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钟平医学博士，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现任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副院长、北京市人工肝治疗培训中心主任，主要从事疑难重型肝病及人工肝研究。目前兼任全国重型肝病及人工肝血液净化攻关协作组组长，中华医学会肝病分会常委、重型肝病与人工肝学组组长，中国肝炎防治基金会人工肝及血液净化科技攻关基金委员会主任委员等，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先后承担科技部与北京市等攻关课题11项，发表论文30余篇，获卫生部及北京市科技进步奖6项，是我国著名的肝病临床、科研、管理及教育专家。
　　
　　记得在一个名字叫《与青春有关的日子》的电视剧里有这么一句台词：“今天之所以区别于昨天，恰恰是因为昨天的感受依然留在我们心中”。是啊，作为一个46岁不大不小的中年人，作为一名亲历改革开放30年壮美历程的学者，作为一位几乎在我国不同级别医疗机构都工作或学习过的医疗技术人员，何尝不是在积极把握今天、努力憧憬明天的同时，不时沉浸在对昨天的回忆中呢。
　　
　　我上高中时正好是1978年
　　
　　和众多农村孩子一样，初中后就没学上的我，早早的就投身到“广阔天地”的社会大学中锻炼去了。那年在我身边发生了两件事使我终生难忘。第一件是关于我的堂哥——一位乡村医生（那时叫“赤脚医生”）的事。在一次野外劳动中，因不慎摔倒，我的脸部深深扎进一根极细的树杈，因为肉内存有异物所以化脓不止，各种消炎药都用过了仍然不见效果，并逐渐影响到左眼的视力。我到公社卫生院和县城大医院行X光透视也看不出什么原因。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我的这位堂哥顶着很大风险，不仅成功地靠“盲法”取出了树杈，还靠自己多年研究配置的消炎药粉，逐步治愈了疮口。每当堂哥在给我换药的时候，我总在想，要是我也能成为医生，研究配置一些药物或利用手术刀剪为人解除痛苦该多好啊！现在想来，这就是后来自己成为一名医务和科技工作者的最初想法与动力。这也反映出我国当时基层医疗卫生及科技的现状：几把草药反复用，一根银针治百病，多是土法搞研究，最好省钱还治病。第二件事是1977年恢复高考，看着身边的几个熟人包括初中的一位“代课”（当时农村学校非正规编制）的姓乔的老师顺利考上大学，自己一下子明白，原来还有考大学这条路能走。于是，我与父母苦苦商量并积极准备，第二年顺利考入当地的一所高级中学——红旗中学，从学校名字不难看出十年动乱及文革的影子。那是1978年。
　　
　　我读硕士研究生是始于1988年
　　
　　1987年，我第一次参加了一个有关肝炎的全国性学术活动，并了解到我国病毒性肝炎的危害。那也是一个考研热的年代，改革开放十年，国人眼界大开。回顾一晃数年的基层医院工作，我突然发现有种强烈的落伍的感觉。于是，自己借来一位在兰州大学读研的老乡的旧书，重新回到学生时代的读书生活。经过积极准备，次年，我顺利考取兰州大学医学院的硕士研究生，而且专业正是自己喜欢的传染病学。在随后的3年里，我在导师指导下潜心研究，掌握了当时最为先进的基因扩增、蛋白印迹、免疫组化等实验方法。硕士毕业的时候，正是我国各种肝炎流行最严重的时候，1988〜1991年在我国上海暴发的甲型肝炎曾引起31万人发病！于是，我决定到当时硬件设备条件最好的胜利油田总医院，在那里建立了当地第一个肝病研究所。当时做研究最大的体会是，肝炎病例很多，就是缺少科研经费。作为胜利油田这样当时“肥得流油”的大型企业的重点项目，我们仅申请到几万元经费。因此，一些科研大多是通过文献查阅，在国内病例及样本上重复一点别人的研究。
　　我拿到博士学位是1998年
　　
　　之前的基层医疗和研究经验、以及3年的系统博士研究训练，自己无论是专业知识还是认识问题的思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印象最深刻的是，在我国著名肝病中西医结合专家王宝恩教授指导下，进行肝纤维化和肝硬化的中医中药逆转研究，在国际上首次证明早期肝硬化是可以逆转的。在此之前的国外所有教科书上都认为，一旦肝脏硬化了就不能恢复了。该项目不仅获得卫生部及北京市两个科技进步二等奖，更使我深刻体会到祖国医学的博大精深，以及我国卫生科技创新的思路与切入点。1998年毕业的时候，我选择了肝病病人最多的佑安医院。3年后，成为总投入1500万元的北京市病毒性肝炎重大项目的负责专家，6年后成为医院分管科研工作的副院长。
　　


　　记得，我正式收到国际著名大学合作研究及作访问学者的邀请函是2008年。
　　今年6月，我正式接到加拿大McGill大学合作研究的邀请函。作为北美常春藤联盟的成员，McGill大学在全球排名多在20名以内，其医学专业更是蜚声国际医坛。在此之前，虽然我也多次到欧美一些学校、医院与科研机构进行短期访问交流，但多是向人家学东西。与其说是合作交流，实际以单项交流为主，或者借助我们标本资源进行合作为主。这次就不一样，是合作共建加中肝病研究中心。利用McGill大学医学中心终身教授、两次诺贝尔奖被提名者托马斯教授的话说，他们看重的不仅仅是我们的标本，更看重我们的综合研究能力，包括建立的模型、实验的手段、科研的思路与重大项目组织管理的经验，当然还有中国的发展及其政府在科学研究上的支持。后来接触中我还了解到，McGill大学许多人都很希望来中国，总想找个机会来看看让世界每天谈论的中国到底是个什么样，看看长城、“鸟巢”和水立方。
　　坐在从温哥华到北京一直追着太阳跑的飞机上，看着窗外不断变幻的蓝天、白云、大海、绿地，我在想自己30年的人生历程，不正是共和国改革开放30年的一个缩影吗？30年前，因为刚刚开放，我们缺医少药，但有的是热情；20年前，因为缺少经费，我们主要重复别人的研究，但有的是学习精神；10前，因为我们还不富裕，我们开始一些自主探索，但有了更远的眼界与思路；今天，党中央提出的建立创新型国家的战略，靠技术的创新、管理的创新，不正是我们要走的路和要做的事吗？
　　我为生长在这样一个时代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