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作者阿比吉特·巴纳吉和埃丝特·迪弗洛于2019年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两位经济学家曾走遍世界各地，调查贫困人群最集中的国家和地区，深度剖析贫穷的真正根源，并出版了合著《贫穷的本质》。
　　如今，尽管富裕国家的不平等现象激增引发许多担忧，但对于贫穷国家而言，过去几十年的发展是非常有益的。自1990年以来，每日生活费不足1.9美元（世界银行的“极端贫困”标准）的人数减少了一半以上，从近20亿下降到7亿左右。在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这么多人如此迅速地摆脱贫困。
　　即便是仍然贫穷的人群，生活质量也得到了极大改善。自1990年以来，全球孕产妇死亡率和婴儿死亡率都降低了一半，1亿名儿童的生命得以拯救。如今，除了社会极为动荡的地区外，几乎所有儿童都有机会接受初等教育，无论男女。曾被视为绝症的艾滋病造成的死亡人数也在世纪之交后很快达到峰值，并在此后持续下降。
　　这些成就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经济增长。除了增加公民的收入，GDP的稳定增长也使政府和其他机构能够对学校、医院、药品和弱势群体投入更多资金。大部分的减贫成就是由中国和印度这两个迅速增长的大型经济体取得的。那么，其他国家是否可以效仿中印，帮助本国数百万人民摆脱贫困？
　　许多经济学家毕生都致力于研究发展和贫困的课题，但事实是，我们至今无法合理地解释为何某些经济体会扩张，而另一些经济体却不会。经济发展没有一定之规。如果说快速增长的经济体有什么共同之处的话，那似乎就是重新分配此前配置不当的资源，也就是说，将资本和劳动力投入到最有生产力的用途中。但这种方法的效益最终也会降低，届时各国需要为消除贫困寻找新的策略。

增长秘籍

　　尽管经济增长向来是减贫的关键，但“更快增长”甚至“持续快速增长”更多是一种奢望，而非可行的政策建议。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经济学家花费了大量时间进行跨国经济增长回归分析，这种基于多个变量的分析方法旨在预测经济增长率。研究人员在分析模型中输入教育、投资、腐败、不平等、文化等相关数据，以确定哪些因素促进或损害经济增长，希望借此找到一些拉动经济增长的杠杆。
　　但这种方法存在两个问题。首先，正如经济学家威廉·伊斯特利所言，在其他因素变化不大的情况下，同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率每隔十年就可能发生巨大变化。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巴西的经济增长全球领先，但从1980年左右开始，巴西经济基本上停止了增长。1988年，现代宏观经济学创始人之一罗伯特·卢卡斯发表了一篇文章，探讨印度的经济增长为何如此缓慢，并希望它像埃及或印度尼西亚那样快速发展。世事难料，彼时印度经济刚刚开始了持续30年的快速增长期，而埃及和印尼逐渐落后。于1971年建国的孟加拉国曾被嘲笑无可救药，但在1990年至2015年间，其经济增长率常常位于5%或以上，并且，在2016年、2017年和2018年，该国经济增长率突破了7%，跻身全球增速最快的20个经济体。上述案例表明，经济增长或衰落并没有明显的原因。
　　其次，这些探寻经济增长原因的努力其实意义不大。在一个国家，几乎每个变量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其他因素的产物。例如，教育是与经济增长呈正相关的因素之一，它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政府运营和资助学校的效果，但一个擅长建学校的政府可能也擅长做其他事情，比如修路。如果说教育系统更完善的国家，经济增长更快，那么这应当归功于为劳动力提供教育的学校，还是让贸易更方便的道路，抑或其他因素？让情况更加复杂的是，经济向好时，人们可能会对教育子女投入更多——因此，可能是经济增长促进了教育，而不仅是教育促进经济。试图厘清促进经济增长的单一因素是徒劳的，据此制定相应政策也毫无意义。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想知道，是否应该效仿中国的经济模式。尽管中国在很大程度上是市场经济国家，但它的经济发展模式与传统的盎格鲁–撒克逊模式（税收低、规定少）和欧洲模式（政府发挥更大作用）都大相径庭。中国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土地、资本乃至劳动力分配中都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东亚其他经济体也偏离了传统的资本主义模式，实现了数十年的高速增长。在日本和韩国，政府最初都奉行积极的产业政策。
　　上述经济体在实行非常规政策之后都取得了非凡的成就。问题在于，是它们的选择带来了经济增长吗？东亚经济体只是碰上了好运吗？还是说，其他国家可以从中学习经验？有人认为，东亚经济体的经验证明了某种发展方法，而这只是痴人说梦。

　　没有哪种公认的方法能够使贫穷国家实现永久性高增長。甚至连专家也似乎接受了这一点。2006年，世界银行邀请经济学家迈克尔·斯宾塞领导经济增长委员会。该委员会在其最终报告中承认，经济增长不存在普适性原则，没有哪两个经济体的扩张路径是相同的。

轻而易举

　　不过，经济学家的确从回归分析中了解到促进经济增长的一些因素。其中，转型是一个很重要但未得到足够重视的因素。传统增长理论的中心原则之一是转型不重要，因为市场力量能够确保资源平稳快速地投入使用，并带来最高效的产出：最肥沃的土地应该接受最密集的耕种，最能干的工人应该进入效益最好的公司，投资者应该把钱交给最有前途的企业家。
　　但这种假设通常是错误的。在一个经济体中，不同企业的生产力有高有低，而资源并不总能得到最佳利用。在发展中国家尤其如此，那里的许多市场（例如信贷、土地和劳动力）运作不佳。问题常常不是缺乏人才、技术和资本，而是它们没有用武之地：一些公司的员工人数超过了公司需要，而另一些公司招不到人;一些公司使用最先进的技术，而另一些公司从未用过新技术;一些有好想法的企业家可能没有资金，而另一些资质平平的企业家却可以继续经营。这就是经济学家所说的“配置不当”。
　　配置不当会阻碍增长，这意味着重新分配资源可以促进增长。近年来，经济学家试图量化资源最佳配置带来的经济增长。谢长泰和彼得·克莱诺发现，在资本和劳动力不变的情况下，在某些行业中重新分配生产要素，可以使中国的生产率提高30%至50%，印度的生产率提高40%至60%。如果在更广泛的经济领域重新分配资源，收益会更大。
　　换句话说，仅仅通过重新配置现有资源，使之发挥更大的作用，就可以刺激增长。如果一个国家一开始就资源利用不当，那么改革的首要举措可能就是充分利用资源。改善资源配置有很多方法，比如印度在上世纪90年代为加快解决债务纠纷、提高信贷市场效率而作出的努力。
　　但另一方面，在某个时刻，收益开始减少。现在许多发展中国家正在到达这个时刻的路上。全世界所有国家都将不得不面对一个令人不快的事实：高速增长的时代行将结束。
　　以印度为例，从2002年左右开始，该国的制造业在资源配置上有了明显改善。工厂迅速升级了技术，资本越来越多地流向每个行业中的最佳企业。由于这些改善似乎与政策变化无关，因此一些经济学家称之为“印度神秘的制造业奇迹”。但这并不是什么奇迹，只是在低起点的基础上前进了一小步。这种增长可以有很多解释：或许是由于代际变化，企业控制权从父母传到了孩子手中，而多数年轻人在国外接受过教育，有更大的野心和更精明的头脑;或许是由于微薄利润逐渐积累，最终使企业得以建造更大、更好的工厂。无论具体原因是什么，我们都可以理解为，纠正资源配置不当就能轻而易举地实现增长。
　　但这种增长并不能持续。随着经济发展剔除了业绩最差的工厂和企业，进一步改善的空间自然会缩小。如今，印度似乎面临着经济发展急剧减速的前景。2014年至2018年期间担任新德里首席经济顾问的阿文德·萨勃拉曼尼亚表示，近几年的官方数据将印度的经济增长率高估了近2.5个百分点。印度经济增长也许会反弹，但总有一天会开始永久放缓。确实，印度有可能跌入可怕的“中等收入陷阱”，即快速增长的经济开始陷入停滞，但它绝不会成为个例：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1960年的101个中等收入经济体中，只有13个在2008年成为高收入经济体。
　　不幸的是，正如经济学家不知道如何实现增长一样，他们也不清楚为什么有的国家（如墨西哥）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而有的国家（如韩国）却不会。一个非常现实的危险是，在试图保持快速增长的过程中，面临增长急剧放缓的国家会以未来增长之名义转而实施损害穷人当下利益的政策。许多国家认为，为保持增长、实现商业发展，就不得不推行牺牲穷人利益、维护富人利益的政策，例如对富人减税和为企业提供救助。
　　里根治下的美国和撒切尔治下的英国便是如此。然而，如果遵循这两个国家的经验，要求穷人束紧腰带，寄希望于拨给富人的资金最终会“涓滴”下来，那对增长并无帮助，对穷人更是毫无益处。在这两个国家，经济增长没有加速，不平等现象却激增。1980年至2016年间，在全球范围内，收入增幅比平均线以下群体还要高的是收入最高的1%人群，即富裕国家的富人和发展中国家越来越多的超级富翁，而被他们甩在后面的人，则利益受损，收入停滞不前。 　　经济不再增长，而不平等现象激增，这将有损于未来增长。由此带来的政治影响导致民粹主义领导人上台，而他们吹捧的解决方案甚少奏效。在富裕国家，从美国不断增长的贸易壁垒到英国脱欧的混乱，这种政策的后果已经显现。即便是曾经奉行增长至上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已经认识到，牺牲穷人来促进增长是糟糕的政策。如今，该组织要求其工作团队在提供建议时将不平等现象纳入考虑范围。

瞄准目标

　　经济增速可能会放缓，而我们对此无能为力。好消息是，即使经济没有增长，我们也有办法提高其他进步指标。决策者需要铭记：GDP是达到目的的手段，而非目的本身。毫无疑问，GDP是一种有用的手段，尤其是当它创造就业机会、提高工资或增加预算以便政府可以重新分配更多资金时。但发展的最终目标仍然是改善生活质量，特别是最边缘人群的生活质量。
　　生活质量不仅包括消费。虽然更好的生活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的确意味着有更强的消费能力，但大多数人（即使是非常贫穷的人）关心的不只是消费。他们希望感到自己有价值、受尊重，希望父母健康、孩子受到良好教育，希望发出自己的声音、实现自己的梦想。更高的GDP或许可以帮助穷人实现许多目標，但它只是方式之一，而且未必是最好的方式。实际上，收入水平相近的国家，生活质量差异很大，例如，斯里兰卡与危地马拉的人均GDP不相上下，但前者的孕产妇、婴儿和儿童的死亡率却低得多。
　　这样的差距不足为奇。显而易见，过去几十年之所以取得许多重要成就，原因不是经济增长，而是由于直接改善了特定的问题。例如，在世界范围内，五岁以下儿童的死亡率急剧下降，即使在一些经济增长不是特别迅速的贫穷国家也是如此。资金主要流入了决策者重点关注的领域：新生儿护理、疫苗和疟疾预防。提升生活质量的其他因素也应当得到重视，包括教育、技能、创业精神、健康等。重点是找到关键问题及其解决方法。
　　不同于经济增长，专家们知道如何在这些领域取得进展。研究人员可以不断尝试解决某个国家的某个问题，摒弃无效的方法，改进有效的方法。这是我们在职业生涯中花费大量时间从事的工作，也是数百名研究人员和政策制定者时常关注的工作。
　　因此，尽管没有人知道如何将肯尼亚改造成韩国，但得益于杰西卡·科恩和帕斯卡琳·杜帕斯的研究，我们的确知道，免费大量分发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是对抗疟疾的最有效方法。在一系列随机试验中，这两名研究人员发现，蚊帐收费会降低而非提高蚊帐的使用率。这项研究结果最终说服了大型发展组织放弃蚊帐收费。2014年至2016年间，全球共投入使用了5.82亿顶含有杀虫剂成分的蚊帐，其中75%是通过免费蚊帐大规模分发活动发放的，它们挽救了数千万人的生命。

　　GDP是达到目的的手段，而非目的本身。

超越增长

　　经济持续增长的真正要素依然不为人知，但我们可以做很多事情来消除贫穷国家令人震惊的浪费现象及其人民的苦难。儿童死于可预防的疾病，学校没有老师上课，法院迟迟不作出判决……这些现象无疑降低了生产力，使民众的生活陷于悲惨境地。解决此类问题可能不会使国家经济实现永久性高速增长，但可以极大地改善国民的福利。
　　而且，尽管没有人知道一个国家的经济会在何时开始增长，但一旦机会来临，身体健康、具备读写能力和长远思考能力的穷人更有可能抓住机遇。因此，全球化的许多赢家是大力投资人力资本的国家，比如中国、越南和韩国。
　　对于像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最好的选择是尝试通过现有资源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譬如投资教育和医疗、改善法院和银行的职能、建设更好的道路和更宜居的城市。富裕国家的决策者也应遵循同样的原则，进行直接投资，以提高较贫穷国家的生活水平。在经济发展还没有找到金科玉律的情况下，深刻改变数百万人生活的最佳方法不是徒劳地促进增长，而是专注于经济增长的目的：穷人的福祉。
　　[编译自美国《外交》]
　　编辑：要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