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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小姨多鹤》是严歌苓继《一个女人的史诗》之后推出的又一部“女人史”，作为严歌苓女性王国中的人物之一，多鹤既在之列又在之外：作为“漂泊者”、“边缘人”的多鹤，依然处在她小说人物一贯的身份范围之内；与她小说主人公习惯性的中国身份不同，多鹤作为一个日本人，“故国”“异邦”在这部小说中发生颠倒。因此，“他者”出现了多层含义、“融入”也不再是单一主题。
【关键词】严歌苓；《小姨多鹤》；身份重建
“身份（identity）在英文中与“认同”同义，加拿大学者查尔斯.泰勒这样写道：对于认同问题，‘经常由人们以下列方式自发地提问：我是谁？但是这并不必然能通过给予名称和家世而得到回答。对我们来说，回答这个问题就是理解什么对我们具有关键的重要性。……换句话说，这是我能够在其中采取一种立场的的视界。’”[1]严歌苓笔下的人物之所以被称为“他者”，正因他们在生活环境中找不到定位而“身份不明”，多鹤在中国的境况同样如此，几十年来她像寻求生存一样寻求归途。
一、以死亡的方式“回歸”
小说从一场“自杀”开始。二战后，被移民到中国东北的大批“开拓团”由村长带领集体“自杀”；多鹤所在的代浪村村民步行去日本收容所，“从那里搭上回日本的船”。在寻找生路过程中时时伴随死亡，甚至出现母亲集体“杀婴”；当人们历尽千辛走到收容所，多鹤却看到“周围躺着的不再是熟识的村邻们，而是陌生的尸体。”——作为国民的他们被祖国抛弃。
开场的“死亡”在小说中以“序”的形式存在，给文本冠上庄严、肃穆的仪式感。死亡之所以肃穆源于他们以“死”为“生”和“归”。村民集体自杀为做“好样的日本人”、老人自觉投河自尽给年轻人省出粮食、母亲“杀婴”来“保全能保全的孩子”。这一切“死”的无奈、“生”的艰难都只为“归”——祖国。然而祖国却放弃他们，从此，靠机智和对生的本能渴望逃过死亡的十六岁少女多鹤，开始真正靠自己踏上“归国”之旅。
二、以生养的方式“回归”
因为是战败国国民，多鹤以张俭传宗接代的“工具”这样一个身份，被装进麻袋一角一斤买回家，对于国和家来说她都是“他者”。没有身份的多鹤用礼貌的鞠躬和“从来不藏掖的、笑到极致的笑”来寻找认同感。多鹤不是中国公民，不是妻子，唯一可以给自己身份的就是亲人，所以她要“给自己生许多亲人”，“然后她就再也不是举目无亲的女人了。”以生养的方式来给自己身份定位是一种变相的“回归”。
“多鹤不喜欢这个男人，这个男人也不喜欢她。她不是要跟这男人讨到喜爱，他讨的是生存”[2]。在孩子生下不久，小环看到多鹤在院子里进出忙活，此时的多鹤从孩子身上找到了归属感；孩子对多鹤“认同感”的重要性，还可以在她丢失回来后见到孩子的表现中看出，“只要孩子吮她的乳汁，她和他们的关系就是神圣不可犯的，是天条确定的，她的位置就优越于屋里这一男一女”[3]母子血亲在“认同”问题上成了砝码。“她（小环）正看着的，是个女人透顶的女人——灌足浆汁的皮肉把凸处不知羞耻地腆出去，又在大腿交叉处叵测地收敛，黑暗下去。那是个黑丝绒的诱陷，黑得像谜一样深邃，自天地起始，它诱陷了多少猎手？它可不平白无故诱陷，它的诱陷全是为了最终能分娩出这么一团粉红的小肉肉。”[4]小环无意间看到的这个画面，与其说被这个“小小雌兽般女人”“恶心”到，不如说是震惊，这样一个被国家抛弃的“漂泊者”要通过繁衍实现回归，“生养”正是多鹤靠自己天然的“雌性”优势实现个人回归和国家认同的方式。
三、从“他者”身份到“自我认同”
作为1990年代的华文作家，严歌苓笔下的“他者”少了前期华文小说中对“他者”融入艰难的描绘，更多的是对融入的漠视，但多鹤是个例外，在对“他者”身份的否定中，她实现了融入和“自我认同”。
多鹤被张俭拼命拉扯日子、孩子的过程中一起拉扯进去了；“小环的凑合多可怕，稀里糊涂凑合起一大家子”；回到日本的多鹤常给小环写信、经常梦见中国、常去东京的中国街买菜、开始还念小环“吵得人家哈哈笑”的吵架。几十年下来，多鹤固执地以"整洁、较真"影响着张家，张家人以“随遇而安”、“凑合活着”等理念改变着多鹤。多鹤在坚持“日本人”身份和文化立场的过程中，实际上已经无法回避中国的在场，她是一个掺杂了“中国”观念和文化价值的“日本人”。最终她成了法律意义上的日本人，但生活习惯、文化价值在某种程度上使她成为隐形的中国“公民”，这种“双重他者”到“双重本土”身份的更新和重建，包含着多鹤对自我身份的自觉认同。
《小姨多鹤》是一个回归的故事，在归途中“迷失”，却因“迷失”而找到真正的归属。作者以游离于主流社会之外的人和事，向读者揭示那些人性中被隐藏的“秘密”，同时也对“身份”做出了重新定义。多鹤从以“死亡”“生养”方式实现“回归”、追寻身份的本质，到对现有“身份”的自觉认同，实现了从“他者”到“土著”的身份重建。
【参考文献】
[1]刘俊.世界华文文学整体观[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186-187页
[2]严歌苓.小姨多鹤[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8
[3]严歌苓.小姨多鹤[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8
[4]严歌苓.小姨多鹤[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8
【关键词】严歌苓；《小姨多鹤》；身份重建
“身份（identity）在英文中与“认同”同义，加拿大学者查尔斯.泰勒这样写道：对于认同问题，‘经常由人们以下列方式自发地提问：我是谁？但是这并不必然能通过给予名称和家世而得到回答。对我们来说，回答这个问题就是理解什么对我们具有关键的重要性。……换句话说，这是我能够在其中采取一种立场的的视界。’”[1]严歌苓笔下的人物之所以被称为“他者”，正因他们在生活环境中找不到定位而“身份不明”，多鹤在中国的境况同样如此，几十年来她像寻求生存一样寻求归途。
一、以死亡的方式“回歸”
小说从一场“自杀”开始。二战后，被移民到中国东北的大批“开拓团”由村长带领集体“自杀”；多鹤所在的代浪村村民步行去日本收容所，“从那里搭上回日本的船”。在寻找生路过程中时时伴随死亡，甚至出现母亲集体“杀婴”；当人们历尽千辛走到收容所，多鹤却看到“周围躺着的不再是熟识的村邻们，而是陌生的尸体。”——作为国民的他们被祖国抛弃。
开场的“死亡”在小说中以“序”的形式存在，给文本冠上庄严、肃穆的仪式感。死亡之所以肃穆源于他们以“死”为“生”和“归”。村民集体自杀为做“好样的日本人”、老人自觉投河自尽给年轻人省出粮食、母亲“杀婴”来“保全能保全的孩子”。这一切“死”的无奈、“生”的艰难都只为“归”——祖国。然而祖国却放弃他们，从此，靠机智和对生的本能渴望逃过死亡的十六岁少女多鹤，开始真正靠自己踏上“归国”之旅。
二、以生养的方式“回归”
因为是战败国国民，多鹤以张俭传宗接代的“工具”这样一个身份，被装进麻袋一角一斤买回家，对于国和家来说她都是“他者”。没有身份的多鹤用礼貌的鞠躬和“从来不藏掖的、笑到极致的笑”来寻找认同感。多鹤不是中国公民，不是妻子，唯一可以给自己身份的就是亲人，所以她要“给自己生许多亲人”，“然后她就再也不是举目无亲的女人了。”以生养的方式来给自己身份定位是一种变相的“回归”。
“多鹤不喜欢这个男人，这个男人也不喜欢她。她不是要跟这男人讨到喜爱，他讨的是生存”[2]。在孩子生下不久，小环看到多鹤在院子里进出忙活，此时的多鹤从孩子身上找到了归属感；孩子对多鹤“认同感”的重要性，还可以在她丢失回来后见到孩子的表现中看出，“只要孩子吮她的乳汁，她和他们的关系就是神圣不可犯的，是天条确定的，她的位置就优越于屋里这一男一女”[3]母子血亲在“认同”问题上成了砝码。“她（小环）正看着的，是个女人透顶的女人——灌足浆汁的皮肉把凸处不知羞耻地腆出去，又在大腿交叉处叵测地收敛，黑暗下去。那是个黑丝绒的诱陷，黑得像谜一样深邃，自天地起始，它诱陷了多少猎手？它可不平白无故诱陷，它的诱陷全是为了最终能分娩出这么一团粉红的小肉肉。”[4]小环无意间看到的这个画面，与其说被这个“小小雌兽般女人”“恶心”到，不如说是震惊，这样一个被国家抛弃的“漂泊者”要通过繁衍实现回归，“生养”正是多鹤靠自己天然的“雌性”优势实现个人回归和国家认同的方式。
三、从“他者”身份到“自我认同”
作为1990年代的华文作家，严歌苓笔下的“他者”少了前期华文小说中对“他者”融入艰难的描绘，更多的是对融入的漠视，但多鹤是个例外，在对“他者”身份的否定中，她实现了融入和“自我认同”。
多鹤被张俭拼命拉扯日子、孩子的过程中一起拉扯进去了；“小环的凑合多可怕，稀里糊涂凑合起一大家子”；回到日本的多鹤常给小环写信、经常梦见中国、常去东京的中国街买菜、开始还念小环“吵得人家哈哈笑”的吵架。几十年下来，多鹤固执地以"整洁、较真"影响着张家，张家人以“随遇而安”、“凑合活着”等理念改变着多鹤。多鹤在坚持“日本人”身份和文化立场的过程中，实际上已经无法回避中国的在场，她是一个掺杂了“中国”观念和文化价值的“日本人”。最终她成了法律意义上的日本人，但生活习惯、文化价值在某种程度上使她成为隐形的中国“公民”，这种“双重他者”到“双重本土”身份的更新和重建，包含着多鹤对自我身份的自觉认同。
《小姨多鹤》是一个回归的故事，在归途中“迷失”，却因“迷失”而找到真正的归属。作者以游离于主流社会之外的人和事，向读者揭示那些人性中被隐藏的“秘密”，同时也对“身份”做出了重新定义。多鹤从以“死亡”“生养”方式实现“回归”、追寻身份的本质，到对现有“身份”的自觉认同，实现了从“他者”到“土著”的身份重建。
【参考文献】
[1]刘俊.世界华文文学整体观[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186-187页
[2]严歌苓.小姨多鹤[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8
[3]严歌苓.小姨多鹤[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8
[4]严歌苓.小姨多鹤[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