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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科学发展观的落实需要更好的制度保证，如何通过制度创新推动科学发展观的贯彻落实，促进社会和谐，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只是经济增长的表象，行政计划配置资源或政府主导型才是问题的实质。科学发展观实现的核心问题在于深化体制改革，而关键的问题在于政府职能的转型。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体制性障碍；制度创新；服务型政府
科学发展观，是对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十七大对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定位，为我们奋力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提供了行动指南和理论依据。
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发展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决定性意义。要更好地把握发展规律，创新发展理念，转变发展方式，破解发展难题，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地发展，必须更加自觉地走科学发展的道路。从本源意义上讲，改革与体制创新是我国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基本动力，当前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观的构建面临诸多深层次的体制性障碍，必须进一步通过改革的新突破扫除影响科学发展观和社会和谐观的体制性障碍，把科学发展观落实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
1 度对发展的促进或制约作用
我国目前仍处于经济、社会全面转型和体制转轨时期，无论是解决经济发展问题，还是解决社会发展问题，相当大程度上都依赖于改革，决定于体制创新和突破。事实上，没有体制的完善和進一步创新与突破，没有改革观的转变，就难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的和谐发展。历史经验表明，每一次重大的理论创新，都会极大地推动社会实践，引领时代变革，作为一套科学的社会发展理念与规划，科学发展观必将会对我国经济与社会的发展起到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同时也会使中国人民从中受益。在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过程中，对现行制度的进一步变革和完善将为21世纪我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与和谐发展提供更为坚实的制度支持。科学发展观落实的制度需求来自于对中国转型中的政府角色、经济体制的调整与创新。从提升制度效率和竞争力出发，落实科学发展观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核心就是要在消除制度性歧视的基础上，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实现城乡、区域、经济与社会、人与自然，国内与国外等多个层面的均衡发展。因此，在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过程中，要进行制度创新，为科学发展观的落实提供制度支持。
科学发展是一种均衡、协调、和谐的发展，它体现了一种动态的有序性，这就要求优化制度经济建构，建立有效合理的制度，制度创新是促进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有效途径。作为被制定出来保障和约束人们的行为以求得价值最大化的准则、规则体系，把人类行为规范化、有序化、确定化，这就是制度的本质。制度的这一本质具有深刻的入学蕴涵，制度与人的关系具有内在性和紧密性。这是因为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和根本目的是人的发展，人的发展是历史进步的基本标志。人的发展过程也就是人的最高本质——人的主体性不断实现的过程。制度作为调节主体活动与主体间关系的规范或规则是在主体的实践活动中产生和形成的。可以说，它体现或满足了人这一类存在的自身存在和发展的需要，是人类发展自己，完善自己，不断满足自己需求的结果。制度的建立与选择，变革与创新是否与人发展的根本目的——人本身全面而自由的发展相一致或符合，即制度是否有利于调动主体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是否有利于人的个性解放，是否有利于培养和提高人的素质，就成为制度存在的目的和意义。
2 影响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体制性障碍
无庸置疑，中国的出路在于发展，中国的希望在于发展，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系于发展。之所以讲发展观的问题至关重要，因为它是在肯定发展的提前下着重回答怎样发展的问题。发展与怎样发展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要发展就必须思考怎样发展。党的十七大提出，把科学发展观贯彻落实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核心，以整体性、全面性和综合性来考虑发展问题。我们不可能走传统的工业化道路，也不可能重复工业化时期的市场经济体制，信息产业知识经济的加速发展和由此带来的生产力飞跃性发展，必然要求相应调整生产要素和上层建筑，调整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推进体制创新，跟上科技迅猛发展和生产力迅速变化的态势。在实现既定经济发展目标的同时，完成相应的制度变革。世界范围的历史经验表明，社会生产力跨越必须以技术跨越为支撑，而技术跨越要以科技创新为基础，以体制创新为前提。只有在一定制度安排条件下，或者说只有进行必要的制度变革和体制创新，生产力跨越式和技术跨越式发展才能实现，先进生产力发展才具备良好的制度环境。人们通常认为，技术创新成果积累是技术跨越的主要推动力，往往忽视体制创新的重要作用。然而，在体制弊端成为技术创新主要障碍的时候，体制创新对科技创新，乃至生产力跨越式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通过对二十多年来对我国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贡献率的实证考察，制度变革和体制创新的贡献率大约在70％以上(樊刚、王小鲁：《中国市场化指数》，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改革和制体变革所释放出来的巨大社会生产力发展，为形成一个充满生机活力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奠定了重要的经济体制基础和物质基础。
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取得举世瞩目的业绩，但也存在许多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主要表现为：经济发展与人的发展不协调；经济发展与政治文化、社会环境的发展与人的发展不协调；城乡失衡，城镇化与工业化水平低；个人地区发展差距过大，“马太效应”明显；行业发展畸形，弱势产业与垄断性产业反差和冲突严重；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滞后，就业压力大等等。这些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产生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但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制度设计的缺陷和体制创新的滞后。为了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为了适应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形势，必须加快推进改革，用深化改革的办法解决发展中的问题，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注入强大动力。否则，发展中的问题不但解决不了，甚至会吞食发展的成果，阻碍发展，甚至于最终毁掉发展。
众所周知，一定时期的经济增长方式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它受到经济发展水平、劳动者素质、科技水平、管理水平、经济政策、自然资源状况以及思想观念等多种因素的制约。其中能否使经济增长方式置于合理的体制保障之下，是决定能否转变增长方式和提高经济整体素质的关键。熟悉经济学 一般原理的人都知道，在既定的经济发展阶段内，经济增长方式是它所依赖的经济体制的函数，即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相对应的必然是靠高投入，靠外延扩张的粗放型增长方式。十多年来，从中央到地方、从部门到企业都为实施新的经济发展战略与新的经济增长方式付出了巨大努力，某些方面也取得一定进展，但从总体上观察，传统经济增长方式并没有改变，经济生活中依然普遍存在重进度轻效益、重数量轻质量、重投入轻产出、重外延轻内涵提高的现象。
如前所述，改革与体制创新是我国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基本动力，当前科学发展与和谐社会观的构建面临诸多深层次的体制性障碍。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只是经济增长的表象，行政计划配置资源或政府主导型才是问题的实质。在我国经济转型时期，不从资源配置方式或体制上来界定经济增长方式，就无法找到经济增长方式形成的内在机理。仅从粗放型这个表象出发，认为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应当实现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最后得出的结论必然是要更多地依靠科技进步，改变不合理的经济结构，以及节约和保护环境等。而这一切又只能通过政府干预才能解决，从而进一步强化行政配置资源。我国经济发展质量低的深层次原因，在于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缺乏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制度和体制基础。在投资体制方面，由于改革滞后，既不利于通过市场提高投资的经济效益，又不利于政府弥补市场缺陷造成的社会代价；财政税收体制由于不规范，不利于消除政府过多干预经济的内在动因；金融体制的不健全，使得金融参数失真，不利于国内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而环境和资源的使用成本过低，难以形成相应的替代、节约资源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容易导致不计成本、忽视效益的低水平扩张；在土地资源的配置上，由于缺乏规范、长效的管理制度，引发盲目投资和新的社会矛盾，最关键的是政治领域的改革滞后于经济领域的改革，导致增长速度攀比和数量扩张冲动。
3 加快构建现代服务型政府
當前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键是要克服改革疲倦症，加快改革和体制创新，努力构建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观的体制基础。坚持以人为本的改革观，就是坚持改革成果能够为社会成员普遍认同、普遍分享的改革观，这是改革获得社会公正性的基本前提，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坚持的改革观。在改革的新阶段，还必须赋予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以新的内涵，既要破除影响现有生产力发展的计划经济体制性障碍，又要破除影响先进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性障碍。要推进以政府行为规范为重点的职能转变。政府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既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决定经济体制改革进程的关键。从改革初期的“政企职责分开”、“简政放权”，到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宏观调控体系，直到近年来提出“责任政府”、“法治政府”、“服务政府”的理念，中国的政府改革大体保持了与经济体制改革近似的“渐进”过程和特征。可以说，离开政府改革的渐进展开和深化，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和完善是不可能的。进一步实现政府转型是确立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观的重要保障，坚持科学的发展观与和谐社会观，要求政府必须根据不同历史时期、发展环境和条件的变化，适时调整发展思路，正确处理和把握集中和分散决策的关系。由此分析，科学发展观实现的核心问题在于深化体制改革，而关键的问题在于政府职能的转型，加快构建服务型政府。服务型政府就是在公民本位、社会本位理念指导下，在整个社会民主秩序的框架下，通过法定程序。按照公民意志组建起来的以为公民服务为宗旨并承担服务责任的政府。服务型政府也就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它把为社会、为公众服务作为政府存在、运行和发展的根本宗旨。与传统的管制型政府相比，它体现了国家权力向社会权力的转移，政府本位向社会本位的转移，权力本位向权利本位的转移，官本位向民本位的转移。服务型政府模式意味着政府管理职能的主体地位让位于服务职能。旨在建立一个法治政府、有限政府、诚信政府、廉洁政府，更重要的是建立一个服务政府，真正把政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落实到实处。
实现政府角色的转换，把政府的市场经济主体角色转换为企业的市场经济主体角色，使政府由国有经济的政府转变为国民经济的政府，加快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共同发展，协调市场经济运行的重大比例关系，保持社会经济全面协调的发展；在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上，加快政企分开的步伐，使政府由国有企业的“婆婆”转变为国有资产的管理者，从政府对实物资产的管理转烃为国有资产的管理；在政府的职责上，由从事经济建设转向为市场经济提供良好的服务，实施有效的宏观调控，创造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维护市场经济秩序，建立统一开放、有序、竞争和守信的市场经济秩序；在政府的运行方式上，由对经济资源和经济权力的垄断转向为全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上来，把以投资型为特征的政府财政体制转变为公共服务型的财政体制。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现代政府管理强调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社会经济发展中的最高原则和最终目的。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上，现代政府强调一种个人与社会内存统一和谐的整体发展观。在经济增长与发展的关系上，现代政府管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人的全面发展，追求的是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最佳组合。人是一切事物的前提、本质和依据，现代政府管理应该一切从人出发，把现实的人作为一切活动的出发点，充分反映人的利益、愿望和要求，而不能将人的存在与发展边缘化。另外，以人为本的“本”将人作为政府管理的基础，不同时代的人是不同社会形态的基础。而正是人的存在进而产生人的种种需要，才推动着社会生产活动的完成与发展。现代政府在分析、思考和解决公共政策问题时，应该坚持万物人为本，万事人为先。相对于人对物的依赖，现代政府管理着眼于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强调人在社会发展中的主体和核心地位，并把人的发展的实现程度作为评价社会进步和政府政绩的根本标准。
事业成败，关键在人。“以人为本”作为一种新管理模式，是一种可持续与可治理的模式，从本质上说是我国政府以实际行动回应世界性的变革趋势，并逐渐使“以人为本”在中国本土化、现实化和制度化。构建现代服务型政府，它既是对人的管理，也是为人的管理。实事求是地将政府定位于“社会服务人”的角色之上，是发挥政府在社会发展中重要的公共服务作用，实现政府职能由原来的管制导向向未来的服务导向的彻底转变。“社会服务人”的角色定位是政府职能在宏观的整体性自我确认，它的确立与普遍认可是政府职能模式实现结构性转变的一个重要前提。“社会服务人”的定位，是以“公众至上”为核心导向，使政府的公共服务——公民具有相应的选择权和评价手段，并以此驱动政府在符合社会需求的方式和服务质量的标准下行事和正常运行。这不仅有利于政府职能的服务化转变。而且也是对当前许多政府服务组织弄不清谁是他们的服务对象，且服务水平低劣的一种行为矫正，政府职能服务化转变的目的在于提高政府的公共服务能力。这种能力得到提高的标志是：政府的决策充分体现出人民的意志愿望，反映民众和社会的要求，并最终满足各种直接或间接的公共服务需要。因此，便利服务对象成了政府最高行为准则。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体制性障碍；制度创新；服务型政府
科学发展观，是对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十七大对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定位，为我们奋力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提供了行动指南和理论依据。
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发展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决定性意义。要更好地把握发展规律，创新发展理念，转变发展方式，破解发展难题，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地发展，必须更加自觉地走科学发展的道路。从本源意义上讲，改革与体制创新是我国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基本动力，当前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观的构建面临诸多深层次的体制性障碍，必须进一步通过改革的新突破扫除影响科学发展观和社会和谐观的体制性障碍，把科学发展观落实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
1 度对发展的促进或制约作用
我国目前仍处于经济、社会全面转型和体制转轨时期，无论是解决经济发展问题，还是解决社会发展问题，相当大程度上都依赖于改革，决定于体制创新和突破。事实上，没有体制的完善和進一步创新与突破，没有改革观的转变，就难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的和谐发展。历史经验表明，每一次重大的理论创新，都会极大地推动社会实践，引领时代变革，作为一套科学的社会发展理念与规划，科学发展观必将会对我国经济与社会的发展起到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同时也会使中国人民从中受益。在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过程中，对现行制度的进一步变革和完善将为21世纪我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与和谐发展提供更为坚实的制度支持。科学发展观落实的制度需求来自于对中国转型中的政府角色、经济体制的调整与创新。从提升制度效率和竞争力出发，落实科学发展观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核心就是要在消除制度性歧视的基础上，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实现城乡、区域、经济与社会、人与自然，国内与国外等多个层面的均衡发展。因此，在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过程中，要进行制度创新，为科学发展观的落实提供制度支持。
科学发展是一种均衡、协调、和谐的发展，它体现了一种动态的有序性，这就要求优化制度经济建构，建立有效合理的制度，制度创新是促进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有效途径。作为被制定出来保障和约束人们的行为以求得价值最大化的准则、规则体系，把人类行为规范化、有序化、确定化，这就是制度的本质。制度的这一本质具有深刻的入学蕴涵，制度与人的关系具有内在性和紧密性。这是因为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和根本目的是人的发展，人的发展是历史进步的基本标志。人的发展过程也就是人的最高本质——人的主体性不断实现的过程。制度作为调节主体活动与主体间关系的规范或规则是在主体的实践活动中产生和形成的。可以说，它体现或满足了人这一类存在的自身存在和发展的需要，是人类发展自己，完善自己，不断满足自己需求的结果。制度的建立与选择，变革与创新是否与人发展的根本目的——人本身全面而自由的发展相一致或符合，即制度是否有利于调动主体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是否有利于人的个性解放，是否有利于培养和提高人的素质，就成为制度存在的目的和意义。
2 影响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体制性障碍
无庸置疑，中国的出路在于发展，中国的希望在于发展，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系于发展。之所以讲发展观的问题至关重要，因为它是在肯定发展的提前下着重回答怎样发展的问题。发展与怎样发展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要发展就必须思考怎样发展。党的十七大提出，把科学发展观贯彻落实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核心，以整体性、全面性和综合性来考虑发展问题。我们不可能走传统的工业化道路，也不可能重复工业化时期的市场经济体制，信息产业知识经济的加速发展和由此带来的生产力飞跃性发展，必然要求相应调整生产要素和上层建筑，调整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推进体制创新，跟上科技迅猛发展和生产力迅速变化的态势。在实现既定经济发展目标的同时，完成相应的制度变革。世界范围的历史经验表明，社会生产力跨越必须以技术跨越为支撑，而技术跨越要以科技创新为基础，以体制创新为前提。只有在一定制度安排条件下，或者说只有进行必要的制度变革和体制创新，生产力跨越式和技术跨越式发展才能实现，先进生产力发展才具备良好的制度环境。人们通常认为，技术创新成果积累是技术跨越的主要推动力，往往忽视体制创新的重要作用。然而，在体制弊端成为技术创新主要障碍的时候，体制创新对科技创新，乃至生产力跨越式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通过对二十多年来对我国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贡献率的实证考察，制度变革和体制创新的贡献率大约在70％以上(樊刚、王小鲁：《中国市场化指数》，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改革和制体变革所释放出来的巨大社会生产力发展，为形成一个充满生机活力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奠定了重要的经济体制基础和物质基础。
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取得举世瞩目的业绩，但也存在许多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主要表现为：经济发展与人的发展不协调；经济发展与政治文化、社会环境的发展与人的发展不协调；城乡失衡，城镇化与工业化水平低；个人地区发展差距过大，“马太效应”明显；行业发展畸形，弱势产业与垄断性产业反差和冲突严重；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滞后，就业压力大等等。这些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产生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但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制度设计的缺陷和体制创新的滞后。为了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为了适应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形势，必须加快推进改革，用深化改革的办法解决发展中的问题，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注入强大动力。否则，发展中的问题不但解决不了，甚至会吞食发展的成果，阻碍发展，甚至于最终毁掉发展。
众所周知，一定时期的经济增长方式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它受到经济发展水平、劳动者素质、科技水平、管理水平、经济政策、自然资源状况以及思想观念等多种因素的制约。其中能否使经济增长方式置于合理的体制保障之下，是决定能否转变增长方式和提高经济整体素质的关键。熟悉经济学 一般原理的人都知道，在既定的经济发展阶段内，经济增长方式是它所依赖的经济体制的函数，即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相对应的必然是靠高投入，靠外延扩张的粗放型增长方式。十多年来，从中央到地方、从部门到企业都为实施新的经济发展战略与新的经济增长方式付出了巨大努力，某些方面也取得一定进展，但从总体上观察，传统经济增长方式并没有改变，经济生活中依然普遍存在重进度轻效益、重数量轻质量、重投入轻产出、重外延轻内涵提高的现象。
如前所述，改革与体制创新是我国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基本动力，当前科学发展与和谐社会观的构建面临诸多深层次的体制性障碍。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只是经济增长的表象，行政计划配置资源或政府主导型才是问题的实质。在我国经济转型时期，不从资源配置方式或体制上来界定经济增长方式，就无法找到经济增长方式形成的内在机理。仅从粗放型这个表象出发，认为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应当实现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最后得出的结论必然是要更多地依靠科技进步，改变不合理的经济结构，以及节约和保护环境等。而这一切又只能通过政府干预才能解决，从而进一步强化行政配置资源。我国经济发展质量低的深层次原因，在于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缺乏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制度和体制基础。在投资体制方面，由于改革滞后，既不利于通过市场提高投资的经济效益，又不利于政府弥补市场缺陷造成的社会代价；财政税收体制由于不规范，不利于消除政府过多干预经济的内在动因；金融体制的不健全，使得金融参数失真，不利于国内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而环境和资源的使用成本过低，难以形成相应的替代、节约资源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容易导致不计成本、忽视效益的低水平扩张；在土地资源的配置上，由于缺乏规范、长效的管理制度，引发盲目投资和新的社会矛盾，最关键的是政治领域的改革滞后于经济领域的改革，导致增长速度攀比和数量扩张冲动。
3 加快构建现代服务型政府
當前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键是要克服改革疲倦症，加快改革和体制创新，努力构建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观的体制基础。坚持以人为本的改革观，就是坚持改革成果能够为社会成员普遍认同、普遍分享的改革观，这是改革获得社会公正性的基本前提，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坚持的改革观。在改革的新阶段，还必须赋予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以新的内涵，既要破除影响现有生产力发展的计划经济体制性障碍，又要破除影响先进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性障碍。要推进以政府行为规范为重点的职能转变。政府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既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决定经济体制改革进程的关键。从改革初期的“政企职责分开”、“简政放权”，到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宏观调控体系，直到近年来提出“责任政府”、“法治政府”、“服务政府”的理念，中国的政府改革大体保持了与经济体制改革近似的“渐进”过程和特征。可以说，离开政府改革的渐进展开和深化，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和完善是不可能的。进一步实现政府转型是确立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观的重要保障，坚持科学的发展观与和谐社会观，要求政府必须根据不同历史时期、发展环境和条件的变化，适时调整发展思路，正确处理和把握集中和分散决策的关系。由此分析，科学发展观实现的核心问题在于深化体制改革，而关键的问题在于政府职能的转型，加快构建服务型政府。服务型政府就是在公民本位、社会本位理念指导下，在整个社会民主秩序的框架下，通过法定程序。按照公民意志组建起来的以为公民服务为宗旨并承担服务责任的政府。服务型政府也就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它把为社会、为公众服务作为政府存在、运行和发展的根本宗旨。与传统的管制型政府相比，它体现了国家权力向社会权力的转移，政府本位向社会本位的转移，权力本位向权利本位的转移，官本位向民本位的转移。服务型政府模式意味着政府管理职能的主体地位让位于服务职能。旨在建立一个法治政府、有限政府、诚信政府、廉洁政府，更重要的是建立一个服务政府，真正把政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落实到实处。
实现政府角色的转换，把政府的市场经济主体角色转换为企业的市场经济主体角色，使政府由国有经济的政府转变为国民经济的政府，加快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共同发展，协调市场经济运行的重大比例关系，保持社会经济全面协调的发展；在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上，加快政企分开的步伐，使政府由国有企业的“婆婆”转变为国有资产的管理者，从政府对实物资产的管理转烃为国有资产的管理；在政府的职责上，由从事经济建设转向为市场经济提供良好的服务，实施有效的宏观调控，创造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维护市场经济秩序，建立统一开放、有序、竞争和守信的市场经济秩序；在政府的运行方式上，由对经济资源和经济权力的垄断转向为全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上来，把以投资型为特征的政府财政体制转变为公共服务型的财政体制。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现代政府管理强调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社会经济发展中的最高原则和最终目的。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上，现代政府强调一种个人与社会内存统一和谐的整体发展观。在经济增长与发展的关系上，现代政府管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人的全面发展，追求的是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最佳组合。人是一切事物的前提、本质和依据，现代政府管理应该一切从人出发，把现实的人作为一切活动的出发点，充分反映人的利益、愿望和要求，而不能将人的存在与发展边缘化。另外，以人为本的“本”将人作为政府管理的基础，不同时代的人是不同社会形态的基础。而正是人的存在进而产生人的种种需要，才推动着社会生产活动的完成与发展。现代政府在分析、思考和解决公共政策问题时，应该坚持万物人为本，万事人为先。相对于人对物的依赖，现代政府管理着眼于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强调人在社会发展中的主体和核心地位，并把人的发展的实现程度作为评价社会进步和政府政绩的根本标准。
事业成败，关键在人。“以人为本”作为一种新管理模式，是一种可持续与可治理的模式，从本质上说是我国政府以实际行动回应世界性的变革趋势，并逐渐使“以人为本”在中国本土化、现实化和制度化。构建现代服务型政府，它既是对人的管理，也是为人的管理。实事求是地将政府定位于“社会服务人”的角色之上，是发挥政府在社会发展中重要的公共服务作用，实现政府职能由原来的管制导向向未来的服务导向的彻底转变。“社会服务人”的角色定位是政府职能在宏观的整体性自我确认，它的确立与普遍认可是政府职能模式实现结构性转变的一个重要前提。“社会服务人”的定位，是以“公众至上”为核心导向，使政府的公共服务——公民具有相应的选择权和评价手段，并以此驱动政府在符合社会需求的方式和服务质量的标准下行事和正常运行。这不仅有利于政府职能的服务化转变。而且也是对当前许多政府服务组织弄不清谁是他们的服务对象，且服务水平低劣的一种行为矫正，政府职能服务化转变的目的在于提高政府的公共服务能力。这种能力得到提高的标志是：政府的决策充分体现出人民的意志愿望，反映民众和社会的要求，并最终满足各种直接或间接的公共服务需要。因此，便利服务对象成了政府最高行为准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