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辅推荐目录”逐渐成为一些教辅书商和出版单位竞相争夺的资源。教辅图书能否进入各地推荐目录，名义上通过市场竞争，实则由地方教育部门垄断
　　14岁的小蕙就读于山东临沂的一所中学，9月开学就读初三了。开学的头天晚上，小蕙开始整理书包，她把课本、作业和各种教辅资料，以及必备的文具、水杯等全塞进那个特大号的双肩背书包里，装得鼓鼓囊囊的。小蕙的妈妈刘女士看着那么沉的包，特别心疼女儿，她找秤专门称了一下，足足有35斤重。
　　书包沉重的何止小蕙一人，现在每个学生的都不轻松。五花八门的各类教辅资料沉甸甸装满了他们的书包。它承载了望子成龙的家长们太多的希望，也支撑着学子们寒窗苦读的梦想。然而有谁想到，沉甸甸的书包里却隐藏着一条不为人知的利益链。
　　教辅推荐目录原本是本不错的“经”
　　对于每一名在校中小学生来说，最开心的日子莫过于寒暑假了。因为只有这两段时间，他们才可以短暂地放下沉重的书包，读读自己喜欢的课外书，上上网，打打游戏。但小蕙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因为一放假，小蕙就拿到了学校要求家长签字的“教辅推荐目录”清单。
　　按照学校开出的这份清单，新学期需征订的教辅书大致分为同步训练、基础训练、阅读训练、写作教程四类，竟有23本之多。这就意味着，她的书包将比以往更重。
　　所谓教辅，是指义务教育阶段，除教材之外的教学辅助类图书。“‘教辅推荐目录‘清单上虽标有’自愿订购‘的字样，但谁敢不订呢？老师平常布置的课外作业，基本依赖这些教辅，若不订的话孩子根本就没法做作业，说是征求家长意见，其实就是向你要钱。这不，一次交了300元。”小蕙的妈妈刘女士很感慨地告诉《方圆》记者。
　　记者想索要这份“教辅推荐目录”看看，小蕙说：“目录清单第二天被学校收回去了，班主任逐一回收，说少一张都不行。”其实，这份所谓的“教辅推荐目录”，不仅仅山东这一所学校有，而是在全国所有中小学成为常态。
　　2012年2月8日，教育部、新闻出版总署、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务院纠风办等国家四部委联合下发《关于加强中小学教辅材料使用管理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四部委《通知》），针对教辅图书“过多”、“过滥”、“过贵”的现状，要求以省为单位对中小学教辅材料进行评议，择优选出若干套以目录的形式推荐给本省学生选用。此外，通知还对教辅材料编写、学校代购等环节作出了具体要求。
　　根据四部委《通知》，各省教育厅每年都要向辖区内的学校公布一份“教辅推荐目录”，并规定“教辅推荐目录”之外的教辅资料一律不得进校入班。
　　初衷是为了肃清教辅市场上的劣质教辅，但这本“经”却在实践中被一些人给念歪了。据《方圆》记者调查，“教辅推荐目录”逐渐成为一些教辅书商和出版单位竞相争夺的资源。教辅图书能否进入各地推荐目录，按规定必须通过市场竞争，实际情况如何呢？
　　“有人为卖教辅，连私刻公章的招数都用上了。”广东某书商向记者爆料。据这名书商讲，今年初一本由茂名一书商私自购买书号并在征订单上盖有私刻的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印章的高价书，出现在了茂名市教育局召开的教研会上进行推广征订。后来，广东新华发行集团公司发表声明称，该教辅材料征订单上的印章并非该集团所盖。
　　一些学校则利用教辅征订机会，大肆收受回扣，中饱私囊。河南巩义市第一高级中学原校长高成章就是典型的例子。他在书商推销教辅资料过程中，大肆收受回扣。2010至2012学年，高成章共计收受张庆和回扣款22万余元。2012年9月7日，高成章因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零二个月。
　　与此同时，检察机关还通过高成章案顺藤摸瓜，相继又查出博爱、上街、登封等县市几所学校校长利用购买教辅资料大肆吃回扣的犯罪事实。
　　此外，河南三门峡市检察机关还查办了卢氏县教育系统相关人员受贿案、义马市教育系统相关人员受贿案、渑池县教育系统相关人员受贿案等。这些涉案人员的做法与高成章如出一辙。
　　三门峡市检察院在一份《关于教育系统职务犯罪案件剖析报告》中称，“目前学校在教辅教材、采购中收受回扣现象大量存在，这类案件涉及学生人数多，利润较高，社会危害大，值得警惕。”
　　教辅背后蕴藏巨大利益空间
　　为什么部分省市一次次顶风违规，在“教辅推荐目录”上面做文章？其实都是利益在作怪。教育部门利用手中权力，排斥教材所对应的原创出版社以及外省出版社的教辅图书进入当地教育部门的推荐目录。当地出版社和书店自然也心领神会，给教育部门一定比例的利润返还。
　　一些地方教育部门为保护本地出版集团的利益，经常和当地出版集团和教辅发行商结成“利益联盟”。今年3月8日，广东省教育厅原德育副处长刘秋明被广州荔湾区法院一审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3个月，并处没收财产3万元。刘秋明在担任广东省教育厅德育处科长、副处长以及思政处副处长期间，与同案人黄某民、李某忠、叶某山、陈某彬（均另案处理）等人，多次收受广州某教辅资料发行站负责人谭某所送贿赂人民币200万元，為其谋取利益。其中刘秋明分得30万元。
　　据统计，目前我国共有中小学生两亿多人，选择用什么教材就意味着要用配套的教学辅导书籍，全国教材加教辅每年的总销售额高达600亿元，这对于那些具有教辅出版资格的出版社和个体书商以及各地的书店来说，无疑是一个充满诱惑力的大蛋糕。
　　为了取得官方“教辅推荐目录”的资格，一些出版社干脆与当地教研部门合作编写，并将利润的二到三成作为回报；还有一个办法，就是书编写出来后，进入关键的发行环节，出版社就以极大的折扣卖给当地具垄断地位的新华书店，进入“教辅推荐目录”的事情，则由新华书店负责搞定。
　　这些教辅书一旦进入“目录”，它的利益就显现出来了：因为出版商给的折扣大，价格低，书店、学校彼此都有得赚，各个学校便愿意订。如一本《2年高考3年模拟》的教辅书，据调查，它卖给新华书店的价格只有3折，而书店5折就可以给学校，互惠互利，不仅容易形成利益联盟。 　　广东一位姓刘的中学校长向《方圆》记者透露，很多时候学校明知道有些教辅书不适合，也只能执行。“谁上‘教辅推荐目录’，我们就订谁的，上面派下来了，谁敢不订？”
　　此外，相较于实力雄厚的国有出版集团，民营出版公司在进入各地“教辅推荐目录”时，明显处于劣势。进不了某省的教辅目录，就意味着在整个省的市场份额几乎都失去了。“即使民营出版公司的教辅即使进了目录，也可能不被选用。”北京某出版商透露，他们出版的教辅虽进入了两个省的目录，但极少有地市愿意选用他的教辅。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局面呢？“地方保护主义形成的教辅垄断，让我们这些外来和尚彻底无经可念。”这位出版商说。
　　“以前打价格战，我们还能真刀真枪上阵竞争，但现在是和垄断抗衡，我们想竞争也无能为力。”河南一位民营出版商很感慨，他准备近期退出来，去搞房地产。“过去发行靠自由竞争，现在靠进入目录，从公关市场变成公关政府，生意越来越难做，拿不到单子。”
　　在一直倡导“禁教辅”的军旅诗人王久辛眼里，恰恰是由于教育主管部门有了对外公布“教辅推荐目录”这一规则，才使得目前我国中小学教辅图书的垄断趋势和地方保护主义的情况更加严重。
　　“无疑，‘教辅推荐目录’引发的潜规则，扰乱了教辅图书市场正常竞争秩序，加剧了教辅图书市场垄断，教育系统的基层官员腐败和滥用职权越来越多。”王久辛说。
　　学校代购，一笔算不清的糊涂账
　　中央四部委《通知》明确规定，学生购买教辅材料必须坚持自愿原则，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强制或变相强制学校或学生购买任何教辅材料，也不得从中牟利。事实上，学校在下发“教辅推荐目录”向家长征求意见时，很少有家长会提出异议。
　　“以往是学生自己买教辅，现在学校可以替学生代购教辅。”山东临沂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中学教师说，学校是否代购教辅、学生是否买代购的教辅都是自愿选择，并无强制性规定，但一般来说，学校愿意代购，而学生也愿意买。如海南省2013年拟定的《关于加强中小学教辅材料使用管理工作的实施方案》中规定：“若学生自愿购买本市县推荐的教辅材料并申请学校代购，学校可统一代购，做好服务，但不得从中牟利。”
　　买教辅通过学校代购这样的固定渠道一旦形成，其中的利益空间就容易受到利用。这位老师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初一每学年每人大約要花250元买教辅，初二270元，初三300元，高一至高二每学年500元到600元，而高三学生一学年则需要1000元到1600多元。
　　“以我的经验，我们的教辅材料到学校这个环节最多五至六折，学校如果以更高的价格或全价给学生，你想想一所学校在校生少则千余人，多则两三千人，这里面的利益空间有多大？”山东鸿儒书城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书商也给记者算了一笔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