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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孔子是中国古代的大思想家、大教育家、政治家和儒家思想的创始人。在中国的哲学史上，孔子是类似于苏格拉底的先哲。他最重要的思想就是表达了一种价值观念，或者说是一种中国式的哲学，这种哲学理性而开放，因此具有极强的生命力。从而，在千百年来一直影响和塑造着中国人的性格与灵魂。本文论述了孔子与儒家哲学的基本精神和价值，以及以此为基础建构的儒家“理想国”，并探讨了当代儒学价值重建的可能性。
关键词：孔子；儒学；价值重构
中图分类号：B2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428（2013）10-105 -02
引言
中国数千年礼教文化形成，周孔之力最大。“周”即周公，“孔”即孔子。我们往往举周公来代表他以前那些人物，举孔子来代表他以后那些人物；所以谓之“周孔教化”。但两者的具体作用是不同的。周公及其所代表者，多半的贡献在于具体制度的制订上，如礼乐制度的制作等。对于孔子的贡献，梁漱溟评价道：“孔子则似是于昔贤制作，大有所悟，从而推阐其理以教人。道理之创发，自是更根本之贡献，启迪后人于无穷。”①所以从孔子之后两千多年的影响上来说，孔子要远大于周公，因此到西汉时，司马迁尊孔子为“至圣”。到了公元前一世纪时，孔子被推崇到比君王更高的地位，当时不少人认为，“孔子是一位人间的神祗，他预知在他以后会有一个汉朝，所以预先悬示一个政治理念，使汉朝有所遵循，把它付诸实现。”②这种说法盛行于西汉末年，这个时候的孔子地位极其尊荣，儒家俨然成了一种宗教。孔子似乎已经到达了神的地位，而供奉这个神的朝拜者在汉代儒家大一统之后也由“儒家”扩展到整个社会。
一、孔子之“秩序”
任何社会都有一整套秩序，并以此来调整各个社会主体之间的关系。孔子对人与社会、人与天以及人与他人的关系都有自己的见解。他认为，一个社会要想走上轨道、井然有序，首先要的是“正名”，这就是说，客观存在的种种事物应当与他们名字的本来含义一致，不同的角色就应当起到不同的作用，作用不同，职位和地位也就不同。子路曾问于孔子：“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③至于为什么要正名？孔子说道：“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④可见在孔子看来，“正名”是社会有序的前提条件，名分不正，整个国家秩序都会乱了套。
齐景公曾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⑤也就是说“每类事物有一个共同的名字，这个名字含有一定的含义。这类事物应该做到与它们名字的含义，也就是其理想的本质相一致”⑥。一个国君的本质就是一个理想的国君应有的本质，即“为君之道”。如果一个君王按照为君之道行事，他就不仅有君的“名”，也有君的“实”，成为名实一致。如果一个君王空有其名，而没有君王应有的品质，即便在大众面前他是君王，其实他却配不上“君”这个名字。在社会关系中，每一个名字都包含一定的社会责任和义务，君、臣、父、子在社会里各有责任和义务，只有每个人都完成了自己的责任和义务，社会才能有序发展。
二、孔子之“礼仪”
在儒家的礼仪中，最重要的就是“祭”和“祀”，所谓“祭”是祭神，“祀”是祀祖先。在古代，这些礼仪十分普遍，其中自然掺杂有不少迷信和神化的色彩。而儒家却对祭祀提出了新的解释，赋予了它们新的意义。按照儒家的说法，“当我们举行丧葬和祀祖的仪式时，我们是在欺骗自己，却又并未真正被欺骗”⑦。据《礼记·檀弓》篇所记载，孔子曾说：“之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为也；之死而致生之，不智，而不可为也。”⑧这就是说，对待死者，既不能完全按照所知道的去做，又不能完全按照所希望的去做。而应该既要照着所知道的去做，又要照着所希望的去做，对待已经去世的人就如同对待他们生时那样。
对于祭天占卜，荀子表达了儒家的态度，他在《天论》中说道：“卜筮然后决大事，非以为得求也，以文之也。故君子以为文，而百姓以为神。”可见儒家为降雨而祈祷，为做重大决定而占卜，是为了表示重视，不是为了求以得之。这说明儒家崇尚的祭祀仪礼非但不迷信，也完全不含有功利的态度，而是出于尊敬和重视。
此外，在儒家看来，“礼成了划分等级身份的标志。凡君上臣下之分、财产与权力的等差之分、职业之分、生活方式之分，皆可以礼分别。通过礼，使社会成员各安其位，各尽其职，谁做了与身份不相符的事，就是‘僭越’、‘违制’。”①孔子曾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②这句话就表明了孔子严格执行礼制的态度。季氏是大夫，按周礼规定只能用四佾，而他竟然越级用了八佾，所以孔子认为这是一种不能容忍的僭礼行为。
梁漱溟对礼乐亦有评价，他认为：“礼乐使人处于诗与艺术之中，无所谓迷信不迷信，而迷信自不生。孔子只不教人迷信而已，似未尝破除迷信。他的礼乐有宗教之用，而无宗教之弊；亦正唯其极临近宗教，乃排斥了宗教。”③事实上，想要真正理解孔子心中的礼制是很困难的，它既不同于宗教繁琐的仪式与程序，也并不为迷信思想所左右，它在根本上反映的是一种社会关系，即对不同社会地位的人之间相互尊重方式的具体规定。
三、孔子之“仁义”
对于个人的品德，孔子强调仁和义，尤其是仁。“义者宜也，即一个事物应有的样子。它是一种绝对的道德律。社会的每个成员必须做到某些事情，这些事情本身就是目的，而不是达到其他目的的手段。”④比如谭嗣同在戊戌变法失败之后本可自保，但他还是执意留下，结果被清政府抓起来送去菜市场砍头。我们可以从中看出谭嗣同的一种“不成功便成仁”的精神。在当时的情况下谭嗣同认为自己非死不可，所以只求一死，死说明他对变法的决心，表明他对理想义无反顾地追求，这其实是一种儒家的仁义精神！
如果一个人遵行某些道德，是不属于道德的其他考虑，比如“利”，那么即便他所做的客观上符合道德的要求，也仍然是不义，而是图利。儒家认为“义”和“利”是截然相反的。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⑤后来的儒家常常强调“义利之辨”，认为这是道德学说中最重要的一点。
“义”是一种观念形式的规范，“仁”的观念则具体得多。一个人在社会里行事为人，有他应遵循的义务，那是他应该做的。但是这些事物的本质应当是“爱人”，即“仁”。樊迟曾向孔子问仁，孔子回答说：“爱人”。一个人必须对别人存有仁爱之心，才能完成他的社会责任。“仁者安仁，知者利人”，仁是君子必备的美德；“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具备“仁”的人才有判断是非的资格，仁义之心是评价善恶的标准；“苟志于仁矣，无恶也”⑥，因此仁是君子自我修行的目标，达到“仁”的境界也就消灭了内心的邪念。因此，在《论语》里，孔子用“仁”这个字时，有时不止是指一种特定的品德，而是泛指人的所有德行，这便是“仁人”一词的含义。在这种场合下，“仁”的含义是“品德完美”。
只有在理解“仁”之后我们才能真正理解孔子崇尚的礼仪规范和道德标准。儿子对父亲的孝顺不是一种“义务”，而是出于一种“爱”；执行繁琐的礼仪也是出于一种“爱”。后人往往只知道表面的规范和标准而不懂去“爱”，这种人并非真正懂得孔子，也非懂得孔子之“仁”。
作者简介：
杨靓，南京大学法学院。
关键词：孔子；儒学；价值重构
中图分类号：B2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428（2013）10-105 -02
引言
中国数千年礼教文化形成，周孔之力最大。“周”即周公，“孔”即孔子。我们往往举周公来代表他以前那些人物，举孔子来代表他以后那些人物；所以谓之“周孔教化”。但两者的具体作用是不同的。周公及其所代表者，多半的贡献在于具体制度的制订上，如礼乐制度的制作等。对于孔子的贡献，梁漱溟评价道：“孔子则似是于昔贤制作，大有所悟，从而推阐其理以教人。道理之创发，自是更根本之贡献，启迪后人于无穷。”①所以从孔子之后两千多年的影响上来说，孔子要远大于周公，因此到西汉时，司马迁尊孔子为“至圣”。到了公元前一世纪时，孔子被推崇到比君王更高的地位，当时不少人认为，“孔子是一位人间的神祗，他预知在他以后会有一个汉朝，所以预先悬示一个政治理念，使汉朝有所遵循，把它付诸实现。”②这种说法盛行于西汉末年，这个时候的孔子地位极其尊荣，儒家俨然成了一种宗教。孔子似乎已经到达了神的地位，而供奉这个神的朝拜者在汉代儒家大一统之后也由“儒家”扩展到整个社会。
一、孔子之“秩序”
任何社会都有一整套秩序，并以此来调整各个社会主体之间的关系。孔子对人与社会、人与天以及人与他人的关系都有自己的见解。他认为，一个社会要想走上轨道、井然有序，首先要的是“正名”，这就是说，客观存在的种种事物应当与他们名字的本来含义一致，不同的角色就应当起到不同的作用，作用不同，职位和地位也就不同。子路曾问于孔子：“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③至于为什么要正名？孔子说道：“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④可见在孔子看来，“正名”是社会有序的前提条件，名分不正，整个国家秩序都会乱了套。
齐景公曾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⑤也就是说“每类事物有一个共同的名字，这个名字含有一定的含义。这类事物应该做到与它们名字的含义，也就是其理想的本质相一致”⑥。一个国君的本质就是一个理想的国君应有的本质，即“为君之道”。如果一个君王按照为君之道行事，他就不仅有君的“名”，也有君的“实”，成为名实一致。如果一个君王空有其名，而没有君王应有的品质，即便在大众面前他是君王，其实他却配不上“君”这个名字。在社会关系中，每一个名字都包含一定的社会责任和义务，君、臣、父、子在社会里各有责任和义务，只有每个人都完成了自己的责任和义务，社会才能有序发展。
二、孔子之“礼仪”
在儒家的礼仪中，最重要的就是“祭”和“祀”，所谓“祭”是祭神，“祀”是祀祖先。在古代，这些礼仪十分普遍，其中自然掺杂有不少迷信和神化的色彩。而儒家却对祭祀提出了新的解释，赋予了它们新的意义。按照儒家的说法，“当我们举行丧葬和祀祖的仪式时，我们是在欺骗自己，却又并未真正被欺骗”⑦。据《礼记·檀弓》篇所记载，孔子曾说：“之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为也；之死而致生之，不智，而不可为也。”⑧这就是说，对待死者，既不能完全按照所知道的去做，又不能完全按照所希望的去做。而应该既要照着所知道的去做，又要照着所希望的去做，对待已经去世的人就如同对待他们生时那样。
对于祭天占卜，荀子表达了儒家的态度，他在《天论》中说道：“卜筮然后决大事，非以为得求也，以文之也。故君子以为文，而百姓以为神。”可见儒家为降雨而祈祷，为做重大决定而占卜，是为了表示重视，不是为了求以得之。这说明儒家崇尚的祭祀仪礼非但不迷信，也完全不含有功利的态度，而是出于尊敬和重视。
此外，在儒家看来，“礼成了划分等级身份的标志。凡君上臣下之分、财产与权力的等差之分、职业之分、生活方式之分，皆可以礼分别。通过礼，使社会成员各安其位，各尽其职，谁做了与身份不相符的事，就是‘僭越’、‘违制’。”①孔子曾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②这句话就表明了孔子严格执行礼制的态度。季氏是大夫，按周礼规定只能用四佾，而他竟然越级用了八佾，所以孔子认为这是一种不能容忍的僭礼行为。
梁漱溟对礼乐亦有评价，他认为：“礼乐使人处于诗与艺术之中，无所谓迷信不迷信，而迷信自不生。孔子只不教人迷信而已，似未尝破除迷信。他的礼乐有宗教之用，而无宗教之弊；亦正唯其极临近宗教，乃排斥了宗教。”③事实上，想要真正理解孔子心中的礼制是很困难的，它既不同于宗教繁琐的仪式与程序，也并不为迷信思想所左右，它在根本上反映的是一种社会关系，即对不同社会地位的人之间相互尊重方式的具体规定。
三、孔子之“仁义”
对于个人的品德，孔子强调仁和义，尤其是仁。“义者宜也，即一个事物应有的样子。它是一种绝对的道德律。社会的每个成员必须做到某些事情，这些事情本身就是目的，而不是达到其他目的的手段。”④比如谭嗣同在戊戌变法失败之后本可自保，但他还是执意留下，结果被清政府抓起来送去菜市场砍头。我们可以从中看出谭嗣同的一种“不成功便成仁”的精神。在当时的情况下谭嗣同认为自己非死不可，所以只求一死，死说明他对变法的决心，表明他对理想义无反顾地追求，这其实是一种儒家的仁义精神！
如果一个人遵行某些道德，是不属于道德的其他考虑，比如“利”，那么即便他所做的客观上符合道德的要求，也仍然是不义，而是图利。儒家认为“义”和“利”是截然相反的。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⑤后来的儒家常常强调“义利之辨”，认为这是道德学说中最重要的一点。
“义”是一种观念形式的规范，“仁”的观念则具体得多。一个人在社会里行事为人，有他应遵循的义务，那是他应该做的。但是这些事物的本质应当是“爱人”，即“仁”。樊迟曾向孔子问仁，孔子回答说：“爱人”。一个人必须对别人存有仁爱之心，才能完成他的社会责任。“仁者安仁，知者利人”，仁是君子必备的美德；“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具备“仁”的人才有判断是非的资格，仁义之心是评价善恶的标准；“苟志于仁矣，无恶也”⑥，因此仁是君子自我修行的目标，达到“仁”的境界也就消灭了内心的邪念。因此，在《论语》里，孔子用“仁”这个字时，有时不止是指一种特定的品德，而是泛指人的所有德行，这便是“仁人”一词的含义。在这种场合下，“仁”的含义是“品德完美”。
只有在理解“仁”之后我们才能真正理解孔子崇尚的礼仪规范和道德标准。儿子对父亲的孝顺不是一种“义务”，而是出于一种“爱”；执行繁琐的礼仪也是出于一种“爱”。后人往往只知道表面的规范和标准而不懂去“爱”，这种人并非真正懂得孔子，也非懂得孔子之“仁”。
作者简介：
杨靓，南京大学法学院。