，这是一块从日本空运至大同的慰灵牌。同时，还有一个透明的玻璃樽，樽里面是层层叠叠的千纸鹤，玻璃上有许多日本友人的亲笔签名。
【责任编辑】王 凯
万人坑遗址的发掘与矿工的征募
1966年冬，一列火车从北京始发，一路疾驰向北。由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文化部文博研究所和北京自然博物馆等4家单位组成的工作队，赴大同万人坑遗址进行科学调查与遗骸整理。工作队来到被当地人称为“死人沟”（又名“烧人场”）的大同煤峪口万人坑遗址，眼前阴森恐怖的景象令人惊愕。工作队承受极大的心理压力，面朝凛冽的晋北寒风，在山头的狭窄探方中进行试掘。在一处洞穴内，发现尸骸有五六层，人头丛丛叠叠，腥臭味扑面而来。在煤峪口万人坑遗址，类似这样的尸骸坑道多达21处，不少已裸露出地表，洞内横七竖八抛埋的矿工遗骸多达数百具。暴雨过后，从山谷冲刷下来的尸骸更是淤积成山。
尽管离事发已逾20余年，但华北独特的自然环境与气候条件使得废弃矿井内的尸骸保存完整。工作队此行的目的主要有两个：一是为保护遗骸提出科学方案；二是为辨别尸骸身份寻找线索。工作队集中了权威的古生物学、病理学、解剖学等领域专家，严格按照考古发掘程序，运用人类学的鉴定方法确定遗骸。遗骸大致形成于20世纪40年代，罹难者年龄最大的53岁，最小的仅有14岁。可以确信，万人坑遗骸是侵华日军占领大同煤矿时所遗弃的矿工尸骸，且大多数属于非正常死亡。经过工作队的缜密发掘，终于在死者遗物中找到了7名受害者的姓氏、籍贯等线索，其中包括河北籍、江苏籍、河南籍的罹难者。这些外省籍劳工是如何远赴千里、客死异乡的呢？
早在1918年，日本满铁调查部就曾多次遣员进入大同煤矿“考察”，撰有《大同炭田地质调查报告》，对大同煤矿的情报进行广泛收集，“对大同煤矿之期待甚大”。1937年9月，卢沟桥事变两个月后，日军以猛扑之势乘胜占领大同。除留驻少许兵力外，大批主力继续南下，北支派遣军在大同成立伪晋北自治政府，隶属于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据战时日本外务大臣重光葵披露，日军一方面在华北采取军事行动，一方面利用满铁将经济魔掌伸向华北，操纵当地经济。随着战线的延长，本土资源匮乏的窘境迫使日军高层采取“以战养战”的策略。与此同时，囿于晋北一带地广人稀以及兵燹等原因，大同煤矿的管理人员与矿工流失严重，基本处于停产状态。
1937年末，为了尽快恢复大同煤矿生产，满铁再次对大同煤田的储量情况做了缜密调查，分别撰有《华北地质调查报告》和《华北矿山调查报告》，声言“控制华北煤，实际上也就控制了中国的煤业，实在有着深远意义，并对我国经济政策起到巨大影响”。为了强化管理，满铁于1937年底～1938年初，从辽宁抚顺煤矿紧急抽调317名日籍管理与技术人员，并广泛从各地招徕矿工，利用原晋北矿务局和晋保公司的半机械化设备，开始对永定庄矿、煤峪口矿、忻州窑矿3个矿进行开采。囿于产量少、机械化程度低，远无法满足日军亟需。对于大同煤矿的重要性，日本当局有着清醒的认识，“华北乃大东亚共荣圈内战争资源之中核地带，而对大同煤炭资源之期待尤甚，是名符其实的东亚热源”，大幅提升大同煤矿生产能力就显得迫在眉睫。
日本矿方主要从3个方面对大同煤矿加强管理：一是强化基础设施建设，如新建火电厂、炸药厂等基础设施；二是加强技术改造，如由蒸汽提升改为电力提升，运煤车的轨道由窄轨变成中轨，极大方便煤炭运输；三是从各地广募矿工。占领初期，大同煤矿日用工量平均5000人，实行3班8小时制，主要招徕本地农民，倘若农忙时节，则人员锐减，加之战争因素，青壮年劳力奇缺。为了广募矿工，大同煤矿于1939年初在北平设立劳工招募所，此后，又在河北、河南、山东、江苏等地广募矿工。除此以外，还依靠坑、蒙、拐、骗甚至摊派等方式征召劳工。据不完全统计，仅日军占领期间，大同矿工共有1.8万多人，其中2/3都是从华北各地征募来的劳工。此外，日方还征调战俘从事劳作。大同煤矿所使用的战俘源于日本北支派遣军山西太原劳工训练所，这里每月输送战俘劳工达数千人。即便如此，矿工极高的死亡率仍使矿方深感劳力匮乏。为此，矿方勾结当地伪政权，以“勤劳报国青年队”的名义向大同周边各县、村镇摊派劳工指标，要求征派劳工每6个月一轮，每期3000人。事实上，劳工一旦进入矿区后就难以脱身，如1940年，日军从左云县王村强征劳工四五百人，战后无一人生还。
“以人换煤”的残酷政策
日本当局意识到煤炭是其生命线。为了尽快提高煤产量，1940年1月，由日本内阁总理大臣阿部信行亲自批准，决定成立“大同炭矿株式会社”，由满铁投资1000万日元，伪蒙疆政府投资2000万日元，华北开发有限公司投资1000万日元。到1943年，日方投资追加到1.2亿日元。新成立的“大同炭矿株式会社”在其纲领中称：“开发世界性富矿的大同煤田，谋求供应战时日本的各种工业的原动力的煤炭，同时满足地域内工业与民用，以提高民生。”
为了提升开采量，矿方不惜以人换煤，置矿工生死于不顾。现存较大的万人坑遗址多达14处，其中较完整的是煤峪口矿南沟万人坑遗址，主要分上、下两洞，上洞宽6.7米，洞深40余米；下洞宽4.5米，洞深70余米。洞内白骨皑皑、尸骨残存，从表征看并非正常死亡。洞内堆满了死难矿工的尸首与骨骸，有的头颅被击穿，有的四肢被砍断，有的脊骨被扭折，有的被铁链紧锁或绳索反绑，有的伏地做爬行挣扎状。各种痛苦狰狞的姿态表明，这些矿工是被活着扔进矿洞内的。
为了防止矿工逃逸，矿区内实行军事化管理，设有宪兵队、矿警队、密探队等。矿工在监工的强逼下，每日在井下劳作12～16小时；矿工还时刻遭受生命威胁，常遇瓦斯爆炸、矿洞塌方、矿洞渗水等事故，矿方置矿工生死于不顾，强行封洞，甚至逼迫他们继续开工。即便逃过矿难，矿工依旧面临缺医少药或传染病肆虐等窘境。许多人只是疑有传染病就被活生生扔进烧人场。
1942年9月，解放区出版的《晋察冀日报》上刊登了在5个月内，敌寇在大同煤矿虐死矿工2400人的报道。是年夏天，大同煤矿向满铁总部发出了一封紧急电报，要求速派医疗队赶赴大同煤矿。原来，一场罕见的瘟疫正袭击忻州窑煤矿劳工营，矿方已经到了无法收拾的地步。7月12日，百余名日本大夫赶赴大同，他们将整个矿区严密封锁起来，发现外逃的一律射杀。在军医的授意下，患病矿工被圈进了一个名为康乐庄的院子。军医逐个检查患者粪便，将病情较轻的投进隔离所，重症患者则用铁丝将其手脚捆绑，丢进小南沟焚烧。忻州窑顿时成为一座巨大的烧人场，每日竟有数十人被烧，不少人被活活烧死。
尽管日军有着雄心勃勃的开采计划，但大同煤矿每年实际开采量只有200多万吨。截止到1945年，日军共掠夺煤炭资源1400万吨，致使6万多名矿工丧生。新中国成立后，当地政府对大同煤矿万人坑进行了科学保护，并成立了大同煤矿万人坑遗址纪念馆，2004年成为山西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在此期间，日本、韩国以及欧美等友好团体来到万人坑遗址参观，沉痛悼念死难矿工。在万人坑展览馆内还立有一块铜牌，这是一块从日本空运至大同的慰灵牌。同时，还有一个透明的玻璃樽，樽里面是层层叠叠的千纸鹤，玻璃上有许多日本友人的亲笔签名。
【责任编辑】王 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