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李宪章选择了建设一座工厂，作为父亲，他要用经济实力跟4个正在经商的子女们斗智，这将成为他余生最大的乐趣。
　　
　　办公桌上的电话再次发出怪异的铃声。
　　“自从媒体报道我后，每天要接几十个电话，好家伙，全是要钱的！”李宪章眯起了双眼。此时，山东禹城天空的太阳光，正悄悄穿过玻璃投射到他的脸上。
　　这是一幅带着狡黠微笑的面孔。
　　他今年68岁，身着羊毛衫、黑西裤，头顶每一根发丝像听到号令般一律向脑后倒伏着，一根，两根，三根……它们紧紧地挤在那里，发出银色的光泽。
　　“你们想给我拍专题片？我很高兴，但是，如果全部费用超过一毛钱，我就没法给厂里的工人开支了。”李宪章微笑着，边接电话，边向记者挤眼睛。
　　一个自称山东电视台的女人，正在用温柔的声音劝说他花5000元做节目。
　　“看样子，得有上百人排着队给我打电话。”李宪章拿着听筒对记者说，“我这些年就是‘折腾’出来的，还真不怕他们在电话上‘折腾’我。”
　　对方突然把电话挂掉了。之前，他似乎听到了电话里愤怒的喘息声。
　　其实，“折腾”早在他1960年离开家时就开始了,至今仍没有停止的迹象。
　　从一个20岁的青年农民，“折腾”成一个68岁的商人，企业创始人李宪章放弃了即将到来的退休生活，他的勇气到底来自哪里？他为了什么？
　　
　　一个农民的“万元”辩证法
　　
　　4个因为各自经营陶瓷早已成为千万富翁的子女请父亲退休，拟每月给他4万元生活费，但李宪章并不接受——作为个人生活，他最不缺的就是钱。
　　
　　第一次去韩国，63岁的李宪章心里还是很恐慌的，尽管从1960年出门他几乎从未怵头过什么事。
　　在走下飞机时，他想起了自己的孩子老三。
　　1980年，老三只有11岁时，李宪章给了他200元钱，让他自己去北京玩玩。
　　他到现在还记得，孩子走的时候，天上下着小雨。后来的结果非常让人吃惊，小家伙香山、故宫、长城都去了，回来后口袋里的钱还没有花完。
　　彼时，他的身份是禹城20里堡李庄村笤帚厂的销售业务员。4年后，他承包了这个笤帚厂，并开始在济南做土产生意。
　　现在，韩国是他考察世界的第一站。
　　一切始于1993年4月，他进行的一次较大的“折腾”——把积累了30多年，价值达数千万的资产分配给了4个子女。
　　那时，他的梦想中已经有了以他为首的李氏集团的轮廓。但是，4个孩子再也不愿围在他的身边和他一起打拼，他们希望分家，各自独立。
　　10年后的2003年，4个因为各自经营陶瓷早已成为千万富翁的子女请父亲退休，拟每月给他四万元生活费，但李宪章并不接受——作为个人生活，他最不缺的就是钱。
　　那一年，种种尴尬让他选择了出国。
　　在随后的3年里，一部诺基亚手机，一个计算器，一句英语也不会说的李宪章在遥远的异国他乡想象着未来的商业帝国。
　　先是韩国，后来是新加坡、斯里兰卡、阿联酋、土耳其等等，打车，购物，吃饭，李宪章完全指望时刻握在手中、半藏于袖中的诺基亚手机。
　　当需要和外国人交流时，他把电话先打给国内东方航空公司的一个精通英语的朋友，告诉他自己的要求。然后，他再把这手机递给需要交流的外国人……
　　就这样，李宪章语言交流凭借一个“空中翻译”，购物时手持计算器，因为数字是通用的交流方式。他因此在国外享受到了种种便利。
　　后来他总结，走遍了很多国家，感觉公路、建筑、生活、商业和工业都是一样的，人的思路也是一样的。
　　“回来后，什么事都一目了然了。”李宪章说，每到一个国家，他都先找中国驻外大使馆的同志们帮忙，了解驻在国的各种信息，特别是招商的具体情况。
　　通过谈话和实地考察，他几乎要冒出冷汗来。
　　他时刻感觉得到，投资国外的资金需求量非常大，绝不是几千万就能拿下的。他特别注意到，阿联酋这个国家对外国商人只收4%的税，这是最令他心仪的地方。
　　他希望在那里建设一个中东最大的陶瓷厂。但是，巨大的资金投入，让他望而却步。
　　那时，国内的几个孩子还在盼着父亲游玩结束后，早日回国，他们希望他能及早并且真正地退休。
　　“他们不理解，这会成为我的烦恼。”李宪章说，“花1万元和挣1万元，感觉是不一样的。”
　　
　　来自地窖里的资本力量
　　
　　在那个只要产生买和卖就构成严重经济犯罪的年代里，李宪章内心只有一个信条：活着。
　　
　　1940年，李宪章出生于德州禹城市20里堡李庄村。
　　那一年6月，距离禹城8000多公里的欧洲，德军对法国发动了总攻，意大利也趁火打劫对法宣战。在战争的血与火面前，整个法国都跪倒在了德国纳粹的脚下，世界为之哗然。
　　而在中国，那一年下半年，一个叫彭德怀的人指挥八路军在华北发动了著名的百团大战，它使日本军人们体验到了中国人的愤怒。
　　那时，李宪章的幼年生活和他的国家一样，充满了辛酸苦涩。家里除了父母，还有一个妹妹，4口人种着3亩地，穷得连吃饭都成问题。
　　解放后，苦难依然缠绕着李宪章一家。
　　1953年读小学的时候，为了得到教师的奖励，李宪章每天半夜12点就到学校门口等着上课。
　　那时，农村的家长和学生对上学都不当回事，有个老师就用32开的纸画画，上面画有桃子或小狗，每天头一名进学校的，就能得到这张老师的亲笔画。
　　这样的生活持续了半年多，好强的李宪章也在逐渐长大。
　　10多岁时，因为交不起一年10斤麦子的学费，他离开上了5年的小学校园，辍学回家种地。
　　上世纪50年代末，农村生活极端困难，不少人背井离乡去逃荒，火车站里天天黑压压地挤着要外出谋生的人。政府无奈之下规定乘车不用买票。
　　“我当时想，与其在家挨饿，还不如出去见见世面。”1960年初，国际上的社会主义阵营出现解体现象，20岁的李宪章在中国山东也开始了他的闯荡生涯。
　　于是，南至南京，北至哈尔滨，国内不少地方都留下了这个山东农村青年的身影。
　　1962年，他盯上了卖笤帚的生意。
　　笤帚家家户户都需要，制作简单成本低，并且当地政府对卖笤帚这样的小买卖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说干就干，李宪章花了一周时间向邻居学习扎笤帚，紧接着在自家院子里挖了个地窖，夜里偷偷躲进地窖扎笤帚。
　　在那个只要产生买和卖就构成严重经济犯罪的年代里，李宪章并不知道这个国家出现了什么问题，其内心只有一个信条：活着。
　　从此，李宪章白天给生产队干活，晚上抽空偷偷扎笤帚，接着隔三五天向队里请一天假，悄悄地担着一担笤帚，走十来里路到禹城集上叫卖。
　　他还记得第一次卖笤帚，50把笤帚一天都卖完了，拿着挣下的钱，他兴冲冲地买了10斤小麦回家。母亲看到粮食，气消了一半。
　　“从1976年起，济南市土产公司下属40多个门市部，全部被我控制着市场。只有我们送的货，才够他们卖的，别人三五十把笤帚，根本无法供得上他的量。当时，我们一年能做40万把。”李宪章说。
　　那时，他通常会先拿着一份已经签好的合同到各单位游说，因为合同上面盖着某单位的章，显示他们已经订了多少货，其效力无比强大，看过的人很快就相信了，也答应订货。
　　于是，当时济南铁路上的80多个单位，济钢，汽车总厂，轴承厂，柴油机厂，机车工厂，4个建筑公司，8个机床厂，国棉4个厂，50多个学校，整个军区，“凡是超过400把笤帚的，一家都没让它掉下”。
　　李宪章得营销才能在笤帚战役上发挥的淋漓尽致。
　　
　　父亲和儿女们的另类斗智
　　
　　1993年，李宪章打算建立起一个李氏集团，但是，当时“分家”的声音甚嚣尘上。
　　
　　上世纪80年代初，随着改革大潮的到来，李宪章承包了李庄笤帚厂，并于1984年在济南白马山附近买了片厂房，做起了其他五金土产生意。
　　生产队分责任田时，他能分3亩地，但他却放弃了这个权利。这辈子只做生意，3亩地，他早已不放在眼里。
　　到了1990年，李宪章已经积蓄颇丰，但此时他的事业又遇到了瓶颈：五金土产生意利润有限，且济南市场已经基本饱和，生意不好做。
　　就在这一年，他去南方旅游，在广东佛山参观了一个规模庞大的陶瓷展厅，各式各样的陶瓷地板产品让他大开眼界。
　　李宪章是个有心人，他通过一个半小时的参观发现，在当地除了鹰牌陶瓷厂以外，其他数量众多的小厂在陶瓷的经营上存在很多问题，但他们并不自知。
　　作为一个北方人，他看出，很多当地的农民具备中国最强大的瓷砖生产能力，但不会搞营销，更不懂管理，他觉得这有“空子”可钻。
　　佛山之行让李宪章眼前一亮，他意识到自己发现了巨大的商机。
　　于是，他飞快地跑出展厅，以每去一地5元钱的价格雇了一辆摩托车，满大街找当地的陶瓷厂，要名片和产品价目表。
　　就这样，他在佛山待了3天，走访了90家陶瓷工厂，各种材料收集了一大包。
　　回到济南，李宪章马上拿厂房做抵押，向信用社贷款150万元，接着赶往佛山采购瓷砖，运到济南，由四个子女负责销售。
　　随后，他在佛山成立“鲁粤”物流公司，自己坐镇佛山进货，儿女们在济南搞销售。这一干就是14年，一举占领了山东省的陶瓷批发和零售市场。
　　到2003年，几个孩子在父亲的帮助下羽翼渐丰，其三儿一女都已家产千万，成为济南建材界响当当的人物，有的还涉足房产、餐饮等行业。
　　“我发现，这时已经控制不了他们了。”李宪章这才想到了出国发展，“如果不成功，回来再搞一个企业。4个孩子到现在不理解我的想法。”
　　作为父亲，李宪章知道，几个孩子谁也不会再干多大了，那是因为他们的思路决定的，他们不会走得太远。
　　2006年，出国考察回来的李宪章不顾家人的反对，投资两千多万元，“重上井冈山”——在山东禹城建立李氏羊绒纺织有限公司。
　　这是他重新获得子女们认可的惟一路径。
　　如今，公司在山东禹城拥有占地40余亩的厂房，200名员工，羊绒产品远销全国各地。
　　广州聘请来的工程师已经于近日上任，三联集团的一位前副总也对李氏羊绒的管理职位产生了兴趣。
　　做了14年陶瓷的李宪章很担心这个市场未来的变化，他决心用十年时间，通过自己做大羊绒产业，依靠雄厚的经济实力，让经营陶瓷产业的儿女们“自动”回到自己的身边。
　　那时，他将会有更宏伟的目标交给他们去实现，如进行房地产开发、大型矿山和大型电厂的建设运营。
　　李宪章说，孩子们总想让我闲下来，这不是好事情，这叫剥夺我劳动的权利。
　　“10年之内，我要成立李氏集团，跟孩子进行资本斗智是一种乐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