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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1881年，鱼允中被朝鲜高宗选定为“朝士视察团”成员之一派往日本，考察明治维新后日本的发展状况。考察期间，由于清、朝两国的特殊关系，鱼允中与清朝驻日使臣黄遵宪、何如璋等人相互拜访、多有交谈，他们围绕国际大势、朝鲜改革等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并对明治维新的日本发表了各自的见解。鱼允中在《谈草》一书中记录了他与黄遵宪的三次会谈内容，是考察二人交流情况的重要资料。
【关键词】鱼允中;黄遵宪;《谈草》;朝士视察团
引言
黄遵宪（1848-1905）是晚清时期一位出色的外交活动家，1877年跟随清朝首任驻日公使何如璋来到日本，任驻日本公使馆参赞。驻日期间，他漫游各地，结交各方面人士。1880年，他所撰写的《朝鲜策略》传到朝鲜后，随即在朝野引起轩然大波，对朝鲜半岛历史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鱼允中（1848-1896）则是韩国近代稳健改革派代表之一，是在朝鲜王朝封建体制开始解体、外部受到西方资本主义冲击的时期，为了朝鲜王朝近代化改革做出突出贡献的政治家、改革家。1881年，鱼允中作为“朝士视察团”的一员，亲自考察了日本明治维新的文明开化情况，后来又来到中国，考察洋务运动的成果。在日本时，他还会见黄遵宪、何如璋等清国人士，多次谈论关于当下国际形势、朝鲜改革开化等问题。
《谈草》是1881年鱼允中出访时期，与清、日两国官员的部分会谈记录，是研究当时鱼允中活动和思想以及中朝两国官员交流情况的重要资料，其中有三篇是鱼允中与黄遵宪的会谈记录[1]，从会谈内容里可以看出，鱼、黄二人一共就只有这三次会面。鱼、黄二人是近代中朝关系史上的重要人物，但中国学界对于二人的交往情况尚未有过专门性的探讨，而韩国学界的研究成果[2]不多且存在若干缺陷，着实令人遗憾。本文拟以《谈草》中鱼、黄二人的三次会谈记录为研究对象，探讨鱼允中与黄遵宪的交往情况，进而阐述朝鲜改革开化的相关问题。
1.鱼允中生平及《谈草》的创作背景
鱼允中，字圣执，号一斋，1848年（道光二十八年，朝鲜宪宗十四年）出生于韩国忠清道报恩郡的一个穷苦书生家庭。他9岁丧母、16岁丧父，生活条件十分艰苦。鱼允中聪明好学，品德优秀，力学不倦，孜孜不辍。1868年，鱼允中在七夕制[3]中高中状元，次年5月参加文科考试丙科及第。1870年1月，鱼允中被任命为承政院注书，正式进入官场。[4]后历任弘文馆校理、梁山郡守、全罗道暗行御史等职，因政绩斐然、为人正直而深受高宗信任。
当时，朝鲜开港以后，外部势力不断入侵，封建的朝鲜王朝面临统治危机。在内忧外患之下，以高宗为首的一些有识之士开始放弃旧思想、旧制度，从多方面摸索维护国家的方法。1880年，修信使金弘集将黄遵宪的《朝鲜策略》带回国后，受到朝鲜高层的注意和开化派人士的支持，同时也在朝鲜国内引起轩然大波，朝鲜的儒生们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卫正斥邪”风潮，全国各地的儒生反对、批判开化政策。在此内外情势下，高宗于1881年秘密派遣包括鱼允中在内的12名高级官员远赴日本考察，被称为“朝士视察团”。1881年4月10日，鱼允中一行人乘坐日本商船从釜山出发，经过长崎、大阪、京都、神户、横滨，于4月28日到达日本首都东京。朝士视察团在日本考察了大约4个月的时间，全面考察了日本明治维新的文物、制度、设施等各方面的情况，为朝鲜王朝改革开化收集了大量的参考资料。
鱼允中在青年时期受北学派的影响，很早就认识到朝鲜开港是不可避免的，并认识到通过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实现富国强兵的必要性。鱼允中作为朝士视察团的一员，亲自考察了日本明治维新的文明开化情况。他是12个小组的组长之一，和朴定阳、洪英植同是视察团的中心人物。他所在的小组主要负责财政、经济部门的考察[5]。在日本时还会见黄遵宪、何如璋等清国驻日使臣，多次谈论关于当下国际形势、朝鲜改革开化、日本明治维新等问题。后来鱼允中又在何如璋的帮助下远赴中国考察洋务运动的成果。[6]鱼允中在日本和中国考察了近一年的时间，亲身感受了改革开化给国家带来的巨大变化。回国后，他将这一年期间的考察情况写成复命疏上呈高宗，对朝鲜开化方案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和见解，为推动朝鲜开化起到了重要作用。从此他成为了政界的重要人物，活动范围扩大到了国际舞台。
另一方面，黄遵宪很早就开始关注朝鲜及东亚局势，是朝鲜开化的支持者。1880年，他在送给前来日本的朝鲜修信使金宏集的《朝鲜策略》中阐述了自己的见解：“朝鲜一土，实居亚细亚要冲，为形胜之所必争。朝鲜危，则中东之势日亟。俄欲略地，必自朝鲜始矣。……然则策朝鲜今日之急务，莫急于访俄。访俄之策如之何？曰亲中国、结日本、联美国，以图自强而已。”[7]他认为朝鲜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且朝鲜面临的最大威胁来自北方的俄国，所以朝鲜的当务之急是要“亲中国、结日本、联美国”“以图自强”。黄遵宪还建议朝鲜放弃闭关锁国政策，他说道：“今地球之上，无论大小国以数百，无一国能闭关绝人者。朝鲜一国，今日锁港，明日必开;明日锁港，后日必开，万不能闭关自守者必矣。”[8]他从当下时势的角度分析了朝鲜必须開港通商的原因。《朝鲜策略》使朝鲜高层振聋发聩，当时在朝为官的鱼允中必定也熟知《朝鲜策略》的内容。所以，他来到日本后，多次与黄遵宪会面交谈，以请教朝鲜改革相关之事。
2.鱼允中与黄遵宪之笔谈内容
“朝士视察团”一行于1881年5月到达日本，在日本期间，鱼允中与清朝驻日使臣相互拜访。他在记录日本考察情况的《闻见录》中写道：“驻劄东京大清公使何如璋、副使张斯桂、参赞官黄遵宪、横滨领事范锡朋、神户理事廖锡恩、长崎理事余瓗，次第寻过而迎，款欣叙，若有未尽之意。”[9]何如璋也在给清政府的奏报中称：“朝鲜东来委员屡屡见面……中有洪英植、鱼允中二人甚为开明，极愿外交，日昨笔谈。”[10]
《谈草》一书是鱼允中在1881年访日、访华时期，与清、日两国官员的部分会谈记录，记录了辛巳闰七月一日至十一月四日（1881年8月25日-12月24日）间鱼允中与黄遵宪、何如璋、花房义质、井上馨等11人的16次会谈内容，目前收藏于韩国藏书阁内。尽管书中并没有作者和编纂时间的信息，但是，如果将书中的内容与鱼允中所著《从政年表》中的内容进行对照可以发现，大部分的时间、人物、行程是一致的，因此可以认定《谈草》一书是鱼允中于1881年所著。[11]本文关注的是鱼允中与黄遵宪的交流情况，通过仔细分析《谈草》中的相关内容，不仅可以了解他们所关心的主要问题，而且能够感知黄遵宪在朝鲜开化问题上对于鱼允中的帮助。 《谈草》开篇即是鱼允中与黄遵宪二人第一次见面的情景和会谈记录。1881年8月25日，天气炎热，黄遵宪来到鱼允中处，二人相识恨晚。在此之前，黄遵宪已向鱼允中赠送书籍，并多次约定见面，但二人因故都未能见面，“每以为怅”。二人初次见面，首先对当下的热点事件进行了简短交流。接着，鱼允中与黄遵宪谈论了日本的开化方式和对西方文物的接受情况，目的是以日为鉴，避免朝鲜在开化过程中发生同样的问题，并防范国际损失。鱼允中谈到，日本于“维新前不获已许外交，而上焉则不能驾御人才，下焉则不能讲求善政，遂致一国瓦解”[12]，他担心朝鲜开港后，也会出现像日本当初一样陷入财政困难、最终导致幕府统治被推翻的类似事件。
黄遵宪让鱼允中不必担忧，指出当下国际形势不同，朝鲜与日本国情与处境也不同，“不能遂引为贵国危也”，但是黄遵宪也指出“变更政体，为从古绝难之事”，不可能对统治阶级毫无影响，所以需要谨慎为之，“内体国情，外度世变”，强调在制定外交战略时要依据时代变化和立足本国国情，“行循序渐进之政”。鱼允中也知道自古实行改革，“未有安安稳稳、绝无毫末之患而能成大事者”，然而朝鲜王朝虽然有“识时者”，但“恐无益于事而徒作祸首”，并明确表示“犹以中朝之人言为可信”，希望黄遵宪予以指教。之后，黄遵宪又对鱼允中说：“日本人论中国事，多隔靴搔痒，语不足信，先生闻之日人者，当分别择之。”黄遵宪提醒鱼允中，对于日本人的言论要加以辨别，不要全部听之信之。同时建议朝鲜王朝设立新闻馆，时时翻译外国报刊，以知晓世界时势。最后，二人还约定下次见面。
9月8日，鱼、黄二人相约前往上野池亭会面。黄遵宪向鱼允中介绍了一些在日本值得结交之人，他认为日本人“性喜结交，与之送挹推礼，必多裨益”。同时黄遵宪还向鱼允中阐述了向人请教、考求世务之法：“大凡考求世务，当于自己脑中先有所疑，然就一事一节而讨论得失，然后一扣一鸣，则于事理能曲折详尽。若普问之曰政体如何、民情如何，则一部十七史，使人从何处说起，必不能得其概矣。”[13]此种方法使鱼允中受益匪浅，他在日后与人谈论时大多采用此法，从具体问题入手，由浅入深，由小见大。之后，黄遵宪提到日本人近日在釜山滋生事端，询问鱼允中对此事的态度。鱼允中表示知晓此事但也无能为力，因为日本在军事上强于朝鲜，并进而指出当今各国“御外之道无过尚武一事耳”。黄遵宪对此表示认同，他说：“强兵尚武乃为今日立国之本。”面对日本的滋扰，黄遵宪建议朝鲜政府积极与日方商讨平息之策，并给出了參考方法。最后，黄遵宪向鱼允中推荐了一些值得阅读的各国国志和关于海关税的一些书籍。
10月14日，鱼允中来到清驻日公署，拜访何如璋、黄遵宪二人，三人一同举行会谈，但主要是何、鱼二人交谈，黄遵宪发言内容不多。此时鱼允中即将离开日本，何如璋建议朝鲜政府尽快开馆译报，了解国际时势，强调富国强兵的重要性，黄遵宪就日、俄、英等国欲侵占松岛问题希望鱼允中回国后尽快与朝廷商议与之对抗之策。此次会谈的内容主要还是以《朝鲜策略》的内容为中心思想，朝鲜“之患在俄”，希望朝鲜政府贯彻实行“亲中国、结日本、联美国”，最终实现自强的目的。
3.日本之行对鱼允中的影响
鱼允中在日本考察时，比起与日本官员，更多的是与黄遵宪、何如璋等清国官员讨论日本的实际情况，这使鱼允中可以远离日本官员对本国的主观想法评价，从而确保了对日本考察和评价的客观性。在谈话中显示出的中、朝、日三国间的微妙关系和外交人士的态度是客观叙述的见闻录中所找不到的。鱼允中也意识到朝鲜王朝在外交上如履薄冰的地位，谈话内容中处处可见。
在对待邻国日本的态度上，鱼允中多次提出“邻国之强，非我国之福”[14]的思想，表现出深深的忧患意识。日本侵吞台湾、琉球的现实，进一步加重了朝鲜的危机感。鱼允中结束此次访日、访华之行返回朝廷向高宗复命时，高宗问道：“日本之于我国，姑无他意乎？”鱼允中回答说，日本曾经视朝鲜为敌国，但是与西方通商以后，则视我们为邻国;然而日本对朝鲜是否有“他意”，则“在我不在彼”[15]，如果朝鲜走上富国强兵之路，增强国力，则日本自然不敢加以侵扰，并预判朝鲜未来最大的危险将是来自邻国日本。要求朝鲜政府积极开化，同时也要防范强大邻国日本的侵略野心。
朝士视察团结束对日考察后，鱼允中并没跟随其他成员一同回国，而是在何如璋的帮助下来到中国，会见李鸿章、周馥、郑观应等洋务人士，考察中国洋务运动的成果。鱼允中近一年时间的出访之行，不仅拓展了视业，启迪了思维，也为鱼允中积累了政治资本和人脉关系。与金玉均等积极投靠日本的“开化党”不同，鱼允中既主张开化，又赞同亲华，他主张“东道西器”，被视为韩国近代史上“稳健开化派”的代表之一。他对日本明治维新和清朝洋务活动的亲身考察，对于他在朝鲜推动洋务活动的展开，提供了模仿的对象。因此，他成为了朝鲜王朝近代洋务活动重要的推动者。
注释
[1]这三篇分别是：闰七月初一黄参照晤谈、十五日与黄公度往上野池亭晤谈、八月二十二日往清公署。
[2]韩国学界的研究成果主要有：Han Imseon：《通过藏书阁所藏资料〈谈草〉看鱼允中的开化思想》，《藏书阁》23，2010，187-210。Kim Giyeop：《1881年鱼允中所著〈谈草〉的特征和对谈中所表现的中日韩形势》，《精神文化研究》41-2，2018，303-340。
[3]七夕制是朝鲜王朝时期地方儒生参加的一种科举考试，选拔出地方儒生获得直接参加殿试的资格。
[4][韩]韩国学文献研究所编：《鱼允中全集》，亚细亚文化社，1979年，693-695页。
[5][韩]韩国学文献研究所编：《鱼允中全集》，亚细亚文化社，1979年，119页。
[6]《谈草》，八月二十三日何公使来访。
[7][清]黄遵宪：《黄遵宪集》下，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393-394页。
【关键词】鱼允中;黄遵宪;《谈草》;朝士视察团
引言
黄遵宪（1848-1905）是晚清时期一位出色的外交活动家，1877年跟随清朝首任驻日公使何如璋来到日本，任驻日本公使馆参赞。驻日期间，他漫游各地，结交各方面人士。1880年，他所撰写的《朝鲜策略》传到朝鲜后，随即在朝野引起轩然大波，对朝鲜半岛历史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鱼允中（1848-1896）则是韩国近代稳健改革派代表之一，是在朝鲜王朝封建体制开始解体、外部受到西方资本主义冲击的时期，为了朝鲜王朝近代化改革做出突出贡献的政治家、改革家。1881年，鱼允中作为“朝士视察团”的一员，亲自考察了日本明治维新的文明开化情况，后来又来到中国，考察洋务运动的成果。在日本时，他还会见黄遵宪、何如璋等清国人士，多次谈论关于当下国际形势、朝鲜改革开化等问题。
《谈草》是1881年鱼允中出访时期，与清、日两国官员的部分会谈记录，是研究当时鱼允中活动和思想以及中朝两国官员交流情况的重要资料，其中有三篇是鱼允中与黄遵宪的会谈记录[1]，从会谈内容里可以看出，鱼、黄二人一共就只有这三次会面。鱼、黄二人是近代中朝关系史上的重要人物，但中国学界对于二人的交往情况尚未有过专门性的探讨，而韩国学界的研究成果[2]不多且存在若干缺陷，着实令人遗憾。本文拟以《谈草》中鱼、黄二人的三次会谈记录为研究对象，探讨鱼允中与黄遵宪的交往情况，进而阐述朝鲜改革开化的相关问题。
1.鱼允中生平及《谈草》的创作背景
鱼允中，字圣执，号一斋，1848年（道光二十八年，朝鲜宪宗十四年）出生于韩国忠清道报恩郡的一个穷苦书生家庭。他9岁丧母、16岁丧父，生活条件十分艰苦。鱼允中聪明好学，品德优秀，力学不倦，孜孜不辍。1868年，鱼允中在七夕制[3]中高中状元，次年5月参加文科考试丙科及第。1870年1月，鱼允中被任命为承政院注书，正式进入官场。[4]后历任弘文馆校理、梁山郡守、全罗道暗行御史等职，因政绩斐然、为人正直而深受高宗信任。
当时，朝鲜开港以后，外部势力不断入侵，封建的朝鲜王朝面临统治危机。在内忧外患之下，以高宗为首的一些有识之士开始放弃旧思想、旧制度，从多方面摸索维护国家的方法。1880年，修信使金弘集将黄遵宪的《朝鲜策略》带回国后，受到朝鲜高层的注意和开化派人士的支持，同时也在朝鲜国内引起轩然大波，朝鲜的儒生们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卫正斥邪”风潮，全国各地的儒生反对、批判开化政策。在此内外情势下，高宗于1881年秘密派遣包括鱼允中在内的12名高级官员远赴日本考察，被称为“朝士视察团”。1881年4月10日，鱼允中一行人乘坐日本商船从釜山出发，经过长崎、大阪、京都、神户、横滨，于4月28日到达日本首都东京。朝士视察团在日本考察了大约4个月的时间，全面考察了日本明治维新的文物、制度、设施等各方面的情况，为朝鲜王朝改革开化收集了大量的参考资料。
鱼允中在青年时期受北学派的影响，很早就认识到朝鲜开港是不可避免的，并认识到通过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实现富国强兵的必要性。鱼允中作为朝士视察团的一员，亲自考察了日本明治维新的文明开化情况。他是12个小组的组长之一，和朴定阳、洪英植同是视察团的中心人物。他所在的小组主要负责财政、经济部门的考察[5]。在日本时还会见黄遵宪、何如璋等清国驻日使臣，多次谈论关于当下国际形势、朝鲜改革开化、日本明治维新等问题。后来鱼允中又在何如璋的帮助下远赴中国考察洋务运动的成果。[6]鱼允中在日本和中国考察了近一年的时间，亲身感受了改革开化给国家带来的巨大变化。回国后，他将这一年期间的考察情况写成复命疏上呈高宗，对朝鲜开化方案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和见解，为推动朝鲜开化起到了重要作用。从此他成为了政界的重要人物，活动范围扩大到了国际舞台。
另一方面，黄遵宪很早就开始关注朝鲜及东亚局势，是朝鲜开化的支持者。1880年，他在送给前来日本的朝鲜修信使金宏集的《朝鲜策略》中阐述了自己的见解：“朝鲜一土，实居亚细亚要冲，为形胜之所必争。朝鲜危，则中东之势日亟。俄欲略地，必自朝鲜始矣。……然则策朝鲜今日之急务，莫急于访俄。访俄之策如之何？曰亲中国、结日本、联美国，以图自强而已。”[7]他认为朝鲜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且朝鲜面临的最大威胁来自北方的俄国，所以朝鲜的当务之急是要“亲中国、结日本、联美国”“以图自强”。黄遵宪还建议朝鲜放弃闭关锁国政策，他说道：“今地球之上，无论大小国以数百，无一国能闭关绝人者。朝鲜一国，今日锁港，明日必开;明日锁港，后日必开，万不能闭关自守者必矣。”[8]他从当下时势的角度分析了朝鲜必须開港通商的原因。《朝鲜策略》使朝鲜高层振聋发聩，当时在朝为官的鱼允中必定也熟知《朝鲜策略》的内容。所以，他来到日本后，多次与黄遵宪会面交谈，以请教朝鲜改革相关之事。
2.鱼允中与黄遵宪之笔谈内容
“朝士视察团”一行于1881年5月到达日本，在日本期间，鱼允中与清朝驻日使臣相互拜访。他在记录日本考察情况的《闻见录》中写道：“驻劄东京大清公使何如璋、副使张斯桂、参赞官黄遵宪、横滨领事范锡朋、神户理事廖锡恩、长崎理事余瓗，次第寻过而迎，款欣叙，若有未尽之意。”[9]何如璋也在给清政府的奏报中称：“朝鲜东来委员屡屡见面……中有洪英植、鱼允中二人甚为开明，极愿外交，日昨笔谈。”[10]
《谈草》一书是鱼允中在1881年访日、访华时期，与清、日两国官员的部分会谈记录，记录了辛巳闰七月一日至十一月四日（1881年8月25日-12月24日）间鱼允中与黄遵宪、何如璋、花房义质、井上馨等11人的16次会谈内容，目前收藏于韩国藏书阁内。尽管书中并没有作者和编纂时间的信息，但是，如果将书中的内容与鱼允中所著《从政年表》中的内容进行对照可以发现，大部分的时间、人物、行程是一致的，因此可以认定《谈草》一书是鱼允中于1881年所著。[11]本文关注的是鱼允中与黄遵宪的交流情况，通过仔细分析《谈草》中的相关内容，不仅可以了解他们所关心的主要问题，而且能够感知黄遵宪在朝鲜开化问题上对于鱼允中的帮助。 《谈草》开篇即是鱼允中与黄遵宪二人第一次见面的情景和会谈记录。1881年8月25日，天气炎热，黄遵宪来到鱼允中处，二人相识恨晚。在此之前，黄遵宪已向鱼允中赠送书籍，并多次约定见面，但二人因故都未能见面，“每以为怅”。二人初次见面，首先对当下的热点事件进行了简短交流。接着，鱼允中与黄遵宪谈论了日本的开化方式和对西方文物的接受情况，目的是以日为鉴，避免朝鲜在开化过程中发生同样的问题，并防范国际损失。鱼允中谈到，日本于“维新前不获已许外交，而上焉则不能驾御人才，下焉则不能讲求善政，遂致一国瓦解”[12]，他担心朝鲜开港后，也会出现像日本当初一样陷入财政困难、最终导致幕府统治被推翻的类似事件。
黄遵宪让鱼允中不必担忧，指出当下国际形势不同，朝鲜与日本国情与处境也不同，“不能遂引为贵国危也”，但是黄遵宪也指出“变更政体，为从古绝难之事”，不可能对统治阶级毫无影响，所以需要谨慎为之，“内体国情，外度世变”，强调在制定外交战略时要依据时代变化和立足本国国情，“行循序渐进之政”。鱼允中也知道自古实行改革，“未有安安稳稳、绝无毫末之患而能成大事者”，然而朝鲜王朝虽然有“识时者”，但“恐无益于事而徒作祸首”，并明确表示“犹以中朝之人言为可信”，希望黄遵宪予以指教。之后，黄遵宪又对鱼允中说：“日本人论中国事，多隔靴搔痒，语不足信，先生闻之日人者，当分别择之。”黄遵宪提醒鱼允中，对于日本人的言论要加以辨别，不要全部听之信之。同时建议朝鲜王朝设立新闻馆，时时翻译外国报刊，以知晓世界时势。最后，二人还约定下次见面。
9月8日，鱼、黄二人相约前往上野池亭会面。黄遵宪向鱼允中介绍了一些在日本值得结交之人，他认为日本人“性喜结交，与之送挹推礼，必多裨益”。同时黄遵宪还向鱼允中阐述了向人请教、考求世务之法：“大凡考求世务，当于自己脑中先有所疑，然就一事一节而讨论得失，然后一扣一鸣，则于事理能曲折详尽。若普问之曰政体如何、民情如何，则一部十七史，使人从何处说起，必不能得其概矣。”[13]此种方法使鱼允中受益匪浅，他在日后与人谈论时大多采用此法，从具体问题入手，由浅入深，由小见大。之后，黄遵宪提到日本人近日在釜山滋生事端，询问鱼允中对此事的态度。鱼允中表示知晓此事但也无能为力，因为日本在军事上强于朝鲜，并进而指出当今各国“御外之道无过尚武一事耳”。黄遵宪对此表示认同，他说：“强兵尚武乃为今日立国之本。”面对日本的滋扰，黄遵宪建议朝鲜政府积极与日方商讨平息之策，并给出了參考方法。最后，黄遵宪向鱼允中推荐了一些值得阅读的各国国志和关于海关税的一些书籍。
10月14日，鱼允中来到清驻日公署，拜访何如璋、黄遵宪二人，三人一同举行会谈，但主要是何、鱼二人交谈，黄遵宪发言内容不多。此时鱼允中即将离开日本，何如璋建议朝鲜政府尽快开馆译报，了解国际时势，强调富国强兵的重要性，黄遵宪就日、俄、英等国欲侵占松岛问题希望鱼允中回国后尽快与朝廷商议与之对抗之策。此次会谈的内容主要还是以《朝鲜策略》的内容为中心思想，朝鲜“之患在俄”，希望朝鲜政府贯彻实行“亲中国、结日本、联美国”，最终实现自强的目的。
3.日本之行对鱼允中的影响
鱼允中在日本考察时，比起与日本官员，更多的是与黄遵宪、何如璋等清国官员讨论日本的实际情况，这使鱼允中可以远离日本官员对本国的主观想法评价，从而确保了对日本考察和评价的客观性。在谈话中显示出的中、朝、日三国间的微妙关系和外交人士的态度是客观叙述的见闻录中所找不到的。鱼允中也意识到朝鲜王朝在外交上如履薄冰的地位，谈话内容中处处可见。
在对待邻国日本的态度上，鱼允中多次提出“邻国之强，非我国之福”[14]的思想，表现出深深的忧患意识。日本侵吞台湾、琉球的现实，进一步加重了朝鲜的危机感。鱼允中结束此次访日、访华之行返回朝廷向高宗复命时，高宗问道：“日本之于我国，姑无他意乎？”鱼允中回答说，日本曾经视朝鲜为敌国，但是与西方通商以后，则视我们为邻国;然而日本对朝鲜是否有“他意”，则“在我不在彼”[15]，如果朝鲜走上富国强兵之路，增强国力，则日本自然不敢加以侵扰，并预判朝鲜未来最大的危险将是来自邻国日本。要求朝鲜政府积极开化，同时也要防范强大邻国日本的侵略野心。
朝士视察团结束对日考察后，鱼允中并没跟随其他成员一同回国，而是在何如璋的帮助下来到中国，会见李鸿章、周馥、郑观应等洋务人士，考察中国洋务运动的成果。鱼允中近一年时间的出访之行，不仅拓展了视业，启迪了思维，也为鱼允中积累了政治资本和人脉关系。与金玉均等积极投靠日本的“开化党”不同，鱼允中既主张开化，又赞同亲华，他主张“东道西器”，被视为韩国近代史上“稳健开化派”的代表之一。他对日本明治维新和清朝洋务活动的亲身考察，对于他在朝鲜推动洋务活动的展开，提供了模仿的对象。因此，他成为了朝鲜王朝近代洋务活动重要的推动者。
注释
[1]这三篇分别是：闰七月初一黄参照晤谈、十五日与黄公度往上野池亭晤谈、八月二十二日往清公署。
[2]韩国学界的研究成果主要有：Han Imseon：《通过藏书阁所藏资料〈谈草〉看鱼允中的开化思想》，《藏书阁》23，2010，187-210。Kim Giyeop：《1881年鱼允中所著〈谈草〉的特征和对谈中所表现的中日韩形势》，《精神文化研究》41-2，2018，303-340。
[3]七夕制是朝鲜王朝时期地方儒生参加的一种科举考试，选拔出地方儒生获得直接参加殿试的资格。
[4][韩]韩国学文献研究所编：《鱼允中全集》，亚细亚文化社，1979年，693-695页。
[5][韩]韩国学文献研究所编：《鱼允中全集》，亚细亚文化社，1979年，119页。
[6]《谈草》，八月二十三日何公使来访。
[7][清]黄遵宪：《黄遵宪集》下，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393-39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