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塞北都生活过了,千里万里走过地球几大洲,当新闻记者采访了成千上万人,几十年间各种酒席宴会也经历了一些,领教过许多酒量了得之士。回顾半生,在我所知所识范围里,生命中最喜欢饮酒的竟是我祖父。
　　祖父钱晓峰1905年生于江苏嘉定(今属上海)。在他出生的时候,这户人家于19世纪60年代因“洪杨之乱”从无锡、常州之间迁来,大概已经有两三代了。往前追溯,当是从杭州(临安)北迁的,怎么说也是江南世家。既然是世代江南人家,以我的知识,饮酒基因应该不强,但到了我祖父身上,这基因肯定发生了变异。据说祖父好酒,从少年时代开始学着喝,到大学时期已经“相约终生”。
　　祖父学业甚佳,读初中上高中因成绩特别优异全免学费,接着考入上海圣约翰大学经济系,拿没拿到奖学金我不知道,只听他说当年盼着毕业,只要找到工作就可以天天喝酒了。
　　他进的中学和大学都是教会学校,加上勤勉,他的英语相当出众,虽不是英文专业毕业生,但足以和科班出身抗衡。大学毕业,他到律师事务所工作,果然挣到了可以喝点酒的银子。
　　在我懂事之前,据说祖父一天喝三顿酒。有喝“晨酒”的习惯,我至今没有见到第二个,那么祖父就是唯一的了。不过他爱酒归爱酒,酒量也许并不大,晚上这一顿他饮酒最多,通常是白酒一两,最多二两,从来没有见他豪饮至醉。
　　1950年10月,46岁的祖父考入华东革大英文班,穿上了军装,这是朝鲜战争爆发后为延揽英文人才而特设的。果然,集训几个月后这个班就奔向抗美援朝战场。一开始,祖父在三兵团敌工科翻译缴获的美军文件,不久调到志愿军总部俘虏管理处任翻译。
　　祖父不仅英文好,口语流利,还有很深的中文修养。他曾告诉我,集中在俘管处的美军俘虏,凡校以上军官的审讯或谈话他都参与翻译了。美军俘虏中有被俘的最高级军官迪安二星少将,祖父和他相当熟悉,在节假日的时候,有时受命去和他聊聊天,舒缓他的乡愁。
　　朝鲜战场上生活当然艰苦,俘管处好一些,无非是不会受到美军航空兵的攻击,生活比较规律,但祖父喜欢的酒一滴也没有了。即使高级战俘可以喝到一些,祖父是肯定没有喝的。有一次,由于翻译出色,俘管处得到了首长表扬,俘管处领导表示,要给祖父一点酒以资鼓励。
　　当时不逢节日,俘管处哪里有酒。有人就从卫生队拿来一小瓶酒精,俘管处领导把它奖励给了祖父。这一小瓶酒精,被祖父慢慢地兑水喝完了。
　　从朝鲜战场归来,祖父来到北京的国家外贸部,主要从事北欧进口业务。这时,恰好父亲从四川调到北京工作,一家人团聚,我也出生了,这下子一家三代,祖父名副其实。那几年,想来是祖父一生中最快乐、喝酒最痛快的几年,他真正地落实了一日三顿酒,要把在朝鲜战场上欠下的酒“债”统统讨回来。
　　那时我家人丁不多,挣钱的不少,祖父喝点小酒不成问题。但晚年的祖父对我说,他在工作中从来不喝酒,即使参加有外宾的酒会,只要当翻译就不喝酒。喜欢喝酒的祖父看着满座人喝酒自己不喝免不了流露出馋劲,这就成了趣闻,有人把祖父爱酒的情结告诉了负责外贸事务的高级领导人李先念和姚依林。有一次李、姚来参加酒会,与主宾讨论从北欧进口纸浆的事情,专业用语很多,随行的翻译有为难之处,外贸部就把祖父派上前去。结果他翻译得很出色,李先念、姚依林大为满意,特许完成了主要翻译任务的祖父可以喝酒。但那回祖父喝酒没有我就不知道了。
　　好景不长,1958年春天,反右运动渐入尾声时,在中央党校学习的父亲被打成右派,我家的悲剧开始了。所谓株连九族实在厉害,祖父受儿子牵连,马上就不能在外贸部工作了,被下派到洛阳外贸公司当一个科级干部。几年后他的胃病发作,诊断为胃癌,马上开刀。开刀前医生问祖父有什么要求。
　　祖父说:开刀以后就不能喝酒了,就让我再喝一次酒吧。这话当场惊翻了那个医生。
　　手术刀打开胸腔一看,原来是胃溃疡。切除了溃疡部分,祖父继续喝酒。但那时他退休了,收入大减,改为一天只喝一顿。再以后呢,祖父得过胆囊炎,做了切除手术,好了以后继续喝酒。待到他不喝酒时,距离他生命的终点只有不到半年的时间了。
　　可惜他没有坚持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那时我们全家的命运就变化过来了,他要想喝什么酒,大致上都有了,足够他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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