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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巴蜀非常著名的书法艺术家是不多的，在中国书法史上，能够称得上所谓的“大家”的，也许当首推北宋时期的眉山人苏轼。
苏轼所处的北宋，在书法史上，称为革新时期，突破晋唐遗风，张扬书法作者个性是北宋书法革新的主要成就之一。举起这面大旗的主要人物之一的便是苏轼。苏轼在《评草书》中说道：“吾书不甚佳，然自出新意，不践古人，是一快也。”（1）《中国书法史第206页》苏轼以为字如其人，书法风格就是作者个性的真实反映。正因为苏轼的书法理念，才使苏轼的书法有着独特的，强烈体现个性的风格。
主要生活在清代乾隆、嘉庆时期的巴县人龚晴皋，在所谓名头上，或者所谓影响上，较之同为巴蜀人的苏轼明显要小得多。当然，这仅仅是表面，龚晴皋书法特色与成就和苏轼书法特色与成就其本质是一样的，无论是书法理念，还是书法成就与特色。
苏轼与龚晴皋对于书法内涵的理解同样是具有精深的认识，书法中个性的张扬，即是书法精神与内涵的体现。认识归认识，理解归理解，理论付诸实践，理论与实践完美结合，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尽善尽美的。纵观千百年来芸芸众生的所谓书法家，能够达到苏轼、龚晴皋书法艺术之境界的又有几人？
个性的张扬，在书法中表现自我，从宋代的苏轼，清代的龚晴皋，巴蜀书法特色在这里便凸显出来.
苏轼与龚晴皋，对于书法的理解与认识是非常相似的，所不同的是，苏轼能够将自己对于书法的理解提高到理论的高度，龚晴皋更多的是通过实践来证明自己对于书法的理解，当然，其意义和结果是一样，不单在当时，苏轼与龚晴皋对于后世同样起到了极大的影响与作用。
可以这样理解，巴蜀书法家中，在书法上表现自我，张扬个性，是历代巴蜀书法家的一大特色，也是一大传统，从宋代苏轼到清代龚晴皋，再到清代晚期的包弼臣，现代的谢无量等，或许就是在一代又一代的影响下，得以传承与延续。
龚晴皋（1755——？），名有融，字晴皋，号绥山樵子，别号拙老人、避俗老人等。巴县人，主要生活在清中期乾隆、嘉庆年间。家学渊源，父辈均举人而进士。龚父善书，学王、欧，对龚影响不小。龚晴皋自幼聪颖勤读，二十四岁中举，在中举后的三十余年屡次京试不第，不得已只好以教书和做幕僚为生，直至嘉庆十七年方在“大挑选”中任山西崞县知县。后因开罪于抚军，只好辞官还乡，潜心书画艺术。
最能代表晴皋书风的是他的大字行书。由于他注重楷书基本功的练习，又常以竹竿逆流画水以定腕力，故其气质奔放，善铺毫，善圆起方收之笔势，疏密有致之布局。他的行楷，时参以草书，中锋中取篆意。他还非常讲究用墨，常以浓墨、淡墨湿笔和枯笔作书，能做到浓墨不滞，淡不伤神，枯而滋润。 用笔的枯湿急缓配置，确实别具一格，耐读耐摹。最富灵气的是他的稚拙之书，俗称“孩儿体”，它将傅山谓之为“拙、丑、支离、直率”的诸元素融铸为一体，集古朴、天真、力度、抒情的美感为一炉，给人以动态美的享受与启发。龚晴皋是文人，我们从他的某些书作中可以感受到晋、唐以及明代文人书法的影子。他又能吸收原始书法及民间书法的营养，从而形成了自己格局宏大、韵味醇厚、天趣盎然的书风。
四川泸州市博物馆珍藏一幅龚晴皋行草书屏，为4件套，纵 128厘米，横41厘米，除第3幅中部略有残缺外，其余3幅皆保存完整。其内容为：一、“诗宗岛佛不嫌瘦，书法坡仙无碍肥”；二、“青偏翠竹风窗月，白酒红蕖水栏天”；三、“栏边【】【】留花药，架上书【】【】绿【】”；四、“江山好处得新句，风月佳时逢故人”。前3件未尾皆有一个“晴”字款识及两方印章，即“龚有融印”和“字晴皋号绥樵”长形印，分别为白文和朱文，第4件落款为“庚午冬月晴皋”，钤盖的印章同前。
纵观这幅作品，用笔方，笔道粗，虽为行草，但极具隶书之意趣，横画粗，体势倾斜，但给人以沉稳的气势，似乎更似金农的“以不怪为怪”之书体。如第3件中最后三个字“水栏天”，“水栏”两字只有一个“蕖”字大，但仍中心平稳，笔力劲健，妙趣横生。整幅作品粗中有细，古朴自然，虽上下毫无空隙，但绝不给人以拥挤之感，显得大气磅礴，笔势飞动，潇洒自如。
这幅作品作于1810年，清嘉慶十五年，其时龚晴皋65岁，从这个年龄段来分析，在艺术已属于成熟期。泸州市博物馆收藏的这幅龚晴皋的行草屏，从用笔、结体、布局等上，显然极为臻熟，随心所欲，似乎没有更多的深思熟虑，没有更多的谋篇布局，更多的是心随所到，随意而为。正是在这种看似不經意之中，龚晴皋成功地将自己的创作意识，思维情绪完美表达出来。用笔、结体，龚晴皋取法于汉魏碑刻及王羲之、欧阳询帖本，但又弃之，更多融入自创之法。结体奇崛，有怪诞之感，布局张扬，有漫不经心之嫌，笔力强劲之中见出柔和，融碑、帖之精神，作品在大气磅礴，潇洒随意之中，完成了最能体现龚晴皋书法理念，书法创意的代表之作。
时处书法艺术变革时期的龚晴皋，中举之后屡试不第，郁闷、悲愤之情是不言而喻的，直至嘉庆十七年（1812年），龚晴皋已67岁，方被任命为县令，大概这种为官之路也没有维持多久，便辞官回里。这种生活经历，对于龚晴皋来说，无疑是一种折磨，尤其是心里上的折磨，龚晴皋的家境从简短生平记载上分析，应该是较为富裕的，至少龚晴皋回里后，可以不用像郑板桥等“扬州八怪”那样，以卖画为生。从龚晴皋的心态上来说，不平衡点更多在于功名与仕途上，24岁中举，以后四十多年大部分心血、精力都在赶考、仕途上，四十年来总与失败为伍，这种经历之下带来的不平衡心态，用郁闷、悲愤来形容是极为合理的。人在困境中，在精神上的压抑中，往往有多种发泄或寄托方式，龚晴皋的发泄、寄托方式便在书画上。这一点与郑板桥等“扬州八怪”是十分相似的，郑板桥等卖画是形式，精神上的发泄、寄托才是目的。
泸州市博物馆收藏的这幅行草屏，大气中的张扬、怪诞之神油然而生，所谓书法艺术中的神韵凸显出来。65岁，当是龚晴皋郁闷之极，又是心灰意冷之时，所有的这些情绪都发泄在这幅歪歪斜斜，字体大小严重失衡的行草屏上，无论在个性的张扬上，还是在书法的结体、章法、字体上，龚晴皋以无拘无束，随意为之的意识支配下，将“奇丑”之态发挥得淋漓尽致。笔者以为，在能够查阅得到的龚晴皋存世书法作品中，还没有一幅作品能够达到这幅行草屏的境界。
从这个意义上理解，泸州市博物馆收藏的这幅行草屏，当为龚晴皋书法之代表作之一。作为代表作，能够具体、集中反应一个艺术家毕生的创作成就与艺术境界，也是艺术家创作意识，创作理念最强烈的反应，因此，对于这幅行草屏解读，实际上也是对龚晴皋书法艺术的解读。
龚晴皋书法曾得识于成亲王，成亲王对他的书法大为赞赏，上行下效，一时有‘家无晴皋字，必是俗家人’之谓。但真正受到书坛人士的关注，还是近几十年的事。从这段记载上分析，龚晴皋书法在当时有过一时的辉煌，但只是昙花一现，辉煌瞬间即逝，真正受到书坛关注应当是近几十年的事。这段记载与评述既有对的地方，也有欠缺之处，确实，龚晴皋在书坛上的名头与名气不是太大，如果不是因为成亲王，或许连昙花一现都很难。
一时的辉煌仅仅是一种表象，实质上，有了一时的辉煌，便寓有较为深层的内涵，这种内涵即是龚晴皋的书法理念，书法精神在当时及后世传诸于世。
作者简介：邓仕林（1971—），男，四川泸州人，助理馆员。
苏轼所处的北宋，在书法史上，称为革新时期，突破晋唐遗风，张扬书法作者个性是北宋书法革新的主要成就之一。举起这面大旗的主要人物之一的便是苏轼。苏轼在《评草书》中说道：“吾书不甚佳，然自出新意，不践古人，是一快也。”（1）《中国书法史第206页》苏轼以为字如其人，书法风格就是作者个性的真实反映。正因为苏轼的书法理念，才使苏轼的书法有着独特的，强烈体现个性的风格。
主要生活在清代乾隆、嘉庆时期的巴县人龚晴皋，在所谓名头上，或者所谓影响上，较之同为巴蜀人的苏轼明显要小得多。当然，这仅仅是表面，龚晴皋书法特色与成就和苏轼书法特色与成就其本质是一样的，无论是书法理念，还是书法成就与特色。
苏轼与龚晴皋对于书法内涵的理解同样是具有精深的认识，书法中个性的张扬，即是书法精神与内涵的体现。认识归认识，理解归理解，理论付诸实践，理论与实践完美结合，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尽善尽美的。纵观千百年来芸芸众生的所谓书法家，能够达到苏轼、龚晴皋书法艺术之境界的又有几人？
个性的张扬，在书法中表现自我，从宋代的苏轼，清代的龚晴皋，巴蜀书法特色在这里便凸显出来.
苏轼与龚晴皋，对于书法的理解与认识是非常相似的，所不同的是，苏轼能够将自己对于书法的理解提高到理论的高度，龚晴皋更多的是通过实践来证明自己对于书法的理解，当然，其意义和结果是一样，不单在当时，苏轼与龚晴皋对于后世同样起到了极大的影响与作用。
可以这样理解，巴蜀书法家中，在书法上表现自我，张扬个性，是历代巴蜀书法家的一大特色，也是一大传统，从宋代苏轼到清代龚晴皋，再到清代晚期的包弼臣，现代的谢无量等，或许就是在一代又一代的影响下，得以传承与延续。
龚晴皋（1755——？），名有融，字晴皋，号绥山樵子，别号拙老人、避俗老人等。巴县人，主要生活在清中期乾隆、嘉庆年间。家学渊源，父辈均举人而进士。龚父善书，学王、欧，对龚影响不小。龚晴皋自幼聪颖勤读，二十四岁中举，在中举后的三十余年屡次京试不第，不得已只好以教书和做幕僚为生，直至嘉庆十七年方在“大挑选”中任山西崞县知县。后因开罪于抚军，只好辞官还乡，潜心书画艺术。
最能代表晴皋书风的是他的大字行书。由于他注重楷书基本功的练习，又常以竹竿逆流画水以定腕力，故其气质奔放，善铺毫，善圆起方收之笔势，疏密有致之布局。他的行楷，时参以草书，中锋中取篆意。他还非常讲究用墨，常以浓墨、淡墨湿笔和枯笔作书，能做到浓墨不滞，淡不伤神，枯而滋润。 用笔的枯湿急缓配置，确实别具一格，耐读耐摹。最富灵气的是他的稚拙之书，俗称“孩儿体”，它将傅山谓之为“拙、丑、支离、直率”的诸元素融铸为一体，集古朴、天真、力度、抒情的美感为一炉，给人以动态美的享受与启发。龚晴皋是文人，我们从他的某些书作中可以感受到晋、唐以及明代文人书法的影子。他又能吸收原始书法及民间书法的营养，从而形成了自己格局宏大、韵味醇厚、天趣盎然的书风。
四川泸州市博物馆珍藏一幅龚晴皋行草书屏，为4件套，纵 128厘米，横41厘米，除第3幅中部略有残缺外，其余3幅皆保存完整。其内容为：一、“诗宗岛佛不嫌瘦，书法坡仙无碍肥”；二、“青偏翠竹风窗月，白酒红蕖水栏天”；三、“栏边【】【】留花药，架上书【】【】绿【】”；四、“江山好处得新句，风月佳时逢故人”。前3件未尾皆有一个“晴”字款识及两方印章，即“龚有融印”和“字晴皋号绥樵”长形印，分别为白文和朱文，第4件落款为“庚午冬月晴皋”，钤盖的印章同前。
纵观这幅作品，用笔方，笔道粗，虽为行草，但极具隶书之意趣，横画粗，体势倾斜，但给人以沉稳的气势，似乎更似金农的“以不怪为怪”之书体。如第3件中最后三个字“水栏天”，“水栏”两字只有一个“蕖”字大，但仍中心平稳，笔力劲健，妙趣横生。整幅作品粗中有细，古朴自然，虽上下毫无空隙，但绝不给人以拥挤之感，显得大气磅礴，笔势飞动，潇洒自如。
这幅作品作于1810年，清嘉慶十五年，其时龚晴皋65岁，从这个年龄段来分析，在艺术已属于成熟期。泸州市博物馆收藏的这幅龚晴皋的行草屏，从用笔、结体、布局等上，显然极为臻熟，随心所欲，似乎没有更多的深思熟虑，没有更多的谋篇布局，更多的是心随所到，随意而为。正是在这种看似不經意之中，龚晴皋成功地将自己的创作意识，思维情绪完美表达出来。用笔、结体，龚晴皋取法于汉魏碑刻及王羲之、欧阳询帖本，但又弃之，更多融入自创之法。结体奇崛，有怪诞之感，布局张扬，有漫不经心之嫌，笔力强劲之中见出柔和，融碑、帖之精神，作品在大气磅礴，潇洒随意之中，完成了最能体现龚晴皋书法理念，书法创意的代表之作。
时处书法艺术变革时期的龚晴皋，中举之后屡试不第，郁闷、悲愤之情是不言而喻的，直至嘉庆十七年（1812年），龚晴皋已67岁，方被任命为县令，大概这种为官之路也没有维持多久，便辞官回里。这种生活经历，对于龚晴皋来说，无疑是一种折磨，尤其是心里上的折磨，龚晴皋的家境从简短生平记载上分析，应该是较为富裕的，至少龚晴皋回里后，可以不用像郑板桥等“扬州八怪”那样，以卖画为生。从龚晴皋的心态上来说，不平衡点更多在于功名与仕途上，24岁中举，以后四十多年大部分心血、精力都在赶考、仕途上，四十年来总与失败为伍，这种经历之下带来的不平衡心态，用郁闷、悲愤来形容是极为合理的。人在困境中，在精神上的压抑中，往往有多种发泄或寄托方式，龚晴皋的发泄、寄托方式便在书画上。这一点与郑板桥等“扬州八怪”是十分相似的，郑板桥等卖画是形式，精神上的发泄、寄托才是目的。
泸州市博物馆收藏的这幅行草屏，大气中的张扬、怪诞之神油然而生，所谓书法艺术中的神韵凸显出来。65岁，当是龚晴皋郁闷之极，又是心灰意冷之时，所有的这些情绪都发泄在这幅歪歪斜斜，字体大小严重失衡的行草屏上，无论在个性的张扬上，还是在书法的结体、章法、字体上，龚晴皋以无拘无束，随意为之的意识支配下，将“奇丑”之态发挥得淋漓尽致。笔者以为，在能够查阅得到的龚晴皋存世书法作品中，还没有一幅作品能够达到这幅行草屏的境界。
从这个意义上理解，泸州市博物馆收藏的这幅行草屏，当为龚晴皋书法之代表作之一。作为代表作，能够具体、集中反应一个艺术家毕生的创作成就与艺术境界，也是艺术家创作意识，创作理念最强烈的反应，因此，对于这幅行草屏解读，实际上也是对龚晴皋书法艺术的解读。
龚晴皋书法曾得识于成亲王，成亲王对他的书法大为赞赏，上行下效，一时有‘家无晴皋字，必是俗家人’之谓。但真正受到书坛人士的关注，还是近几十年的事。从这段记载上分析，龚晴皋书法在当时有过一时的辉煌，但只是昙花一现，辉煌瞬间即逝，真正受到书坛关注应当是近几十年的事。这段记载与评述既有对的地方，也有欠缺之处，确实，龚晴皋在书坛上的名头与名气不是太大，如果不是因为成亲王，或许连昙花一现都很难。
一时的辉煌仅仅是一种表象，实质上，有了一时的辉煌，便寓有较为深层的内涵，这种内涵即是龚晴皋的书法理念，书法精神在当时及后世传诸于世。
作者简介：邓仕林（1971—），男，四川泸州人，助理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