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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制造业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从日德两国制造业的发展情况来看，引起日本制造业衰败的主要原因在于：（1）日本政府错误的宏观调控政策：持续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虚拟经济热潮，既削减了日本制造业的发展，又促进了竞争对手（美国）实体经济发展。（2）日元升值导致制造业成本上升并引起产业转移和本国产业空心化。（3）企业经营理念、企业结构和人口老龄化对制造业创新产生重要抑制效应。因此，吸取日本教训和借鉴德国经验对于我国制造业持续良好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日本；德国；制造业；比较研究
中图分类号：F4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6）05-0053-04
二战后，日本实施以制造业为支柱、出口为导向的发展战略，实现了经济的飞跃发展。到1987年，日本经济（GDP）达到3 300.6亿美元，跃居为世界第二[1]。然而，自1985年9月签订“广场协议”之后，日元大幅升值，日本经济增长速度放慢，并且进入泡沫化（图1）。1991—1993年间，随着日本股市和房地产市场泡沫破裂，日本经济陷入了长达20年的低迷期，即“失去的二十年”。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同样通过实施“重视制造业、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发展战略，也实现了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2010年，中国正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对比当今中国和20世纪90年代的日本，二者的经济环境非常相似：同样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世界最大外汇储备国，世界最大的制造业基地，形成了巨额外贸顺差，遭遇了外汇储备大幅增加和本币的升值压力，出现了股市、房地产的泡沫风险以及类似的人口老龄化等问题。那么，未来中国会不会重蹈日本经济停滞的老路呢？中国能否借鉴日本的前车之鉴以实现扩大有效需求、促进产业结构调整，保持未来经济中高速的可持续发展？
一、战后日本经济的基本发展过程
二战后，日本经济从一片废墟中重建，经过四十几年的发展而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回顾日本经济的发展历程（图2），基本上可将其划分为以下4个阶段[2]。
第一个阶段：战后经济复兴阶段（1946—1955年）。战后由美国占领军主导日本的政治和经济改革，通过解散财阀和垄断企业，改革农村用地，渐渐实现日本从战争废墟中恢复重建。另外，日本抓住朝鲜战争爆发引发的美国在亚洲军备需要剧增的商机，大力发展经济，使经济各项指标都基本上恢复到战前水平。
第二个阶段：经济高速增长时期（1956—1973年）。最有名的一句话是1956年发表的《经济白皮书》中宣称的“现在已不是战后了”。这句话被认为是日本进入经济高速增长时代的“宣言”。这段时间日本GDP基本上保持10%的增速，创造了日本经济奇迹。作为追赶型经济的成功典范，日本借助日元的低汇率①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
第三阶段：安定成长期（1973—1991年）。由于世界石油危机的爆发、能源价格的暴涨，以及日元升值（1976—1979年，日元升值幅度为26%）的影响，一贯依赖能源进口的日本经济放慢了发展步伐。但依靠其强大的制造业国际竞争实力，日本经济仍保持了稳定的增长。然而自1985年广场协议之后，导致1985—1987年日元急剧升值46%，加上政府的一些错误应对措施，加剧了日本经济的泡沫化。1991—1993年日本泡沫经济破灭，宣告日本安定成长期的结束。
第四个阶段：经济低成长期（1991年至今），这个时期也被称为“失去的二十年”。在“泡沫经济破灭”之后，受房地产价格暴跌的拖累，日本银行被迫处理大量不良债权，日本经济整体进入了通货紧缩阶段。日元在1995年达到最高值：94日元兑1美元；然后开始进入贬值期：1998年8月，日元甚至贬值到最低点145日元兑换1美元。最近几年基本上在120—130日元兑换1美元的汇率之间波动。这个阶段，尽管日本经济有几次小的增长，但由于受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日本经济迟迟无法复苏。
二、日本制造业停滞的成因分析
20世纪90以来，日本经济发展停滞的一个最突出表现就是日本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下降。从图1可见，90年代以后日本制造业产值增速出现了明显的停滞现象。在日本制造业不景气中，尤其表现为曾经以“电子立国”出名的半导体产业的衰退，以及曾经因技术力量强大而拥有国际竞争力的著名家电企业的衰败。
不少学者把日本制造业的衰退原因简单地归结为由“广场协议”造成的日元升值以及由此产生的出口竞争力下降。但从1970年代开始，日本也曾经历过多次大幅度的日元升值，却仍能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为什么“广场协议”之后却受到致命的打击？之所以形成20多年的停滞发展，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3个方面的原因。
（一）政府错误的宏观调控政策
1985年，面对突如其来的日元大幅度升值，日本政府过度惊慌，患上了“日元升值恐惧症”，导致了在货币利率[3]、外汇储备[4]上实施了一些错误的调控政策。
其一是基于对升值后果的过度悲观判断而采取的大幅度降息做法。一年期存款利率由1985年的3.5%急剧下降到1987年的1.76%。央行的降息做法，加上持续的外贸盈余大大增加了货币的投放，刺激了投机行为。当时日经指数每年以30%、日本地价每年以15%的幅度增长，而日本名义GDP的年增幅只有5%。持续宽松的货币政策促成虚拟经济热潮，虚拟经济的收益率远高于实体经济，民间资本从实体经济部门流出，进而进入炒股炒楼、收购海外资产的狂热中。实体经济部门缺乏资金进行必要的产业升级和新兴产业的研发投入，使实体经济的发展潜力遭到了破坏。尽管日本制造业1970年代追赶上了美国并到1980年代几乎垄断了家用电子产品的所有创新。然而1980年代后期开始明显出现了对新兴产业的研发投入减少和对新生产设备的投资也减少。从图3可知，从1990年开始，和德国、美国相比，日本制造业的生产设备平均年龄出现明显的老化，这说明日本企业没有足够的资本投入购买生产效率高的新设备，导致了制造业整体生产效率低迷。当意识到资产投机导致的泡沫问题时，日本央行于1990年大幅度提高利率，但此时资产泡沫已经很大，利率的急剧上升导致泡沫的迅速破裂，楼市、股市崩盘，全社会的负债率猛增，再度引发制造业的融资渠道受阻，制造业陷入停滞发展。 其二是为遏制日元升值进行大规模的干预外汇市场而造成的日本外汇储备的迅速增加。1991—2004年，为了遏制日元升值，日本政府大规模地干预外汇市场遏制日元升值（抛售日元买入美元），造成了日本外汇储备的迅速增加。而日本大量的外汇储备主要是用于购买美国国债。2004年之后，日本政府慢慢意识到巨额的外汇储备并不有利于本国实体经济发展，却帮助美国实体经济投资发展，进一步拉开两国差距。相反，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冷战结束后，联邦政府加大了对经济发展的干预力度，积极主导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加大政府研发投入，重振美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以1995年为例，美国研究开发总经费约为1 830.2亿美元，其总额居世界第一。从图3也可以看出，美国90年代设备投资远远超出德国、日本。和日本的经济停滞相比，美国经济从1991年3月开始持续增长，到2000年平均增长率达4%，通货膨胀率仅为1.9%，失业率维持在4%左右，出现了“两低一高”的经济繁荣景象[5]。
（二）制造业成本上升导致产业空心化
随着1970年代日元升值开始，日本国内制造成本不断提高，日本企业开始向落后国家和地区进行产业转移，逐渐成为全球主要的对外投资大国。一开始主要是以纤维和杂货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其成因在于寻求低工资而向亚洲转移。“广场协议”后，日元大幅度升值，日本企业开始了新一波的海外转移。此次转移以电机电子、机械为主要领域。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开始，由于中国制造的崛起，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各国技术水平快速提高，海外转移对象从劳动密集型行业向资本密集型行业扩展。由此引起了不少工厂几乎是生产部门全面转移，日本国内企业开始出现工厂关闭、失业率上升等现象，国内内需和投资不足。最终形成了日本本土的产业空心化，陷入了“升值萧条”。
（三）企业经营理念、企业和人口结构导致制造业创新力下降
造成日本制造业发展停滞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日本制造业缺乏创新的动力。一方面，进入1990年代之后，美国几乎垄断了以互联网为核心的信息技术领域的所有创新；另一方面，日本在钢铁、汽车、造船等传统行业的也缺乏新的经济增长动力，出现了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的“断档”现象。究其深层次原因，主要有以下3点。
首先，制造企业的经营理念是影响企业创新的重要原因。目前一个普遍的认识是“产品的货品化陷阱”①是影响日本制造业创新力的一个重要原因。藤原裕之认为，日本曾经的最强势产业——以半导体为中心的电子产业发展停滞的主要原因是货品化[7]。引起产品的货品化的深层次原因是日本企业的经营经营理念。藤原裕之认为，日本企业不应该再重点考虑“怎么生产？”，而应该重点考虑“生产什么？”，应该把重点从“生产质优产品”转移到“开发畅销新产品”上。韩国现代经济研究院首席研究委员李富亨（音）也指出，日本企业把主要研发重心集中于对现有技术的改良，而不是新产品的开发[8]。
其次，日本企业结构和组织安排也是影响日本创新力的重要原因。尽管日本中小企业数量多，但一直处于大企业主导的企业集团系列中的低层，为大企业提供零部件，对大企业是一种依赖和从属地位。因此，和西方其他国家相比，日本的中小企业在自主创新方面更为欠缺[9]。在经济不景气时，日本政府资金投入重点是对中小企业的救济方面，而不是对创新创业的支援。这虽然稳定了社会秩序，却引发了由众多僵尸企业。①所形成的“僵尸经济”（图4）。所谓僵尸企业就是无法按照最低限的利率标准给银行支付利息的企业（Caballeroet al.，2008）[10]。不断递增的“僵尸企业”既消耗了大量的社会资金，又妨碍了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最终拖累了日本制造业，导致经济停滞，落入“僵尸经济陷阱”。
最后，人口老龄化严重影响了日本的国家创新力。众所周知，一方面，日本的人均寿命全世界第一，导致人口老龄化。按照国际标准，日本刚好在广场协议签订的1985年进入老龄化社会，即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达到10%。预计2022年这个比例将达到30%，几乎是美国的2倍之高。另一方面，由于日本一直是个单一民族国家，为了保持民族的纯洁性，实行严格移民政策，也加速人口老龄化。虽然人口老龄化也能促进中老年产品的需求和相关产品的创新，但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新技术革命和产业的升级换代更需要大量掌握计算机技术的年轻人才，因此人口老龄化会阻碍一个国家的创新能力[3]。相反，美国之所以能够保持其科技领先地位，和它开放的移民政策有很大关系。
三、德国克服马克升值影响的成功经验
“广场协议”中同时要求升值的货币不只是日元，事实上，当时参与“广场协议”的G5（美、英、德、法、日）中的4国货币都对美元升值且幅度相当，为何独独日本陷入了“失落的二十年”呢？同样是以制造业为主体的德国，在广场协议后几十年，还经历了东西德国统一等难题，却仍然取得经济发展的巨大成功？
一是德国采取了正确的宏观货币政策[12]。广场协议后，马克的大幅升值同样造成德国GDP增长的连续两年下滑。1985年德国央行把存款利率由4.44%下降到3.20%以刺激经济的同时，提高了存款准备金率对冲流动性的膨胀；不但利率的下降幅度低于日本，在出口复苏后又几次提高利率，1989年，把存款利率升至5.50%。这些政策都反映了德国央行在刺激国内需求的同时，自始至终采取抑通胀政策，以防止由于刺激经济过度而形成资产价格泡沫，将资金挽留在实体经济部门，支持其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使德国的制造业始终处于产业链的最高端。另外，利用汇率联动机制缓解出口冲击。由于德国的对外贸易中欧洲国家占据了较大比重，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远不如日本那么集中。欧共体于1972年达成了汇率联动机制，区域内各国货币间的波动幅度限定在2.25%以内，即使马克兑美元汇率发生巨大变化，仍能够保持与周边国家间汇率的稳定。事实上，正是由于德国在欧洲地区的出口稳步增长，稀释了马克兑美元升值的负面影响。 二是德国坚定不移地重视制造业的发展和创新。德国从1871年立国以来，一直重视制造业的发展。与日本形成的制造业“空心化”不同，德国通过技术创新使其制造业的产品进一步呈现出专、精、特、高等特征。政府积极利用财政补贴直接或间接地支持企业的研发投入，资助一些利润低、投资周期长、风险大的生产行业[13]。2011年，德国政府提出了“工业4.0”战略，还制定了更加全面系统的《2020年高科技战略》，目标是实现制造业的智能化，以保持德国制造业的世界领先地位。
三是重视中小企业的发展。制造业领域优秀的中小企业是德国制造业的中流砥柱，它们在全球范围内都是所在行业细分市场上的佼佼者，善于对自身产品和流程工艺进行持续的革新，并拥有一批掌握技术诀窍的手工艺超群的工人[13]。另外，德国传统的“双元制”职业技能培训机制为中小企业提供了一大批优秀的技术工人。政府还成立了德国工业研究协会联盟，负责政府对中小企业创新支持项目的实施，促进中小企业和德国特有的应用技术大学研发合作，为产学研合作研究提供重要的公共平台。
四是移民、难民潮缓解了人口老龄化对德国制造业发展的冲击。其实，德国也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步入老龄化社会，2010年德国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19.6%，其老龄化问题在世界各国中仅次于日本。但是以下3个方面使其得到缓解。首先，二战后德国出于对纳粹时期政治迫害的反省，形成了对政治避难者、移民等较为宽松的接纳政策，大量难民涌入德国。其次，欧盟成立后欧盟内部扫除了劳动力流动障碍，又有大量劳动者从周边失业率高的国家涌入薪酬高的德国工作；再次，近两年来非洲局势动荡，大量难民进入欧盟，与不少欧盟国家持不欢迎态度相对比，德国采取相对宽松的政策。目前，德国八千多万国民中大约1/5是外来移民，而且还有接近10%的外来常住人员，主要来自土耳其、波兰、意大利等国[14]。这些难民和移民将预计填补到2030年劳动力缺口600万人[15]中的大部分。
四、我国当前制造业的困境和对策研究
改革开放之后，我国凭借廉价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吸引了包括日本在内的大量国际直接投资。从1990年代开始，我国制造业快速发展，使我国制造业占全球产值的比重由1990年的3%以下跃居2014年的近25%[16]。
2006年中国取代日本成为了世界第一的外汇储备国家；2008年8月中国取代日本成为美国国债的最大持有国。高额外汇储备带来了人民币升值压力。所以，从2005年开始人民币开始有序升值。近年来，随着的人民币升值、劳动力成本不断提升以及国际市场的低迷，制造业面临“高端回归发达国家、低端流向落后国家”的“两面夹攻”，我国经济已逐步进入“新常态”：中小劳动力密集型企业逐渐破产，多地出现大量资不抵债的“僵尸企业” [17，18]，再加上国有企业相对低效率及过度投资[19]，造成了我国资源配置效率的下降，最终引起制造业增长整体放缓、经济效益下滑。另外，相比西方国家“边富边老”，我国可以说是“未富先老”，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严重。据预测，到2017年，中国将出现“严重少子化”；到2030年，中国的老龄化水平将达到30%，远超过今天的日本。
通过比较日本和德国可以发现，国家要长期发展，就必须依靠实体经济，尤其是制造业。从两个传统的制造大国日本和德国近30年的不同发展轨迹来看，有必要在宏观和微观两方面采取相应的对策。
就宏观方面而言，首先要注意科学的宏观政策调控，谨慎使用短期刺激经济的措施，其核心是避免资产价格泡沫而将资金挽留在实体经济部门。进入2015年之后，我国央行已实施几次降息。降息确实可以降低制造企业融资成本，但也可能引发的产业资本外流到股市楼市金融业等投机行业形成危险更大资产泡沫。因为，高通胀下实体经济的利润率很难比肩虚拟经济，极易造成实体经济部门资金的流出冲动。我国的制造业还处于低端水平，更需要保证充足的资金支持企业的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另外，当前尤其是要关注传统“经济梯度开发理论”失灵问题。传统理论认为，中国幅员辽阔，东西部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沿海许多传统制造业会随着竞争优势的消失而逐渐向中西部转移，从而形成“经济梯度开发”。但是，如果放眼今天的经济全球化，东南亚许多国家的制造业生产成本远低于我国中西部地区，事实上许多沿海传统制造业企业往往会选择诸如越南、柬埔寨、印度等国家而不是我国的中西部地区。因此，制定切实可行的实体经济振兴政策已成为当务之急，让中国的制造业在我国东部、中部和西部间真正形成一个合理的开发梯度，避免产业的大规模转移和产业空心化。其次，在应对高失业率和人口老龄化问题上，一方面要积极改变户籍制度和新型城镇化建设，释放农村人口，进一步加大中青年农村外来务工人员补充到城市制造业；另一方面，通过积极发展职业教育，提升农村外来务工人员的受教育程度和技能水平，促进制造企业科技含量的总体水平。
从微观的角度上来看，关键是要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一是要扶持中小企业的发展。一方面，要通过政府财政的直接或间接补贴扶持中小企业的发展，搭建产学研合作平台鼓励技术转移和技术创新；另一方面，要直面僵尸企业和僵尸经济问题，采取倒逼机制淘汰僵尸企业，使存量资本从僵尸经济中释放出来，支持新经济的发展。二是要鼓励大企业进行技术创新，通过大企业发展引领中小企业发展，形成新的支柱产业。三是要重视职业教育，学习借鉴德国“双轨制”教育培训体制，为中国制造业占据世界领先地位做出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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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王政，裘立华.占用资源不产生效益“僵尸企业”出路何在[EB/OL].http：//www.banyuetan.org/chcontent/jrt/2015225/12622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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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杨汝岱.中国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研究[J].经济研究，2015，（2）：61-74.
[责任编辑 安 琪]
关键词：日本；德国；制造业；比较研究
中图分类号：F4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6）05-0053-04
二战后，日本实施以制造业为支柱、出口为导向的发展战略，实现了经济的飞跃发展。到1987年，日本经济（GDP）达到3 300.6亿美元，跃居为世界第二[1]。然而，自1985年9月签订“广场协议”之后，日元大幅升值，日本经济增长速度放慢，并且进入泡沫化（图1）。1991—1993年间，随着日本股市和房地产市场泡沫破裂，日本经济陷入了长达20年的低迷期，即“失去的二十年”。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同样通过实施“重视制造业、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发展战略，也实现了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2010年，中国正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对比当今中国和20世纪90年代的日本，二者的经济环境非常相似：同样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世界最大外汇储备国，世界最大的制造业基地，形成了巨额外贸顺差，遭遇了外汇储备大幅增加和本币的升值压力，出现了股市、房地产的泡沫风险以及类似的人口老龄化等问题。那么，未来中国会不会重蹈日本经济停滞的老路呢？中国能否借鉴日本的前车之鉴以实现扩大有效需求、促进产业结构调整，保持未来经济中高速的可持续发展？
一、战后日本经济的基本发展过程
二战后，日本经济从一片废墟中重建，经过四十几年的发展而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回顾日本经济的发展历程（图2），基本上可将其划分为以下4个阶段[2]。
第一个阶段：战后经济复兴阶段（1946—1955年）。战后由美国占领军主导日本的政治和经济改革，通过解散财阀和垄断企业，改革农村用地，渐渐实现日本从战争废墟中恢复重建。另外，日本抓住朝鲜战争爆发引发的美国在亚洲军备需要剧增的商机，大力发展经济，使经济各项指标都基本上恢复到战前水平。
第二个阶段：经济高速增长时期（1956—1973年）。最有名的一句话是1956年发表的《经济白皮书》中宣称的“现在已不是战后了”。这句话被认为是日本进入经济高速增长时代的“宣言”。这段时间日本GDP基本上保持10%的增速，创造了日本经济奇迹。作为追赶型经济的成功典范，日本借助日元的低汇率①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
第三阶段：安定成长期（1973—1991年）。由于世界石油危机的爆发、能源价格的暴涨，以及日元升值（1976—1979年，日元升值幅度为26%）的影响，一贯依赖能源进口的日本经济放慢了发展步伐。但依靠其强大的制造业国际竞争实力，日本经济仍保持了稳定的增长。然而自1985年广场协议之后，导致1985—1987年日元急剧升值46%，加上政府的一些错误应对措施，加剧了日本经济的泡沫化。1991—1993年日本泡沫经济破灭，宣告日本安定成长期的结束。
第四个阶段：经济低成长期（1991年至今），这个时期也被称为“失去的二十年”。在“泡沫经济破灭”之后，受房地产价格暴跌的拖累，日本银行被迫处理大量不良债权，日本经济整体进入了通货紧缩阶段。日元在1995年达到最高值：94日元兑1美元；然后开始进入贬值期：1998年8月，日元甚至贬值到最低点145日元兑换1美元。最近几年基本上在120—130日元兑换1美元的汇率之间波动。这个阶段，尽管日本经济有几次小的增长，但由于受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日本经济迟迟无法复苏。
二、日本制造业停滞的成因分析
20世纪90以来，日本经济发展停滞的一个最突出表现就是日本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下降。从图1可见，90年代以后日本制造业产值增速出现了明显的停滞现象。在日本制造业不景气中，尤其表现为曾经以“电子立国”出名的半导体产业的衰退，以及曾经因技术力量强大而拥有国际竞争力的著名家电企业的衰败。
不少学者把日本制造业的衰退原因简单地归结为由“广场协议”造成的日元升值以及由此产生的出口竞争力下降。但从1970年代开始，日本也曾经历过多次大幅度的日元升值，却仍能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为什么“广场协议”之后却受到致命的打击？之所以形成20多年的停滞发展，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3个方面的原因。
（一）政府错误的宏观调控政策
1985年，面对突如其来的日元大幅度升值，日本政府过度惊慌，患上了“日元升值恐惧症”，导致了在货币利率[3]、外汇储备[4]上实施了一些错误的调控政策。
其一是基于对升值后果的过度悲观判断而采取的大幅度降息做法。一年期存款利率由1985年的3.5%急剧下降到1987年的1.76%。央行的降息做法，加上持续的外贸盈余大大增加了货币的投放，刺激了投机行为。当时日经指数每年以30%、日本地价每年以15%的幅度增长，而日本名义GDP的年增幅只有5%。持续宽松的货币政策促成虚拟经济热潮，虚拟经济的收益率远高于实体经济，民间资本从实体经济部门流出，进而进入炒股炒楼、收购海外资产的狂热中。实体经济部门缺乏资金进行必要的产业升级和新兴产业的研发投入，使实体经济的发展潜力遭到了破坏。尽管日本制造业1970年代追赶上了美国并到1980年代几乎垄断了家用电子产品的所有创新。然而1980年代后期开始明显出现了对新兴产业的研发投入减少和对新生产设备的投资也减少。从图3可知，从1990年开始，和德国、美国相比，日本制造业的生产设备平均年龄出现明显的老化，这说明日本企业没有足够的资本投入购买生产效率高的新设备，导致了制造业整体生产效率低迷。当意识到资产投机导致的泡沫问题时，日本央行于1990年大幅度提高利率，但此时资产泡沫已经很大，利率的急剧上升导致泡沫的迅速破裂，楼市、股市崩盘，全社会的负债率猛增，再度引发制造业的融资渠道受阻，制造业陷入停滞发展。 其二是为遏制日元升值进行大规模的干预外汇市场而造成的日本外汇储备的迅速增加。1991—2004年，为了遏制日元升值，日本政府大规模地干预外汇市场遏制日元升值（抛售日元买入美元），造成了日本外汇储备的迅速增加。而日本大量的外汇储备主要是用于购买美国国债。2004年之后，日本政府慢慢意识到巨额的外汇储备并不有利于本国实体经济发展，却帮助美国实体经济投资发展，进一步拉开两国差距。相反，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冷战结束后，联邦政府加大了对经济发展的干预力度，积极主导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加大政府研发投入，重振美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以1995年为例，美国研究开发总经费约为1 830.2亿美元，其总额居世界第一。从图3也可以看出，美国90年代设备投资远远超出德国、日本。和日本的经济停滞相比，美国经济从1991年3月开始持续增长，到2000年平均增长率达4%，通货膨胀率仅为1.9%，失业率维持在4%左右，出现了“两低一高”的经济繁荣景象[5]。
（二）制造业成本上升导致产业空心化
随着1970年代日元升值开始，日本国内制造成本不断提高，日本企业开始向落后国家和地区进行产业转移，逐渐成为全球主要的对外投资大国。一开始主要是以纤维和杂货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其成因在于寻求低工资而向亚洲转移。“广场协议”后，日元大幅度升值，日本企业开始了新一波的海外转移。此次转移以电机电子、机械为主要领域。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开始，由于中国制造的崛起，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各国技术水平快速提高，海外转移对象从劳动密集型行业向资本密集型行业扩展。由此引起了不少工厂几乎是生产部门全面转移，日本国内企业开始出现工厂关闭、失业率上升等现象，国内内需和投资不足。最终形成了日本本土的产业空心化，陷入了“升值萧条”。
（三）企业经营理念、企业和人口结构导致制造业创新力下降
造成日本制造业发展停滞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日本制造业缺乏创新的动力。一方面，进入1990年代之后，美国几乎垄断了以互联网为核心的信息技术领域的所有创新；另一方面，日本在钢铁、汽车、造船等传统行业的也缺乏新的经济增长动力，出现了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的“断档”现象。究其深层次原因，主要有以下3点。
首先，制造企业的经营理念是影响企业创新的重要原因。目前一个普遍的认识是“产品的货品化陷阱”①是影响日本制造业创新力的一个重要原因。藤原裕之认为，日本曾经的最强势产业——以半导体为中心的电子产业发展停滞的主要原因是货品化[7]。引起产品的货品化的深层次原因是日本企业的经营经营理念。藤原裕之认为，日本企业不应该再重点考虑“怎么生产？”，而应该重点考虑“生产什么？”，应该把重点从“生产质优产品”转移到“开发畅销新产品”上。韩国现代经济研究院首席研究委员李富亨（音）也指出，日本企业把主要研发重心集中于对现有技术的改良，而不是新产品的开发[8]。
其次，日本企业结构和组织安排也是影响日本创新力的重要原因。尽管日本中小企业数量多，但一直处于大企业主导的企业集团系列中的低层，为大企业提供零部件，对大企业是一种依赖和从属地位。因此，和西方其他国家相比，日本的中小企业在自主创新方面更为欠缺[9]。在经济不景气时，日本政府资金投入重点是对中小企业的救济方面，而不是对创新创业的支援。这虽然稳定了社会秩序，却引发了由众多僵尸企业。①所形成的“僵尸经济”（图4）。所谓僵尸企业就是无法按照最低限的利率标准给银行支付利息的企业（Caballeroet al.，2008）[10]。不断递增的“僵尸企业”既消耗了大量的社会资金，又妨碍了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最终拖累了日本制造业，导致经济停滞，落入“僵尸经济陷阱”。
最后，人口老龄化严重影响了日本的国家创新力。众所周知，一方面，日本的人均寿命全世界第一，导致人口老龄化。按照国际标准，日本刚好在广场协议签订的1985年进入老龄化社会，即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达到10%。预计2022年这个比例将达到30%，几乎是美国的2倍之高。另一方面，由于日本一直是个单一民族国家，为了保持民族的纯洁性，实行严格移民政策，也加速人口老龄化。虽然人口老龄化也能促进中老年产品的需求和相关产品的创新，但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新技术革命和产业的升级换代更需要大量掌握计算机技术的年轻人才，因此人口老龄化会阻碍一个国家的创新能力[3]。相反，美国之所以能够保持其科技领先地位，和它开放的移民政策有很大关系。
三、德国克服马克升值影响的成功经验
“广场协议”中同时要求升值的货币不只是日元，事实上，当时参与“广场协议”的G5（美、英、德、法、日）中的4国货币都对美元升值且幅度相当，为何独独日本陷入了“失落的二十年”呢？同样是以制造业为主体的德国，在广场协议后几十年，还经历了东西德国统一等难题，却仍然取得经济发展的巨大成功？
一是德国采取了正确的宏观货币政策[12]。广场协议后，马克的大幅升值同样造成德国GDP增长的连续两年下滑。1985年德国央行把存款利率由4.44%下降到3.20%以刺激经济的同时，提高了存款准备金率对冲流动性的膨胀；不但利率的下降幅度低于日本，在出口复苏后又几次提高利率，1989年，把存款利率升至5.50%。这些政策都反映了德国央行在刺激国内需求的同时，自始至终采取抑通胀政策，以防止由于刺激经济过度而形成资产价格泡沫，将资金挽留在实体经济部门，支持其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使德国的制造业始终处于产业链的最高端。另外，利用汇率联动机制缓解出口冲击。由于德国的对外贸易中欧洲国家占据了较大比重，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远不如日本那么集中。欧共体于1972年达成了汇率联动机制，区域内各国货币间的波动幅度限定在2.25%以内，即使马克兑美元汇率发生巨大变化，仍能够保持与周边国家间汇率的稳定。事实上，正是由于德国在欧洲地区的出口稳步增长，稀释了马克兑美元升值的负面影响。 二是德国坚定不移地重视制造业的发展和创新。德国从1871年立国以来，一直重视制造业的发展。与日本形成的制造业“空心化”不同，德国通过技术创新使其制造业的产品进一步呈现出专、精、特、高等特征。政府积极利用财政补贴直接或间接地支持企业的研发投入，资助一些利润低、投资周期长、风险大的生产行业[13]。2011年，德国政府提出了“工业4.0”战略，还制定了更加全面系统的《2020年高科技战略》，目标是实现制造业的智能化，以保持德国制造业的世界领先地位。
三是重视中小企业的发展。制造业领域优秀的中小企业是德国制造业的中流砥柱，它们在全球范围内都是所在行业细分市场上的佼佼者，善于对自身产品和流程工艺进行持续的革新，并拥有一批掌握技术诀窍的手工艺超群的工人[13]。另外，德国传统的“双元制”职业技能培训机制为中小企业提供了一大批优秀的技术工人。政府还成立了德国工业研究协会联盟，负责政府对中小企业创新支持项目的实施，促进中小企业和德国特有的应用技术大学研发合作，为产学研合作研究提供重要的公共平台。
四是移民、难民潮缓解了人口老龄化对德国制造业发展的冲击。其实，德国也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步入老龄化社会，2010年德国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19.6%，其老龄化问题在世界各国中仅次于日本。但是以下3个方面使其得到缓解。首先，二战后德国出于对纳粹时期政治迫害的反省，形成了对政治避难者、移民等较为宽松的接纳政策，大量难民涌入德国。其次，欧盟成立后欧盟内部扫除了劳动力流动障碍，又有大量劳动者从周边失业率高的国家涌入薪酬高的德国工作；再次，近两年来非洲局势动荡，大量难民进入欧盟，与不少欧盟国家持不欢迎态度相对比，德国采取相对宽松的政策。目前，德国八千多万国民中大约1/5是外来移民，而且还有接近10%的外来常住人员，主要来自土耳其、波兰、意大利等国[14]。这些难民和移民将预计填补到2030年劳动力缺口600万人[15]中的大部分。
四、我国当前制造业的困境和对策研究
改革开放之后，我国凭借廉价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吸引了包括日本在内的大量国际直接投资。从1990年代开始，我国制造业快速发展，使我国制造业占全球产值的比重由1990年的3%以下跃居2014年的近25%[16]。
2006年中国取代日本成为了世界第一的外汇储备国家；2008年8月中国取代日本成为美国国债的最大持有国。高额外汇储备带来了人民币升值压力。所以，从2005年开始人民币开始有序升值。近年来，随着的人民币升值、劳动力成本不断提升以及国际市场的低迷，制造业面临“高端回归发达国家、低端流向落后国家”的“两面夹攻”，我国经济已逐步进入“新常态”：中小劳动力密集型企业逐渐破产，多地出现大量资不抵债的“僵尸企业” [17，18]，再加上国有企业相对低效率及过度投资[19]，造成了我国资源配置效率的下降，最终引起制造业增长整体放缓、经济效益下滑。另外，相比西方国家“边富边老”，我国可以说是“未富先老”，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严重。据预测，到2017年，中国将出现“严重少子化”；到2030年，中国的老龄化水平将达到30%，远超过今天的日本。
通过比较日本和德国可以发现，国家要长期发展，就必须依靠实体经济，尤其是制造业。从两个传统的制造大国日本和德国近30年的不同发展轨迹来看，有必要在宏观和微观两方面采取相应的对策。
就宏观方面而言，首先要注意科学的宏观政策调控，谨慎使用短期刺激经济的措施，其核心是避免资产价格泡沫而将资金挽留在实体经济部门。进入2015年之后，我国央行已实施几次降息。降息确实可以降低制造企业融资成本，但也可能引发的产业资本外流到股市楼市金融业等投机行业形成危险更大资产泡沫。因为，高通胀下实体经济的利润率很难比肩虚拟经济，极易造成实体经济部门资金的流出冲动。我国的制造业还处于低端水平，更需要保证充足的资金支持企业的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另外，当前尤其是要关注传统“经济梯度开发理论”失灵问题。传统理论认为，中国幅员辽阔，东西部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沿海许多传统制造业会随着竞争优势的消失而逐渐向中西部转移，从而形成“经济梯度开发”。但是，如果放眼今天的经济全球化，东南亚许多国家的制造业生产成本远低于我国中西部地区，事实上许多沿海传统制造业企业往往会选择诸如越南、柬埔寨、印度等国家而不是我国的中西部地区。因此，制定切实可行的实体经济振兴政策已成为当务之急，让中国的制造业在我国东部、中部和西部间真正形成一个合理的开发梯度，避免产业的大规模转移和产业空心化。其次，在应对高失业率和人口老龄化问题上，一方面要积极改变户籍制度和新型城镇化建设，释放农村人口，进一步加大中青年农村外来务工人员补充到城市制造业；另一方面，通过积极发展职业教育，提升农村外来务工人员的受教育程度和技能水平，促进制造企业科技含量的总体水平。
从微观的角度上来看，关键是要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一是要扶持中小企业的发展。一方面，要通过政府财政的直接或间接补贴扶持中小企业的发展，搭建产学研合作平台鼓励技术转移和技术创新；另一方面，要直面僵尸企业和僵尸经济问题，采取倒逼机制淘汰僵尸企业，使存量资本从僵尸经济中释放出来，支持新经济的发展。二是要鼓励大企业进行技术创新，通过大企业发展引领中小企业发展，形成新的支柱产业。三是要重视职业教育，学习借鉴德国“双轨制”教育培训体制，为中国制造业占据世界领先地位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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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安 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