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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进行的。党领导的各抗日民主根据地的“三三制”政权建设，维护了统一战线内各阶级的团结，巩固了根据地，支持了敌后战场乃至整个中国战场的斗争，也为新中国政权建设和民主政治发展积累了经验。本文为大家介绍“三三制”相关情况，以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
“三三制”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统一战线的政权政策，由毛泽东同志1940年3月6日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中首次提出：“根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的原则，在人员分配上，应规定为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
实施“三三制”的背景和原因
实施“三三制”，是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政权问题上的体现。毛泽东同志指出，在抗日根据地内建立的政权，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权。“抗日战争胜利的基本条件，是抗日统一战线的扩大和巩固。而要达此目的，必须采取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策略”。
实施“三三制”，也是建设民主的新中国的重要步骤。中国共产党在整个抗战过程中一直在争取民主。一方面，民主作为手段，“政府越民主，战争就越好进行”。更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认为，抗战的目的，不仅是赶走日本帝国主义，还要赢得较战前大大进步的民主的新中国。毛泽东同志1940年1月所作《新民主主义论》则明确了未来一阶段新中国既不是资产阶级专政的共和国，也不立即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而是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判断一个地方的社会性质是不是新民主主义的，主要地是以那里的政权是否有人民大众的代表参加以及是否有共产党的领导为原则。因此，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政权，便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主要标志。”
实施“三三制”，在建立抗日民主政权上问题上抵制右和“左”的错误倾向，是当时斗争的焦点和关键。1939年12月，国民党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到毛泽东同志提出“三三制”的1940年3月，“目前是国民党反共顽固派极力反对我们在华北、华中等地建立抗日民主政权，而我们则必须建立这种政权，并已经可能在各主要的抗日根据地内建立这种政权的时候。我们和反共顽固派为政权问题在华北、华中和西北的斗争，带着推动全国建立统一战线政权的性质，为全国观感之所系”。毛泽东同志1940年12月又指出，各抗日根据地内，迁就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国民党，甘愿束缚自己手足，不敢放手发展抗日革命势力的右倾观点，过去严重地存在过，已经基本克服了。同时，由于国民党反共所引起的过左倾向，却普遍地发生了。许多干部不明白，包括“在政权工作中共产党员的完全独占”的土地革命后期许多过左政策，不但在抗日时期，一概不能采用，就是在过去也是错误的。
“三三制”的具体要求
就共产党员、党外进步分子、中间派各占三分之一的具体含义和意义，毛泽东同志1940年3月指出，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他们代表无产阶级和贫农。“必须保证共产党员在政权中占领导地位，因此，必须使占三分之一的共产党员在质量上具有优越的条件。只要有了这个条件，就可以保证党的领导权，不必有更多的人数。”“必须使党外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因为他们联系着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共产党领导下的无产阶级、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是抗日统一战线中的进步派。“中间分子及其他分子占三分之一，他们代表中等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中等资产阶级就是除大资产阶级以外的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是地主阶级的左翼，即带有资产阶级色彩的地主。他们往往站在进步势力和顽固势力之间的中间立场。“在中国，这种中间势力有很大的力量，往往可以成为我们同顽固派斗争时决定胜负的因素。”“这些阶层的争取，是孤立顽固派的一个重要的步骤。目前我们决不能不顾到这些阶层的力量，我们必须谨慎地对待他们。”只有汉奸和反共分子才没有资格参加政权。
同时，毛泽东同志指出，“三三制”是大体上的规定，各地须依实际情况施行，不要机械地凑数字。1940年12月25日，毛泽东同志又提出，在苏北等处开始建立抗日民主政权的地方，共产党员还可以少于三分之一。“在民意机关中也可以容许少数右派分子参加。”
就政权的具体含义，毛泽东同志提到，“建立抗日政权之时，应该采取我党中央所决定的‘三三制’”，“不论政府机关和民意机关，均要吸引那些不积极反共的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的代表参加”。可见，政权指政府和民意机关。当时，各抗日民主根据地内的各级民意机关基本为参议会。
就“三三制”人选的产生方式，毛泽东同志指出，“抗日统一战线政权的产生，应经过人民选举。”“凡满十八岁的赞成抗日和民主的中国人，不分阶级、民族、男女、信仰、党派、文化程度，均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具体就政府与民意机关的关系，时任中共中央北方分局书记的彭真同志在1941年向中央政治局报告时认为，民意机关应由公民直接选举，各级政府行政委员会应由民意机关选举。
就“三三制”政权内党与非党人士关系，毛泽东同志指出，所谓党在政权中的领导权，“不是盛气凌人地要人家服从我们，而是以党的正确政策和自己的模范工作，说服和教育党外人士，使他们愿意接受我们的建议。”“必须教育担任政权工作的党员，克服他们不愿和不惯同党外人士合作的狭隘性，提倡民主作风，遇事先和党外人士商量，取得多数同意，然后去做。同时，尽量地鼓励党外人士对各种问题提出意见，并倾听他们的意见。”“别人说得对的，我们应该欢迎，并要跟别人的长处学习；别人说得不对，也应该让别人说完，然后慢慢加以解释。”
就防止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毛泽东同志指出，纠正“共产党员完全独占政权”，执行“三三制”时，应是有步骤的，不可操之过急，最下层政权可以酌量变通，防止引起干部不满、群众怀疑、地主豪绅把持政权。
各抗日民主根据地的“三三制”实践 在1941年9、10月举行的陕甘宁边区参议员选举中，非党候选人尤其是开明士绅落选甚多。所以加聘46名非党人士为参议员，以基本符合“三三制”。1941年11月，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一次会议召开。参议会选出的9名常驻议员中，共产党员3人；选出的18名政府委员中，共产党员7人，超三分之一，徐特立同志当即申请退出，按得票多少次序，由非党人士向文焕递补。
在这次会议上，开明绅士李鼎铭当选为边区政府副主席，并提出“精兵简政”提案。当年12月，中共中央即发出“精兵简政”的指示。
这次会议也非全是“一堂和气”。参议员折聚英回忆，“讨论选举法那天，辩论得好热火”。有“戴眼镜”的参议员对选举法草案提出修正案：“选民资格，首先要具有中学文化程度。连自个名字也写不上，还能管理国家大事？”引起的反应是：“我们可不依。这不是把劳动人民打在阴山背后，永世不得见太阳！”“不识字的工农算不算人民，要不要作主？”
晋冀豫边区参议员选举于1941年4月进行。候选人的比例严格按照“三三制”，把共产党员控制在三分之一内。1941年7月7日，晋冀鲁豫边区（此时鲁西33县被划入边区）临时参议会第一次会议开幕。参议员133人中，共产党员46人，占三分之一。选出边区政府委员15名，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强一点。
1941年4月，鄂豫边区召开第二次军政代表大会，代表67人中，共产党员32人，大半为中间人士。选举的边区行政公署3名主席、副主席中，共产党员1人；行署执行委员21人中，非共产党员18人。1942年3月22日，鄂豫边区召开首届抗日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26人中，共产党员47人，占37.3%，其余都是国民党员、知识分子、开明士绅、资本家以及工、农、青、妇代表。
晋察冀边区1940年7月至10月选举区代表会、县议会和边区参议会。彭真同志向中央报告，竞选斗争异常激烈。工人、贫农参加选举的积极性很高，他们不愿使政权落入地主手中，偶有操纵选举使地主无法竞选的。地主参选也非常积极，很多地主在普选时故意表示开明，但当其失败之势明朗时，即集中票数选一二名精明强干并在村中印象较好的顽固分子出来。
1943年1月15日，晋察冀边区第一届参议会召开。288名参议员中，中间势力占36.2%。参议会选出的驻会参议员办事处由7人组成，共产党员2人；边区行政委员会由9人组成，共产党员3人，国民党员2人，无党派人士4人。
彭真同志认为，“三三制”收效极大，许多原来反对共产党的地主转变了态度。同时，在普选中要百分之百实现“三三制”极为困难。尽管这样，“三三制”的规定仍是十分必要的。“三三制”虽不可能普遍严格实现，但大体实现是可能的。彭真同志还指出，“三三制政权是镇压敌伪汉奸活动和抵抗日寇侵略的民族斗争的武器，同时也是在政权中占优势的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武器，它不是维持各阶级均衡的中立的东西。但在今天，政权作为阶级斗争武器的作用是从属的，不应损害其成为在全民抗战中民族斗争武器的主导作用。”
到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仍明确“三三制”不变。1947年2月1日，毛泽东同志在党内指示《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中指出：“解放区在坚决地毫不犹豫地实现耕者有其田的条件下，‘三三制’政策仍然不变。在政权机关和社会事业中，除共产党人外，必须继续吸收广大的党外进步分子、中间分子（开明绅士等）参加工作。” （作者系上海图书馆〈上海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三三制”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统一战线的政权政策，由毛泽东同志1940年3月6日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中首次提出：“根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的原则，在人员分配上，应规定为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
实施“三三制”的背景和原因
实施“三三制”，是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政权问题上的体现。毛泽东同志指出，在抗日根据地内建立的政权，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权。“抗日战争胜利的基本条件，是抗日统一战线的扩大和巩固。而要达此目的，必须采取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策略”。
实施“三三制”，也是建设民主的新中国的重要步骤。中国共产党在整个抗战过程中一直在争取民主。一方面，民主作为手段，“政府越民主，战争就越好进行”。更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认为，抗战的目的，不仅是赶走日本帝国主义，还要赢得较战前大大进步的民主的新中国。毛泽东同志1940年1月所作《新民主主义论》则明确了未来一阶段新中国既不是资产阶级专政的共和国，也不立即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而是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判断一个地方的社会性质是不是新民主主义的，主要地是以那里的政权是否有人民大众的代表参加以及是否有共产党的领导为原则。因此，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政权，便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主要标志。”
实施“三三制”，在建立抗日民主政权上问题上抵制右和“左”的错误倾向，是当时斗争的焦点和关键。1939年12月，国民党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到毛泽东同志提出“三三制”的1940年3月，“目前是国民党反共顽固派极力反对我们在华北、华中等地建立抗日民主政权，而我们则必须建立这种政权，并已经可能在各主要的抗日根据地内建立这种政权的时候。我们和反共顽固派为政权问题在华北、华中和西北的斗争，带着推动全国建立统一战线政权的性质，为全国观感之所系”。毛泽东同志1940年12月又指出，各抗日根据地内，迁就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国民党，甘愿束缚自己手足，不敢放手发展抗日革命势力的右倾观点，过去严重地存在过，已经基本克服了。同时，由于国民党反共所引起的过左倾向，却普遍地发生了。许多干部不明白，包括“在政权工作中共产党员的完全独占”的土地革命后期许多过左政策，不但在抗日时期，一概不能采用，就是在过去也是错误的。
“三三制”的具体要求
就共产党员、党外进步分子、中间派各占三分之一的具体含义和意义，毛泽东同志1940年3月指出，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他们代表无产阶级和贫农。“必须保证共产党员在政权中占领导地位，因此，必须使占三分之一的共产党员在质量上具有优越的条件。只要有了这个条件，就可以保证党的领导权，不必有更多的人数。”“必须使党外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因为他们联系着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共产党领导下的无产阶级、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是抗日统一战线中的进步派。“中间分子及其他分子占三分之一，他们代表中等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中等资产阶级就是除大资产阶级以外的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是地主阶级的左翼，即带有资产阶级色彩的地主。他们往往站在进步势力和顽固势力之间的中间立场。“在中国，这种中间势力有很大的力量，往往可以成为我们同顽固派斗争时决定胜负的因素。”“这些阶层的争取，是孤立顽固派的一个重要的步骤。目前我们决不能不顾到这些阶层的力量，我们必须谨慎地对待他们。”只有汉奸和反共分子才没有资格参加政权。
同时，毛泽东同志指出，“三三制”是大体上的规定，各地须依实际情况施行，不要机械地凑数字。1940年12月25日，毛泽东同志又提出，在苏北等处开始建立抗日民主政权的地方，共产党员还可以少于三分之一。“在民意机关中也可以容许少数右派分子参加。”
就政权的具体含义，毛泽东同志提到，“建立抗日政权之时，应该采取我党中央所决定的‘三三制’”，“不论政府机关和民意机关，均要吸引那些不积极反共的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的代表参加”。可见，政权指政府和民意机关。当时，各抗日民主根据地内的各级民意机关基本为参议会。
就“三三制”人选的产生方式，毛泽东同志指出，“抗日统一战线政权的产生，应经过人民选举。”“凡满十八岁的赞成抗日和民主的中国人，不分阶级、民族、男女、信仰、党派、文化程度，均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具体就政府与民意机关的关系，时任中共中央北方分局书记的彭真同志在1941年向中央政治局报告时认为，民意机关应由公民直接选举，各级政府行政委员会应由民意机关选举。
就“三三制”政权内党与非党人士关系，毛泽东同志指出，所谓党在政权中的领导权，“不是盛气凌人地要人家服从我们，而是以党的正确政策和自己的模范工作，说服和教育党外人士，使他们愿意接受我们的建议。”“必须教育担任政权工作的党员，克服他们不愿和不惯同党外人士合作的狭隘性，提倡民主作风，遇事先和党外人士商量，取得多数同意，然后去做。同时，尽量地鼓励党外人士对各种问题提出意见，并倾听他们的意见。”“别人说得对的，我们应该欢迎，并要跟别人的长处学习；别人说得不对，也应该让别人说完，然后慢慢加以解释。”
就防止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毛泽东同志指出，纠正“共产党员完全独占政权”，执行“三三制”时，应是有步骤的，不可操之过急，最下层政权可以酌量变通，防止引起干部不满、群众怀疑、地主豪绅把持政权。
各抗日民主根据地的“三三制”实践 在1941年9、10月举行的陕甘宁边区参议员选举中，非党候选人尤其是开明士绅落选甚多。所以加聘46名非党人士为参议员，以基本符合“三三制”。1941年11月，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一次会议召开。参议会选出的9名常驻议员中，共产党员3人；选出的18名政府委员中，共产党员7人，超三分之一，徐特立同志当即申请退出，按得票多少次序，由非党人士向文焕递补。
在这次会议上，开明绅士李鼎铭当选为边区政府副主席，并提出“精兵简政”提案。当年12月，中共中央即发出“精兵简政”的指示。
这次会议也非全是“一堂和气”。参议员折聚英回忆，“讨论选举法那天，辩论得好热火”。有“戴眼镜”的参议员对选举法草案提出修正案：“选民资格，首先要具有中学文化程度。连自个名字也写不上，还能管理国家大事？”引起的反应是：“我们可不依。这不是把劳动人民打在阴山背后，永世不得见太阳！”“不识字的工农算不算人民，要不要作主？”
晋冀豫边区参议员选举于1941年4月进行。候选人的比例严格按照“三三制”，把共产党员控制在三分之一内。1941年7月7日，晋冀鲁豫边区（此时鲁西33县被划入边区）临时参议会第一次会议开幕。参议员133人中，共产党员46人，占三分之一。选出边区政府委员15名，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强一点。
1941年4月，鄂豫边区召开第二次军政代表大会，代表67人中，共产党员32人，大半为中间人士。选举的边区行政公署3名主席、副主席中，共产党员1人；行署执行委员21人中，非共产党员18人。1942年3月22日，鄂豫边区召开首届抗日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26人中，共产党员47人，占37.3%，其余都是国民党员、知识分子、开明士绅、资本家以及工、农、青、妇代表。
晋察冀边区1940年7月至10月选举区代表会、县议会和边区参议会。彭真同志向中央报告，竞选斗争异常激烈。工人、贫农参加选举的积极性很高，他们不愿使政权落入地主手中，偶有操纵选举使地主无法竞选的。地主参选也非常积极，很多地主在普选时故意表示开明，但当其失败之势明朗时，即集中票数选一二名精明强干并在村中印象较好的顽固分子出来。
1943年1月15日，晋察冀边区第一届参议会召开。288名参议员中，中间势力占36.2%。参议会选出的驻会参议员办事处由7人组成，共产党员2人；边区行政委员会由9人组成，共产党员3人，国民党员2人，无党派人士4人。
彭真同志认为，“三三制”收效极大，许多原来反对共产党的地主转变了态度。同时，在普选中要百分之百实现“三三制”极为困难。尽管这样，“三三制”的规定仍是十分必要的。“三三制”虽不可能普遍严格实现，但大体实现是可能的。彭真同志还指出，“三三制政权是镇压敌伪汉奸活动和抵抗日寇侵略的民族斗争的武器，同时也是在政权中占优势的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武器，它不是维持各阶级均衡的中立的东西。但在今天，政权作为阶级斗争武器的作用是从属的，不应损害其成为在全民抗战中民族斗争武器的主导作用。”
到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仍明确“三三制”不变。1947年2月1日，毛泽东同志在党内指示《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中指出：“解放区在坚决地毫不犹豫地实现耕者有其田的条件下，‘三三制’政策仍然不变。在政权机关和社会事业中，除共产党人外，必须继续吸收广大的党外进步分子、中间分子（开明绅士等）参加工作。” （作者系上海图书馆〈上海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