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公认的四大经典情书是：鲁迅致许广平的《两地书》、徐志摩致陆小曼的《爱眉札记》、沈从文致张兆和的《湘竹书简》、朱湘致刘霓君的《海外寄霓君》。
　　不幸的是，当他们遇上朱生豪，一切便都黯然失色。
　　正如前不久豆瓣上有人评论，如果说沈从文是深情无措的稚子，鲁迅是温情别扭的硬汉，朱湘是温柔委屈的弱书生，徐志摩就是个自以为是的小白脸。
　　与朱生豪比起来，他们都差了一层境界。
　　朱生豪，一个陌生的译者，现代文学史上默默无闻，却是国内外公认翻译莎士比亚作品的“第一人”。朱译本《莎士比亚全集》的存在，足以让所谓梁实秋、田汉、曹禺、卞之琳等文学大家的莎作译本徒生“既生瑜何生亮”的慨叹。
　　1932年秋，朱生豪在之江大学结识才女宋清如，从此情定终生。1933年，朱生豪毕业后，才子佳人两地分隔，开始近十年的苦恋，鱼雁往来，倾诉相思。
　　至情至性之人，往往拙于口而敏于心，朱生豪即如是。当你捧起他的情书，读到“我死了，不要写在碑板上，请写在你的心上，这里安眠着一个古怪的孤独的孩子”一句，你无论如何都想象不出，这是一个在生活里被朋友讥笑为“没有情欲”的木讷书生；你或许能感受到，他的译文“今夜没有你的时光，我只有一千次的心伤”（《罗密欧与朱丽叶》）之灵感来自何方。
　　他不间断地写信给自己的恋人，无论烦愁还是欢喜，无论战乱还是和平，他都坚持用整个生命在爱着她，十年如一日。在这306封书信中，他宣称自己是“宋清如至上主义者”，他这样表达自己的情意：“我爱你像爱一首诗一样。”他这样赞美自己的心上人：“这里一切都是丑的，风，雨，太阳，都丑，人也丑，我也丑得很。只有你是青天一样可羡。” 他这样倾诉心愿：“要是世上只有我们两个人多么好，我一定要把你欺负得哭不出来。”
　　为了博心上人一笑，当他收到宋清如寄来的玉照时，他别出心裁地调笑道：“真是从心底里感谢你给我的那两张照片，取景、位置、光线，都很好，那女郎可爱极了，你愿不愿为我介绍？看她的样子很聪明，很懂事，而且会做诗，也许很凶（？）”
　　朱生豪不懂矫揉造作，也不曾热情似火，只有一腔朴素的真情，融在字里行间，化作相思泪。他与那些卿卿我我、颂扬爱情高调的情书毫无雷同之处，他只是一遍又一遍地呓语：“醒来觉得甚是爱你。”
　　民国时期不乏才子佳人、如花美眷，但守得住清贫、耐得住寂寞、最终结为柴米夫妻的，寥寥无几。当徐志摩为了赢得美人笑，不得不东奔西走，甚至被“生活逼成了一条甬道，头顶不见一线的天光”时，朱生豪却可以守着上海驿馆中一张榉木帐桌、一把旧靠椅、一盏油灯、一支旧钢笔、一套莎翁全集、两本辞典的全部家当，深情款款地写信对宋清如说，我很贫穷，但我无所不有。
　　古往今来，还有哪一个男人，敢这样坦诚这样自信地对一个女子宣誓？这是物质时代无法超越的精神之爱。十年后，当他们终于结为贫贱夫妻，在日复一日的翻译生活中滤掉初恋的浪漫后，他依然可以对她说，这个春天，我为了思念你而憔悴。
　　这就是纸质时代的爱情，细细读来，胜过千百句现在随口说出的我爱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